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出土先秦青铜乐器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先秦论文,青铜论文,乐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处中原的河南是我国古代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研究和探识古代灿烂的中华文明不能不将中原地区的文化研究列为重点，而中原出土的大量古代青铜乐器正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集中反映。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笔者不揣谫陋，将中原地区20世纪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略做梳理，并对之提出若干浅见，就教方家。
一、中原出土先秦青铜乐器概述
迄今为止，大部分为河南的中原地区已见发表的出土青铜乐器不仅藏量惊人、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形制复杂，而且每一历史时期的青铜乐器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并清晰地展现了先秦三代青铜乐器演进的基本脉络，成为认识和划分其主要发展阶段的极为重要的标志和依据。
1.二里头夏文化时期的铜铃
今天的河南是夏王朝的中心地区。1981—1986年，在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考察与挖掘中，先后发现4只铜铃，均为青铜铸造，体形较小，器壁较薄，横断面为合瓦形。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玉质铃舌，保存完好，有的尚被置于铃腔内。这是目前所知我国青铜文明滥觞时期出现的最早的青铜乐器。
根据考古资料，在二里头铜铃之前的远古时期，中原地区已有陶铃出现。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堆积层内出土的陶铃为最早的一例，其铃体为手工捏制而成，形制呈圆台形。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层内出土的两例陶铃，形制相似，均为手制，椭圆形。至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出现的汤阴白营陶铃和禹县瓦店陶铃，铃体已为合瓦形。这一时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例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红铜铸就的铃器，铃体为菱形，顶部钻有一悬舌孔，内壁厚薄不均，体表附有很清晰的纺织物纹痕迹。因此，二里头夏文化铜铃的出现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它的合瓦形铃体继承了中原地区古陶铃的椭圆体，作为中国合瓦形铜钟形制的本源，它又奠定了商周青铜乐器造型的基础，在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殷商时期的编铙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青铜乐器的兴起标志着商代音乐文化杰出的艺术成就。这一时期最具典型意义的青铜乐器当属安阳出土的为数众多的商铙。
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南境内考古发现的商铙约已有五十余件，其中大部分集中出土于安阳殷墟文化各期王室贵族的墓葬中，均为当时礼乐重器。出土的商铙常以大小3件一组的编列形式出现，铙体一般为宽而短的合瓦形，使用时铙口朝上，将空甬植于木架之上以槌击奏发声。其他地区少有编铙出土，温县小南张村曾发现商代晚期编铙一组3件，一铙可发两音，音程为大二度。西周时期，编铙几乎绝响，1993年洛阳林校西周早期车马坑出土的一组3件编铙和1997年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周初大墓出土的6件编铙，尚保持了明显的商代晚期的特点，是河南周初编铙目前仅见的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殷墟四期安阳大司空村51号墓出土的3件一组编铙，其形制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如合瓦形铙体细而高，两铣和于口平直，甬部较长，钲部两边饰对称大回纹并在钲中间留有空白等。这些新的特征，演释了商铙孕育西周甬钟的一个重要过程。
就音乐性能而言，商铙以确定的合瓦体基本形制奠定了青铜乐钟“一钟二音”的基础，多数商铙正、侧鼓两音的音程关系“在殷墟前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大二度，殷墟后期大部分侧鼓音是那种常见于西周编钟的小三度”（注：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0页。）。而从铙口内壁未曾看到调音磨制痕迹，可见商铙铸造技术及音高、音准设计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由于商铙出现的3件或5件成编的组合构成了一定的音列模式，使之成为青铜乐器中最早有一定音律关系的、具备旋律性表现的定音编组乐器。
殷商时期的编铙无论从合瓦体形制、序列性的成编组合，还是“一钟二音”的音乐性能等诸方面，都对西周青铜乐钟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3.西周至春秋早期的甬钟
西周至春秋早期是青铜乐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甬钟的出现代表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和青铜乐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准。根据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并参照李纯一先生对甬钟所进行的分期，中原地区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几例编甬钟尚处于甬钟的滥觞期和发展期，其形制均具有中原甬钟典型的阶段性特征，展示了甬钟正在经历的变革和一个非常重要的衍变过程。
1980年出土于平顶山北渡乡魏庄的一组甬钟，是河南考古发现西周甬钟中最早的一例。这组3件一套的编甬钟与陕西长安县普渡村出土的西周穆王时期的编钟十分相似，具有早期甬钟的形制特点。一方面，源自商铙的传统依然存在，仍保持了3件一套的编组，而且钟口内唇亦不突出，尚未见调音痕迹，同时继续保留了甬部中空与钟腔相通，甬顶部无衡的空甬结构。另一方面，较之商铙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其中最突出的进步是甬制的变化。魏庄编钟甬部为上细下粗带有锥度的圆柱形，并且由于甬下部出现了旋和斡，因而真正具备了牢固悬挂演奏的甬钟结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钲部出现了“枚”的设置，36个圆柱形枚分布于钟体两面，用以改进音响和音质。从整体上看，魏庄编钟合瓦形钟体表现得更加明确和规范，显示了滥觞期甬钟的主要特征。
此后的几例编钟，如洛阳西工出土的西周编钟，平顶山滍阳95号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编钟，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2001号、2009号春秋早期墓分别出土的虢季、虢仲编钟等，基本类型一致，比之魏庄编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以保存较为完整、发展较为成熟的虢季、虢仲编钟为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甬钟在诸多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进展和变化：首先，音乐性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和提高。不仅编钟组合扩大到8件，而且这些编钟都非常明确地具备了第二基音，大部分钟体右鼓部铸有鸟纹作为侧鼓音的敲击点标志。其次，调音手法逐渐规范。如虢季编钟第三钟钟口内唇两铣夹角和正反两面有对称锉磨出的8条沟槽，其调音的位置及内壁的隧式结构，显示出这一时期甬钟在音准上的把握和对音律的探索与追求。第三，钟体的诸多进化。如甬部在原有基础上出现了甬端的封衡；纹饰已遍及旋、斡、舞、钲、篆、鼓各部，且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窃曲纹、云雷纹、象首纹等抽象饰纹；钟体出现铭文等。所有这些新的特征共同构成了西周至春秋早期甬钟新的面貌，并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甬钟的深刻变化及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4.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甬钟、镈和钮钟
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青铜乐器中，大部分属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列国之器。春秋战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促使了青铜乐器的多元化发展。遍及各地出土的甬钟、钮钟、镈、钲、铎、chún或錞于等青铜乐器数以百计，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甬钟、镈和钮钟的藏量最多。这些青铜乐器不仅以形制、组合、规模、性能的高度发展与完善，而且以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影响的南北迥异的两大系统的成熟风格和特点，共同反映了青铜乐器鼎盛时期的辉煌成就。
其中，新郑李家楼春秋中晚期郑国大墓出土的19件编甬钟，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甬钟的变化和面貌。如钟体钲部、枚篆部略向上收缩，鼓部相对扩大，既便于演奏，又保持了枚对高频振动的加速衰减作用；甬部上下两端成封闭状，成为控制波及舞部的振动而采取的改善音质的新措施；此外，斡制改为长方形或方框形，舞部、鼓部饰以蟠螭纹，侧鼓鸟纹标志已不存在，编钟组合数量增加等等新的特征，均表现出中原类型甬钟的典型成熟风格。调音方法也有了新的改进，如李家楼编钟鼓部内壁部位加厚，调音痕迹成波状，每钟可发两音，其音域跨度宽达三个八度，“全部七声音阶齐备，在不同八度组中已具备十二个半音，其音列可构成几种七声音阶的可能性，具有极高乐律学研究价值”（注：袁荃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3页。）。
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是春秋晚期楚国的一例大型编甬钟，全套数量达26件，分上下两层悬挂于钟架之上。与中原类型的李家楼编钟相比较，其基本形制依然延续了中原甬钟的传统。但甬制变为八棱柱形的长甬，两铣侈度减小，甬、旋、斡、舞和篆等均饰以细密的浅浮雕式的蟠虺纹等等，较早地表现出南部系统甬钟独特的楚文化风格。同时音乐性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据测音资料，每钟可发两音，总音域达四个半八度，正鼓音、侧鼓音可构成几种不同的五声、七声音阶和半音音阶，而且由于具备了十二律，可以进行复杂的旋宫转调（注：赵世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3页。）。
除甬钟之外，中原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近百件铜镈亦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重要音乐遗存。其中，年代最早的为新郑金城路编镈和城市信用社编镈，两例均4件一组，皆为合瓦形体，整体形制近似于夏商铜铃，与殷商末期的南系镈相比，已是比较成熟的中原系东周镈类型。“春秋前后，镈在中原地区有较大发展，这种发展朝着以下两个方向进行：一是追求形制巨大，二是追求更加完善的音乐性能”（注：王子初《文物与音乐》，东方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50页。）。从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出土的4件一组的编镈，形制即庞大赫然，最大的一件通高108厘米，重达139公斤，呈椭圆形合瓦体。另有辉县琉璃阁春秋甲墓出土的4件一组的蟠螭纹镈，亦属罕见的特大形制镈钟。它们是研究中原镈钟演进的珍贵实物。
中原出土的镈自始即为成编组合，春秋中期以后镈数更为增多，并渐趋小型化。如淅川下寺10号墓、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等出土编镈均为8件一组，且从其铭文中可读到“歌乐”、“歌钟”等字眼，镈口内唇和两铣夹角等部位都有调音磨锉的弧形凹槽。辉县琉璃阁春秋甲墓、陕县后川2040战国大墓出土的编镈均为9件一组，各镈调音留下的凹槽清晰可见。据测音资料，这些出土的编镈除残损外，每件皆可发双音，并可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以外的变化音。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中原编镈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与编钟相当的具有旋律性能的乐器。
钮钟的出现晚于镈和甬钟。1956年陕县上村岭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组春秋早期无枚编钟，是现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编钮钟。这组9件成编的钮钟，钟体似铃，整体形制与甬钟最大的区别在于以钮代甬，表现出以甬钟的钟体与镈和铃的钮制相结合的特征。上村岭虢仲墓出土的另一组春秋早期无枚编钮钟，钲部及左鼓部所铸的铭文中自命为铃钟，由此亦证明了钮钟与甬钟和铃的渊源关系。
中原各地出土的青铜乐器中钮钟数量最多，但绝大部分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遗存。新郑郑韩故城遗址、辉县琉璃阁甲墓、洛阳东周王城遗址等地集中出土了大批钮钟。其中以有枚钟居多，形制也较早期钮钟成熟和稳定，并且编组多以9—10件构成，音乐性能更加完善。如新郑金城路编钟和城市信用社编钟，各为一套两组20件的有枚钮钟，每套钟两两相对，形制、饰纹一致，更为难得的是其音高也基本相同，七声齐备，可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和七声以外的变化音（注：赵世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3页。）。
在南阳地区发现的几组钮钟，多为淅川、固始等地春秋中、晚期楚墓出土的编钟，形制、纹饰等都具有楚文化的风格。如淅川下寺1号墓编钟的9件钮钟皆经过精心调音，钟口内唇多见磨锉的弧形凹槽。测音表明，该组钮钟音阶结构为七声古音阶，且音色优美，至今仍可演奏。最值得注意的是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编钟，一组13件，保存完整，发音准确，音质精良，其音列已构成完整的半音阶，具有相当的旋宫转调的可能性，是编钟中的珍品，“在钟磬乐的发展史中，集大成地体现了前代成果，将同类乐器的配套规模、音列设置、铸造水平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注：袁荃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3页。）。
二、中原出土先秦青铜乐器的学术价值
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先秦青铜乐器历经夏商周三代约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形成了一个时间跨越长久、发展脉络清晰、文化内涵丰富，并且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科技水平的较为完整的青铜乐器系统。它不仅集中反映了中原先秦时期辉煌的音乐文化成就，而且也体现出其历史、艺术、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1.史学价值
在先秦青铜乐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每个历史阶段都以代表自身发展特征的典型形式表现出对前代成就的直接继承、对周边文化的广泛汲取，同时蕴涵着对后世音乐文化的深远影响，因而在音乐史、乐器史上具有横向断代研究的意义和跨越三代纵向系列研究的价值。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乐器更是如此。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铃，为中国青铜乐钟源起阶段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线索。根据考古发现的有关铃的遗存，从距今约六千年前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晚期的陶铃始，经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陶铃，河南汤阴白营、禹县瓦店、山西襄汾陶寺等河南龙山文化遗址陶铃，以至山西襄汾陶寺红铜铃等，为二里头铜铃的出现做了充分的历史铺垫；从铃体形制来看，中原地区陶铃的椭圆体，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就已开始演变成后世青铜乐钟普遍采用的合瓦体，这一创举对中国青铜乐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意义；从铃体材质来看，中原地区自陶铃、红铜铃至青铜铃，完整地展现出铜铃的演化过程，尤其山西陶寺文化晚期红铜铸铃的出现，不仅表现出质的飞跃，而且同期并存的陶铃也有力地证明了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从文化类型来看，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和晋南东下冯、襄汾陶寺遗址同属夏文化的主要地域，而且夏代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登封王城和禹县瓦店遗址的禹都阳城（注：江林昌《来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因此，共同的文化基础是促成二里头铜铃出现的必然的历史原因。而殷墟出土的商铙，一方面因其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对商末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表现出其独有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表露出许多相关学术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另外，中原地区出土的众多甬钟、钮钟、镈钟等青铜乐器，无论从文化意义的层面，还是从乐器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基本都经历了滥觞、发展、繁盛、衰落的各个历史阶段，完整清晰地诠释了各自逐步发展及衰颓的演进过程。这些乐器所体现出的对于前代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对周边文化的吸收与影响等，都使其具有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构成中原青铜乐器极为难得的研究体系。
因此，中原出土先秦青铜乐器作为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典型的物态形式，不仅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内涵，而且对先秦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因而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和极为宝贵的研究价值。
2.艺术价值
中原地区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从其自身发展角度及所表现出的科技、艺术水平，均显示出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乐器形制结构方面，它们展示出从夏代铜铃——商末编铙——西周编甬钟——春秋早期编钮钟——春秋中期编镈等较为完整的乐钟演进过程。青铜铸造技术和工艺的日益发达，乐器形制结构设计的不断探索，对合瓦形钟体的确立、甬制的日益完善、钟枚的出现及变化、由植奏至侧悬乃至直悬的演变等重要问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出各类乐器本身自我完善、逐渐成熟的历程，而且深刻地反映出它们之间沿袭、继承、影响、变异以至更新、发展的渊源关系。
在乐器的组合形式方面，以编列成套的构成特点最早表现出对旋律性能的探索与追求。如殷墟商铙的3件或5件的编组，显示出由二里头铜铃单纯的节奏型乐器过渡到具有一定音列关系的旋律性乐器的重大转变；由平顶山魏庄甬钟3件一套的组合至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编钟8件一组的编列，不仅反映了对商铙3件编组传统的继承，而且明确地表现出甬钟8件成套组合规范的形成及演进过程；镈钟自始即以成编组合形式出现，钮钟也基本以9—10件构成序列。由于青铜乐器具有发音稳定性较强的特点，中原青铜乐器以编组形式构成的各自固定的组合，均表现出一定的音律形态。从横向看，中原各地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不仅存在着中原与楚地两个系统的音阶结构，而且各诸侯国编钟的音律尚有差别，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古代乐律实践正处于逐步统一的过程；从纵向看，编钟组合数量的不断增加，不仅扩大了音域，而且音阶结构逐渐成熟。
从不同的调音手法，也可清晰地发现青铜乐器音乐性能的不断进步和探索过程。殷商编铙已经表现为旋律乐器，合瓦形铙体出现了第二基音。但从铙体内壁平光，不见磨锉校音痕迹，说明其音高音准的确定只有依赖制范浇铸前所进行的设计，并且侧鼓音无特殊标记，正侧鼓音音程大致显示出一定的发展趋势，可见第二基音的使用和音阶调式的发展正在经历着的历史演化。西周初期的编甬钟一如商铙，内壁光滑亦无隧脊，侧鼓尚无第二基音标志，但从平顶山魏庄编钟钟体内壁正鼓处明显的加厚，说明滥觞期甬钟正有意识地通过改变内壁形状来加强使用第二基音。处于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的洛阳西工编钟、平顶山滍阳95号编钟、三门峡上村岭虢季墓编钟、虢仲编钟等，不仅出现了第二基音的鸟纹标记，而且各钟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调音处理的痕迹，典型地反映了发展期甬钟对称、规则的调音位置和凹槽状长隧的调音手法。而在新郑李家楼编甬钟钟体内壁出现的波状结构的调音痕迹，则代表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乐钟在音乐、音响性能方面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
中原考古发现的先秦青铜乐器几乎全部为实用乐器，发掘时出现的丰富的乐器组合和配置，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青铜乐钟音乐表现的多样化形式。尽管不能排除墓葬的局限以及陪葬物品的偶然性组合，但从大多数出土情况所反映的共同特点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乐器配置类型：第一种为单纯的青铜乐钟的乐器组合，多由镈与甬钟或钮钟构成。如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有特镈4件与甬钟19件共存，新郑郑韩故城遗址所发现的近20套青铜乐钟均为编镈4件与钮钟20件（两组）的乐队编制；第二种为编钟与编磬构成的乐器组合，这种类型最为普遍。如殷墟墓葬中已有编铙与特磬的组合，春秋以后的这种组合规模更加庞大，三门峡上村岭虢仲墓有编甬钟8件、编钮钟8件、铜钲1种与编磬10件共存，洛阳解放路东周墓有编镈4件、编钮钟18件与编磬23件的组合等；第三种为青铜乐器与其他乐器的混编组合。如殷墟妇好墓有编铙、特磬与陶埙共存，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有编铙、铜铃、石磬和五组骨排箫的组合，固始侯古堆春秋晚期大墓、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编钟都伴有精美的木鼓、木瑟数件出土，既为实用乐器，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从上述诸种组合形式可见，中原出土先秦青铜乐器的音乐表现功能以及所构成的“金石之声”、“钟鼓之乐”的乐队编制为先秦乐器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证资料。
不仅如此，中原古代先进的青铜文化孕育了先秦时期的青铜乐器，青铜材料的发现和利用，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水平，也为艺术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中原地区先秦青铜乐器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其从乐器工艺的沿革、发展、成熟，乐器性能的改进、完善，古乐律观念的演进、形成，乐队配置构成及组合方式、表现手法等诸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研究先秦音乐文化提供了宝贵而深广的传统文化资源。
3.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历史实证
根据考古学资料，中原发现的先秦青铜乐器基本出土于“三代之居”的都城遗址、各诸侯国遗址或王室墓葬，与其共出的随葬物品中不同类别、不同规格的青铜礼器，不仅作为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且作为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物质代表，渗透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心理和礼乐精神，自始至终都鲜明地显露出其特定的文化属性。
如在对殷墟遗址和墓葬的历次发掘中，先后发现了几千件青铜器和几十万片占卜用的甲骨。集中于大中型墓葬出土的几十件商铙，饰以诡秘狞厉的饕餮纹，与近千件青铜礼器伴出，它们与石磬共同成为凝聚王权力量的“金石之声”的形象体现。商铙作为当时新兴的青铜器物，不仅是延续原始宗教神权意识的礼乐重器，而且成为王室贵族地位显赫、淫奢音乐生活的典型写照，因此，被赋予了礼乐鬼神和享乐意识多重内涵的新的音乐观念。
周初制礼作乐，将乐舞与政治和伦理的结合推向了极致。不仅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礼乐制度，而且为礼乐制的实施设置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音乐机构，同时创造和完善了以六代乐舞为内容的宫廷雅乐体系。从而将乐“约之以礼”，为社会功能政治化、礼典化的宫廷音乐确立了新的社会等级规范和秩序，使音乐艺术的地位被提升到治国方略的空前高度。青铜甬钟作为乐悬制度的核心乐器，鲜明地表达了以器涵礼、礼在器中的等级观念，深刻地凝铸了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目前在洛阳西周墓葬、平顶山应国墓葬等地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几例西周各个时期的编甬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礼乐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春秋以降，王室衰微，诸霸称雄，礼崩乐坏。反映在中原地区列侯封国遗址、墓葬出土的大批青铜乐器，回响着音乐挣脱旧礼制而蓬勃发展的历史新声。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新郑郑韩故城遗址、辉县琉璃阁卫国墓地、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陕县后川东周墓地、信阳长台关楚墓、固始侯古堆大墓、淅川下寺楚墓群等地皆有重要的青铜乐器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礼乐文化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
综上所述，大部分为河南的中原之地，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殊的政治背景、历史地位和华夏文化悠久深厚的积淀，造就了高起点的中原古代音乐文化形态。夏商两代最早的国家政权、城市、文字、历法、青铜等划时代的文明成果和两周时期的礼乐文化都使得中原古代音乐文化形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系统，被纳入礼乐制度的音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原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作为礼乐文化具体的物化形态，不仅成为王权统治、宗法制度的展现，而且全面显示了夏商周三代中国礼乐制度的发轫、形成、完备及礼崩乐坏的历史内涵，成为中国奴隶制社会音乐文化的典型象征。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04FYS004）成果之一。承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研究员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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