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纪录片《愚公移山》的拍摄起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愚公移山论文,文思论文,起因论文,纪录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3-0031-11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是20世纪的60年代中期，所有的“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所有的“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都成了打倒和冲击的对象。甚至外国驻华的大使馆领事馆、代办处也受到了冲击。[1]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纷纷离开中国，本来就与外界交往不多的中国一时间几乎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度。这种情况几乎一直持续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其间即便是有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这样的事件，也没能彻底地打开这种封闭状态。在这封闭的十年之中只有很少的外国记者访问过中国，而且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了诸多的限制。唯一的例外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和安东尼奥尼，他们得到了拍摄的许可，分别在中国制作了他们自己的纪录电影，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中国》(1974)，伊文思拍摄了《愚公移山》(1976)。事实证明，这两部影片制作完成后都没有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欢迎。《中国》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公开批判；而《愚公移山》则必须作出符合官方口味的几十处修改，这使伊文思无法接受，因此也没有得到在中国放映的许可。在20世纪的70年代，中国政府尽管同西方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仍然同西方国家处于一种半敌对的状态，①让西方人进入中国拍摄纪录电影是一种很难想像的奇迹。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才使得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领域打开一个缺口，这是本文所要关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
对于拍摄《愚公移山》的起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包括伊文思自己的说法，但我认为都不准确。这里先逐一介绍。
关于拍摄起因的几种不同的说法
胡濒先生是中国人，长期旅居法国，同伊文思关系密切。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认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四人帮’挑起的群众之间大规模的武斗以及持续不断的社会混乱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一落千丈，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沸沸扬扬，达到顶峰。1971年6月，伊文思在与周恩来的会见中，理解和响应了周恩来的号召，满腔热情，投身到雄心勃勃、气势非凡的《愚公移山》中，以图凭借此片在国际上‘正人视听’。”[2]这种说法所认为的，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纠正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张同道，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鉴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各种谣言和诽谤，中国政府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国际老朋友伊文思。”[3]
诸如此类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因为1971年初，中国政府向伊文思发出邀请之时，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的时候；在1970年8月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及其追随者刚进行了篡夺国家领导权的尝试，毛泽东正为这件事情大伤脑筋。要清除一个权倾一时的“重臣”并非易事，毛泽东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他坐着火车全国各地到处“吹风”，直到林彪叛逃坠机而死。因此，在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方兴未艾之时，似乎还不可能顾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形象”问题。
另外，周恩来1971年在北京对伊文思所提到的关于纪录片拍摄的原则，也同“正人视听”的做法相去甚远。他说：“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那是自欺欺人，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用不着去拍一部粉饰太平的影片，中国是什么样儿，你就按什么样儿拍。”[4]这番话在今天看起来也许没有什么奇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能说出这番话，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说真话、讲缺点在那个时代是可以触犯刑法而被关进监狱的。也许，对于周恩来可以是一个例外，但是至少，这不会是一个以图“正人视听”的要求。因为要“正”，就不可能要求伊文思去拍那些显然是不“正”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能够算得上是“正”的东西实在不多，而“不正”的东西则比比皆是，这点中国人很清楚。当时有一个被经常使用的说法叫“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这个词在意义上等同于“表现真实”，但其指向的行为，却是那些社会主义敌人的所作所为。当时凡是在公共场合拍摄新闻照片的人，如果没有新闻单位的工作证件，都有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的危险。当时的人们保持着对于那些试图“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人的高度警惕。“正人视听”在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决不会是如实地表现真实情况。如果说周恩来真是为了要拍这样一部“正人视听”的影片，大可不必对伊文思说以上的那番话，因为这很可能让人理解成为要进行“客观记录”，而不是“隐恶扬善”。
如果制作《愚公移山》的初衷是为了“正人视听”的话，似乎根本不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出面，也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从国外去请纪录片的导演。事实证明，中国人对外国人是否能“准确”地表现出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怀疑。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思的影片最终不能在中国放映便是一例。
加拿大的一位电影研究者托马斯·吴沃认为，伊文思到中国去拍电影带有某种必然性，他说：“纵观伊文思的整个生涯，在经历了拍摄解放战争影片后又转向新和平环境中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主题，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循环之后稍停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在东南亚作为反帝战士的伊文思迟早要移师中国，成为讴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人。”[5]这样一种推论的出发点是放在伊文思身上的。从伊文思个人来说，这样的推论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伊文思的拍片履历确实描绘出了这样一个“战士”的形象。早在1931年，他拍摄《菲利浦收音机》的时候，就特别关注工人在工厂中高强度的劳动。1932年赴苏联拍摄《英雄之歌》。1933年在比利时拍摄了表现煤矿工人生活的《博里纳奇矿区》。1937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拍摄了反法西斯的影片《西班牙的土地》。1938年在中国拍摄了中国人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影片《四万万人民》。1946年在澳大利亚拍摄了印度尼西亚水手和码头工人拒绝装运武器的影片《印度尼西亚在召唤》。1960年在非洲拍摄表现非洲人民觉醒的影片《明天的南圭拉》。1961年拍摄古巴，1962年拍摄智利，1965年、1967年、1969年拍摄越南，1968年拍摄老挝等。尽管这不是伊文思所有的拍片经历，但是从他的足迹所至，确实可以看出他对于革命和人民特别的关注。他在1971年之后到中国拍摄文化大革命，从逻辑上来说，确实也是合乎情理。
但是，仅仅从伊文思个人来推论他到中国拍摄影片的必然性，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伊文思到中国去拍片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而非他个人的意愿。在接到邀请之前，尽管伊文思已经在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提出过要到中国去拍片或诸如此类的请求。这一邀请的到来，连伊文思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看上去，伊文思个人的意愿同中国人的邀请并没有什么不合拍的地方，但这两者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人邀请伊文思到中国拍摄影片的目的，同伊文思自己想要拍摄影片的目的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两者没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一方发出了邀请，也就是说，发出邀请的这一方是在完全没有考虑对方主观愿望的情况下发出的邀请。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中国政府发出邀请的初衷是什么？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用对于伊文思行为的逻辑推理来替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伊文思的说法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1971年伊文思接到前往中国的邀请应该不会感到吃惊。他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一直可以追溯到1938年。那时的中国正在同日本作战，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弃了十多年来互相厮杀的敌对态度，联合抗日，但两者之间还是摩擦不断。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当时还鲜为人知。伊文思带了一个摄影组来到中国，拍摄中国人的抗日战争。这部影片完成后的名字叫《四万万人民》。在中国，他不顾国民党陪同人员的阻挠，设法同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并拍摄了他们的镜头。伊文思在离开时送给中国共产党人一台摄影机和一些胶片。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史就是从有了这台摄影机之后开始的。这台摄影机至今仍被作为革命文物保存在北京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中。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伊文思及其影片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955年，伊文思的影片《激流之歌》、《和平赢得了世界》在中国放映。1956年底至1957年，伊文思访问中国，受到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的接见，并被聘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顾问，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授课。1957年2月，伊文思的影片《雨》、《西班牙土地》、《印度尼西亚在召唤》在中国放映。1958年，伊文思访问中国，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的接见。3月，伊文思监督制作的影片《五支歌》在中国首映。同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早春》。1961年，伊文思访问中国，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
伊文思在中国受到了除了毛泽东之外的国家领导人的公开接见，消息都发表在代表官方的《人民日报》和其他重要的报纸刊物上。这样的姿态不单单是为了对抗日战争时期滴水之恩的涌泉相报，同时也确实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伊文思的信任和尊重。在某些报刊上甚至不再使用通行的“先生”的称呼，而是称其为“同志”。[6]尽管如此，伊文思并不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或共产党人。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尽管他同情革命，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思考的地位。这在他与法国记者德莱尔·德瓦利厄的谈话中表现得很清楚，他说：“我是一个用影片表达思想的国际战士。我不是政治家。……我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7]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说：“我的生平可能是个典范，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典范性，却恰巧是因为它是一连串平凡和特殊时刻的交替，在这一交替中，这个人用他的思想、选择、行为、审慎、沉默、希望造就着自我……”也许，正是伊文思的这种态度，这种独立性，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某种意义上将他与安东尼奥尼——一个以另类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电影导演等量齐观。也正是他的这种独立性，使得中国的一些狂热“左派”对他1958年在中国拍摄的作品《早春》表示出不满。②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邀请伊文思到中国拍摄过影片。他的名字从1961年之后便不再出现在报刊上，尽管他在60年代为了拍摄越南和老挝曾多次路过中国，在北京逗留。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伊文思同其他外国人一样，被隔绝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外，他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
突然，筑起一道鸿沟，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闭关自守，我和所有外国朋友一样毫不含糊地被甩到一旁。我们每次赴北越途经北京时，总要在那里停留数日，但是除了越南领导人和对外友协的代表前来迎送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同中国的接触，我们感受到政治局势的紧张，我知道有各派对立势力的冲突，但是无法深入了解，实际上我并不比一个“世界报”的普通读者知道得更多，我实在弄不懂中国为何要封闭到此种地步。
1971年初的一个日子里，我突然收到了中国驻巴黎使馆要我到中国逗留的正式邀请，我很惊讶，这太突然了，我和玛瑟琳已应邀参加国际纪录片研讨会，准备飞往东京。我们决定接受邀请以不虚此次的日本之行。
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对于伊文思来说是一个惊喜，也是一个谜。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在意识形态的铁幕上打开一个窗口？一个正式的邀请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那时已经“靠边”，外交部的工作在造反派的主持下出了不少乱子，如冲击苏联、印尼、缅甸大使馆，焚烧英国代办处等等。在1970年前后，外交部的工作实际上是周恩来在亲自主持。这也就是说，对于伊文思的邀请直接来自中国的最高层。吴庆彤在他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中写道：“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纪录片是经周总理批准的。”[8]因此可以推论，伊文思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也是周恩来批准的。可以说，伊文思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中国人的目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不管怎么说，中国显然需要一部影片，我甚至感到它是必不可少的。那段时间，中国在国外的声誉降至最低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混乱，除了使人困惑不解外，还给稳重和有责任感的中国形象抹了黑，西方新闻界更是乱上添乱。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重整旗鼓。”这显然是伊文思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伊文思对于“中国邀请”的推理和揣测，并不是周恩来直接告诉他的，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周恩来的想法，而是伊文思自己所感受和领悟到的。伊文思的这种看法同中国人胡濒的“正人视听”的说法非常接近，如果仅仅是为这样的一个目的，似乎完全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因为搞宣传并不是他份内的工作。
我所推测的周恩来的想法
伊文思于1971年的6月同罗丽丹来到北京，他们带着参加东京电影节的几部有关法国巴黎1968年5月事件的影片，他们也想在中国展示这些影片。他们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从他们接到邀请到他们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太多的时间，中国人已经等急了。在这期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也在进行之中。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且一见面就问为什么没有带摄影机来，明确地表示出希望他们在中国拍片的愿望。为此，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旅行了3个月，以确定拍摄的对象。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基辛格的到达，使周恩来没有时间来顾及他们。3个月后，周恩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尽管请伊文思到中国拍片的事情是周恩来一手操办的，但他还要顾及到其他一些政治人物，如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伊文思在自己的回忆里写道：“我在由政治家、艺术家、画家、雕塑家、作家和电影家组成的观众前放映并讲解了影片，在场的人除了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及两个名字陌生的人：张春桥和姚文元。电影放映后，气氛相当死板，几乎没有一句评论，没有人开口。周恩来按原计划请我就西方电影的主要流派作一介绍。我竭尽全力来谈意大利、法国、德国电影的倾向，谈同期录音，谈直接电影，在座的男女对所议的问题全然无知，他们在一种令人生怯的寂静中听我讲话。后来我才得知，对周恩来说来，我在这个精心挑选的听众前的议论是至关紧要的。1968年5月的影片及我就此而发的言论被他用来回击江青的理论并且推进年轻的中国电影。”
按照这一说法，周恩来邀请伊文思到中国拍片似乎是为了对中国的电影事业有所帮助。这显然是伊文思的又一个错觉。在1970年，江青煞费苦心组织拍摄的舞台艺术纪录片《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刚刚完成，尽管她对于影片的要求使拍摄变得异常困难，但克服困难完成后的影片在效果上确实非同一般，上映后很快便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这使江青感到非常有成就感。[9]周恩来让伊文思到中国来拍纪录片，完全不会妨碍江青的工作，江青对非舞台类的纪录片也没有太多的兴趣，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伊文思在中国拍片的时间长达两年，江青从来也没有过问有关的事宜，她一直在关心样板戏的舞台纪录片的拍摄。如果周恩来不小心提到了与江青相关的那些电影，即便是在公开的会议上，江青也会当场顶撞。③因此，周恩来召开这个以伊文思为主讲的座谈会的目的，可能完全是为了顾全江青的面子，因为当时凡是有关电影的事情都是江青在管。而不是如同伊文思所理解的那样，周恩来要利用这个座谈会同江青进行斗争。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邀请伊文思拍片一事经过毛泽东的首肯，是“最高统帅”定的调子，因此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加以干涉，江青也不例外。周恩来的座谈会只不过是一个通报大家知晓这件事的形式。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像姚文元、张春桥这种与电影无关，但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会来出席这样一个座谈会，听伊文思讲电影流派。
伊文思到中国拍纪录片一事显然与文化上的原因无关。同时也与政治斗争无关。从政治上来看，1970年前后，按照毛泽东设想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已经稳定下来，但是并不是没有麻烦，由军人、造反派和解放干部联合领导的地方政府问题越来越多，因此要“整党”，强调党的领导。[10]林彪同时也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表现出了对于最高权力的觊觎。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同纪录片的制作无关。而且，中国共产党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利用外国媒体的影响来达到内部权力斗争目的的先例。④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同国际上的哪怕是“左派”仍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在邀请伊文思到中国来拍片这件事情上，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疑点，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会来关心原本不属于他管的有关电影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的电影大部分都成了被批判的“毒草”，所有与电影有关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希望自己离电影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这件事情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话，很难想像周恩来会亲自过问拍电影的事情。据我的推测，请伊文思和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电影的事情很可能同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关。而外交，正是周恩来所管辖的。
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开始升级，在两国的边境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军事摩擦。前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集结了百万大军，这使得中国当时的领导人不能安眠。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与前苏联相比显然处于下风，而中国共产党又从来没有忍气吞声的习惯，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便是一例，因此边境的冲突很可能演变成为战争。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始寻找新的盟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处境，他说：“当时，中国向四处观望，发现自己也被潜在的敌人所包围。北面是苏联，陈兵于边境。南面的印度是俄罗斯的朋友，有潜在的核能力。东北方是日本，一个经济强国，以前的敌人。跨过太平洋，中国人民看到了美国：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但在反对苏联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苏联是中国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威胁。因此中国人看到了与我们共事的好处。他们只好在意识形态和生存方面作出选择，他们选择了生存。就那么简单。”[11]233事实证明，前苏联的威胁正是中国领导人在那时所最为关心的。尼克松在以后的回忆中说：“1972年我去中国之前，有人说毛泽东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打算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做些什么呢？’我这么说吧：在我与中国人会面的这五天，从来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一次都没有。他们只关心战略大事和苏联的军事实力。”[11]234在中美还没有正式发生接触之前，为了向美国人发出信号，中国人做出了姿态。在1970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毛泽东将美国人斯诺请上了天安门，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一个著名的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中美关系。据记载：“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应该被当作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12]当中国领导人试图同美国人接近的时候，他们是小心翼翼的，因为美国人在中国的宣传中几乎就是恶魔的形象，“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歌声家喻户晓；美国人也一样，中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绝不会有比魔鬼更好的形容词。这样的状况肯定会给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带来障碍，也许正是这样的担忧促使周恩来想到了用纪录片的形式来增进相互的了解，拍摄这一纪录片的人显然不能是中国人，而且这些纪录片不能带上明显的宣传的痕迹。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文件或相关人士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可以证实我的推测。但是从1971年之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想要同美国修好，用拍摄纪录片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首先，这可以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中国的共产党人也是人，并非洪水猛兽，并非“黄祸”；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美国人的冷战思维始终把共产主义看成威胁，看成是具有侵略性的集团。周恩来所期望的这部电影如果是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状况的话，美国的政治家会从中看到：这部影片将完全不同于那些展示原子弹和全民皆兵人海战术的纪录片，中国远不像那些影片中所描绘的那么可怕；相反，他们会发现，中国人在经济上还远远不能构成威胁，从而根本没有必要对待中国如临大敌。中国人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无法同前苏联抗衡，中国领导人很清楚，美国人绝对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在一场同前苏俄的战争中败北，因为这会使前苏联变得异乎寻常的强大。尼克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将美、苏、中的这样一种关系说得异常清楚：“一个只捍卫在欧洲和亚洲已有阵地的战略将把我们引向失败。莫斯科将继续在第三世界推进，对于苏联的这种行动，美国必须进行反击，因为今天站在这一边、明天站在那一边的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同时，我们不能够一方面允许苏联在其势力范围里安然无恙，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将主动权拱手送给克里姆林宫。如果我们要进行竞争，就必须在铁幕两边都与苏联进行竞争。如果我们只按莫斯科的条件来进行竞争，苏联领导人不会满足于我们拱手相送的那些东西，他们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将会大量集结军队，力求在我们最薄弱的地方实现突破，他们耐心地以小的代价和风险，一点一点地积聚获得的利益。最后，我们将发现，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对苏联有利的变化。”[13]我认为，正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虑近忧，使他们考虑到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努力与美国接近。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周恩来一再地要求伊文思如实地进行记录。伊文思甚至被要求到靠近中、苏边界的新疆进行拍摄，他对此非常不理解，在回忆录中说：“玛瑟琳和我都奇怪为何北京的官员们让我们到这里来？是啊，来这里干什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周恩来请了左倾的伊文思，同时也请了不左倾的安东尼奥尼。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会突然想到要邀请国际知名的大师到中国拍片，大师的出场能够保证影片的影响。这就同一部打算全球发行的剧情片要寻找国际知名的电影明星一样。
周恩来显然将伊文思作为了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一颗棋子。当然，这并不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但他仍希望这颗棋子能尽快地发挥作用。因此，他要伊文思抓紧时间。[14]伊文思在自己的回忆中也曾提到，他们于1971年9月离开北京时“被热情地邀请尽快带摄影机回来”。可是伊文思显然并没有完全领会周恩来的意思。他按照自己的意图花了五年的时间拍摄制作了《愚公移山》。中国同美国的和解由于尼克松和毛泽东的努力出乎意料的顺利，纪录片原本该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的访问给替代了，被基辛格的秘密访问、被尼克松的访问、被中美的建交给替代了，从外交上说，这部由大师制作的纪录片不再具有政治上和时间上的紧迫性。伊文思不知不觉之中获得了一个天赐的良机：他得到的是尚方宝剑，在中国没有人能够干涉他的拍片；同时，也不会有人在乎他拍了些什么，花了多少时间。换句话说，他有幸得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拍片许可。这种机会如果不是因为外交上的危机，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几乎是没有可能出现的。
另一种可能性
周恩来邀请伊文思和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是出于外交上的原因，仅仅是一种推测，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从1970年前后困扰周恩来的问题来看，除了前苏联军事上的威胁外主要就是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粮食的生产甚至还达不到十年前的人均水准。周恩来在总结1970年的工农业生产时说：“农业除粮、棉外，其他经济作物完成不够好；粮食虽然增产，但还赶不上1957年按人口平均的数字。工业也是如此。”他警告那些主管经济的干部说：“一切领导机关，切不可对下面提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对于那些爱讲假话的人，要敢于批评抵制，不能把反对说假话、顶歪风，看成是‘泼冷水’。”[15]1031周恩来对于经济形势的担忧并不是在1970年前后突然形成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试图将革命限制在文化的领域，而不让其波及其他行业。为此，他同江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据记载：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作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又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16]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为人，他不能容忍对于他所提出的政策和路线方向的批评，甚至将一些客观情况的反映也视为对他个人的攻击而予以打击。1959年的庐山会议便是一例。⑤文化大革命更是助长了党内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一些来自政治权力圈子之外的信息，他有时反倒能够接受。如1960年饥荒的发生，毛泽东显然不相信许多从基层反馈上来的信息，而是让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到他们的家乡去进行调查，正是这些人反映的情况使毛有所触动。也许，周恩来正是想通过另外的途径使毛泽东能够看到当时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在1970年，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当时中国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如在1月份，他在有关造船的会议上说：“至于讲造船能力，有材料说中国同日本差不多，怎么会是‘差不多’呢？我们还差得相当远嘛！不能把自己说成这样，总还有个差距嘛。要承认差距，然后再赶上、超过。”[17]345同年10月，周恩来以过去的教训提出警告：“现在工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还差得远，我们要赶上去，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时间。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但要实事求是。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在形势估计上，总会出现一些我们设想不到的事情，因此不要把话说满了，要吸取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17]397-398甚至在外国人面前，他也直言不讳中国的落后，1970年12月他对日本人说：“中国的2300个县中，有的县连修理农机的工厂也没有，还有81个县没有农机厂，你们看落不落后？”[15]1057周恩来知道，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状况，必须由毛泽东作出改变当时经济政策的决定，而要毛泽东正视当时的现实，则需要适当的途径。国内当时是一片“革命形势大好”的欢呼，几乎听不见任何试图反映真实状况的声音。也许，在无可奈何之下，周恩来想到了纪录电影。
周恩来对纪录片并不陌生，他甚至能够区分纪录片同剧情片、新闻片在形式上的不同。在他的倡导之下，中国电影工作者在20世纪的50至60年代甚至还尝试制作了一种新型的纪录电影，[18]这样的尝试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也正是他，在16毫米摄影机问世后的不久，便注意到了这种新型的设备，1963年便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配备了轻便的16毫米摄影机。[19]他能够想到使用纪录电影这样一种方式来传递信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如果这一推测正确的话，我相信，伊文思制作完成后的纪录片同周恩来原本的期望是有距离的。遗憾的是，周恩来最终也没能看到伊文思制作完成后的影片，人们也无从知晓他会对这部《愚公移山》发表什么样的意见。
1971年9月之后，伊文思开始策划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影片。他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得到了贷款，这是保持一个局外人旁观态度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同时他和罗丽丹花了许多的时间去同巴黎的市民、知识分子交流，从他们那里了解对于中国他们想知道些什么。这些准备工作耽搁了他们大约一年的时间，1972年底，他们终于准备好了一切，带着摄影机来到中国。
注释：
①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乔纳森·波拉克在他的文章中说：“从1968年开始出现中美和解的迹象起，毛就对和解的进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近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对中国长期加入现行国际体制是极其不情愿的。战略与政治上的需要是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好，特别是要与美国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和解。由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毛难得承认他所采取的行动是虚弱无力所致，甚至不承认中国及其宿敌同样在谋求和解。因而毛从未充分认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重要性。毛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所以他一直支持其文化大革命的盟友进行反对那些比较愿意使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的斗争。”(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21页。)
②司徒慧敏在其文章《察微观远的艺术大师——摘记尤里斯·伊文思其人其事》中写道：“《早春》中描写内蒙古人民在与暴烈的风沙搏斗中进行建设的场景，他没有用任何人为的对比或者语言来说明那里的人与自然的斗争是如何艰苦，而是一切用自然形象如实地纪录出来。在这一部影片的同一个段落中，他先后描写骆驼队在茫无边际的沙漠上慢吞吞地走过，与此相对照，另一个地方则表现了火车在奔驰。我曾听到有人这样说，为什么不完全表现我们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而用骆驼，以此来指责作者以猎奇思想猎奇手法来表现中国的落后。”(载《尤里斯·伊文思五十年电影回顾》，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1980年6月版，第31-32页。)
③翟建农在他的《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一书中写道：1973年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电影工作会议代表，“当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到‘电影太少了’时，江青竟按耐不住，当众顶撞周恩来。”(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55页。)
④唯一的例外是江青，她试图通过外国记者为她写的传记来树立个人的威望和形象，但是受到了毛的严厉批评。
⑤对“大跃进”提出意见的彭德怀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参见郭晨：《这就是彭德怀——彭德怀大传》，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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