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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金。当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对神州大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震荡，当人们生存现状乃至生活观念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激荡，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竞争的存在，以至对过去的20世纪和将要来到的21世纪产生许多反思和浮想。中国出版界也不例外。
怀旧与反思
年轻的中国出版界，“老”气横秋地怀旧起来，迎合着世纪末人们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结。对时下唱不完的“老”调子，有论者忧心忡忡，担心在一次次的长嘘短叹后是文化原创的想像力的或缺。特别是当这种“老字号”成了一种行销的金字招牌后，怀旧的幽思很可能蜕变成一种消费策略。
自山东某出版社推出《老照片》以后，马上有各式各样的“老××”被争相爆光，如《老相片》、《百年老照片》、《知青老照片》等。一些赶在前面的，也确实卖了个好价钱。于是再有《老镜头》、《老漫画》、《老房子》一涌而上，《老上海》、《老北京》、《老南京》、《老天津》等构成的“老城市系列”题材也纷纷出台。还有《老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老新闻》，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百年老新闻》等等，五花八门。论者认为，“老”字号书系的汗牛充栋，至少表明我们在逝去的生活中失掉了太多的精致和细节。换言之，今天发黄照片中的事无巨细，也许恰恰是为了磨合记忆中的某种粗糙，如果没有现在这番翻箱倒柜后的晾晒，连那些粗糙的过往也要发霉甚至腐烂了。
而几本由吴亮、叶兆言、徐城北等文化界名人“看老图说旧话”图书，一经面世就受到了诸多批评。在老京城文化的深厚氛围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徐城北，对老北京的轶闻趣事、旧人掌故，实在是耳熟能详，兼之近年来旧京城文化的探询，徐城北的写作过程可谓得心应手，浑然天成。相形之下，《老南京》交汇着一种“新”“老”混合的味道。作家出身的叶兆言，尽管所叙的是旧闻旧事旧人，但总想评论一番，使得“评论的色彩过于沉重了些”。“而对很多人来说，原汁原味的老城市文化是不需要评论的，原貌也许才更深刻。”吴亮的《老上海》则把老上海一幅幅旧照片组合成一个“大上海”在细细把玩，“因为融入了现代艺术批评情结而有点过火”。一些纯艺术的概念如“换幕”、“集体幻觉”、“年代表情”等把“老上海”弄成了“先锋”艺术，在传达“老城市”这一概念上并不充分，甚至有点别扭，让人读来，心生不尴不尬之虞。
上山下乡运动距今不过30年，知青运动的历史却因为大批出炉的知青图书而变得模糊不清。如何少些自我陶醉，多些理性透析，是知青图书首先应该“自省”的。
尽管，“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摘自知青作家张抗抗《无法抚慰的岁月》）知青作家和部分“知青后”新生代作家还是纷纷加入到了知青题材作品的创作中，《老知青》、《别无选择》、《上山下乡》、《鬼子进村》等等有关知青的图书一时流布于图书市场的大小角落。
遗憾的是，并没有出现《孽债》、《中国知青事典》、《啊，老三届》这样的倾心力作，绝大部分作品有的只是知青名人们私语性的个人回忆录，有的只是以新时期初期的知青文学主题而落实策划的复述着那段历史的“浪漫与辉煌”，有的只是表达“青春无悔”的情绪和对置身者青春生命的抚慰，大有一代人“革命回忆录”般的姿态，有的甚至像是一种历史资格的证书，连“伤痕文学”的表层历史批判也难得一见，其中的大量图片所洋溢的乐观表情掩盖了个别行文中的控诉与痛苦，“少有在对历史再现过程中进行自我反省和尖锐的诘问者。”
就此，有论者认为，知青图书作者的结构偏向决定了它所提供的历史图景是失真的。出版者之所以把眼光集中在知青名人们身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知青主体和上山下乡运动本身，表明他们看好的是名人的市场号召力，而并不着眼于梳理历史。更为关键的是，知青名人们纷纷以自传性文体发言，不仅缺乏深刻思想内涵和历史份量，连对历史的再现也局限在了一己的经历中。
同为知青作家的张抗抗也颇为不解：“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
和当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大量的反思小说一样，反思历史，拷贝灵魂，成了“反思图书”基本的主题。不过，反思到了今天，已不该局限于向读者倾吐苦水了。历史这本大书，正需要一代人努力去读懂、读透。
反思图书大量涌向书摊，构成了当前书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近出版的，如《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无罪流放》、《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从维熙著的《走向混沌》、经济日报出版社的《思忆文丛》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血与铁》、早些时候出版的，如《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著的《九死一生》和韦君宜著的《思痛录》等。
同新时期的反思小说一样，对不断变幻的历史风云沉痛反思，对苦难曲折的人物命运深切考察，对一度失落的内心灵魂重新拷问，成为“反思图书”最基本的主题。不同的是，反思小说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背景下，人们自觉探寻新中国诞生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并由对“伤痕”的政治批判，进入到对社会生活深层的历史性反思和哲理性反思。而“反思图书”则采用纪实和“亲历者”自述，或述事析理的方式，再一次将目光对准了建国后最敏感的20年，投向了极“左”思潮和十年“文革”给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的痛楚。如果说前者主要以张贤亮、谌容、古华、张炜、陈忠实等人为代表，那后者，参与其中的作者在显示出“平民化”的同时，数量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如远方出版社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作者就达一百位之多。
如此敢于自揭疮疤的反思确实需要提倡。不过，反思到了今天，已不该局限于向读者倾吐苦水了。历史这本大书，正需要一代人努力去读懂、读透。
时政与隐私
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她伟大的思想、精神和举措。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有她无可避免的时代矛盾和社会理想。涉足于改革“深水区”的当代中国，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有着太多的机遇需要抓住；走过半个世纪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辉煌需要讴歌；身陷困境的都市情感，有着太多不和谐的音符需要倾泻……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版界，充当了这样一块“晴雨表”。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读物走红，与“黛妃热”、“泰坦尼克热”源自于突发事件或是纯炒作不同，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作为一个崭新的领域，如何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严肃而慎重地出版，出版界有必要好好地思索。
去年3月份，北京科技出版社率先推出《知识经济——21 世纪社会的新趋势》一书，婉如平地一声起惊雷。紧步其后，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知识经济专家谈》，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了《知识经济浪潮》，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了《资本的革命——透视知识经济》，改革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青年学者赵弘著、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写序的《知识经济呼唤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的普及本《知识经济问答》和山西经济出版社的理论专著《知识经济论》等等，此外，还如科学出版社的《创新与未来——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体系》，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中国大地出版社的《知识经济——第三次经济革命》，天津人民社的《知识经济时代》等等，也纷墨登场。而且，销售业绩普遍看好，仅《知识经济》一书，就重印了6次，印数达11万册。 无疑，这给冷淡已久的书市带来了一阵热风。
随着知识经济图书越出越热，一些专家们开始对热浪背后的嗖嗖“凉风”表露出相当的担忧，绝大部分图书概念含混，浅尝则止，缺乏深入研究。著名学者朱厚泽认为，知识经济图书基本处于“评介阶段”，对知识经济范围的界定差别很大。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知识经济呼唤中国》一书的序言中，也很谨慎地谈到：“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下世纪内有可能进入智能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专家认为，这种论述也许要比某些“人类已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标榜更为理智和科学。
政治、经济改革全面深化，国家大事不断，纪念活动频频，为时政图书提供了广阔的出版背景。贴近社会，关注现实，聚焦时政，研究阐述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迎合了读者对现实题材的认同。更重要的是，时政图书都以邓小平理论、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充分反映出了改革开放20年来社会方方面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与读者的生活息息相关，为广大读者所关注。
来自书市和有关部门的信息表明，各地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关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图书就有80多种。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图书选题呼之欲出，也有近百种之多，且选题的角度各不相同。
从内容、题材上看，十分丰富，几近无所不包之势。如“第三次大转折”丛书《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前后后》；突出宣传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的，如《邓小平理论精髓——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第三代：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中国大转折——改革开放20年纪实》、《农村改革与中国的崛起》、《目击—20年中国事件记》、《强国之路20年》、《大沉浮——1987—1997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追踪》等等。
在写作手法、表现方式上，也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如《图说邓小平理论》、大型画册《改革之光》等等。
此外，关注社会生活、企业的时政图书也自成风景。关注企业的，如北大的《中国企业批判》、今日中国出版社“中国问题报告”系列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收购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大重组》、《企业并购》等。聚焦社会的，如经济日报出版社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公贿”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等。
同时，几乎所有的时政图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读者的欢迎，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收购中国》一次订货会即出手10.5万册，中青社的《强国之路20年》订货高达880万册，部分图书一版再版，数次印刷， 还供不应求。这与当前纯文学作品遭受冷遇的现实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隐私仍是个令国人讳莫如深的概念。除了警察合法的询问，人们对自己的一切都可以有权保持沉默，理由是：那是我的隐私！然而，在经过作者和出版者的精心包装之后，转眼成为商业时代大众消费的文化快餐。
自《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将自己主持的《口述实录》栏目里的文章结集《绝对隐私》出版以来，《单身隐私》、《非常隐私》、《贞操隐私》等一大批摹仿而作的灌名“××隐私”图书纷纷摆上了都市的书摊，揭开了一个潜力颇大的隐私市场。写隐私，卖隐私，读隐私，谈隐私，已经成为街头巷尾的一种时尚。茶余饭后，市井人士开始沉浸书中饮食男女们或春心荡漾，或情感溃败，或“红杏出墙”等等一系列引人的故事里……
而据笔者观察，此类图书大多是以情感历程颇带传奇色彩的中年男女作为“被采访对象”，一些“要素”残缺的文章让人颖为随意杜撰。这对世界观尚未成形的年轻人，尤其是沉迷其中的在校学生，无疑将会是一种误导。如果学生不知不觉地摹仿起书中的“被采访者”，甚至也东施效颦地来一点“婚外恋”、“三角恋”、“同性恋”，有什么后果也不得而知。对广大读者而言，这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一旦泛滥，整个主流阅读框架势必将被烙上低级情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以显私为荣，作为主流文化的健康的阅读方式无疑也将蒙上一层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对于出版者们何以对此情有独钟，业内人士一语道破天机：由于隐私太多，公众能够知道的隐私就太少，想知道别人隐私的欲望就更为强烈。按照价值规律，把一些隐私公开上市，准会换回大把大把的钞票。只是，作为出版者，在考虑必要的商业利润时，能否愿更多地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考虑，给读者带来更多更好更积极的作用呢？
克隆与盗版
最让出版界头疼的问题莫过于“盗版”了，畅销书必然遇盗版已成为铁定的规律。此外，哪一种出书选题卖火了，不去认真分析原因，进行科学的调研分析，就有人学些皮毛，或是标题，或是形式，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弄得你我不分，甚至故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套用一句科学用语，叫做“克隆”。且不说这种跟风克隆会造成文化原创力的丧失，单说盗版，这些伪劣图书极大地分割了正版书的市场份额，蚕食着我国出版界本来就不够强壮的肌体，这多少令人有些忧伤。
在一个可以“克隆”一切的时代，如果说“克隆羊”的问世只是在向人们证明新技术可以“克隆”我们的基因的话，那么发生在书界里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无疑则在证实着也可以“克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北京青年报记者将自己主持的《口述实录》栏目里的文章结集《绝对隐私》出版，发行达135000册之巨。跟随而来的是：《单身隐私》、《非常隐私》、《贞操隐私》、《婚外隐私》、《女生隐私》等一大批的灌名“××隐私”图书。内容、封面乃至广告语都十分惊人地相似：A称“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B说“情人、夫妻和第三者口述实录”；A称“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的倾心之作”，B说“中国第一位调查离婚问题的女专家、中国第一部多角度采访婚姻内幕的专著”，令人眼花缭乱，仲伯难分。
’98世界杯曾是新闻出版界关注的焦点。足球尚未开战，图书早已“开踢”。象《辉煌与梦想——决战法兰西》、《’98世界杯纪念册》、《世界杯足球群英会》、《1998，XVI 法国世界杯特别纪念册》等一些内容相同或相似，灌名不同的图书被泡制出台。大量足球图书就这样烂死在了书摊上。
《老照片》的出版，一炮打响。结果，马上有《老新闻》、《百年老照片》、《知青老照片》等一系列“老”字号“图”书浮出水面。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一个抢眼的《红镜头》。马上，便有《黑镜头》、《黄镜头》、《毒镜头》、《蓝镜头》等一系列的变“色”镜头卷地而起。
如此种种，都在给了人们这样一个经验：往往一本书打响之后，各地出版社便纷纷仿效，照样“克隆”，辗转抄袭者有之，粗制滥造者有之，至于一些作品驴唇不对马嘴者亦不鲜见。而校勘之欠精，往往一页中出现近一二十个错误。这不仅为广大读者所诟病，而且使得大量“克隆”出版物内容雷同，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出版者因为“钱”途而丧失的自己职业道德，专事“克隆”之“美差”。
在加大“盗印正规出版物”力度的同时，盗版者们大举向新的“盗版”领域挺进。打击盗版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只是，图书打假已不只是哪一个出版社、作者的事情，需要的是全社会的综合治理。
岁末年初，又爆新闻：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吴小莉自传还在制作中，尚未完成，盗版却摆上了书摊。自去年12月初在上海第一次发现盗版书至今，吴小莉自传《圆人生的梦》的盗版已经遍布全国很多城市。作为吴小莉自传内地版权唯一合法拥有者的华艺出版社，据称，除了对盗版表示极度愤慨之外，剩下的只有深深的无奈。
其实，无奈的已不止是出版部门。在去年北京丰台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就曾爆出了一条颇令人深思的新闻：知名的少年读物作家郑渊洁宣布，他五年内不再出书。缘由是，他的作品各地盗版太多，打假捉盗已令他筋疲力尽。
再拿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马语者》、《苏菲的世界》、《日子》等书来说，目前，市场上就有四、五个盗版本。作家叶永烈为了应付各地层出不穷的盗版，他不得不聘请两位律师帮助。修订本《新华字典》上市不到一个月，已在全国各地发现10余种盗版。
盗版者们在加大“盗印正规出版物”力度的同时，大举向新的“盗版”领域挺进——大肆盗用、伪称出版社、印刷厂之名，甚至伪称××名作者之名炮制出一本本“欺世盗名”的假书。去年10月16日上午，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声名远播的青年女学者何清涟被告知：在西安举办的第九届全国书市上出现了她的一本《现代化的陷阱背后》，并贴出了大幅宣传征订广告。这使得从未写过此书的何清涟大为震惊。经查，原来“何清涟”被人当成了知名品牌，被“造假书者们”随意张贴。另据介绍，市场上流行的《天意》一书及北京《××导报》连载的《陈希同和他的女人们》是将女作家徐小斌的三篇以血为墨的代表作《吉尔的微笑》、《双鱼星座》和《敦煌遗梦》重新“组装”而成。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变成了陈希同和王宝森。猖獗至极！
唯一令人有点欣慰的是，去年，商务印书馆把3 名盗印该社图书的犯罪分子送上了法庭，其中盗版《现代汉语词典》的印平华被判刑6 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而商务印书馆还是表示“得不偿失，收效甚微”。据说，还有更多的出版社因为力不从心，干脆放弃了打击盗版的打算。
今年年初，打击盗版再次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余秋雨在新闻媒体发表《余秋雨讨盗版者檄》的文章称，“现在算得上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任盗版横行，正常的文化流通机制将快速破碎，更先进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就传染了病毒，中国文化的生态质量将会大幅度下降。”“现在能做的，应该在全社会建立反盗版的共识，齐心协力打击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识破他们的种种圈套，为中华文化留下一份真正的宁静，一点真正的原创力，留下不欺不妄的一脉。”
从密切跟踪“黛安娜之死”，到其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一直处于“紧跟”状态的国内出版界，终于迈出了超前出版的第一步，它标志着中国书界从策划、出版再到发行，都如同一辆急速行驶的快车，跌跌闯闯驶上了“快车道”。有人提醒：快出书别出“文化泡沫”！
对于出版界来说，1998年《施罗德：德国的新总理》一书的出版，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浓抹重彩的一笔。因为，在德国大选结果揭晓的第二天，这本书即摆上了武汉、长沙、南京、成都等地的书摊。引人瞩目的是，这本共213页， 有彩色照片封面的《德国新总理》在大选揭晓前两天下午就已印出50本样书。而那时，德国的各个投票站刚开门。到28日下午大选结果揭晓时，5000册成书已经发出。据该书的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社长王启明介绍，这不仅是中国出的第一本施罗德传记，在世界市场上也是第一家。
它标志着，从密切跟踪“黛安娜之死”，到其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一直处于“紧跟”状态的国内出版界，至此，终于迈出了超前出版的第一步，它标志着中国书业从策划、出版再到发行，都如同一辆急速行驶的快车，跌跌闯闯驶上了“快车道”。
图书出版周期的缩短，一方面标志着我国出版界市场意识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引来了业内人士的担忧；书籍在人们观念中总是有一定厚度并适于保存的，是需要经过“千锤百炼”的，“生产期”这么短，是不是意味着“保质期”同样也缩短了呢？如果一本书的阅读效应最终雷同于一份报刊，是不是可以说这样的书其实已经丧失了它作为图书的特质和属性？这样的书多了，会不会引起“文化泡沫”现象？看来，在“提速”的同时，如何保证多出精品，少出或不出次品，这倒是首先应该慎重考虑一番的。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人们无法预言21世纪的中国出版界的凶吉祸福，但关爱图书的人们都在祝愿并且期待：21世纪的中国出版界，永远不再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