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诗歌的理想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倾向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陶渊明诗歌的基调是写实，还是表达理想？学界对此存有争议。其中大部分学者持写实观点，认为陶诗较好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真实地记述了陶渊明自身的生活动态与生存环境，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与其反映现实的有限性相比，陶诗在更大程度上是为表现自己的追求与理想服务的。
笔者认为，关于陶诗现实性与理想化的问题，应当被置于当时广阔的政治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在对陶诗的思想内容与作者的真实生活经历作综合比照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依笔者之见，陶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己躬耕乡野的田园生活之甘苦，具有写实的一面，但在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寻阳郡及其周边地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这在他的诗歌中却很少得到反映，相反，他注重描绘心中的理想世界，展现的多是恬淡、闲静的生活画面，这与其现实生活环境差异较大，因而可以说陶诗呈现出了明显的理想化倾向，就连陶渊明自己也再三声称“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可见陶诗更多的是为表达自己的理想服务。此前学界很少关注这种理想化倾向①，至于结合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战事纷争的历史背景全面探究陶诗理想化倾向的论文，目前尚处于期待状态。笔者拟以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战事纷争为切入点，具体分析陶诗的理想化倾向。
一、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战事纷争的社会现实
陶渊明家乡寻阳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②，适遇东晋末年，更是战乱频繁，纷争不断。择要而言，此时主要有三大战事发生：一是王恭、殷仲堪与司马道子、王国宝混战；再是桓玄篡晋，刘裕讨灭桓玄；三是卢循起义。
东晋孝武帝即位不久便不理政事，沉溺于醉酒歌舞③，大权旁落到司马道子手中，“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晋书》卷六十四《司马道子传》)。安帝即位，司马道子归政，王国宝权倾朝野，王恭等人不满，起兵讨伐国宝，道子为保全自己，便杀了国宝息事宁人，又引谯王司马尚之作为心腹，此后其子司马元显率兵讨灭王恭。而战事双方攻守过程中数次牵涉到陶渊明的家乡寻阳：“及王恭讨王国宝，桓玄、殷仲堪皆举兵应恭……既而玄等退守寻阳。”(《晋书》卷六十七《郗恢传》)“会王恭复与豫州刺史庾楷举兵讨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尚之等……于是使佺期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万，相继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临川，玄遣偏军追获之。”(《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仲堪既知王恭败死，狼狈西走，与桓玄屯于寻阳。朝廷严兵相距，内外骚然。”(《晋书》卷六十四《司马道子传》)“于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寻阳。”(《晋书》卷十《安帝纪》)王恭讨伐王国宝之时，桓玄退守寻阳与朝廷对峙，王恭讨伐尚之时，江州刺史王愉逃奔，桓玄便进据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北)，王恭死后，殷仲堪与桓玄屯兵寻阳，与朝廷“严兵相距”，竟使“内外骚然”，不久二人又败走寻阳结盟。此次战乱自隆安元年(397)四月始，至次年冬十月桓玄、殷仲堪等人败走寻阳结盟为止，持续一年半时间，其间双方攻守进退多据寻阳，寻阳受战争影响可想而知。
此后不久，便发生桓玄篡晋之事。元兴元年(402)春，司马元显讨伐桓玄，桓玄“乃留其兄伟守江陵，抗表率众，下至寻阳，移檄京邑，罪状元显”(《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迁安帝于寻阳。不久刘裕讨伐桓玄，玄南奔至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供给其兵马，桓玄与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人便以寻阳为中心展开了拉锯战：“玄遣游击将军何澹之、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铨以数千人守湓口……何无忌、刘道规等破郭铨、何澹之、郭昶之于桑落洲，进师寻阳……义军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遁，郭铨归降。玄故将刘统、冯稚等聚党四百人，袭破寻阳城，毅遣建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桓玄及其党羽与刘道规等人战于桑落洲(今九江市东北长江中)，并先后进师寻阳，刘统、冯稚还曾“袭破寻阳城”。元兴三年五月，桓玄兵败被杀，义熙三年(407)桓振、桓谦、桓石绥相继被杀，桓氏被族灭，这次战乱历时六年，当时寻阳地区动荡不安自不待言。
与此同时，还交织着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隆安三年(399)，孙恩趁乱聚众起义，临海、永嘉、新安等郡纷纷响应。元兴元年，孙恩兵败自杀，由其妹夫卢循继续领导起义活动，此后战事便牵涉到寻阳：“(循)乃连旗而下，戎卒十万，舳舻千计，败卫将军刘毅于桑落洲，迳至江宁……因自蔡洲南走，复据寻阳。”(《晋书》卷一百《卢循传》)“卢循寇逼京邑，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扬武将军檀道济、广武将军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为贼党荀林所破。”(《宋书》卷五十一《刘道规传》)继桓玄与刘毅交战后，桑落洲又一次成为卢循与刘毅交战的场地，卢循进攻京邑受挫，便又退据寻阳，其党荀林又在此地击败王镇之、檀道济等援军，此次战乱以义熙七年(411)卢循被杀方告终结。
综上所述，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寻阳郡战火不断，王恭举兵、桓玄篡晋、卢循起义，寻阳都是战争双方盘踞的焦点，自然也成为交战的主战场，当地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遭受重大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二、陶诗的理想化倾向及其表现
与家乡战乱动荡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陶诗展现的多是恬淡、闲静的生活画面，因而具有明显的理想化倾向。
陶诗对发生在家乡的三次战乱绝少提及，这是其理想化倾向最直接的表现。陶诗现存120余首，几乎没有一首描绘三次战乱对寻阳造成的破坏，明确作于三次战乱期间的十首诗便是如此④。试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此诗作于义熙六年(410)九月，据《晋书·安帝纪》、《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寻阳战事频繁：五月，刘毅与卢循战于桑落洲，刘毅惨败；七月，卢循退据寻阳；八月王镇之至寻阳，为循党荀林击败。而此诗中描绘的却是躬耕稼穑，不辞辛劳的情景，诗人自得于“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的生活，唯“庶无异患干”一句或因有感时乱而发，但整首诗于当时寻阳战乱之事确乎一字未提。此外，元兴三年(404)四月，何无忌、刘道规等人与桓玄逆党战于桑落洲，并进师寻阳，不久桓玄党羽刘统、冯稚又袭破寻阳城，而陶渊明作于其间的诗歌对此亦不置一词。
陶诗不仅对发生在寻阳的战乱绝少提及，就是对当时政治斗争与社会状况也鲜有置辞，即使偶有提及，也十分隐晦婉曲。陶集中言及时政的诗歌不多，《述酒》则是这类诗的典型代表，汤汉、许学夷以及逯钦立、袁行霈等人均以此诗是为刘裕篡晋而发：“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喻司马氏势力衰落，“素砾皛修渚，南岳无余云”喻晋室气数已尽，“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代指刘裕篡晋弑帝之举，“山阳归下国”暗指恭帝禅位，“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表明自己的处世态度。但诗人并未直抒胸臆，而是以自然物象喻时事，借故事言时政，用古人托已怀，故汤汉《陶靖节诗集注自序》云：“(陶潜)平生危行逊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愤，然犹乱以廋词，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⑤又如《答庞参军》中只“王事靡宁”一句暗示朝廷处于多事之秋，其余多是述离情、道珍重之语。由此可见，陶渊明对时政相当敏感，且在诗歌中有意规避之，即使一时情不自禁，出语亦相当简洁，情感表达十分婉曲。
其实，陶诗的理想化倾向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两个层面均有体现。
在思想内容层面，其理想化倾向主要表现为“直写胸中天”，表达对完美人格与理想化人生境界的向往与追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⑥元好问在《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中亦云：“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⑦依据陶诗的题材类别划分，其“直写胸中天”的理想化特色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其田园诗多是描绘田园生活的理想画面，并非当时农村状况的真实写照。如《和郭主簿》其一，前四句是乡村夏日风景写生：林木茂密，树荫密布，清风时来，吹拂衣襟；中间十句描绘了惬意的田居生活：粮储充足不愁生计，可以饮酒读书弹琴，诗人在望云兴叹之际感到“此事真复乐”，整首诗无论是描绘乡村景物还是叙述田居生活，都充满了温馨与和谐，给人愉悦的审美享受。至于《桃花源记》中描绘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更是一幅理想的农村生活画卷，千载而下，人犹神往；相比之下，《桃花源诗》则不太为人所关注，此诗三十二句，其中“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十六句都是对近乎童话式的农村生活的憧憬：桑竹垂荫，鸡犬相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无须纳税，四时安和，老幼各得其所，怡然自乐。至如《饮酒》其五、《归园田居》其一亦是如此，读者耳熟能详，故不予赘述。
与此相关，这类篇章很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艰辛。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百姓时常遭受旱涝、饥疫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乱侵袭，而且承担沉重的赋税与徭役，可谓苦不堪言，这从以下材料可以窥见一二：“(太元四年)三月，大疫。壬戌，诏曰：‘狡寇纵逸，藩守倾没，疆场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谷不登，百姓多匮……’”“(太元五年)夏四月，大旱……五月，大水……(六月)甲子，以比岁荒俭，大赦”，“太白连年昼见，地震水旱为变者相属”(《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太元十年)十二月，太白犯岁星。天下大饥。”(《建康实录》卷九)“(元兴元年十二月)无麦禾，天下大饥。”(《建康实录》卷十)“自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玄自篡盗之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于是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孝武帝太元以后，寻阳、建康以及荆、江诸州战乱频仍，陶渊明曾在桓玄、刘裕等人幕下任职，对此理应熟知，“从陶渊明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看，他的田园诗应当有可能反映农民的痛苦生涯，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⑧。其田园诗大多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以及田居生活的恬静，而对于农民的现实境遇很少言及，诗中的“农民”形象多是饮酒赋诗、间事农耕之辈，与现实中终日勤于稼穑的农民尚有较大差别，《移居》、《游斜川》、《归园田居》其五、《饮酒》十四均是例证。至如《乞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诗虽触及了农民的艰辛生活，却未展开笔墨描绘，《乞食》于乞讨的困苦与难堪，只“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一笔带过，而侧重描绘主人的馈赠与优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也只“田家岂不苦”一句言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描绘稍作展开，谈到旱灾、水灾、虫灾接踵而至，五谷不登，致使自己“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但此诗主旨不在于描绘耕作的艰辛，而是表明自己安贫乐道、非以邀名为念。更何况这些诗在陶诗中所占比重很小，并非其田园诗主流风格。
陶诗中经常提及的与之喝酒谈心的人，固然不乏农民，但他们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形象。例如《饮酒》其九对田父的描绘不过“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几句，诗人旨在表明自己高洁独善的处世态度，田父与“楚辞”《渔父》、《卜居》两篇中的“渔父”、“太卜”相似，不过是为表现主旨需要创造的一假想性人物。通读陶诗并考察其交游，可知与陶渊明交往之人大体有四类：一类是政治上层人物，如他曾投靠的桓玄、刘裕、刘敬宣等；一类是下层幕僚，如诗中的庞参军、戴主簿、郭主簿、丁柴桑等，这两类人物自然不是农民；再就是刘遗民、周续之、颜延之等与之情投意合者，其中刘、周二人与陶并称“寻阳三隐”，隐士固然与农民有别，颜延之虽“与潜情款”，却是官宦出身，时任刘柳行参军、始安太守；还有一类就是乡曲邻里，其中包含真正常年从事耕作的田夫野老。⑨但必须注意两点：其一，陶渊明结交之人多半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这在诗中屡有体现：“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能与陶抗言古今、欣赏美文、登高赋诗之人，自然不可能是文化水平低下的村夫野老；其二，与之“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的农民在陶诗中并不多见，他并未花较多笔墨描绘他们的劳动场景与思想感受。因而陶渊明“在农村经常来往、互吐衷情的对象，还是一些同他身份相近的退职小官僚、隐逸文人、乡村绅士一流人物，而不是一般的贫苦农民。”“总之，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没有出现真实具体的农民形象，它既没有描写农民的痛苦生活，也没有反映出由于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农村凋敝荒凉的面貌。”⑩
陶渊明不谙农事：“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杂诗》其八)，以致出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其三)的状况，故虽躬耕仍不免饥寒：“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其八)。曹道衡在《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在归耕以后，尤其是在亲自参加劳动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当然，诗人基本上还不是一个农民。他的参加劳动，也未必完全如普通农民一样地操劳”，“他尽管在躬耕的田园生活中，参加了农业劳动和接触了农民，然而他毕竟和农民不同，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11)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他过着“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的半耕半读式生活，又不谙农事，与终日从事耕作的村夫野老存在本质不同，这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其田园诗自然也无法具体深入地反映真实的农村生活。
其次，以《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为代表的咏史诗，大体是通过歌咏历史或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表达对理想人格的追慕以及对理想处世准则的探求。尽管陶渊明希图借咏史构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但他并未把其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从总体上看它还是对理想人格的描绘，体现了陶诗的理想化倾向。如《咏贫士》其四：前六句赞美黔娄不慕爵禄、安贫守贱的高洁品质；中间二句说明贫穷无关乎“道”，所以无忧；后四句则肯定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全诗紧扣儒家思想宗旨，对“忧道不忧贫”的黔娄先生景仰之至。诗人于《五柳先生传赞》中亦言“黔娄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这里黔娄已非一具体历史人物，而成了安贫乐道的高洁儒士的化身，是作者心中理想人格的代名词。《咏三良》既赞赏子车氏三子忠君尽责的品质，又慨叹其忠情谬露，不能明哲保身，诗人心目中理想的处世准则，在咏叹之间显露无遗。至于《读〈山海经〉》，元人虞集在《胡师远诗集序》中早已指出其“略不道人世间事”(12)，这组诗只是对西王母、周穆王等形象的羡慕或咏叹以及对仙境的憧憬，并不关涉时事，因而与前面几首咏史诗性质相同。
再者，其咏怀诗同样具有理想化倾向：一是对良辰易逝、物是人非的慨叹；一是对人生短暂、功业难成的感伤，其大要在于“直写己怀，自然成文”(13)，其中并未涉及当世具体的人和物；诗人在慨叹之际不时透露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这恰恰与当时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因此具有理想化特征，这类作品有《拟古》、《杂诗》、《拟挽歌辞》、《饮酒》等。如《拟古》其二，此诗高度评价了田子泰，其人虽已没，其名传无穷，可见诗人也曾有志于此。《拟古》中其他几首或写友情，或悼古贤，或感功名难以持久，或叹人生不永，乃“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14)。在《饮酒》组诗中，诗人对那些“终日驰车走”(其二十)“但顾世间名”(其三)的“俗中愚”，发出了“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其三)的诘问，他只想借饮酒忘却世情，以求得心灵的安静，所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七)是也，当然其背后隐藏的是淹留无成、怀抱不遂的无奈以及坚守固穷的决心，只是诗人“有时不肯言”(其十八)罢了。这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言：“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15)
而在艺术表现层面，陶诗的理想化倾向主要体现为：第一，以寄意为主，诗中景物多具意象性特征；第二，情景即目，生动真切，多具“画意”。
陶诗描绘的自然景物平淡无奇，但多半寄寓了诗人的理想与怀抱，它们不单是客观景物，更具有象征性质。如《饮酒》其五，诗中的菊花、南山、飞鸟固是现实之景，但菊花又是高洁品质的象征，飞鸟亦是自由的代言体，南山则是和谐的生活环境所在，诗人在描绘景物的同时，也是在构筑理想的生活蓝图，所谓“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是也。夕阳照耀下的南山，云蒸霞蔚，秀美可爱，诗人悠然望去，只见飞鸟结伴而还，不禁感叹“此中有真意”了，晁补之《题陶渊明诗后》曰：“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16)，即指此类。又如《拟古》其七，日暮时分清风拂面，佳人作陪欢歌酣饮，固为美事，但这就像云间月、叶中花，虽然明丽动人，终当云散月落、叶枯花谢。诗中“日暮天无云”等句，“摘出作景语，自是佳胜，然此又非景语，雅人胸中胜概，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其荣观”(17)，看似写景，实是抒发好景美丽不常在的感慨。
陶诗往往遇目即书，无论是表现田园生活的舒适与惬意，还是抒发饥寒交迫的苦楚，都给人以生动真切的感受，仿佛将一幅幅生活画卷展现在读者眼前，因而具有图画般的效果。《归园田居》(其一)便是鲜明代表，此诗对居住环境的描绘层次分明，不啻一幅乡野风景的工笔画：就层次而言，“方宅十余亩”四句描绘近景；“暧暧远人村”四句描绘远景，诗人从所居房屋写起，由近及远，依次触及堂前屋后、隐约可见的村庄和依稀可闻的狗吠鸡鸣。后又折回所居之屋，言其静净之貌。就感官而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乃目之所见，其中前二清晰分明，后二依稀可辨；“狗吠深巷中”二句乃耳之所闻，时断时续，仿佛可闻；“户庭无尘杂”二句乃心之所感，脱落杂务，尽享闲适。身处其间，何等惬意！难怪方东树亦言“‘方宅’十句，不过写田园耳，而笔势
举，情景即目，得一幅画意。而音节铿锵，措词秀韵，均非尘世吃烟火食人语”(18)。再如《拟挽歌辞》其三，诗人将送葬的环境与场面、人情百态以及自我感受娓娓道来，一动态的送葬画面徐徐展开，真可谓“且叙且写，有画意”(19)。
综上所述，陶诗很少涉及时政，基本上没有反映当时发生在其家乡的战乱状况以及农民的艰辛生活，而重在描绘农村生活的理想画面，表达对理想人格与理想生活境界的追求与向往；陶诗以寄意为主，诗中景物多具意象性特征，描写叙事生动真切，具有“画意”，因而可据以论断陶诗具有明显的理想化倾向。
三、陶诗理想化倾向成因探究
陶诗的理想化倾向归根到底是与作者的思想以及当时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首先，济世精神、“独善”、“固穷”之儒家思想与“委运任化”之道家思想的交织，使得陶渊明在诗中一方面不时言及理想与志向，一方面又安贫乐道，屡屡描绘田园生活的美好。
“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表明诗人早年确有济世精神，只是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丧失了济世之志。由于不能通达济世，诗人只好坚守固穷、独善其身了，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与道家“委运任化”的思想有了相通之处，因此诗人依托儒、道两家，不仅对贫苦的乡村生活乐此不疲，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壮志未酬的遗憾与痛苦，所以诗中才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的语句。这在《形影神》组诗中展现得最为明显，如“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赠影》)“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答形》)“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神释》)前一首是享乐主义思想的展现，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为何不纵情享受，遗忘世事？第二首借影的答语对此作了否定，如此享乐诚然快意当世，但百年之后一无遗存，岂不可悲？故而应尽早立善扬名；最后一首则对前两种人生观都作了否定：纵酒享乐不利于养生，竭力立善又有谁为之延誉？不如委运任化，随遇而安。这组诗清楚地表明诗人由纵情享乐到立善扬名，再到任其自然、与道冥一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虽受儒、道两家思想共同影响，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20)，罗宗强也认为“并非玄学名士的陶渊明实践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与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依靠的不是玄学的理论力量，而是借助于儒学与佛学”，“他靠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力量。陶的思想实质，属儒家。他信守的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最主要的是一片仁心与安于贫穷。”(21)因此他隐居田园时才会感叹“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杂诗》其十)，不时在诗中显其志向与怀抱；而当入世为官时，又抱怨“暂为人所羁”“驱役无停息”(《杂诗》其十)，反羡慕隐居的宁静与闲适，故屡屡在诗中叙述田园生活的美好。他的思想始终在儒、道间徘徊，“一心处两端”(《杂诗》其九)乃是对其思想状态最为恰当的描述。
其次，现实社会状况也是促使陶诗理想化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诗人实现理想与抱负的社会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这让他十分失落，因而诗中多描绘田园的美好以显示自己与世不偶、抱朴守静的高尚情操。这种心境在《感士不遇赋》及其序中有明显体现，他感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世俗不顾礼义廉耻，只管趋名逐利，既然不逢良时，他宁愿“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另一方面，社会动荡不安，政局险恶，稍有不慎就会招来祸患，出于养生保命考虑，诗人选择了躬耕乡野。东晋末年政治斗争不断，当权者只要失势，便有性命之忧，司马道子父子与王恭等人争权，司马道子一方暂时失利，便杀了王国宝以图自保，而当司马元显讨伐王恭得逞时，又诛杀了王恭等人；桓玄掌权后杀害司马元显、司马尚之，而对其亲信殷仲文、卞范之加官封爵；桓玄乱平，殷、卞二人随即遭到诛杀。陶渊明曾在桓玄、刘裕等人幕下为官，深晓这种利害关系，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为避开祸患，他最终选择了归园田居，“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艰辛的耕稼生活，使渊明避开了充满杀戮、劫夺和荒淫无耻的上层社会，获得了一种心理的休息”，“农耕劳动不仅使渊明有‘所保讵乃浅’的安全感，还直接给征士以精神上的愉悦。”(22)
简言之，陶渊明儒道思想的交织，对世风日下、无法施展怀抱的痛心以及避祸远害、养生保命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其诗歌注重描绘田园生活的美好，表现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情操，很少言及时政与社会现实，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想化倾向。
注释：
①上世纪除王运熙《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第1－7页)一文与葛晓音《八代诗史》一书外，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近年少数论文对此虽有所关涉，但多属以诗论人或是附带提及，很少对陶诗理想化倾向作深入探究，马晓坤《从现实的田园到诗国的想象——陶渊明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回归》(《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第24－28页)、杨冬梅《浅析陶渊明作品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现代语文》2006年第9期，第39－41页)与宋雪玲《〈闲情赋〉的主题和陶渊明诗文的理想化倾向》(《九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5－17页)即是其例。
②《宋书·陶潜传》与萧统《陶渊明传》均言陶渊明乃寻阳柴桑人，而寻阳又是江州州治所在，《南齐书·州郡志上》记载庾亮云：“江州实为根本。临终表江州宜治寻阳，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阳二郡，治湓城，接近东江诸郡，往来便易。”又《晋书·桓冲传》记载桓冲上表曰：“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
③《晋书·孝武帝纪》载其“既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焉”。
④这十首诗分别为：《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己酉岁九月九日》、《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⑤《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09页。
⑥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第304页。
⑦《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1页。
⑧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⑨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3－235页。
⑩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26页。
(11)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181、187页。
(12)《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8页。
(13)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
(14)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7页。
(15)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12页。
(16)《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页。
(17)王夫之：《古诗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
(18)(19)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06、123页。
(20)关于陶渊明的思想，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29页。朱光潜则认为：“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
(2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2、280页。
(22)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