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时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现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老论文,埃及论文,现象论文,土地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古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现象，目前学界趋向于认为，只有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征服埃及之后，私人土地所有权才被真正引入埃及，从而促进了埃及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对漫长的法老时代，埃及是否存在着私有土地，则争议颇多。以布里斯特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古代埃及从未出现过土地私有化现象，国家才是土地的所有者。为此，他把古代埃及的土地制度描述为“绝大多数由国王所有、由农奴耕种、由官吏管理，或者由国王以封邑的形式委托给那些受恩宠的贵族、支持者和亲戚们”。①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个人才是埃及土地的所有者。卡塔瑞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已广泛接受了这样的理论：土地私有制或与之相近的制度存在于古代埃及。”②而沃布顿更是强烈反对土地国有的理论：他甚至把埃及经济模型建立在小土地私有的理论基础上，认为：“在古代埃及，神庙和国王显然从未占有过较大比重的土地，小土地占有才是古代埃及土地的主要占有形式。”③凡此种种，莫衷一是。为此，本文拟以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着力厘清古代埃及私有土地的来源以及基于土地私有化的以土地买卖、租赁和转让为代表的土地让渡活动，以期深化对古代埃及法老时代(其时间断限大致为公元前3000年第一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土地私有化及其程度的认识。 一、私有土地的来源 从法理上讲，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全国土地皆归国王所有。④这与古代中国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一个道理。尽管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但是仅凭其一己之力自然无法具体管理全国的土地。为了更好地管理并使用全国的土地，将土地逐级下分不失为最好的选择。为此，国王将土地赠送给王室成员，基于政绩将土地奖励给大臣，以向神明献祭的形式将土地捐赠给神庙。而王室成员、贵族官僚和神庙又将土地下分，直至下分到土地的实际耕种者——小土地所有者手中。伴随着土地在家族内的世袭和继承，土地的使用权逐渐固化为占有权，土地私有现象随之产生。因此，即使国王是土地法理上的所有者，但是私有土地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有这样，土地所有者才能通过买卖、继承以及其他方式让渡他们的土地。 第三王朝(前2686-前2613)末期的梅藤自传体铭文是关于古代埃及土地私有现象的最早记录。⑤根据文献记载，梅藤作为行政管理者管理着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多个城市和地区，以及上埃及(尼罗河谷地)的两个地区，而且他还是祭司长，并以此身份参与改良土地的事务。文献记载，他的私有财产包括266阿如拉(1阿如拉=0.66英亩)的土地和一个小葡萄园，以及一份位于萨卡拉的墓地。在这266阿如拉土地中，200阿如拉通过购买获得，50阿如拉从他的母亲手中继承。获赠自国王的两块土地分别是12阿如拉和4阿如拉。诸如梅藤这样的官员并不亲自耕种，他们的土地由被称作“迈如特”(mrwt)的强制劳力即劳役劳力来耕种，而他们只是对土地进行监管，并负责向中央政府上缴赋税。⑥此外，梅藤铭文还揭示出诸如“胡特地产”(hwt)、“大胡特地产”(hwt'3t)等农业单位，也即王室地产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⑦第四王朝时期(前2613-前2494)，诸如普赫奈菲尔等官员的自传体铭文进一步证实了神庙地产、王室地产以及个人地产业已形成，并初具规模。⑧ 国王不仅把土地赠送给贵族官员，王室成员更是国王赠予的受益者。第四王朝时期的文献即国王哈夫拉之子奈卡拉王子的遗嘱，记录了这位王子将14座城镇以及位于他的父亲哈夫拉的金字塔城中的两块地产遗赠给他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其中有11座城镇是以哈夫拉的名字命名的。⑨据此我们推测，奈卡拉的地产来自他的父亲哈夫拉的馈赠。 第五王朝时期(前2494-前2345)，神庙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这一王朝的国王一次赠予拉神神庙至少1704阿如拉87腕尺(459.7公顷，100腕尺=1阿如拉)的土地，这在当时是一次数目巨大的馈赠。⑩根据第五王朝王室地产管理人(imy-r pr n hwt'3t)尼卡昂赫的自传体铭文记载，他管理着其所在州的王室地产，同时他还被国王乌瑟卡夫任命为哈托尔女神神庙的祭司长，管理着该神庙的财务。尼卡昂赫把在神庙供职而获赠的2阿如拉土地赠予其子，其子还顺利继承了他在哈托尔神庙和一个私人葬祭庙的职位。(11) 虽然我们还无法对这一时期的私人地产和国有地产进行准确的区分，但是根据上述文献以及其他古王国时期(包括第三至八王朝，前2686-前2125)的文献记载，大多数情况下，国有地产采用的是用益权原则，即这些地产是拥有它们的官员们的职务薪酬，他们可以使用它们，但却不能作为私产转让给他们的后代。但是神职人员也即祭司的职务薪酬可以被其后代所继承。(12) 第十二王朝时期的海卡纳赫特书信是我们重构中王国时期(包括第十一至十三王朝，前2055-前1650)土地占有状况的主要文献。(13)海卡纳赫特地产中的一部分来自于国王的馈赠，与古王国时期的情况相似，作为一名丧葬祭司，他的工作又使他获得了作为薪酬的土地，他拥有这些土地的占有权。由于这些地产散落于数个村庄，这就需要对它们分别进行经营管理。事实上，这一家族的地产是一个联合企业：父亲和儿子们负责经营管理，并雇佣劳动力来耕种，这些劳动力因此成为这一家族的依附者。(14)第十二王朝时期阿苏特州阿努比斯神庙的高级祭司和州长哈普杰夫的自传体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私人地产收入的相关数据。该文献清晰地界定了哈普杰夫依据其职位而拥有的土地、佃户、牲畜等数目，以及他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地产数目。(15)哈普杰夫不仅从其神庙的职位上获得了地产，而且作为州长，他还从前任那里继承了一份地产，但是这份地产将被下一任州长所继承。除了职务薪酬外，作为高级祭司的哈普杰夫没有权力占有神庙中任何形式的财产或者从这些财产的收入中获益。然而，他却有权处置他的家族财产，这可以从他的自传体铭文所包含的10份买卖契约中得知。(16) 如果说上述文献揭示出私人地产来自国王的馈赠、个人的购买和继承，以及祭司的职务薪酬，那么新王国时期(包括第十八至二十王朝，前1550-前1069)的文献则告诉我们，私人地产还来自于国王对军功的奖赏，并且伴随着对外战争的频繁发生而导致军人人数的增多，这类地产遂成为新王国时期个人占有土地的主要形式。与上述几种来源不同，军人的赏田多为新田，即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新王国时期退伍军人多被安置在边远地区进行垦荒，他们大多毗邻而居，从而形成了“军人村”。根据第十八王朝时期(前1550-前1295)的阿赫摩斯自传体铭文记载，这位军队长官获得了一大片地产的奖赏，包括哈杰地区60阿如拉的土地，(17)其中只有5阿如拉的土地位于他的家乡埃尔·卡布。与此同时，国王还将男女奴隶(hm，hmt)馈赠给他。到阿赫摩斯晚年，他的地产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他的家族成员居住在城镇，而家族的土地则由奴隶或者雇佣当地的劳动力耕种。 第十九王朝时期(约前1295-前1186)的梅斯铭文证实了新王国时期埃及国王有向战绩卓著的军人馈赠土地的传统，而根据第二十王朝(约前1186-前1069)的韦伯纸草记载，埃及的军人都可以获得一小块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梅斯铭文记载的一块地产位于法尤姆南部，这块土地的经营状况良好，但是赋税则由梅斯的家族成员依据各自分得的土地份额来缴纳，并由一个继承人统一管理，这个继承人也就成了这个家族地产的实际主管。因此，这个管理者也就有责任确保家族成员从土地的经营中获益，以及将土地收益在持有土地份额的家族成员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二、私有土地的占有 法老时代的埃及，土地主要由王室、贵族官僚、神庙和个体平民所占有。王室直接支配的土地构成王室农庄，使用奴隶和失去土地的自由民从事劳动，其产品供王室使用。贵族官僚的土地来源，正如上文提及的，主要有三种：一是获赏于国王的土地；二是通过购买兼并而来的土地；三是继承的土地。(18)神庙土地主要来自国王的赠予，第二十王朝时期的哈里斯一号纸草详细记述了王室对神庙的捐赠。该纸草开列了阿蒙神庙、拉神庙、普塔神庙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小型神庙的土地占有情况：他们一共拥有1071780阿如拉土地(289166.24公顷)，其中13％-18％是可耕地。而神职人员却只占埃及总人口的2％，大约在10万人左右。(19)由于神庙享有某种程度的免税特权，他们占有的土地也许更加庞大。 神庙地产除了得自王室的捐赠外，个人也可以将其地产通过葬祭捐献的形式转移到神庙地产名下。斯姆特是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阿蒙神庙的牲畜管理书吏和督察员，他的捐赠揭示了个人将其地产捐赠给神庙的传统。为了得到神明的庇护，古代埃及人习惯与神庙签订契约来捐赠他们的地产。斯姆特在底比斯墓室用三面墙介绍他的捐赠情况，同时记录捐赠契约。(20)由于没有子嗣或者兄弟姐妹为他组织丧葬仪式，斯姆特决定将其所有的财产都捐献给姆特神神庙，由此，他的葬礼将由神庙负责，他也因此从神庙获得了能够让他安度晚年的日常供给。 尽管个体平民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以个体平民为代表的小土地占有却是古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现象的集中表现。(21)古王国时期，小土地占有者被统称为hntyw-s(“穿衣服的人”)，大致可译为“乡绅”，他们通常在神庙中有自己的一份差事，因此作为报酬可以获得一小块土地。(22)第六王朝国王佩皮一世为了保护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曾颁布敕令限制地方官员兼并他们的土地，从而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23)中王国时期，hntyw-s被新兴的nds取代而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代表。nds可直译为“普通人”，亦即“庶人”，他们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和个人，有着较强的人身自由和独立性。(24) 根据韦伯纸草记载，新王国时期小土地占有者的构成非常庞杂，有53种之多。按照职业划分，他们可以分为军人、自由职业者、饲养员、神职人员、公职人员、手工业者和其他职业者等几大类。其中马夫长、士兵、瓦布祭司、女性自由民、农夫等五种土地占有者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占土地也较多，他们持有的土地比率分别为：马夫长22.3％、士兵12.0％、瓦布祭司11.8％、女性自由民10.8％、耕种者9.7％。按照职业的划分，马夫长和士兵皆属军人，他们占有的土地总和达34.3％之多。这是因为新王国时期对外战争频仍，导致军人数量剧增。战争结束后，他们因军功获赐的土地越来越多，因此他们成为新王国时期个体土地的主要占有者。占土地总数11.8％的瓦布祭司在神职人员中的级别较低，由于瓦布(w'b)一词有“清洁、洁净”的含义，瓦布祭司又被称为“洁净祭司”。在这五类主要土地占有者中，女性自由民尤其引人注意，女性自由民，其埃及语形式为'nh-n-niwt，指育有子女的成年自由女性。尽管她们的社会地位较低，但却拥有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至于农夫，其埃及语形式是ihwty，即拥有人身自由的耕作者。尽管上述五种小土地占有者身份各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性，即都是普通的小土地占有者。(25) 上述所有小土地占有者耕作的土地被称为“摊派性农田”，它们位于管理机构的指定区域，其大小通常在3-5阿如拉。在古代埃及，一般情况下，5阿如拉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个八口之家。(26)这些位于指定区域的小块土地可以被继承和转让，同时这些小土地占有者也需要为他们的土地缴纳一定量的税赋。但是，这些小土地占有者经常放弃土地的占有权，并将其转让给王室地产，从而使自己成为耕种王室地产的依附民。(27) 在新王国末期的契约文献中，上述小土地占有者有了一个专属名词nmhw(“自由民”)，(28)他们的土地也因而被称作3hwt nmhw(“自由民的农田”)。nmhw的前身应该就是古王国时期的hntyw-s和中王国时期的nds，他们与后两种人一样，即不受任何大土地占有者的约束，也不受他们的保护，同时他们也不以佃户的身份隶属于任何神庙或者土地管理机构。(29)nmhw经常被称之为“法老土地上的nmhw”，他们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承担相应的劳役。在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十一世统治时期的瓦伦塞一号纸草中，nmhw作为小土地占有者的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勘定。这份纸草包含了艾利芬梯尼市市长梅若的一封书信，在信中梅若对政府把nmhw所属地产的赋税额度归于他提出质疑。他认为，尽管他对nmhw地产负有监管责任，但事实上，nmhw是完全独立的土地占有者。为此，他们有向国家缴纳赋税的责任和义务。据此，梅若拒绝了自己对nmhw所属地产的赋税责任。(30)由于相关文献的缺失，我们仍无法准确勘定这种“自由民农田”的来源。它们或者是韦伯纸草记载的那种摊派耕作的小块土地，或者是新王国末期大片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但是无论怎样，这种土地可以被继承和转让，也可以被出租给任何进行实际经营耕作的人，但是缴纳赋税仍然是土地占有者的责任。(31) 第二十一王朝(前1069-前945)和第二十二王朝时期(前945-前715)的格里菲斯纸草残篇和卢浮宫纸草残篇所记载的土地管理状况，是我们了解当时埃及小土地占有情况的珍贵文献。(32)根据经营模式，这些土地很有可能是韦伯纸草所记载的指定区域的“摊派性农田”。在韦伯纸草中，摊派耕作的小土地占用者是“实际的土地占有者”，或者是各块土地的“个体占有者”，并拥有转让和处理这些土地的权利。(33) 尽管小土地占有者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的土地，但是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他们随时都有失去土地的可能。第二十二王朝国王俄索空一世统治时期的属地纪念碑，揭示了这些小土地占有者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份文献记载了俄索空一世的儿子——阿蒙神庙的高级祭司伊乌洛特从35个小土地占有者手中收购总计556阿如拉的土地，这些小土地占有者也随之成为依附民。(34)由此，这块石碑揭示了小块土地被大土地占有者兼并的过程。 三、私有土地的买卖和租赁 既然法老时代的埃及土地存在着私有化现象，那么土地买卖和租赁等让渡活动便在所难免。最早的关于土地买卖的文献是上文提及的梅藤自传体铭文。根据梅藤铭文记载，他曾从一群被称为“属于国王的人”(nswtyw)(35)手中购买了200阿如拉的土地。上文提及的第十二王朝时期的海卡纳赫特信件中出现的'db(“承租”)一词，则证明了海卡纳赫特曾把他的土地出租，土地承租者则向他缴纳一定量的诸如铜、布匹、大麦等收成或者物品作为承租的费用。 第十八王朝国王埃赫那吞统治时期的柏林9784号纸草是一份土地买卖契约，该文献写道：“你需要给我一头牛做为三亩地的价值。”(36)而这一时期的柏林第8523号纸草则在一封书信中提及了库什军官的“耕地权”问题。这里的库什军官是承租人，并按照租赁合同获得一块土地的耕种权。但是库什军官未经写信者也即出租人的同意擅自对土地进行了开垦，为此，写信者意欲终止与他的租赁合同，但是在写信者之妻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将土地租给了他。最后，写信者建议这位库什军官保留这封信作为其有权使用这块土地的证据。(37) 第二十六王朝时期(前664-前525)的土地出租文献，揭示了底比斯的殡葬师作为神庙土地的出租者与承租者之间的经济活动，(38)其中的部分殡葬师通过管理捐献给神庙的土地而成为土地出租者。这些殡葬师通过为逝者提供祭品而获得酬劳，通常，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职位传给后代。(39)这些文献还显示，当土地分散在各地时，出租者将无法独自完成这些土地的耕作。于是，他们便将土地委托给土地承租者，这些承租者也将因此获益。(40)根据出租协议，土地出租者通常获得三分之一的收成，而土地承租者，也就是实际的土地耕作者，获得另外的三分之二收成。虽然赋税的具体额度不确定，但是根据收成分配协议，缴纳赋税是以小土地占有者为主体的土地承租者应该承担的责任。(41) 早在第三王朝末期，所有的土地让渡活动都由政府记录存档。(42)埃及人使用imyt-pr(“房屋里的东西”)即买卖契约这样一个词汇来表示经过公证的土地让渡文件，这样的土地让渡文件通常包含买卖的价格以及对土地自然状况的描述。(43)土地让渡文件将被送交宰相，宰相则给受让人颁发新的土地占有权文件。简言之，土地买卖的双方当事人需要在政府部门填写文件作为此次买卖的证据，而这些文件将成为赋税征收的依据。在处理土地让渡上，大约编写于第二十六王朝时期的《赫尔摩坡里斯法律汇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如果临近交易期限时买方仍未从卖方获得对于该土地的明确权利，他可以自行建立对那块土地的权利。如果买主没有全额支付，由此构成了对合同的破坏，卖方可以在三年之内退还钱款并停止出售。(44)《赫尔摩坡里斯法律汇编》还包含了一些关于出租方和承租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条目，通常情况下，租赁契约以书面形式出现。(45)典型的农田租赁契约包括租赁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对标的物的描述即注明该地块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地邻。出租方有义务按照一定的比例提供耕种土地必需的种子，承租方则有义务耕种这些土地。此外，租赁契约还规定了承租方应缴纳租金的数量。(46)在许多案例中，承租方都是以实物的形式支付租金，例如，租地耕种的人可以在收获的时候用谷物支付地租，同样，酿酒人可以用啤酒支付，织布人可以用衣物支付，园丁可以用蔬菜支付。(47) 正如上文提到的，农田的出租方通常要为承租方提供一定量的种子。作为回报，承租方需要向土地的占有者支付一定比例的产品作为租金。如果土地的占有者在承租方已经播种但尚未进行更多有价值的劳动之前中断租赁，他应向承租方支付这块土地产量的四分之一作为破坏契约的补偿。另一方面，如果承租方在灌溉之后以拒绝播种的方式中断租赁的话，他应该把种子归还出租方并要继续交纳全部的租金。如果承租方是因为尼罗河的泛滥不足而无法进行耕种，他可以不交纳租金但是要把种子归还出租方。(48) 四、私有土地的继承转让 法老时代的埃及没有专门的土地继承转让方式。由于土地是私有财产的主要组成部分，财产的继承转让方式也适用于土地的继承和转让。通常情况下，财产的继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遗嘱继承，另一种是惯例继承。立遗嘱时，遗嘱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包括他或她的家人在内的任何人为继承人，而他们确定继承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后者是否对遗嘱人尽到赡养义务。根据第二十王朝时期迈地纳工匠村的一份遗嘱文献记载，一位妇女将她的一份财产转让给了一位工人而不是她的子女，因为在她生病的时候，这位工人照顾了她，而其子女却对其置之不理。在阿玛拉审判石碑中，一对夫妇确认他们的财产，包括土地、奴隶和树木将由女儿继承，因为她是“照顾老人的人”。(49) 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五世统治时期的瑙纳赫特遗嘱记录了这位妇女有8个子女，但是其中4个子女没有尽到赡养她的义务，所以在遗嘱中她便剥夺了这4个子女的遗产继承权。(50)而拉美西斯七世统治期间的皮特里18号陶石片中的继承人则是遗嘱人的孙子，遗嘱人把他的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了他的这位孙子。(51)当然，也有一些遗嘱并没有直接确立财产继承人，如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期间的开罗27815号石碑就曾记载了遗嘱人将他的所有财产全部托付给他的妻子代为保管，只有在他的妻子去世后，他的子女才开始真正继承他的财产。(52) 与上文讨论的土地买卖文件一样，遗嘱文件只有经过政府公证后才能生效。经过公证的遗嘱文件也被称为imyt-pr(“房屋里的东西”)。(53)而在立遗嘱时，则需要有证人在场。根据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十一世统治时期的都灵2021号纸草记载，18名证人见证了遗嘱人阿蒙哈乌确立遗嘱的过程。(54)上文提及的瑙纳赫特遗嘱，则是在14名证人的见证下确立的。(55) 执行遗嘱之前，政府需要对遗嘱人的生前债务进行彻查。只有在遗嘱人没有任何债务的情况下，他的指定继承人才能顺利继承他的财产，否则，其所欠债务将从其遗产中扣除。(56)由于遗嘱是经过政府公证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遗嘱继承通常都较为顺畅，大多数遗产继承人能够按照遗嘱继承遗产。但是遗嘱继承人也可以自愿放弃遗产继承，并将其名下的遗产转让给其他人。(57) 然而，如果死者没有留下任何与他的财产相关的遗嘱，那么他的财产将以惯例的方式被继承。所谓惯例继承，是指在死者没有订立任何遗嘱的情况下，由约定俗成的财产转让方式来继承财产的办法。 在古代埃及的家庭中，夫妻一方死后，另一方一般不会继承其财产，通常情况下，财产继承人是子女，这便是领养纸草(58)和都灵2021号纸草中的丈夫为何认养其妻作为女儿的原因。这样，通过领养，妻子获得了继承权，以此避免其他当事人对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财产的转让提出异议。有时在父母去世后，土地并不会被分割开来，而是由家族内的长者掌管。根据梅斯铭文记载，法庭负责土地分割的官员指定乌尔奈若作为土地管理者。但是他不是为其子女，而是为其兄弟姐妹管理土地。(59)虽然按照惯例，土地将被分割，但是如果像梅斯家族这样出现了内部纠纷，土地便由一个人代为保管。这个代理人事实上便是家族的长者，由他经营土地并且将收入分成相应的份数分配给家族成员。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子女，那么，这个家庭所持有的土地份额在夫妇双方都过世后由他们的兄弟姐妹继承。如果他们也没有兄弟姐妹，那么他们的土地份额就由他们的其他亲属或朋友继承。 此外，古代埃及还有一种特别的惯例继承，即如果没有遗嘱，那么财产将被转让给为死者料理后事的人，无论这个料理后事的人是否是他的家庭成员，都有权继承他的遗产。根据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开罗58092号纸草记载，一对夫妇没有遗嘱，但是他们的后事都是由他们的一个儿子料理的，依照这个惯例，尽管他们不止一个儿女，但是只有这个儿子有权继承他们的全部财产。(60) 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惯例继承，皆有法律效力。根据上文提到的瑙纳赫特遗嘱以及柏林10496号纸草记载，没有按照遗嘱或惯例进行土地等财产继承的人将受到刑事处罚，并剥夺其继承财产的权利或没收其已经继承的全部财产。(61) 五、土地法规的制定 土地在买卖、出租、继承和转让过程中势必出现纠纷，为了解决纠纷，土地相关法规应运而生。上文提及的第十九王朝时期的梅斯铭文是古代埃及土地纠纷的最好实证。梅斯家族的土地获自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赫摩斯对摩西的祖先老兵奈什的馈赠。该铭文告诉我们，经过数代人后，当土地的继承权应被转让到梅西手中之时，梅西却因他人篡改档案记录而被剥夺了继承权。为此，梅西向其家族所在地孟菲斯法庭提起诉讼。最终，孟菲斯法庭将这个案件移交给宰相及其领导的大法庭。办案人员调取政府档案，查询这块土地的相关原始记录，如缴纳赋税的历史记录，这些原始记录将为诉讼提供关于土地占有者的原始证据。(62) 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宰相瑞赫米拉的坟墓自传体铭文曾提到对土地纠纷的处理。文献中的宰相曾接受过这样的指示：“对于请求宰相处理土地纠纷的任何人，宰相应该把他叫到面前，听取农田总监和土地估税员的意见；如果他的土地在南方或北方，案件可延期两个月结案；如果他的土地就在底比斯或王宫附近，案件可三天结案。宰相应该依照他手中的土地原始凭证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裁决。”(63)宰相还负责土地占有权让渡的登记：“所有有关土地让渡的档案都必须呈交给他，由他封存起来”。他负责解决土地边界的争端：“对于那些地界移动的案件，应该在官员的批准下查看档案。如果确实发生移动，宰相应该使地界恢复原样。”(64)该文献还记载了政府定期派遣书吏前往全国各地对每一块个人土地、神庙地产以及其他类型的土地的地界进行勘定，所得数据汇总后上呈宰相过目并存档，以防止有人非法侵占他人土地。(65) 从上述两个文献可知，古代埃及人对土地实行统一登记制度。早在早王朝时期(前3000-前2686)，埃及政府已经开始财产普查和登记，最初是两年一次，到了古王国后期增加到一年一次。(66)政府工作人员测量农田、清点财产，并以此为根据估算税额。新王国时期，这一登记制度日臻完善。上文多次提及的韦伯纸草是古代埃及最重要的土地登记簿。该纸草文献详细记载了国王拉美西斯五世统治时期政府不仅派人评估、测量中埃及的土地占有情况，而且还将官吏和祭司的土地，以及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面积、占有者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等信息登记造册，以做税收凭证。第三中间期时期的纸草文献也包含土地登记簿，这些土地登记簿与韦伯纸草的记载十分相似，都详细列举了土地占有者占有土地的信息。(67) 另一方面，个体平民也愿意政府将他们的私有财产登记造册，如此，将确保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根据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期间的迈地纳579号陶石片、(68)迈地纳568号陶石片(69)和迈地纳231号陶石片(70)记载，古代埃及人逐年将他们土地登记到政府的土地登记簿上。而开罗25584号陶石片中的工匠总管哈伊更是把他从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第十七年到第十九年的所有财产详细地登记在政府的登记簿上。(71)另据迈地纳261号陶石片(72)和开罗25572号陶石片(73)记载，古代埃及的登记制度不仅覆盖了私有土地，而且也将国有土地囊括其中，以此防止国有土地的流失。 这样的登记簿一式两份，一份由土地占有者保管，另一份则保存在政府部门，通常是大粮仓或国库中。在后王朝时期的书信中，国库的最高档案官员命令下属将一些王室领地转让给畜栏管理员时指示他们：“让我们制作一份特殊档案，包括我们所做过的所有档案的副本，它们将由法老的大粮仓保存。”(74)按照规定，两份土地档案内容应该完全相同，如有不同，则以存放在政府部门的档案为准。然而，存放在政府部门的档案也未必总是真实的。事实上，在古代埃及，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去篡改档案的现象时有发生，上文提及的梅西铭文就是最好的例证。文献中的被告哈伊伙同官员篡改了政府档案，从而获得了梅西祖传的土地。后经过查证其他原始档案，方证明哈伊提供的文件是伪造的。为此，协助哈伊造假的官员也受到应有的惩戒。在古代埃及，财产一经登记，就受到法律的保护。此后发生的财产买卖、租赁、继承和转让，都将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 新王国时期，神庙和高级官吏往往凭借宗教和政治上的权力非法占有他人的土地，从而导致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为此，古代埃及人制定了土地相关法规以保护国家和个人的土地占有权。关于国有土地，据上文提到的宰相瑞赫米拉的坟墓自传体铭文记载，如果非法侵占的土地在南部或北部，则限期两个月归还土地。但是，如果非法侵占的是底比斯城附近的土地，则限期三天交地。(75)第十九王朝时期，对非法侵占土地的处罚更加严厉。据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统治期间的瑙瑞敕令记载，如果非法侵占神庙的土地，将被施以割耳割鼻的刑罚，并被强征劳役，为神庙的土地耕作。(76) 关于个人占有的土地，据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柏林3047号纸草记载，店铺主尼阿非法占有他人土地多年，为此，土地的主人向法庭提起了诉讼。经过裁决，尼阿败诉，将土地归还给原主人。同时责令他继续耕种这块土地，但是土地的收成全部归土地原主人。(77)而在第二十二王朝国王沙桑克一世统治第五年的一例涉及达赫拉绿洲的土地和水利所有权的诉讼案件中，引证当地土地登记簿对案件的审判起到了关键作用。(78)文献显示，一口井的所有者对于这口井所灌溉的农田具有所有权，从而佐证了当时埃及土地和水利的私有化现象，也再次证实了随着埃及历史的演进，古代埃及个人土地所有权概念发展得更为充分。 六、结论 纵观古代埃及历史发展进程，国家始终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国王就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尽管古代埃及土地私有化进程相对迟缓，但是在土地占有形式上仍然发生着变化。随着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等权利的层层下分，土地的使用权逐渐固化成占有权。随着土地使用权的日益固化，所谓的私有化也越来越强，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也随之弱化。 在古代埃及，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发端于国王的馈赠，并通过土地买卖和继承而不断深化和加快。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因服务于神庙丧葬活动而来的祭田成为埃及个人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而到了埃及文明的鼎盛期——新王国时期，随着对外战争的增多，军人屯田遂成为古代埃及个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用以计算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并且小块土地的占有形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异，但是，土地的私有化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土地的买卖、租赁、继承、转让，以及由此而来的土地纠纷，都是基于土地的私有化。土地的登记制度则揭示了国家对私有土地的承认，而土地相关法规的制定则基于国家对私有土地，特别是小块地产的保护。尽管如此，随着古代埃及历史的演进，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和劳役，小土地占有者将他们的土地自愿捐赠给神庙和王室，或者被大土地所有者强行兼并，他们也随之成为依附民。同时，土地兼并现象的加剧也加快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 注释： ①J.H.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5,p.237. ②S.L.D.Katary,Land Tenure in the Ramesside Period,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89,p.23. ③D.Warburton,State and Economy in Ancient Egypt,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