对海德格尔政治迷途的当代反思——阅读海氏“黑色笔记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迷途论文,当代论文,黑色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初开始，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开始出版，按时间顺序分别收录在《海德格尔全集》94，95和96卷。“黑色笔记本”是海德格尔1931年到1975年写在黑色封皮笔记本上的哲学思考记录，本不打算发表，但海德格尔晚年同意可以在他其余所有著作出版后刊行。今年出版的这三册笔记写于1931年到1941年，这只是全部内容的第一系列。与此同时，“黑色笔记本”的编纂者P.特劳尼(Peter Trawny)教授也在第一时间出版了他评介“黑色笔记本”的新书《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论之谜》。 这些文本的诞生引起了欧洲和美国持续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国际主要的海德格尔研究者都纷纷撰文对此表达了关切和思考。而当前争论的焦点都集中于海德格尔在其中所展现出来的“反犹主义”立场。其实在近1200页的笔记中，这一问题完全不是关键词，将分散的涉及直接反犹言论的内容算在一起大概一共两到三页。这些言论主要出现在30到40年代，从50年代起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在德国重逢后，海氏的笔记本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反犹言论。 针对海氏的反犹主义立场，“黑色笔记本”中最敏感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处： 第一，“犹太人长期以来按照他们的种族原则以突出的计算天赋而生活，所以他们也是最强烈地抵制不受限制的应用。种族性培育的设立不是来源于生活本身，而是来源于操作性支配式的生活的强大。”(1939)① 海德格尔在这里明确地将计算或者计算性思维归为了犹太人的种族原则，并且认为犹太人长期以来就是按照这一基本原则生活。海德格尔生前1938年发表的极有影响力的《世界图象的时代》一文中，就曾提到了计算性思维的问题，其中，海德格尔论述了由笛卡尔开启的现代性精神将人理解为主体，而世界成了由人所表象出来的图象，世界内存在者的存在都被人设立了，随着这一思想的泛滥，世界受到了人的摆置和征服，世界观因而也成为了人类学。尽管海德格尔批判现代人对世界征服的标志是会出现以计算性思维为代表的庞然大物，并且警示一旦当这一大的量成为某一特定的质之后，最终这个庞然大物就会成为不可计算的。②然而这一批判只是文化和思想性的批判，海德格尔甚至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一现代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他却绝没有将这一现代性的危险归结为具体的犹太民族的计算性的种族原则。只有在“黑色笔记本”之中，我们才真正看到了海氏如此鲜明的种族思想的表达。 海德格尔在第二句话中，进一步阐明到，这一种族原则并不是来源于生活本身，而恰恰是来源于对待生活的某种特定现代性态度的根本性强势，即“操作性支配”(Machenschaft)③。操作性支配在“黑色笔记本”中是海氏的核心语词之一，另外在作于1936-1938年期间的《论生成(Ereignis)——对哲学的贡献》一书中他也对此着墨甚多。操作性支配的含义是指现代性主体思维泛滥后，世界成为了被制作和摆置的对象，并且这种以技术为代表的对世界的操作性的支配很难找到自身的界限。与操作性支配相对的是“值得追问性”，海氏认为世界被技术掌控，它成为了被我们所用的，被制作的，并且我们不断追求用的便捷和进步，便因而不再追问世界本身的意义。在操作性支配的世界，只有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但对源初问题的追问却被排除了出去。我们通过操作性支配世界而体验着(erleben)世界，然而我们却不再从世界本身来经验(erfahren)世界本身。④ 这一条引文中的第一句话的第二部分的具体含义不太明确。为何犹太民族因为持有操作性支配世界的生活态度而将计算作为自己的种族原则就会因而抵制它的“不受限制的运用”呢？特劳尼的解读是：后一种“不受限制的应用”指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种族原则的应用”，它就体现为纽伦堡法案的“全面地对德意志血液的保护”。犹太人因为按照“计算”而培养自己的种族原则，这令德国人感到担忧，他们怀疑这会令德国人的血液遭到污染。所以德国人也同样采取排犹的这一种族原则的应用，而这是犹太人会抵制的。这些正是德国当时整体的社会氛围，纽伦堡法庭在1935年9月15日一致通过了一条“保护纯正的德意志血液和德意志荣誉”的法案，正是这一法案开启了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隔离。海德格尔的这句话被特劳尼解读为对这一隔离政策的呼应并为其寻找思想理由。⑤ 第二，“犹太教力量的暂时性增长的根据在于：欧洲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在它近代的展开之中，为一个空的理性和计算能力的自身扩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一空的理性和计算能力为自身谋取到了一个在‘精神’中的住处，而却不能够从自身出发各自把握被遮蔽了的决断的区域。朝向未来的决断和追问越是源初，越是开端性的，那它们对于这一‘种族’来说，就越是不可通达的。”(XII，1939)⑥ 海德格尔这里是在为当时在德国增长的犹太力量寻找形而上学的根据，他认为这是奠基于从欧洲近代开始流行的空的理性和计算能力的扩展，而在这方面，将计算作为自己种族原则的犹太人自然会因为他们独特的天赋而在这一发展趋势中占据社会的上层。然而，海德格尔对这一种族整体表达了他的诊断和忧虑，即：向着未来而决断和对本源真理的追问，对信守计算原则的犹太族来说，是很难通达的。 第三，“同意英国分有帝国主义优先权的想法也同样是并不切中英国现在在美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最后在世界犹太教(或犹太民族)内部所扮演的真实历史进程的本质。对世界犹太教的角色的追问并不是种族的，而是对人性气质的方式所进行的形而上学追问，人性气质能够无所束缚地将所有存在者(是者)从存在(是)中的去根化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任务而加以接受。”(XIV，1940)⑦ 在此海德格尔尝试着将犹太民族的种族原则与他从30年代开始起思想的关键语词“存在的历史性”联系起来，并且强调他的这一追问并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式的种族研究，更不是生物决定论的人种学，而是形而上学的，更准确地讲，是从存在历史性的角度的理解，这意味着，海氏批判的真正的敌人是思想性的“操作性支配”，正是它所代表的现代技术使人远离了存在本身，现代人因此被去根化了，并且这一历史进程归属于人类必须接受的世界历史性任务。然而，就在海德格尔于此使用“世界犹太教”一词时，敏感的问题又出现了。可以看出，海氏是将英国、美国和俄罗斯所有提倡以技术主义为核心的操作性支配思想的文化统称为世界犹太教。特劳尼对此句话的解读是：“操作性的支配能够推动人民的去种族化，因为犹太人追求着要将存在者绝对地去根化”⑧，他斩钉截铁地认为海德格尔此处将“人的去根化”直接归结为了犹太人的罪责。特劳尼的这个解读有些许过度，他有些模糊了此处的文化批判与现实的种族批判之间的界限。 第四，“被那些允许从德国移民出去的人所煽动起来的世界犹太教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它从不需要在所有的力量展开中参与到战争行动中，所以对我们来说，剩下的只是牺牲掉我们自己最好的人民的血液。”(XV，1941)⑨ 由这一条，并结合以上三条引文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倾向是确然属实的。他接受了E.荣格(Ernst Jünger)在《劳作者》中所提出的“种族”概念⑩，认为犹太人基于他们的“种族原则”培养的计算性思维遮蔽了人通过向存在的筹划而进行决断的能力，并且他们“不需要参与战争行动中，就会让我们(德意志人)牺牲掉我们最好的血液”。特劳尼认为，第四条引文明显表明海德格尔受到《锡安长老会纪要》(11)的影响，甚至默认它而相信了犹太人具有图谋世界的企图，将犹太人作为一个危险的种族放在了维护德意志传统和德意志自身血液纯正的对立面。(12)不论特劳尼的这一点解读从史料上看是否完全站得住脚，我们从第四条的用语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确在一段时间内呼应和不加反思地默认了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基于生物和种族主义所提出的“血液和土地”的纲领主张。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在1933年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期间，确实也加入了纳粹党。尽管海德格尔在30年之后的1966年接受《明镜周刊》的访谈时说到了当时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是迫于一些当时的形势，而自己的举动具有善良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极力强调了在他后来发现了纳粹的技术主义的本质面目后与其的分道扬镳，以及他对纳粹的批评。不过无论如何，如果因为参与一场政治运动，而这场政治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海德格尔理应在事后为此道歉。而事实上，海德格尔并没有，他也没有在现实上对自己的这一政治迷途做过弥补。而此中的根本原因只有在“黑色笔记本”出版后才真正得以揭晓，即根据“黑色笔记本”中的一处清晰的记录，因为海德格尔事后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表达了“本质性的肯定”：“在1930至1934年间，我从纯粹形而上学的，即存在的历史的意义上，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向‘另一开端’过渡的可能性，并且将这一含义给予了国家社会主义。由此，这一运动无论是在它本己的力量和内在的必然性方面，还是在它自身的规模和方式方面，都被错认和低估了。……只有洞见了早期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它的历史性的本质力量的错觉，才有了基于思想上的原因，而对它的肯定的必然性。”(1938/1939)(13) 在二战爆发前期，也就是他辞任弗莱堡大学校长近五年后，海德格尔所写下的这一段笔记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肯定的必然性”，他认为这一运动正是在他思想上所追求的向“另一开端”过渡的可能性，而从思想的角度来说，这一过渡是必然的。这意味着，海德格尔在思想上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牵涉绝不仅仅发生在1930至1934年这一段可能人们对它的面目并不明了的时期，而是起码一直持续到了1939年，而那时海德格尔给予它的评价仍然是“本质性的肯定”。这一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但是，为了还原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我们这里必须要格外小心他此处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的本质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可以在“黑色笔记本”中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条评语中找到答案：“只有当国家社会主义在它所有做和说的背后仍有所隐瞒并且带着一个在未来仍奏效的特意用心的保留行事的话，那么它才是一个真实的变易性的力量。而如果现今的状况就是它所要达到的和所希望的，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对衰落的恐惧。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已完成的永恒的真理，否则它就是迷失和愚笨了。因此，正如它所已成为的那样，它必须自身变易性地去成为并且构形未来，这意味着，将自身作为构成物而在未来面前撤回。”(1932年秋)(14) 海德格尔这里批判了当时国家社会主义的现状，他认为不应该将其仅仅理解为一场由于对德国经济和文化衰落的恐惧而造成的大众的热情，更不应将其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真理，而是必须要另有高谋，即：通过它的变易性的力量而去构形未来，并且恰恰凭借于它在未来面前撤回。何谓“在未来面前撤回”呢？我们从此段引文之前的一段记录中能窥其究竟：“我们不能够也不希望计算出我们的未来，我们其实根本就不能和不想对未到来的有所认识。但是我们必须，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个我们新的未来，以及重新创造我们的时间性——新的无畏的勇气。”(15)也就是说，正是凭借于我们不计算我们的未来，不像操作性支配所代表的技术那样去控制我们的未来，而是在未来面前撤回，这样我们就恰恰能赢回我们自身决断的自由并重新地构形我们的未来。在一个技术已经开始控制我们时代精神的历史时刻，这一构形未来的责任恰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真实的变易性的力量”所代表的。这就是海德格尔认为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性的本质力量”。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并不是在政治性地思考，而是政治形而上学地思考。 尽管一些深受海德格尔思想影响的当代法国哲学家企图为海德格尔的观点辩护，洗刷他的反犹形象，并曾抵制这一套“黑色笔记本”的出版，但是随着这一笔记作为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倾向的证据公开于世，德国和美国的学者都对海氏的政治迷途表达了广泛的批评。特劳尼将海德格尔定义为“存在的历史性的反犹主义”，并且在他将反犹提升到“种族原则”的时候，已经表明海德格尔的反犹就是种族主义式的。(16)但是另一方面，客观来讲，海德格尔思想上的“反犹主义”并不等同于希特勒之后采取的种族清洗式的种族主义(17)，而且他的反犹主义基本也是受到当时时代氛围的感染，并不是他自身主观的创造，在现实中，并未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排犹，所以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特劳尼对海德格尔这种严厉的指控，如一部分“黑色笔记本”的拥有者S.维尔塔(Silvio Vietta)和英国哲学家J.雷(Jonathan Rée)都为作为“文化批判者”的海德格尔进行了辩护。 对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最终确切评价，也许尚需“黑色笔记本”全部出版以后(尤其是其战后部分)更深入的阅读以及社会层面更广泛的讨论来定夺。然而，海德格尔首先是一个思想者，对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以及他的政治迷途的反思，必须要回到他的思想中才能全面展现。而此文的任务就是揭示到底是海德格尔的哪些思想，将他带向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幻梦般的迷途，以及作为当代的我们，又能从中反思到什么，以此避免再次走向此种政治迷途。 众所周知，30年代起，海德格尔思想内部发生了从“此在的基础存在论”向“存在的历史”的转向，他离开了早期通过此在这一特别的生存性的存在者去追问存在的意义的进路，而力图跳跃到一个新的“另一开端”，那就是存在自身的历史性。形而上学史就是存在自身遮蔽的历史，人是被存在的显现所需要的，同时人只有站立在存在的历史中，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位置。而恰恰在这时，德国因为一战后所积压的各种社会问题而兴起了一场为自己的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社会运动，天真的哲学家竟然认为现实里发生的革命就正是他自己头脑里的思想革命的写照，他认为眼前的这场社会运动正是从长期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尤其是从计算性的技术思维而跳回到存在的无蔽状态的一道曙光，正是这一错误的认识，让他对现实怀有了完全不切实际的激情，从而投入了一场政治和哲学联手的幻梦式的运动之中。 我们首先来看看海德格尔当时在“黑色笔记本”中是如何理解二战的。他说：“如果现在偶尔二战来到我们人类的视野，那看起来一个本真的决断并不能另一次地被计算出来，因为这一本真的决断所关涉的，绝不是战争还是和平，民主还是专制，布尔什维主义还是基督教文化，而是通过存在还是通过一种对去根化的人类所赋予人性的妄想进行的最终沉思和追寻。然而也许人类已经因为自身的贪婪而对他的需要的充分的知足而着了魔，也许人类的教化的大众化流入到了一种‘能够认识和拥有一切’的轻松之中，以致于这个时代的人类根本上来讲已经失去了决断的能力，因为他们逐渐变得不再需要决断了。”(IX，1938-1939)(18) 以上这一段引文对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其政治迷途之间的真实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本。首先它表明：海德格尔并不支持二战，因为即便二战发生，这也无关乎他内心真正关心的“本真的决断”。海德格尔完全不是在到底是要自由还是专制，是要布尔什维主义还是要基督教文化这种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的语境里讨论问题，他要的也绝不是希特勒想的一场世界大战。其次他表明：海德格尔的思想关注的是对整个人类来说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在去根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人类失去了决断的能力。事实上，海德格尔所反对的“去根化”和“大众化”的两个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和英国所发生的广泛的技术和资本主义的联手以及俄罗斯所倡导的工业化和电气化。海德格尔在谈到美国时，多次使用“无根的”和“无世界的”，并且认为它“达到了虚无主义的顶峰”，而说到俄罗斯时，他说“布尔什维主义和英国主义(即工业化和资本化)的联结将是最为危险的”。 所以事实上，海德格尔不仅反犹，而且反美，反英和反俄，所有这些反对其实都是基于他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批判，即技术主义所代表的无根化和无世界化。犹太文化是此危险的第一代表。海氏对犹太人的集中的批评有两点，一，犹太人天性按照计算而建立自己的种族原则；二，犹太人是流浪的，“无世界的”。海德格尔在面对他所认为的“最大的危险”时恰恰在尼采和荷尔德林身上看到了德意志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传统。一方面诗人荷尔德林所倡导的追寻诸神踪迹的诗意语言是对技术精神的反动，另一方面尼采和荷尔德林所代表的正是德意志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中蕴含了“拯救”的力量。正是基于此，他认为德意志人民在那个历史性的关口，担任着一个与危险做斗争并拯救人类精神未来的使命。他说：“成为德意志人就是：抛起欧洲历史的最内在的重任并将它扛在自己的肩上”(19)；“德国人的本质就是：他们在向着自己本质的斗争中可以紧紧地系在一起并且只有作为这种斗争，他们才是那唯一能够去存在的人民。通过这种斗争，他们才能够去遭受那最值得追问的存在，而不对存在本质的骄傲有所犹豫”。(20)德意志人在海德格尔看来，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决断的关口，是朝向技术的虚无主义还是向着存在的无蔽领域，这关切到的是“整个欧洲最内在的历史性的重任”。 于是，事实上看，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既有共同的敌人：美国和英国所代表的现代性，以及以“计算思维”作为“种族原则”的近敌犹太人和俄罗斯所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同时也有共同的目标：德意志传统。这种历史性的巧合让海德格尔在1933年迷失了双眼，并且以一种他认为的“本真性的决断”而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直到一年后，他发现了纳粹与他所反对的敌人——技术主义思维完全是沆瀣一气，才从迷雾中惊醒，从现实上退出了这场政治迷途。而后，他发现哲学根本不可能直接地影响现实，于是将拯救的希望交给了艺术以及那最后的一神。 为了能够更深刻和全面地反思海德格尔的政治迷途，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之所以踏上这条迷途以及他怀有“反犹主义”的根本动机来说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概念，即：技术和传统，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和当代反思。 在《对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将技术和艺术同时作为对世界的敞开方式，只是前者在敞开的同时也给世界带向了挑衅，技术作为“架构”(Gestell)摆置了世界，阻碍了世界自身的生成，这便是技术的最大的危险。他在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中反复说道：“现代技术根本就不是工具。技术就其本性来说，是人从自己出发不可能控制的某种东西。”(21)这一对人来说不能掌握的并且使人失根的力量同时也是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整个现代性的危险，参与这个危险的包括犹太人，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以及之后他才明白过来的纳粹党人，而只有艺术才能拯救这种危险，因为艺术展现了世界的源初自然，并且让世界作为世界，让世界的诗意得以留存。 当代技术思想家B.阿瑟(Brian Arthur)在其著作《技术的本性》中对技术的本性问题进行了更为科学性和精确的思考，他认为技术的本质就是有目的的系统，它的结构包括两个：组合和递归。(22)在谈到对待技术的态度时，阿瑟向我们有力地展示了，虽然技术威胁着人类及地球，但是对技术的拯救，同样也依赖于技术。这就是技术之于人类而言难以逾越的辩证关系。拯救人类的英雄同样是有技术的，只是他们并没有向技术交换自己的意志，而是让技术为他们的人性服务，使技术成为了自然和人的本性的一种延伸。“完全没有技术，人就不能成为人……作为人，我们需要意义，需要目的，我们需要和自然融为一体。如果技术将我们与自然分离，它带给我们的就是死亡。如果技术加强了我们和自然的联系，那就是它对生命和人性的厚爱。”(23)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区分何种技术损害了人性，何种技术促进了人性，然而，能够对技术作出这一区分的，只能是拥有批判能力的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性不仅不应在这一新的挑战中缺席，反而应该承担其艰巨的时代任务。 因此，如果像海德格尔所倡导的那样，把拯救技术的唯一力量交给艺术和最后的一神，而将理性精神完全排除出存在的真理领域的话，那恰恰会放任坏的技术肆意地发展和应用，从而加剧技术对人性的压制。技术的本性就是追求更快捷，更简易，更精确，就是不断超越自身，并且不断地加强技术与技术之间更方便的连接。它自身不能给自身划定界限，并且否定界限，人类对此唯一的方法便是依靠批判的理性所具有的划定界限的能力，去规定哪些技术是可以应用的，哪些是不可以应用的。另外，海德格尔可能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技术化是不可克服的，它跟我们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一样，都归属于我们人类的本性。 另外对于海德格尔所重视的德意志传统来说，诸如高斯、开普勒、哥德巴赫、弗雷格、黎曼、克莱因、海森伯格、希尔伯特这些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德国人，难道他们完全不属于德国传统吗？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在二战爆发之前，世界的数学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尽管犹太人拥有超乎寻常的计算天赋，但也并非他们独有，德国人同样在此领域功勋卓著。从莱布尼兹到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性精神不也属于德意志传统，为什么德意志精神只有后期海德格尔所推崇的由尼采和荷尔德林等倡导的艺术和诗意精神可以代表呢？传统是流动的，传统也是多元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任何一个向传统的返回步伐实际上都是向前的步伐，纯粹的过去是无法回到的。人们需要做的是，在向着未来的先行筹划中，通过思量现在和反观传统，让迈向值得怀想的东西的步伐变成对今日的解放，而绝不是一场摧毁一切、回归虚无的简单的复归传统的革命运动。 总的来看，海德格尔之所以跟一场极端强调自身传统和生存空间而排斥甚至清洗他者的社会运动发生了一段为期有限的牵涉，思想层面上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后期将数学和自然科学完全从存在领域排除出去，甚至将理性精神作为了技术架构世界，控制人类的罪魁祸首，而唯独将艺术和诗意留给存在显现的真理之地。如果仅从知识分子批判和反思时代精神的角度看，海德格尔的思想不失其深刻和尖锐之处，我们不能否认他对于艺术真理和诗意居住的捍卫仍然会启示我们，但是一旦将其与意识形态甚至社会运动联接在一起时，思想便可能会走上迷途。不过，迷途并非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不承认迷途，只有知道自己走在了迷途，下一个路口，才能走向真理。 如果我们今天回溯海德格尔之后哲学的大致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实已经发生了诸多对海德格尔晚期哲学的反运动。如博德尔通过仔细考察“真理”的涵义，将它解释为“让知道”，从而将海德格尔向存在自身的返回步伐从走向哲学之外重又拉回了走向理性和逻辑所代表的哲学之内，这样一来，语言所代表的知识和智慧，而不是海德格尔强调的原始状态的自然，重又成为了我们思想的事情的规定。此外，海德格尔同时代的主要论敌之一卡西尔通过他的符号形式哲学体系的构建，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存在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根基。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强调真理的发生方式包括科学、政治、艺术和爱这四类。当今德国崭露头角的新锐哲学家M.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开创了多元论的“新实在论”。在这些新的哲学体系中，各门具体的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都回到了它们应在的位置，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它们之间的那些不可调和的敌对已经被一种在更全面的理性精神之下的对话和相互参照取代。这才是对危险的拯救。 然而这种拯救中会蕴含新的危险吗？认真面对与思考这一问题，正是我们后辈思想家的任务。 注释： ①Heid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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