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新证】
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设置考
李忠辉①
(天津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天津 300204 )
摘 要： 有明一代，因与朝鲜王朝交往之需，于中央机构内设朝鲜通事。然就其设置所在仍众家纷纭，不甚明晰。通过考证中外史料所载明代通事职官之设置，乃知朝鲜通事初设于仪礼司；洪武十二年，仪礼司隶通政使司后，又设于通政使司；洪武三十年，仪礼司改鸿胪寺后，便一直设于鸿胪寺。而四夷馆虽设多国通事，但无朝鲜通事，会同馆虽有朝鲜通事活动，然也未设朝鲜通事。通过对《辽东志》《全辽志》《李朝实录》与《朝天录》等中外史料所载明代朝鲜通事的来源与职责之考究，可知他们均设于鸿胪寺，这也为洪武三十年起明中央机构朝鲜通事便设于鸿胪寺之说提供了佐证。
关键词： 明代；中央机构；鸿胪寺；朝鲜通事
有明一代，随着朝贡关系的发展，与朝鲜王朝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往来频繁。出于交往之需，明代延续旧制，于中央机构内设朝鲜通事，负责朝鲜使臣觐见引领、教习朝贡礼仪、迎送宴劳、赏赐、馆伴、宣诏、出使、伴送出境、译文字等，地位虽轻系重，若译写不精或名物不对，则有失夷情与国体[1]1154 ，在明代与朝鲜王朝的朝贡体系中，担负着内通外达之重责，其通事人员与活动情况亦多载于中外史册。
百年以来，中外史学界关于明代朝鲜通事之研究主要围绕着其设置问题而展开，业已取得较显著成果。其中，法国汉学家马伯乐依《明会典》所载，认为包括朝鲜通事在内的十八处通事设置于会同馆，提出会同馆说。该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小仓进平，以及部分中国学者的支持(1) Par Henri Maspero. “Etudes sur la Phone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reme-Orient.1912.t.12.p.8；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载桑原博士还历纪念祝贺会编：《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弘文堂书房，1931年版，第1277页；小仓进平：《朝鲜馆译语语释》(上)，《东洋学报》,1941年第3期，第362页；黄有福：《介绍一种古代朝鲜语资料—朝鲜馆译语》，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21页；李云泉：《明代中央外事机构论考》，《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第131页；王静：《明朝会同馆论考》，《中国边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55页；陈彝秋：《从朝鲜使臣的中国行纪看明代中后期的玉河馆——以会同馆提督为中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69页；王建峰：《明代会同馆管理人员及其职掌考述》，《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第2期，第210页；任萍：《明四夷馆中日本馆译语编撰考》，《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2期，第75页。 ，形成了当前史学界主流，影响颇深。然亦有少数研究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其设于四夷馆[2]48 ，即四夷馆说。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主张其设于鸿胪寺，提出鸿胪寺说，但该主张不仅仍需对朝鲜通事是否一直设于鸿胪寺进行推敲辨析，且也缺少更多实证[3]31 。时至今日，关于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之设置问题，现行研究或将其与其他各国通事一并视之，或缺少针对性考证，仍无定论。本文拟运用我国与朝鲜史料，通过考证明代中央外事机构的职官设置，以及明代朝鲜通事的来源与职责等，探究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设于何处。
一、明代中央机构与朝鲜通事的设置
因职责所限，我国古代通事多设于政府中央外事机构，明代亦如此。明代中央外事机构主要有“会同馆、鸿胪寺、主客清吏司、四夷馆”等[4]42-43。关于朝鲜通事之设置，主要有：
（1）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重偏低，不足以制衡约束大股东及相关人员。《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为《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然而在实现过程中，人数远远达不到三分之一。
一是会同馆说，主张朝鲜通事设于会同馆。据《明会典·兵部·会同馆》，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兵部所辖，为明代在京“邮驿”，主要负责“接待番夷使客”[5]87等。依《明史·职官一》所载，内设“会同馆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大通关大使、副使各一人”。此外，馆内还设医生[5]587，“馆夫四百名、库子七名。弘治五年，分设南北两馆，以副使一员，分管南馆。弘治中，照旧添设礼部主客司主事一员，专一提督。”[5]735依上述记载，发现明代会同馆虽负责接待包括朝鲜使臣在内的外国宾客，但并未设通事职，朝鲜通事亦无从谈起。
然后世学者多将朝鲜通事归于会同馆，该主张有两个依据，一是将《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条下“四夷通事”十八处六十员名，即“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国、暹罗、占城、爪哇、苏门答刺、满刺加、鞑靼、回回、女直、畏兀儿、西番、河西、缅甸、云南百夷”等十八处六十员名归于《礼部六十七·宾客·会同馆》条下，依此主张包括“朝鲜国五员名”[5]587-588在内的“四夷通事”隶属会同馆。作为当前主流观点，该主张得到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日本汉学家石田干支助、小仓进平，以及我国的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此处“十八处六十员通事”在《宾客》条下，而非《会同馆》条下，且如上考证，会同馆内也未设朝鲜通事职。但《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所载十八国六十员通事，也非隶属礼部。礼部主客清吏司作为接待外国使者的机构之一，依《明史·职官一》，其职能虽包括“凡审言事，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然据《明史·职官一》等所载，并未发现其设有通事职。《明会典》将“四夷通事”列于《礼部六十条》条下，实则因礼部对各国通事的考核、差遣等职，有必要将其具体人数规模、语种等情况记载于案，以备查阅使用。
如，崔真：朝鲜史料称其为“东宁卫人，晓解本国言语，朝廷以真为序班，掌待本国入朝使臣。”[27]504崔真曾对朝鲜世宗曰：“被虏人物解送朝廷时，我以鸿胪寺序班知之。”[27]504如此可知，朝鲜人出身的崔真实为鸿胪寺朝鲜通事。王軏：天顺三年随使出使朝鲜，曾“辟人谓通事孙寿山曰：吾与上使同是钦差，彼南人我乡人。”[28]318在与朝鲜世祖接见中，朝鲜世祖欲行礼于王軏，正使陈嘉猷急阻止称：“王序班, 非副使, 乃钦差通事, 不可并礼。”[28]318这两条史料表明，序班王軏乃朝鲜人出身，以通事身份随正使陈嘉猷出使朝鲜，应属鸿胪寺。夏麟：曾多次现于朝鲜史料。明礼部提督陈邦称曾因门禁事怒斥朝鲜贡使，就此，嘉靖五年三月，朝鲜正朝使在给朝鲜中宗的书状中称：“序班等官说云：他(陈邦称)不依席尚书也罢，他也不依朝廷。此言乃通事夏麟对臣言。”[29]503又，“依例请见朝序班夏麟曰：今日皇帝加上祖考妣尊号、考尊谥母徽号，受贺之日次日，见朝可也。”[30]39依上史料，序班夏麟为通事，负责接待朝鲜使臣与朝鲜使臣引奏等，可知其为鸿胪寺朝鲜通事也。
此外，将朝鲜通事归于会同馆的另一个依据是，正统六年，将会同馆分为南北二馆，分类安置使客后，“朝鲜、日本、安南等国进贡陪臣人等，俱于南馆安顿。”[5]736依此，后世学者认为出于接待、管理、翻译等工作之必要，会同馆理应设朝鲜通事，然史料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嘉靖四年负责提督会同馆的礼部主事陈邦称奏称：“臣备员部属提督会同馆，于鸿胪寺通事序班等官实有监临之任，(中略)，又诸通事虽属鸿胪，而其职务多在会同”[6]396-397，该史料虽表明会同馆有包括朝鲜通事在内的通事活动，但同时也表明未设通事。所以，《明会典》卷一〇九《礼部六十七·宾客》所载朝鲜通事并非设于会同馆。
史料记载，明代通事的主要来源有两种，一如《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七所载，由边境地方“从公访保”“精晓夷语，籍贯明白”的通事[9]2255；另一种为四夷馆培养的通事。如本文前述，明四夷馆内未设朝鲜通事，朝鲜通事不可能由四夷馆转升而来，所以，理应由边境地区保举。既然由边境地区“从公访保”，因语言所限，朝鲜通事只能从中朝边境辽东地区选保。明代辽东地区所属高丽人，洪武年间三万余人，及永乐，满散军亦四万余人，今辽东户口，高丽人十之三[13]642。且，“东八站数百里居民与东宁卫之民，于官府则用汉语，自与家人相语则用我国语”[14]501，符合“从公访保”之要求。通过查阅辽东地区较早的两部史料——《辽东志》及《全辽志》，发现“按辽东例有朝鲜女直通事，送四夷馆，以次铨补鸿胪官，旧止用东宁卫人，盖取其族类同语言习也，比来各卫亦成有为之者矣。”[15]707-708依《辽东志》成书于1566年的《全辽志》[16]866也有如上相同记载。所以可知，辽东地区出身的朝鲜通事 “取其族类”，精晓朝鲜语，完全具备译员资格，一直是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的来源。
该说的主要依据是明四夷馆负责“习译文字，以通朝贡”[6]283，并设译字生与通事。然据史料，有明一代，四夷献琛奉贽来朝，凡近百国。四夷馆虽设十馆，但分掌三十余国，负责接待外夷、翻译外文、培养译员等工作。三十余国为“鞑靼馆、兀良哈、回回馆、撒马儿罕、天方、土鲁番、占城、日本、瓜哇、真腊、满刺加、西番馆、高昌、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婁、百夷馆、孟养、孟定、南甸、干崖、陇川、威远、湾甸、镇康、大侯、芒市、景东、鹤庆、者乐甸、缅甸馆、西天馆、八百馆、老挝、东里、孟艮、暹罗馆，”[7]54-79此外，还设女真馆。但上述四夷馆十馆所掌三十余国中，并无朝鲜馆，也未提及有朝鲜通事(2) 参看：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5页；龙文彬等：《明会要》卷三十八·职官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4页；吕维祺：《四夷馆增订馆则》，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49册，上海古籍出社,2002年版，第646页。 。且四夷馆主要职责为“译文字，习译语”。而朝鲜虽于1443年创制了本民族文字,但与明朝往来政府文书仍均用汉字书写，此种情况于朝鲜王朝期间内一直持续。因此，明与朝鲜王朝的交往并无朝鲜语笔译之需。即，明四夷馆内虽设多国通事，但未设朝鲜通事。
虽因通事在我国古代地位低微，难见史料。然朝鲜王朝历代郡王均十分看重明代朝鲜通事，认为“凡诸举措，莫不赖焉”，对朝鲜通事“勿以序班而忽之”[14]628，“宜尽从其请”[18]185。因此，朝鲜史料中载有大量明代朝鲜通事之相关记录。其中，《辽东志》中未被明确隶属的部分朝鲜通事人员，也曾现于我国与朝鲜史料。如，李翔：此朝鲜通事曾多次现于《李朝实录》与《朝天录》等史料。据漂至明朝的朝鲜官员崔簿所记，李翔官职时为鸿胪寺主簿，曾亲自对崔簿称：“我实你朝鲜通事也。”[19]505-506赵文用：因“朝鲜国王谦使臣入贺凡四十余人，及辞朝大半不至，命逮问序班赵文用等。”[20]729此处史料中赵文用负责掌管朝鲜使臣朝贺礼仪，而此工作乃鸿胪寺所司，可知赵文用实属鸿胪寺。李承华、李时贞：据朝鲜使臣丁焕记云，“序班李承华、李时贞、孙壁灯引余等齿于外郎之后，遂升御路，五拜三叩头，退就光禄寺前吃酒食。”[21]102此处，李承华与李时贞一同，负责引领朝鲜使臣朝觐，该工作职责表明他们隶属鸿胪寺。李时享：据载，嘉靖十六年(1537年)七月乙酉，“鸿胪寺随堂鸣赞李时享，升直隶兴济知县，自言不习吏事，愿以原官供职，诏从其请，仍命选系随堂官，不得别用。”[21]4229该史料明确表明其隶属于鸿胪寺。 徐充：朝鲜使臣权橃出使明北京时曾记云：“十日，序班徐充以千秋使护送向辽东，来馆告辞，馈酒。”[22]306因护送朝鲜使臣回国乃鸿胪寺所司[23]3845，可知序班徐充也隶属鸿胪寺。
《辽东志》与《全辽志》成书时间分别为1530年与1565年，两部书中所载最早的朝鲜通事现于成化年间，而明开国至成化前，以及成书后的朝鲜通事也现于我国与朝鲜相关史料。
然据上述史料，鸿胪寺成立于洪武三十年，如此，朝鲜通事于鸿胪寺之前设于何处则不甚明晰。据朝鲜《象院题语·鸿胪寺大通事》所载：“鸿胪寺大通事是御前答应的通事，在前是仪礼司，宣德年间改了鸿胪寺，但凡答应外国的序班每都属在这个衙门。”[11]14仪礼司即殿庭仪礼司，明初设于礼部，设序班十六人。据《明史·职官二》，洪武十二年(1379年)，拨殿廷仪礼司使隶于通政使司。洪武十三年，增设序班至四十四人。朝鲜《象院题语》所称朝鲜通事设于仪礼司，表明仪礼司所设四十四名序班内应有朝鲜通事。此外，因洪武十二年隶于通政司，亦有“通事初隶通政使司”之说，且上述史料也佐证了朝鲜通事“在前是仪礼司”一事。洪武三十年，殿庭仪礼司改鸿胪寺后，又设外夷通事。而朝鲜《象院题语》所称宣德年间才改鸿胪寺，然据史料，建文四年(1402年)曾升鸿胪寺序班观清为鸿胪寺右寺丞，盖因观清鞑靼人，以通虏中文字故进用之[12]271。该史料表明至少于建文年间，鸿胪寺内就有了通事。因此，朝鲜《象院题语》所称宣德年间才改鸿胪寺一说，并无史料依据。
4）满足《水文巡测规范》（SL195-2015）4.2.4条 a要求，水位流量关系经单值化处理后水位流量关系线呈单一线，流量定线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允许误差，故该站流量可实行巡测。
二、《辽东志》与《全辽志》所载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人员
二是四译馆说，认为朝鲜通事设于四夷馆。明四夷馆，设于永乐五年(1407年)，据《明史·职官三》所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通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八百国兰者哥进贡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
依《辽东志》与《全辽志》，辽东地区选拔的“朝鲜女真通事”，先被送至四夷馆后，按空缺，再转升至鸿胪寺。然明代“通事有缺俱从鸿胪寺查勘，如果于例应补具呈本部(礼部)，然后行通事，都指挥佥事詹升等从公访保，必须精晓夷语，籍贯明白，行止端方，身无役占者，具奏送部审考相同，方奏送鸿胪寺”[9]2255。即，“从公访保”选送的通事，经礼部考核合格后，可直送鸿胪寺。此外，又如本文前述考证，明四夷馆所辖十馆中有女真馆，而无朝鲜馆，三十余国语种通事中亦无朝鲜通事，因此，辽东地区选送的朝鲜通事应直送鸿胪寺，如“精于夷字，授鸿胪寺序班。”[17]531
《辽东志·卷六·人物·通事》条下载有明成化至嘉靖年间，辽东地区向明朝中央机构保举的十二名朝鲜通事。他们是成化年间的吴泰、李翔；弘治年间的崔荣、李钦、李时；正德年间的李时享、胡朝阳、李承芳、赵文用；嘉靖年间的李承华、李时贞、徐充[15]707-708。上述朝鲜通事吴泰、崔荣、李钦、胡朝阳等四人被明确为鸿胪寺官员，其余八人则所属不明。
在产出导向法整个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角色变化最为巨大，虽然不需要长时间的面对面讲授，但是整个课堂节奏性的把握，以及输入输出的资料仍然是需要教师准备的，因为即使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教学，但也仅限于学生学习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包括整个教学体系的构建，毕竟学生还是学生，只有任务输出才是完全由学生自我主导的。教师会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的学习掌握能力有更深刻地认识，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对大学英语的学习，在输入资料的准备上也可以进行特殊的设置。毕竟，总体目标是要培养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那么听说读写缺一不可。
《全辽志》所载通事人数多于《辽东志》，且未标明何语种通事与所属。其中，除与《辽东志》重复记载的通事外，难以确定为何语种通事与隶属。但部分现于朝鲜史料的通事仍可确定其语种与所属。如：郭文铨：《全辽志》云其为通事。据朝鲜冬至使书状官云：“臣等初到玉河馆翌日晨，序班洪惠、郭文铨来见通事问曰：汝国与日本近，而常交使云，然耶？通事答曰：海路甚远，安有是事？”[24]370此处，通事郭文铨以序班身份接待朝鲜使臣，表明其为鸿胪寺朝鲜通事。高云程：《全辽志》称其为通事，多次现于朝鲜史料。如，“二十一日，癸酉，晴，留怀远馆，朝，序班高云程来见。”[25]308又，“丁未，天朝鸿胪丞高云程，赍礼部咨来，戒以勿杀降附之意。上幸客馆接待，云程，故序班也。”[26]533在上述史料中，通事高云程曾负责接待朝鲜，以使臣的身份出使朝鲜等，可知其乃鸿胪寺朝鲜通事。毋庸置疑，上述《辽东志》与《全辽志》所载朝鲜通事之隶属，佐证了明代朝鲜通事设于鸿胪寺一说。
综上所述认为，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初设于礼部殿庭仪礼司，洪武十二年，殿庭仪礼司隶于通政使司后，又设于通政使司仪礼司。洪武三十年，殿庭仪礼司改鸿胪寺后，朝鲜通事则一直设于鸿胪寺。而会同馆、四夷馆等中央机构内均未设朝鲜通事。上述史料虽在职官设置上显示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先后设于礼部仪礼司、通政使司仪礼司、鸿胪寺，但因明代通事设置重叠，史料对明代鸿胪寺与四夷馆所设通事记述亦有混淆之处，本文所引史料又略显单薄，所以，此观点仍需通过对中外史料所载朝鲜通事人员的研究，予以佐证。
三、史料所载其他明代中央政府朝鲜通事人员
三是鸿胪寺说，主张朝鲜通事置于鸿胪寺。明代鸿胪寺作为外宾接待部门之一，始设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据《明史·职官三》，其掌“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恩，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初，吴元年置侍仪司，秩从五品。洪武四年定侍仪使、引进使、奉班都知、通赞、通事舍人，俱为七品以下官。九年，改为殿庭仪礼司，设使一人，副三人，丞奉一人，鸣赞二人，序班十六人，九关通事使一人，副六人。十三年，改使为司正，分左、右司副各一人，增序班至四十四人，革承奉，增设司仪四人。二十二年，增设左、右司丞四人。三十年，始改为鸿胪寺，升秩正四品，设官六十二员。卿一人，正四品左、右少卿各一人，从五品左、右寺丞各一人。从六品其属，主簿厅，主簿一人。从八品司仪、司宾二署，各署丞一人，正九品鸣赞四人，从九品，后增设五人。序班五十人。又设外夷通事隶焉。建文中，升少卿以下品秩。罢司仪、司宾二署，而以行人隶鸿胪寺。成祖初，悉复旧制。”此处，“外夷通事”又被称为“四夷通事”[8]1217，就其人数，成化九年(1473年)六月庚申，礼部上表称“鸿胪寺，四夷各国通事，额设不过六十人。”[9]2255正德三年(1508年)冬十月丙子鸿胪寺曾奏称：“本寺职掌朝贡礼仪，故有司宾署十八国通事之设。”[10]993由上可知，鸿胪寺司宾署下设十八国六十名通事。而这十八国六十名通事就是《明会典》中提到的“四夷十八处，额设六十员名”通事，其中也包括《明会典》所载五名朝鲜通事。
浙江专员办党组认为，从本质上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预算是政府活动和宏观政策的集中反映，也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有效手段。预算绩效是衡量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之一，反映的是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绩效。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着重解决财政资源配置和使用中的低效无效问题，有利于夯实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绩效主体责任，推动政府效能提升。加强对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的监督是财政监督队伍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切实履行。
此外，朝鲜史料还提及明代有朝鲜馆通事或朝鲜馆序班一事。如，洪惠： 明礼部主客清客司主事余田给朝鲜的帖文中云：“惟恐今次到京人员等，未知前事，恐蹈前辙，深为未便。为此帖仰朝鲜馆通事序班洪惠等。”[24]120又，高钟元：据朝鲜使臣李民窚记云：“见提督主事毕帖，为曲谅事情早完封典事，据陪臣李庆全等呈前事奉堂批，即行会同馆详译来说等，因准此仰朝鲜馆序班高钟元等。”[31]395-396此处“朝鲜馆”，有研究认为“馆”字是指会同馆还是四夷馆，须仔细分辨。[32]131首先，明代作为外国使臣馆舍命名的“朝鲜馆”并不存在，朝鲜使臣出使明朝入住的会同馆南馆，非“朝鲜馆”也，亦时有他国使臣入住，而四夷馆十馆中以亦无朝鲜馆。因此，此处“朝鲜馆”即不指如会同馆类的“宾馆”，也非四夷馆中的“译馆”，应是“朝鲜语”之意。“朝鲜馆通事序班”或“朝鲜馆序班”，即朝鲜语通事或朝鲜语序班也。由此可知，担负接待朝鲜使臣等职的序班洪惠与高钟元系鸿胪寺朝鲜通事。
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对于蔬菜种植的影响非常大。调查发现，受技术的限制，大棚蔬菜种植方式的普及度并不高，所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要在农业生产中注重优化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以便提高蔬菜的质量与产量。
上列诸条史料提及的崔真、王軏、夏麟、洪惠、高钟元等均为序班，负责翻译、引奏接待朝鲜使臣、以及出使朝鲜等工作，依此可判定他们为鸿胪寺所属朝鲜通事。这部分朝鲜通事的所属亦为明鸿胪寺设朝鲜通事提供了佐证。其中，崔真、王軏二人朝鲜人出身，应系辽东地区选送的朝鲜通事。
结 论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有明一代，我国与朝鲜关系密切，使臣往来络绎不绝。在这种交往背后，明代中央机构的朝鲜通事不可或缺。然究其设置，现有研究观点较多，仍有不明之处，且鲜有针对性考证。本文研究集诸家所长，通过对《明史》《明会典》《明实录》《礼部志稿》《四夷馆考》《鸿胪志略》《皇舆考》《象院题语》等中外史料进行整理分析后，认为明代朝鲜通事于中央机构，初设于殿庭仪礼司；洪武十二年，殿庭仪礼司隶于通政使司后，又设于通政使司；洪武三十年，殿庭仪礼司改鸿胪寺后，便一直设于鸿胪寺。而四夷馆、会同馆等中央外事机构，虽或设通事，或其内有朝鲜通事活动，但均未设朝鲜通事。
5)删除功能：可以删除选定学生记录，并提示确认删除操作，若取消删除操作，则不执行删除操作，若确定删除，则实现学生记录的删除。
通过对《辽东志》《全辽志》《李朝实录》《朝天录》等中外史料所载朝鲜通事人员来源与职责的整理分析，发现《辽东志》向明中央政府选送的十二名朝鲜通事中，有十名隶属鸿胪寺，其于二名因无史料记载而无法确定所属。《全辽志》中所载负责接待朝鲜使臣的通事，也可确定其隶属于鸿胪寺，这也验证了辽东地区从明初起，便依“取其族类同语言习也”之标准，选拔朝鲜通事“奏送鸿胪寺”[9]2255一事。此外，《明实录》《李朝实录》与《朝天录》等史料中担负朝鲜使臣的翻译传语、朝鲜使臣来朝觐见、护送朝鲜使臣回国、出使朝鲜等工作的通事，因其职责系鸿胪寺所司，可知他们均为鸿胪寺朝鲜通事，这些均为明自洪武三十年后，于鸿胪寺设朝鲜通事提供了佐证。如本文之整理，无论从中央机构朝鲜通事的职官设置上，还是从具体朝鲜通事人员的来源与职责上均表明：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于明初先后设于仪礼司、通政使司后，自洪武三十年起便一直设于鸿胪寺。本文研究能够解决关于明代中央机构朝鲜通事设置不明之惑，弥补明史研究中关于朝鲜通事探讨之不足。
参考文献：
[1]明宪宗实录：卷五十六[M].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缩影印,1962.
[2]刘红军,孙伯君.存世华夷译语及其研究[J].民族研究,2008(2).
[3]李忠辉.朝鲜馆译语考论[J].文献,2018(6).
[4]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5]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一○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6]严从简.殊域周咨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四夷馆考：甲子寅六月[M]∥季羡林,许丽华，主编.我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2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下)：卷六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9]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七[M].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缩影印,1962.
[10]明武宗实录：卷四十三[M].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缩影印,1962.
[11]象院题语[M].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馆藏抄本.
[12]明太宗实录：卷十五[M].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缩影印,1962.
[13](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成宗实录：卷三十四[M]∥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第7册.首尔:探求堂,1981.
[14](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成宗实录：卷二三〇[M]∥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第11册.首尔:探求堂,1981.
[15]任洛.辽东志：卷六[M].丛书集成续编：第47册史部.上海:上海书店,1994.
[16]李辅.全辽志：卷三[M].丛书集成续编：第47册史部.上海:上海书店,1994.
[17]吕维祺.四夷馆[M]∥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世宗实录：卷四十四[M].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第3册.首尔:探求堂,1981.
[19]崔簿.锦南漂海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1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
[20]明世宗实录：卷二十五,卷 二〇二[M].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缩影印,1962.
[21]丁焕.朝天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
[22]权橃.朝天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2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
[23]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九[M].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缩影印,1962.
[24]朝鲜国史编纂委员会.明宗实录：卷二十一[M].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第20册.首尔:探求堂,1981.
[25]许震童.朝天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
[26]明宣祖实录[M]卷三十七.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缩影印,1962.
[27](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世宗实录：卷六十一[M].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第3册.首尔:探求堂,1981.
[28](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世祖实录：卷十五[M].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第7册.首尔:探求堂,1981.
[29](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中宗实录：卷五十六[M].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第16册.首尔:探求堂,1981.
[30](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中宗实录：卷六十三[M].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第17册.首尔:探求堂,1981.
[31]李民宬.癸亥朝天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14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
[32]李云泉.明代中央外事机构论考[J].东岳论丛,2006(5).
Korean Interpreter Office in Ming Dynasty :An Investigation
LI Zhong-hui
(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China )
Abstract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set up Korean interpreter office for communication needs, while which office it belonged to has not been clear.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Korean interpreters belonged firstly to the etiquette department. In the Hong Wu period, they were administered by the etiquette department and then the complaint department (renamed as Hong Lu Si later). There was no Korean interpreter in the ethnic house though there were interpreters for many other countries. By studying the related materials, the author found Korean interpreters were administered by Hong Lu Si.
Key words : the Ming dynasty; central office; Hong Lu Si; Korean interpreter
①收稿日期： 2019-06-22
DOI :10.14168 /j.issn.1672-8572.2019.06.05
作者简介： 李忠辉(1974—)，男，吉林九台人，博士，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中朝翻译史、韩国学。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2019)06-0033-07
(责任编辑： 孙希国)
标签：明代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鸿胪寺论文; 朝鲜通事论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