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落脚点论文,红军长征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0)02-0078-05
关于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问题，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偏重于对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原因的考察，而对长征途中落脚点的选择和变化说法各异。本文拟对此作一梳理和辨析，提出管见就教大方。
综观近二十余年来专题论述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演变的学术成果，根据落脚点选择次数的不同，可分为“五次说”(即先后选择五处落脚点，以下类推)、“六次说”、“七次说”、“八次说”四类，涉及每一类的文章，根据落脚点地域及次序的不同，观点又各有差别。为便于比较分析，现将各类文章的观点依次提要列表如下，“五次说”仅一种观点，见《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作者徐占权、周继强，《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该文认为，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五次落脚点计划依次是：湘西；黎平转兵，创建川黔边苏区；北渡长江，创建川西或川西北苏区；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落脚陕北。故不再列表。
表1注：文一——《长征中创建革命根据地计划问题》(作者陈荣华，《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文二——《中央红军五易长征落脚点》(作者李荣，《党史文汇》1996年第8期)；文三——《中共中央关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六次战略选择》(作者徐占权、徐婧，《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文四——《弘扬长征精神，履行历史使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专家学者访谈录》(作者张国育，《解放军报》2006年9月5日第6版)；文五——《红军六选落脚点——究竟走向何处？》(作者黄星，《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2日第6版)。
表2注：文一——《一个备受称赞的“决策修正”过程——论长征对根据地的选择》(作者彭开来，《学习月刊》2005年第9期)；文二——《红军长征中的〈红星〉报》(作者肖裕声，《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表3注：文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作者饶彦久，《共产党人》2006年第4期)；文二——《红军长征落脚点的7次变更》(作者梅少伟、杨晓琳，《党史博采》2006年第8期)；文三——《中央红军八次选择长征落脚点》(作者罗军生，《湖北档案》2006年第9期)；文四——《长征落脚点的八次选择在哪里》(周世军主编，《趣味军事大观(四)》，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版)。持8次说观点的还有《长征全史》，该书并未详细罗列每一次落脚点的变化，仅在榜罗镇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时指出，“这是中共中央关于长征落脚点的第7次改变”[1]306。故表中未列。
细考以上三表可知：忽略文字表述的细微差异，“六次说”又分为三种观点(文三、四、五观点相同)，“七次说”分两种观点，“八次说”也有三种观点(文一、三观点同)，再加上“五次说”的一种观点，关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演变，目前至少有四类九种不同观点。史实究竟如何？实有考辨之必要。
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开始战略转移。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的围攻，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一带是中共中央计划中的第一个落脚点。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蒋介石此时已判明中共的战略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置重兵、张网以待。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从12月11日开始，二十天之内，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和猴场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都强调放弃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转兵西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的第二个落脚点计划，也是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前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川黔边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在此情况下，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的第三个落脚点计划，也是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积极准备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急令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又令薛岳和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同时川军又有四十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土城一役失利，红军西渡赤水，进入川滇边的“南六属”(即川南所属的高县、珙县、庆符、江安、长宁、筠连六县)地域。形势的变化使原定渡江计划变得十分困难。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云南扎西(威信)召开会议，果断作出《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决定放弃原定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通告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是中央红军的第四个落脚点计划。
扎西会议后，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桐遵大捷。这一仗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桐遵大捷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也为实施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开了一个好头。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发布《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决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苏区，赤化全贵州。
桐遵大捷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进行机动作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从而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随后，佯攻息烽，逼近贵阳，同时假装东出湖南，利用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向云南急进。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落脚点计划的再一次改变。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实现会师。根据国内抗日形势的变化以及川西一带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而张国焘却主张向地广人稀的西康发展，以保存实力。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2]516这是中央红军的第六个落脚点计划，也是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第三次重大转变。
其后，为执行北上战略，中革军委先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和《夏洮战役计划》。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敌情发生变化，战事进展不利。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沙窝和毛儿盖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分别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了主攻方向是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东岸地区。随后，右路红军渡过草地，到达川北的班佑、巴西地区，攻下包座，为实现北上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张国焘坚持其向川康边境退却的主张，不但拒绝率左路军北上同中央会合，还暴露出以实力胁迫并危害中央的意图。当此严重关头，毛泽东决定迅即脱离险境，中央连夜率领右路军之红一、三军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南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鉴于一、四方面军分开，革命力量元气大伤，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经过游击战争，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困难形势下为了保存力量休养生息，不得不做出的一个新的落脚点计划。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继续北上，准备经甘东北和陕北向中苏边界地区前进。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这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毛泽东当即决定，首先前往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9月27日，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根据新了解到的情况，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中央红军整个长征途中最后一个落脚点计划，也是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第四次重大转变。榜罗镇会议后，红军日夜兼程，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和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的落脚点计划共有8处，依次是：(1)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根据地；(2)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3)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根据地；(4)川滇黔边根据地；(5)川西北根据地；(6)川陕甘根据地；(7)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创立根据地；(8)陕北根据地。但与各表观点综合比较，除(1)、(2)、(3)三处均无疑义之外，其余五处或有是非疑义，或有次序疑义，取弃不能一致，而有的观点甚至包含有黔北新苏区、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等其他两处地方。文献俱在，确凿可考，何以产生疑义？以笔者之见，或与以下原因有关：
1.概念不清而误取：黔北新苏区和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
何谓“落脚点”？有研究者认为：“所谓落脚点，是特指革命在开始、转移或经受挫折之后的暂时立足地，它有两个内涵：一是具有一定的地域、人口、供给资源及地理优势等，使革命有暂时生存、休整、转移的各种条件；二是革命在该地域战略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方向的暂时性。”[3]笔者认为，这个定义基本是准确的。从定义看，落脚点与苏区根据地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落脚点一定是苏区根据地，而苏区根据地则不一定都是落脚点。确定一个落脚点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表中两次涉及的黔北新苏区为例，由于它是中共中央继川滇黔边根据地之后提出的一个苏区根据地计划，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这是另起炉灶的一个新落脚点。其实，从战略形势看，当时北渡长江暂无希望，只能设法在长江以南的云、贵、川三省建立根据地以图发展。敌强我弱，形势变幻莫测，根据地选择在哪里只能视情而定，但无论在哪一省先落脚生根，在战略上都应属于川滇黔边根据地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地缘环境上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紧靠云贵川边境，毫无疑问应属于川滇黔边根据地计划范围内。因此，建立黔北新苏区只是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计划中的一个具体步骤，而不能算是改弦更张。
此外，判定一个落脚点计划，首先要有文献可稽，即在中共中央的有关会议或文件中有所体现。以此例之，“表三”中“文四”所涉及的“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从无记载，列为落脚点计划不妥。
2.标准不明而误弃：川滇黔边根据地与接近苏联之地创建根据地
战略方针的转变和落脚点的转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但两者又有密切联系。落脚点是具体而暂时的，战略方针则具有宏观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从长征途中的情况看，战略方针的转变必然导致落脚点的转变，而落脚点的转变却并非都伴随着战略方针的转变。在战略方针总体不变的情况下，一些具体策略的改变有时也会引起落脚点的变化。
以川滇黔边根据地为例，如前所述，北渡长江计划受阻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扎西会议上作出《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同时规定红军的作战任务是脱离四川追敌，“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2]483。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以一部兵力“示形”于敌，佯装东进湖南，另以主力兵临贵阳。毛泽东在部署行动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4]453蒋介石中计，中央红军乘虚进入云南。不久，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4]454这些文电以及行动部署都清楚表明，扎西会议后中共中央虽一度决定停止渡江，改为在云贵川边发展，但始终没有放弃北上渡江赤化四川的战略方针，而是根据形势变化，及时灵活地调整策略，由川南渡江改为从云南渡江。在云贵川创建根据地不过是贯彻北上战略方针的一种权变策略而已。把战略方针转变混同为落脚点转变，因而或是正确把握其策略性质而误弃之，或是误以为战略方针而正取之，都是不恰当的。与此类似的还有在接近苏联之地创建根据地的落脚点计划，可以依例推之。
3.位置不定而误合：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根据地与川西北根据地
长征途中的落脚点选择，大多是“定向”而非“定点”，位置并不确定，个别仅仅是粗略的意向，在具体执行中存在很多变数。正因为位置不定，两个邻近的落脚点便不易区分。从川南渡江北上、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与从云南渡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后创建川西北根据地的计划是不是同一个落脚点计划？从上述三表看，许多研究者把两者合而为一，认为后者不过是前者的继续，因而两者只取其一，或存于前，或存于后，笼统称之为“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笔者认为，这是不适当的。
首先从地理条件看，遵义会议对红军未来行动的最初决议是：“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5]36。作出这一决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人贫地瘠，而四川人烟稠密，经济条件远比黔北好，便于立足就食，可见当初设想的地方绝非人烟稀少的川康地带。而从云南渡江北上后，中央红军所走的全是雪山草地一线，最终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懋功一带也都是深山穷谷，由此可知两个预想地域虽同属四川，但后者比前者还要偏西，位于四川西北边陲紧邻西康的地方。其次，从川南渡江时，红四方面军还在川陕根据地活动，到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时，红四方面军已经撤出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到达岷江上游的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中共中央执行渡江北上赤化四川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从有利于会师以及战略配合的角度考虑，随着红四方面军落脚点的西移，中央红军预设的落脚点也必然进行相应调整。由于前一个计划旋定旋废，未能付诸实施，具体位置难以把握，加以两个地域同属川境，两个计划同属一个战略方针，一些研究者容易把二者误合为一体。事实上，它们是以川滇黔边根据地计划为过渡的两个不同的落脚点计划。
至于川陕甘根据地，从各表情况看，它只有次序疑义。这种疑义主要由之前的川西北根据地以及其后的中苏边界地区根据地的是非疑义所引起。川西北及中苏边界两处落脚点计划的是非疑义既消，川陕甘根据地的次序疑义自然随之可平。
考辨已毕，犹有余思。关于长征落脚点的问题，由最早认为遵义会议后就确定前往陕北落脚，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普遍认为确定陕北根据地为最终落脚点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落脚点的选择，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其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五次说”、“六次说”、“七次说”、“八次说”等诸多观点纷纷出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在接近过程中却又变得模糊起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除了理论上缺乏统一的界定标准外，客观上也由于长征过程本身的机动多变。毛泽东说：“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6]长征途中，敌情、地情、民情、我情时刻变化，尤其是敌情瞬息万变，生存问题在长时间内对于红军来说，始终是第一位的，这和中央苏区时期迥然不同；大兵团流动作战的新实践对年轻的中共领导集体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重兵夹击，覆亡的危险如影随形，在此情况下，摆脱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力量求得生存无疑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首要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4]448，落脚点的选择自然也不断发生变化。事实说明，研究长征落脚点的演变，只有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方能明了其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