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述评论文,中共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涉及改革开放史理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
(一)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
作为党史研究重要内容的改革开放史近来引起学界重视，有不少文章讨论该话题。其中，研究者比较关心改革开放的缘起、主线、历史分期等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的缘起。王海光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彻底失败，更是党内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个否极泰来的结果。①曹普认为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严峻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②孙大力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基于对“文革”教训的反思、对中国当时落后面貌的反思、对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关于改革开放史的分期。陈述把改革开放新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第二阶段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第三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③郑必坚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落是新时期头4年，即1978年到1982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4年。第二段落是从1982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10年。第三段落是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六大之前，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10年。第四段落是最近这些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④章百家认为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阶段是酝酿准备阶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第二阶段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8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第三阶段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至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前。第四阶段是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第五阶段是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至今。后来他又把第四阶段调整为1992年1月至2000年底，第五阶段调整为2001年初至今。⑤
关于改革开放史的主线。陈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主线。⑥郑必坚和李君如认为改革开放史的主线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郑必坚将改革开放历史分为四个段落就是基于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主线。李君如认为，从客观的历史事实来考察，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历史。
(二)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结合新的实践，从不同角度，对30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再研究，取得的新进展主要有：
一是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有人指出，所有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⑦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有研究者指出，从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作的几次概括中，可以看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点的界定，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⑧
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历史背景。有人认为，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形成了巨大压力。面对困境和压力，党在认真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制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⑨
四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成功。研究者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关系的分析，比以往更加系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及其重大决策起了巨大作用；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三、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四、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起点；五、邓小平坚决维护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执行。⑩有人认为，在这次伟大历史转折酝酿、准备到完成的整个过程中，陈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1)还有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程(12)，是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13)，是中国“依法治国”的起点(14)。
(三)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问题
金冲及认为，后30年建立在前30年基础上，前30年实现了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不能“以前30年之苦，来思后30年之甜。这是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谈问题”(15)。朱佳木认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存在很大差别，但都是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前一个历史时期其实是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基础，后一个历史时期是对前一个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两个历史时期都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16)
(四)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第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命题。党的十七大重申了这一命题。此后，党史界主要从提出背景、历史回顾、如何推进转变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背景。周叔莲等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中央深化了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认识，但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7)
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回顾。陈雪薇等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指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走一条效益好、消耗低、人民得实惠的路子，1995年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七大上正式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8)何树平对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党的十六大以后，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党中央提出加强宏观调控、调整经济结构，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十七大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并进一步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党中央又提出必须抓住重点，在“加快”上下功夫。(19)
关于如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高尚全指出“十二五”应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改革的主线，着力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以政府转型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加快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加快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标的相关领域改革。(20)吴敬琏则分析了转变发展方式从哪里入手的问题，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关键是坚持改革。(21)
(五)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成就、特点、经验等诸多方面。
关于政改历程。学界主要有“三段说”、“四段说”。周天勇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1997年。第三阶段是1997年到现在。(22)王怀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四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政治体制改革总结经验调整思路阶段，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期。(23)
关于政改成就。许耀桐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五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坚决果断的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成功地破解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难题。三是积极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选举。四是不断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五是确立了民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24)党国英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主要体现在：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治国理念；树立了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保护私人财产权，维护公民劳动权；逐步发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扩大地方自主权。(25)
关于政改经验。郑青原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26)秦宣认为，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始终强调走自己的路，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突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二、始终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三、始终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以法治国，突出了制度建设这个核心。四、始终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突出了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五、坚持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突出了党内民主建设这个重点。六、坚持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突出了民主的监督职能，从而为社会正常运转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秩序。(27)
关于政改特点。徐湘林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过程表现为一种波浪式的渐进模式。(28)何增科认为渐进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具体特点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过程是一个通过试点试错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改进过程是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的过程。(29)
(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上的若干争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多次争论。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争议中前行，在争议中进步。近来出版的一些论著对改革开放史上的若干争论进行了梳理。
马立诚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是经历了四次大的争论，实现了四次大的突破。第一次大争论是1978年前后，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两个凡是”还是要改革开放？第二次大争论是1992年前后，中心问题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第三次大争论是1997年前后，中心问题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第四次大争论是从2004年开始至2007年，中心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马立诚认为这四次大争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早先的争论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后来利益博弈日益凸显，导致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越来越复杂。二是过去往往一锤定音，今天可以说是多种声音的表达和平衡。(30)钟生认为改革开放史上大的争论有十次。(31)刘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各种观点激烈碰撞的30年。他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把思想交锋总结为十次。
此外，关于新时期历史起点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党代会研究、农村改革研究、发展阶段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研究也一度成为党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五、中共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
(一)关于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
上世纪后半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创新突破，非常困难。尽管如此，新世纪十年的毛泽东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小进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仍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难点和热点。于光远、韩钢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产生和放弃的历史过程、放弃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若干独到见解。(32)王占阳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是建国后放弃的，而是在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就开始由新民主主义自觉地转向新社会主义，在建国前后形成了新社会主义理论，并以其为指导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国家。(33)刘晶芳着重从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过早放弃的原因。(34)李伟则认为毛泽东思想中根本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35)鲁振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提出总路线过程中的若干关节点进行再考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细化和深化。(36)
新世纪十年毛泽东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研究的重点由建国前转到建国后。学术界对建国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功绩与失误的看法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运用大量翔实的文献档案及口述史料，充分展现了建国后27年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和历史性贡献，同时不回避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着重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科学认定错误的性质，力求对毛泽东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思想受到研究者关注。朱佳木分四个时期考察了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的内容，认为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一些失误。但他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和对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观点，都是坚定不移的，有的错误甚至就出在急于实现工业化上。(37)武力把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与中外前后的工业化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具有三个特点，即公有制基础上的工业化；赶超型的工业化战略；将备战列入工业化战略。(38)计划经济的历史评价问题是一个分歧很大的问题。朱佳木对建国初期选择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作了较多的肯定，认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为了较快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39)孙康则对计划经济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40)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武力梳理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探索，总结了启示意义(41)。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董志凯回顾了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的历程，总结了经验教训。(42)
(二)关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生平思想研究
近十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研究的重点是建国后，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思想的研究上。王双梅对刘少奇建国后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作了评述，指出他很好地把握住了战略发展方向和历史机遇，不仅正确处理了当时的各项工作，保证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如探讨新中国建设道路、初步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等。(4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多方面设想。“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是刘少奇在1951年最早提出的。吕小蓟对刘少奇为什么会提出这一概念却又中断了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作了梳理和探究。(44)丁俊萍指出，八大前后，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并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思想观点，主要包括：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思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45)宋毅军、孙彦波系统总结了刘少奇对三线建设决策的提出、指导实施所作出的贡献。(46)欧阳雪梅指出，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47)
在建国后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方面，章百家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步入国际社会的曲折过程中周恩来作出的重大贡献。(48)林祥庚研究了“文革”时期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在外交领域力挽狂澜，积极纠“左”，遏制外交系统的动乱所作的努力。(49)范宏伟利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有关档案，围绕周恩来对缅甸华侨问题的处理进行历史考察。(50)徐行、张松系统总结了周恩来为打破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保证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作出的重要贡献(51)。刘武生则从统一思想、开展稳定金融物价和调整工商业工作、提出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等方面阐述周恩来在建国初为恢复国民经济付出的艰辛努力(52)。周恩来研究的难点是对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金冲及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两难处境下的所作所为的评价是公正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最初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但他是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张的。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出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他选择了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53)金文针对当今有些人对周恩来提出的严厉指责，进行犀利的批驳，对于澄清周恩来研究中的种种误解和误导，深化晚年周恩来研究很有指导意义。石仲泉针对周恩来研究中有一些非议，认为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那种诬称周恩来“表里不一”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54)唐正芒对周恩来在“文革”时期处理粮食问题、稳定粮食局势进行了考察。(55)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周恩来曾给“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这封信党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读。陈扬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周恩来写这封信，既反映出他在感情上站在那些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一边，同时在理性上又不太赞成采取这样一种斗争方式；既希望老同志能积极抗争，又希望老同志能注意斗争策略。(56)
以往对朱德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关注不多。庹平认为，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朱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使农民家庭富裕、农村经济繁荣和山区改变落后面貌这三个发展农村经济的主题和难题，提出了比较成熟的思想和主张。(57)王纪一认为朱德的对外贸易思想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主张是外贸要“大出大进”、“以进养出”；外贸市场多元化，做世界范围的生意；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保障货源充足。这些主张符合中国国情，对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对外贸易道路，具有启示作用。(58)曾敏认为朱德对走中国式国防建设道路，有比较深入和系统的思考，对中国化国防建设事业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形成了“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59)
(三)关于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的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开的。赵子林对邓小平的改革观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是一个由改革动因论、改革目的论、改革方向论、改革性质论、改革保障论、改革原则论、改革评价论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60)石广生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61)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指导我国全方位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倪波认为邓小平“大外交”思想突破了传统外交在外交主体、外交对象和外交内容等方面的框架，使我国外交理论向现代外交理论迈进，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62)李毅弘认为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现了从结盟外交到不结盟外交的嬗变；从意识形态划线外交到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全方位外交的嬗变。(63)此外，学者们还对以往研究不多的邓小平与西藏的和平解放，邓小平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作了专题研究，论述了他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贡献(64)，以及在中央作出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决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65)。
(四)关于陈云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陈云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尤其是陈云与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更多。研究的内容有陈云与“一五”计划、与粮食统购统销、与上海财经会议、与新中国货币制度建设、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农业恢复、与对外经济交流等，充分肯定了陈云的卓越贡献。(66)此外，有的学者还对陈云在新时期经济工作中的主要思想作了梳理，从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战略三个方面比较了陈云和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异同。(67)这些成果，从不同方面大大推进了陈云生平思想的研究，代表了当前陈云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
(五)关于华国锋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的党史人物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华国锋的研究有了进展。在华国锋的评价上，中央曾作过“一正四负”的评价，除肯定其在粉碎“四人帮”中有功外，对他主持中央工作多是否定的。2008年华国锋逝世后，中共中央在悼词和生平中，充分肯定了他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华国锋的新评价，澄清了一些不实之词和误解。如对华国锋是否有意阻碍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程中原认为华国锋并没有蓄意阻碍邓小平的复出，邓此次的复出也没有花费更长的时间。此外，华国锋还不断采取措施改善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处境。(68)对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问题，韩钢进行了考察，认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69)此外，有学者认为华对于改革开放亦有开凿之功。早在1978年八九月间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时起，华国锋已经有意打开国门，搞对外开放了。同时在企业改革方面也先人一步地进行了思考。(70)
(六)关于胡耀邦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胡耀邦研究无论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上都有较大进展。在出版的图书中，最有分量的当属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编写的《胡耀邦传(1915—1976)》(第一卷)(71)。作者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他的生平和思想，对胡耀邦一生的功过作了中肯的评价。李锐回顾了胡耀邦在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关头的思想和实践，阐述了他的真知灼见，再现了他的人格风范，称他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位先锋人物，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72)学者们除了对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研究外，还对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建设、农业和农村改革、知识分子政策、统战工作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王学宏、张国武将胡耀邦的党建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73)王斌探讨胡耀邦党内民主思想，指出他不仅认识到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必要性，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目标和任务，而且找到了发展党内民主的科学方法和途径。(74)王安平、韩亮、朱华对建国初期胡耀邦主政川北时领导土地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75)张维青、吴象从支持包产到户、批判“大寨经验”和主持制定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等几个方面概括胡耀邦对农村改革的贡献。(76)
(七)关于陈独秀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陈独秀仍是党史人物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充分利用新的档案史料，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着力挖掘他的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
把陈独秀作为一个正面人物，一个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来研究，已成为党史界的共识。但在对其评价上，仍有较大分歧。在对陈独秀的总体认识上，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陈独秀应充分肯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他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并为后人作出了一个杰出的表率。陈独秀也犯过错误。但他的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不过是替罪羊而已。“托派”的主张也是一种探索，虽然是错误的探索。开除陈独秀党籍也是完全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77)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犯有严重错误。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重大责任，但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对大革命失败，在党内应负主要责任。(78)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首先是他本人对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不正确认识直接发展的结果。“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是导致他妥协退让的理论根据。(79)有的学者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开党的职务后迅速转向托派，有客观原因，但在主观上也暴露了其政治思想的不成熟性。晚年的“最后见解”囿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自身处境，既有其科学合理的内容，也有其粗糙谬误之处；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形成超前的思想意识，又有简单的感情用事，妄下断言，尤其是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的全盘否定，更缺少科学性和有失公允。(80)以往的研究对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陈独秀思想多持否定态度。盖军对陈独秀早年接触和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作了重新评价，认为其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变化的现实，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81)杨熙曼对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在革命前途上提出的三种构想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不断变化的原因，较准确地再现了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曲折历程。(82)邢和明认为陈独秀深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从主张消灭资本主义转向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这种过渡“并非旦夕所能促成”，不能急于向“共产主义猛进”等观点至今仍没有过时，仍值得推崇。因此不应该再把陈独秀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冠以“二次革命论”加以批判。(83)祝彦认为其大革命时期的“二次革命论”是贯穿始终的。它既对国共合作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也与大革命的失败不无内在的联系。他的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决不是共产国际强加的，在实际斗争中放弃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是因为他认为不必要去争。(84)储天虎对以往陈独秀研究中鲜有涉及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概括了特征，认为陈独秀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指导者，提出和作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构想和决策。(85)托陈取消派问题是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吸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和陈独秀有关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形势、任务等基本问题的看法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晚年陈独秀研究取得较大进展。阿明布和多方位、多层面剖析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指出在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后，陈独秀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到放弃托洛茨基主义，形成新“二次革命论”；从学习苏联经验到全面否定苏联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主张。(86)陈铁健对陈独秀自1931年至1942年的思想演进作了评述，认为他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如，强调中国当前首要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经的过程”，强调了民主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87)
(八)关于王明生平思想研究
以往党史界在王明的评价上多是否定的，认为他先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新世纪十年的王明研究中，客观地评价王明成为学者的共识。在对王明评价中的突破，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首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上，认为王明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实践中效果也是好的，促进了由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应予以充分肯定。(88)另有论者认为，王明在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各武装力量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国家政权的民主性质等方面，总的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包含右倾投降主义的萌芽。(89)
近年来党史研究者重新审视抗战初期王明犯右倾错误问题，得出一些新看法。田子渝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在对中共长江局工作的评价上，把错误归王明，成就归周恩来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肯定的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由王明1937年11月带回来的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上毛泽东与王明在政策、思想层面上的分歧并没有直接交锋，而是采取“各自表述”，求同存异。毛泽东在为会议作的结论报告中，着重批判了“两个一切”，而会议依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决议，非但没有批评“两个一切”，反而强调了“两个一切”所阐述的主要观点。(90)李东朗对党史界通行的批评王明右倾的一些说法提出异议，认为通常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7个“统一”为例，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与实际有误。(91)上述问题是党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客观地全面地研究史料，以求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用大量文字描绘，并在长时间里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丁晓平根据从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14份原始材料，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史实确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纯属谎言。(92)
六、中共历史学理论方法研究的进展
近十年来，研究者在中共历史学科建设、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思潮与中共历史研究，党史学家研究，以及海外中共历史学理论研究引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中共历史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现状
学界对把中共历史学科定性为历史学，基本达成一致，只是在具体分析学科性质上有所区别。龚育之认为，中共历史学它本质上是历史学科，但现实性很强，是一门历史学科和理论学科。(93)张文灿认为，党史研究首先具有一般学术活动的性质，要遵循学术研究规范，在学术研究规范指导下的党史研究成果是客观地服务于现实政治，并非主观地为其服务。中共历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体现了它的学科性质；中共党史的政治性很强，强调的是它的功能；只有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才能真正起到“资政育人”的功能。(94)章百家则提出党史学不属于某个学科，是跨学科的，是一门综合学科。(95)
在中共历史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上，研究者存在差异。侯且岸认为中共历史的研究对象应概括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嬗变为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96)杨凤城提出，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97)周一平认为中共历史研究对象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有直接的研究对象，也有间接的研究对象。(98)
对党史学科的现状，在学者中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中共历史学科被边缘化了，有的则持相反意见。齐卫平认为，中共历史学科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所谓“边缘化”，在他看来：一是社会边缘化，即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相脱离；二是学术边缘化，即一些其他学科渗入中共历史的研究，专业党史研究者和工作者反成为陪衬，失却了研究的主导地位。(99)对此，很多研究者有同感。陈答才也认为，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共历史学科显得“相对弱化和边缘化”，状况堪忧。(100)有人不认可把党史研究的整体态势判断为边缘或萎缩的观点。代表性人物是党史学家龚育之，他认为：“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萎缩’两个字来概括党史学界形势？恐怕不好这样说”，“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101)张静如认为，中共历史研究短期内出现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不太现实。(102)
(二)史学思潮对党史研究的影响
近十年来，一些史学思潮对中共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学者们撰文对此或分析、或批驳，有的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的则是痛加批判不遗余力。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最早发生于文学、艺术方面的社会思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渐渐弥散于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成为一种显学。这一思潮所倡导的非中心、边缘化、平面化、无深度等观念和现代观念所主张的中心、线性发展、深刻等观念有明显区别，后现代主义旨在对现代观念进行超越和解构。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登陆中国，迄今已受到广泛关注，不少学者竞相运用后现代观念于各自研究领域。《东岳论丛》杂志在2004年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专栏，刊登了王晴佳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陈启能的《“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等文章，探讨了后现代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用后现代观念来研究历史，有利于促进学者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能进一步加强研究者的个体意识，后现代主义思潮提供了某些方法上的启示，给研究者一个超越时代反观历史的参照系。(103)也有研究者认为，从学术发展的视角看，后现代观念传入和产生影响，有着国内学界要求冲破传统观念束缚和探索新方法的背景。因而研究后现代观念，借鉴其可取之处，有积极意义。对于中共历史研究也是如此。(104)对于后现代观念不一棍子打死，而是从建设性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反映了学界对西方社会思潮的一种理性反应。当然，这不等于说国内学者对后现代思潮的危害没有觉察和防范。
持历史虚无主义观念的研究者，大搞所谓的“戏说”、“重评”，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历史，既造成了历史认识和评价上的混乱，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尖锐批驳。有人就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的研究和宣传，是关系到党、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根本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长远之计和根本之计。(105)学界还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归纳为：一是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二是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没有以英美为师，而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误入歧途，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三是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否定和掩盖其本质和主流。(106)就此，有人认为，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史学研究者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107)有人则主张，广大党史学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特别是“告别革命”思潮(108)，重申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的科学指南。(109)有人还指出，党史研究中必须避免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切实把握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看待党经历的曲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采取分析的方法。”(110)梁柱、龚书铎还主编出版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根源、研究方法、具体表现、危害，以及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同时还倡导遵循优良学风与科学的研究方法。
(三)中共历史学理论
对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曾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九个方面：中共历史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学评价研究、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史家评介、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研究理论述评、中共党史学未来发展研究等。(111)这一概括符合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实际，体现了学科理论体系的内涵。但近十年来，对这一问题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郭德宏认为，作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理论的中共历史学来说，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中共党史编写学；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112)有人将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概括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113)谢荫明认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党史学理论、党史史料学和党史学史。(114)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党史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体系，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阐释和完善。中共历史学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理论：中共历史理论和中共历史学理论。中共历史学理论，就是反思中共历史学自身的理论。从学科体系上说，包括中共历史学史、中共历史学基本理论、中共历史史料学和中共历史文献学等。(115)后来，又进一步概括为指导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三个层次。(116)
(四)中共党史学研究的方法
一门学科必须有符合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开始重视对中共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并取得一定共识。具体方法包括：一是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如目录学、考据学、谱碟学、校勘学、编纂学等；二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文化学研究方法等；三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计量学研究方法、模糊方法等；四是其他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历史逆向考察法、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等。(117)
近年来，陈振文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一是党史学研究的指导性方法，即指导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如“古今中外法”、立体研究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如考据法、阶级分析的方法、顺(逆)向考察的方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社会心理考察的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如统计分析的方法。(118)系统理论和中共党史具有兼容性，系统理论完全可以成为党史研究者的一种工具。(119)此外，在党史研究中还可以借鉴人类学方法中的田野调查法、社区研究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等以弥补自身不足。(120)
近来日益兴起的口述史学方法，也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一系列口述党史类的书籍，包括《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等，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也有一些口述类论著的情节不那么令人信服，明显是在以讹传讹。有研究者指出，要慎用回忆材料，因为人不可能事事都记得那么清楚，并且归纳了影响记忆准确的六种因素：时间久，记忆不准；政治变，有意掩饰；推责任，回避实况；赞先人，锦上添花；显记忆，信口开河；为充实，移花接木。(121)可见，规范口述，讲究方法，讲究科学，求真求实才是研究的基本。
在目前的中共历史研究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无疑是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122)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多数还处在引进、学习阶段，有的也只是套用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这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也只能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只有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对一些原有的重大课题作出更深入、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才能证明新的研究方法是行之有效，是真正有益于党史研究的方法创新。(123)
此外，中共党史研究要发展成熟，既要坚持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必须借鉴国外史学治史方法，从而在党史研究中增加知识和理论的含量，充实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促进研究科学化。有人认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为研究注入内在动力；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推动研究发展；运用“双跨”研究方法。(124)总之，要使中共历史学始终保持不断创新的旺盛生命力，就应该具有世界眼光，注意学习借鉴国外史学研究方法。
在借鉴其他学科和国外研究方法的问题上，谢荫明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应把引入国外新的史学方法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用一方法否定另一方法；二是要端正运用新的史学方法的目的，不能为了突出手段而玩弄方法；三是新方法不能光停留在评介上，而是要运用于党史研究的具体课题当中；四是在引进和借鉴国外史学方法的同时，不要忘了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治史方法，并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党史资料的搜集、考证、编纂、研究、传播等各个环节；五是对于在党史研究中成功地运用新方法的学术成果，要予以大力扶持和褒扬。(125)
综观近十年中共党史研究，在更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中，更趋深入，取得较大进展。党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和对传统议题炒冷饭的现象仍然较多，高质量、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不多，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围绕党史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有价值的学术争鸣和问题探讨仍不多见，党史人物研究中确实存在为尊者讳和矫枉过正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党史工作者充分注意，加以解决。我们相信，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端正学风，加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潜心钻研，中共党史研究在未来的岁月里就一定能够健康发展，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注释：
①王海光：《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国改革的缘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②曹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
③陈述：《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④郑必坚：《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求是》2008年第20期。
⑤章百家：《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北京党史》2008年第3期；《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⑥陈述：《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⑦杨继绳：《1978年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建设》2008年第6期。
⑧徐崇温：《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⑨施芝鸿：《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人民日报》2007年11月1日。
⑩徐永军：《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
(11)宋毅军、张爱茹：《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百周年纪念》(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2页。
(12)俞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变》，《理论界》2008年第8期。
(13)吴红：《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重大影响》，《学习时报》第205期。
(14)李群：《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中国“法制崛起”的起点》，《法制日报》2008年6月1日，第6版。
(15)《共和国60年话沧桑——金冲及研究员专访》，《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30日。
(16)朱佳木：《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及其联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7)周叔莲、刘戒骄：《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1日，第10版。
(18)陈雪薇、沈传亮：《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回顾与思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8期。
(19)何树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
(20)高尚全：《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哪些迫切的改革要求》，《北京日报》2010年12月27日理论周刊。
(21)吴敬琏：《转变发展方式从哪里入手》，《中国改革》2010年第12期。
(22)周天勇：《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主编：《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3页。
(23)王怀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4年》，《理论动态》2003年4月10日，总第1595期。
(24)许耀桐：《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领域的重大突破》，《理论前沿》2009年第5期。
(25)党国英：《我国30年政治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农村经济》2009年第2期。
(26)郑青原：《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7日。
(27)秦宣：《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2期。
(28)徐湘林：《中国政治改革政策的目标设定和策略选择》，《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9)何增科：《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政治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0)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31)钟生：《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32)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33)王占阳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4)刘晶芳：《继承、创新与局限——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考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5)李伟：《“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能成立》，《探索》2008年第4期。
(36)鲁振祥：《毛泽东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几个关节点的再思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37)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8)武力：《试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伟大贡献》，《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39)朱佳木：《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0)孙康：《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41)武力：《毛泽东对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42)董志凯：《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43)王双梅：《试述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的重要贡献》，《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
(44)吕小蓟：《刘少奇1951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前前后后》，《党的文献》2003年第11期。
(45)丁俊萍：《中共八大前后刘少奇发展生产力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6期。
(46)宋毅军、孙彦波：《刘少奇与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和思考》，《军事历史》2008年第6期。
(47)欧阳雪梅：《刘少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
(48)章百家：《忠于时代，超越时代——周恩来与中国外交》，《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9)林祥庚：《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纠“左”》，《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5期。
(50)范宏伟：《周恩来与缅甸华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1)徐行、张松：《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的对外贸易思想与实践》，《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
(52)刘武生：《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努力》，《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
(53)金冲及：《“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54)石仲泉：《周恩来研究若干问题辨析》，《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55)唐正芒：《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6)陈扬勇：《抗争与策略：对周恩来1967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7)庹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朱德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和主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6期。
(58)王纪一：《朱德对外贸易思想探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6期。
(59)曾敏：《论朱德“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6期。
(60)赵子林：《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改革理论》，《求实》2007年第11期。
(61)石广生：《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
(62)倪波：《“大外交”：邓小平外交思想聚焦》，《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63)李毅弘：《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3期。
(64)张皓：《邓小平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65)龙平平、张曙：《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刘仓：《邓小平对恢复高考的特殊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66)庞松：《陈云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武力：《陈云与“一五”计划若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迟爱萍：《陈云领导我国财经工作的卓越智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赵士刚：《“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陈云经济思想及其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赵学军：《陈云与新中国货币制度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武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王瑞芳：《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贾艳敏：《陈云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农业恢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占善钦：《建国初期陈云协调群众利益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熊亮华：《陈云与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开创》，《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
(67)王爱云：《新时期陈云与邓小平主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3期。
(68)程中原：《关于华国锋的评价问题》，《晋阳学刊》2009年第5期。
(69)韩钢：《“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
(70)康德文：《华国锋于改革亦有开凿之功》，《源流》2008年第21期。
(71)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72)李锐：《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
(73)王学宏、张国武：《胡耀邦党建思想探析及其现实意义》，《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4期。
(74)王斌：《胡耀邦新时期党内民主思想初探》，《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75)王安平、韩亮、朱华：《胡耀邦与川北土地改革》，《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76)张雄青：《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湘湖》2008年第12期；吴象：《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77)郭德宏：《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应进一步肯定》，《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79)石仲泉就《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编修答《百年潮》记者问。
(80)李颖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述论》，《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81)盖军：《建党前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82)杨熙曼：《陈独秀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
(83)邢和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
(84)祝彦著：《晚年陈独秀1927－1942》，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5)储天虎：《陈独秀军事战略思想探析——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例》，《党史文苑》2009年第2期。
(86)阿明布和：《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7)陈铁健：《走向最后的觉醒——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88)刘晶芳：《王明与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89)金怡顺、刘海燕：《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
(90)田子渝：《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91)李东朗：《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92)丁晓平：《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93)李庆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94)张文灿：《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95)参见刘晶芳、陈述：《二○○一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
(96)侯且岸：《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97)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98)周一平：《再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2期。
(99)齐卫平：《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第11期。
(100)陈答才：《中共党史学科的功能与现状——兼谈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101)龚育之：《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百年潮》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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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谢荫明：《20年来党史研究引入新方法的回顾和展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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