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河”词源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源论文,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9;K928.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4)01-0063-08
这篇论文是对汉语“河”词源的研究（注：本文全名为CHINESE ETYMA FOR RIVER，原载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ume26,Number 1,January 1988，此处系节译，并获原载刊物及作者授权。）。众所周知：在中国，河流名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固定的模式：河流在北方叫做“河”，例如黄河、淮河、滹沱河、滦河、辽河等等；在南方称作“江”，其例为长江、湘江、沅江、赣江、闽江、珠江、怒江等等。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有的河流被称为“水”，如沁水、汉水、沮水、浠水等（注：这是基本情况，当然有些例外。例如：在北方有黑龙江和松花江，在南方有红水河，但是所有这些名称都是在相当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
为什么河流在北方叫做“河”，而在南方叫做“江”呢？什么是“江、河”的词源呢？我们怎样来说明汉语中河流词汇的地域分布呢？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假设[1](pp.183-234)[2](pp.281-283)[3](pp.77-82)[4](pp.16-22)。根据梅祖麟(Norman-Mei)和桥本万太郎(Hashimoto)的观点，“江、河”均非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而是外来词，分别借自南亚语和蒙古语。这些假设已被广泛认可。但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历史文献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对以上主要假设提出异议，并证明“河”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
（一）梅祖麟和桥本万太郎假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梅祖麟和桥本万太郎都声称汉语中的“河”借自于蒙古语，这些假设主要建立在上古汉语中“河”的语音形式gal和蒙古语中“河”的语音形式rool的联系上。这些假设也建立在“河”所呈现出的地理分布上，这似乎反映了上古语在中国北方的影响。在上古汉语中，“河”的发音被Karlgren(1957)构拟为[g'ar]（注：为方便起见，本文省略了所讨论例子的音调标记。）[5]，被李(Li,1971)[6]构拟为[gar]，被赖(Rai,1953)[7]和Pulleyblank(1962)[8]重构为[gal]。梅祖麟建议的构拟形式与赖和Pulleyblank的十分相似。在上古汉语中，“河”的语音形式gal和蒙古语中“河”的语音形式rool十分相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相似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从逻辑上说，这种相似性给了我们以下几种可能的暗示：(1)表明汉语中的gal和蒙古语中的rool在系谱上有某种联系；(2)是由本源上无关联的语言经过长期交往接触后形成的；(3)是在文化或社会层面相互交往中引起的一种语言外借；(4)不同语言中存在的相似形式是底层（语言）的残留；(5)仅仅是一种巧合，并不意味着两种语言有任何联系。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有其局限性。例如：假使我们认同了这种说法——汉语中的“河”与其他语言确实有着同词源联系，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在这些相关语言中找到“河”的相应形式和演变痕迹；假如我们认为这种相似性应归因于词语类型学的相互影响，那么，它必须符合这个词所关联的地域特色和相关的历史背景这两方面的情况；假如“河”是汉语中外来词，我们应该能说明其外借的方法；假如说它是一种底层的沉淀，我们应该能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找出证明；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假设都应该符合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且必须被历史文献证实。
就“河”而言，有三种可能的假设：(1)它是蒙古语对汉语影响的结果；(2)它是汉语对蒙古语影响的结果；(3)汉语里的“河”和蒙古语里的rool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结果，两种语言各自的进化中并没有呈现出任何联系。梅祖麟(1976)和桥本万太郎(1978)主张第一种解释，笔者的主张正好相反，笔者认为，“河”不是借于蒙古语的外来词，而是汉语中固有的基本词。
（二）来自古代文献的证明
“河”在汉语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最古老的汉语词之一。商朝的甲骨文中（前1600-1100），“河”有十种以上的写法。在最古老的中国历史文献中，“河”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笔者曾经统计过“江”jiang、“河”he、“水”shui、“川”chuan在二十多种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数目（这些文献的时间跨度为先秦到汉魏时期，包括《十三经》（阮，1980）[9]、《国语》、《管子》、《墨子》、《庄子》、《荀子》、《楚辞》、《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兹列表如下（见表1）（注：“水”在这里有好几种意思，包括“河流”、“液体”、“洪水”，“水”是五行之一。）：
表1 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江”、“河”、“水”和“川”的数目
书目 江 河水川
《周易》 0 220
5
《尚书》
11 28
27
13
《诗经》
9
26
24
7
续表1
书目 江 河水川
《周礼》 1 21616
《仪礼》
0
0 1
2
《礼记》
2
6
22
26
《三传》 419
53
52
27
《论语》
0 2
4 2
《孝经》 0
0
0
0
《孟子》
4
9
44
1
《国语》
14
26
《管子》
12
20
211
21
《墨子》 9
10 50
14
《庄子》
21
14 71
8
《荀子》 10 9
49
6
《楚辞》 18 7 30
5
《战国策》
23
54
《史记》 339
831
743 278
《汉书》
381
785
1029
307
《后汉书》 506
1184
1086
371
《三国志》 504
357
365
126
表(1)的统计数字显示了古汉语中“河”的四种不同称谓的分布总数。其中，“江”jiang和“河”he用于指代特定的河流（也即“江”指“长江”，“河”指“黄河”），而“水”shui和“川”chuan用于通称其他河流。统计还表明：“河”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因此，说“河”（“黄河”的专称）是一个外借词的说法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三）来自汉语词源的证据
区别本民族固有基本词和外借词的问题在语言学中仍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这里，笔者想提出区分两者的基本原则：一种语言的固有基本词的命名过程，必定具有某种共同点，并且是在一个完全同词源的系统中形成的；然而，外借词的外借过程却不具有这些特性。下面，笔者将论证汉语中“河”的演变符合这一基本原则，从而证明其正确性。
汉语词源学家普遍认为：一些汉字的词义可以在它们的偏旁中显示出来。假如汉语某些形声字的声旁也兼表词义，这种现象在传统语言学中称为“义寓于声”（也即词义寓于声旁），“河”he这个词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证。“河”是形声字，声旁是“可”[10](p.224)[11](p.581)。根据笔者的观察，“河”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大”义。下文就提供了“可”作为声旁的一些汉字例子：
许慎(58-147)《说文解字·门部》：“閜，大开也。从门可声。”[12](p.248)今南部吴语温州方言仍用此字。
《说文解字·言部》：“诃，大言而怒也，从言可声。”[11](p.56)
阿，从阜可声。《尔雅·释地》：“大陵曰阿。”[12](p.18)
舸，大舟也，从舟可声。扬雄（前53－后18）《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13](p.20)
柯，大斧柄也，从木可声。《周礼·冬官·考工记》：“车人为车，柯长三尺。”[9](p.934)《国语·晋语》：“今若大其柯。”[14](p.447)
上述例子中所有汉字的声旁都含有“大”的意义。“河”的本义是“大水”。《后汉书·五行志》中的“河”he被注解为：“披天盖地的大水。”《水经·河水》中，“河”he的意思也为“最大的水”。其注解见下：
《后汉书·五行志》李贤注：“河者，经天亘地之水也。”[15](p.3346)
《水经·河水》郦道元(466-527)注：“河者，水之伯。”[16](p.3)
由此可证，“河”经常是用来指最大的水，这也是为什么上古“河”被用做黄河（中国北方最大的河）的特称的原因。很明显，“河”有着与其他同源词一样的原始形成过程。因此，汉语词源证明了“河”he是外来词这一假设的错误性。
（四）来自蒙古语的反证
在汉语中找到证明以后，笔者想进一步证明该假设与历史事实的冲突——“河”he这个词在汉语中成形的时间要比rool在蒙古语中成形的时间早得多。
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献是《蒙古秘史》，它出版于13世纪中叶，可以被认为是古蒙古语的代表文献。从《蒙古秘史》所反映的汉语与蒙古语相对应的语音资料可见[17]，rool在蒙古语中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表示“大河”的专有名词，也不是一个泛指一般河流的普通名词。相反，它仅仅用来表示“小溪流”或“小渠沟”。13世纪时，在蒙古语中经常用来指称“大河”或“河流”的是mü ren，汉语中与它对音的形式是沐涟。例如，《蒙古秘史》卷一中Urshiun müren（兀尔失温沐涟）是指现在的乌尔顺河(the Urshiun River)[17](p.927)；卷三中Kilkho müren（勤勒豁沐涟）[17](p.157;p.951)是指清朝(1644-1911)时期的齐兰河(the Kilkho River)；卷一续集中Shin muren（申沐涟）是指印度河(the Indian River)；至于Amui müren（阿梅沐涟）是指现在俄罗斯的阿姆河(the Amui River)，即中国西汉（前206－后24）时期的妫水。
笔者曾注意到：在《蒙古秘史》中，大河很少被称为ula，相应的汉语语音形式为浯剌。例如，《蒙古秘史》卷一续集[17](p.732;p.1039)中，ula指现在的松花江(the Songhua River)。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rool在《蒙古秘史》中甚至不用来指称小河流，而是用Ghorkhan来代替，它在汉语中相应的形式为豁罗罕。例如：在卷一[17](p.26;p.920)（注：在《元史·太祖本纪》（宋Song 1976:2）中，它被译成统急里忽鲁，“忽鲁”与ghorkhan的音相对应，意思是“小河”。）中，Tünggelig ghorkhan（统格黎克豁罗罕）是指一条被叫做Tünggelig的小河流；在卷三中，Tana ghorkhan（塔纳豁罗罕）是指另一条小河流Tana；在卷一续集中，Ke'un ghorkhan（格温豁罗罕）和Eke ghorkhan（额客豁罗罕）是指两条小河，即子母小河(the Son-Mother River)；在卷一续集中，Altan ghorkhan（阿勒坛豁罗罕）是指一条叫黄金小河(the Gold River)的小河流。这些例子表明，直到13世纪，蒙古语中的rool还没有成为一个指代河流的普通名词。这一点能在许多其他相关语言编写的语音材料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出版于清朝的《御制满蒙文鉴》(Yu-Zhi 1708)[18]可为我们提供详细而有价值的满语和蒙古语语音对比材料。例如，根据材料显示，满语中的ula和蒙古语中的ike rool对应于《蒙古秘史》中的ula[19](p.638)，如表(2)所示：
表2 满语、蒙古语与《蒙古秘史》语音对照表
《蒙古秘史》（古蒙语，13世纪） 满语（18世纪） 蒙古语（18世纪）
ula
ülaike rool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8世纪蒙古语中的rool与13世纪《蒙古秘史》中ula意义相同。由此可知，尽管ula在古蒙古语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已在自己的语言中逐渐被遗忘，但它却在满语中被保留了下来。如，黑龙江(the Black Dragon River)在满语中被称做sahali yan üla，而且松花江(the Songhua River)在满语中被称做sungrari üla。由此可见，rool在历史上直到很晚才成为一个泛指“河流”的普通名词。
关于ula和rool在古蒙古语中发展的分析，笔者可以进一步用其他相关语言的例子来证明[20][21](p.172;p.176)[22](p.96;p.102)[23](p.96;p.102)[24](p.111;p.118)[25](p.93;p.100)[26](p.83;p.90)。如表(3)所示：
表3 在阿尔泰语语言中水和江、河的语音形式
从表(3)中可见，在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和东裕固语中，表示河流的语音形式与在《蒙古秘史》中相似。这些形式应被认为是早年从蒙古语中分化而来的，我们把这些材料和现代蒙古语相比，可以看出其中仍保留着古蒙古语的某些特征，如有增音和省略的现象，并保留了后缀的短元音。以“水”为例，在东乡土语中是usu，而在蒙古语中后缀u已脱落。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仔细地观察这些语言中用来指河流的词语，就会发现它们和《蒙古秘史》中的词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在东乡语、保安语和东裕固语中，用来指称河流的语音形式很明显是《蒙古秘史》中müren的各种变体（应该注意的是保安语中morung仅指黄河）。在土族语和东乡语中，表示“渠、溪、沟”的词语之起源与古蒙古语中rool的起源是一样的。东乡语中的dzian、保安语中的dziang和朝鲜语中的kang都是借自汉语江(river)的外来词。满语中的üla很明显是古蒙古语ula的遗留。我们从一些相关语言和古文献中得到的这些重要的例子中，特别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巨大相似性，这表明直到14世纪，rool才在蒙古语中开始成为一个表示河流的普通名词。这些例子也显示出rool在更晚的年代才开始和morō具有相同的词义。在此之前，甚至直到今天，müren一直被认为是古蒙古语中应用最广泛的表示河流的词。至于汉语中的he（河），它和müren这个语音形式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五）来自中国历史地志中的证明
根据历史地志的记载[27]，“河”的地理分布并非如桥本万太郎所说[3](pp.77-82)是从北到南，而是以黄河为中心（黄河处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分别向南、向北两边扩散。因此，当以蒙古语为口语的地区仍以“水”指称河流时，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以南地区）的人们已经用“河”来指称河流了。下面笔者将引用更多的资料来加以说明。
滹沱河(the Hutuo River)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220-280)；大渡河(the Dadu River)和藏河(the Tibetan River)的名称形成于唐朝；汴河(the Bian River)这一名称的形成不会晚于隋朝(586-618)。再如其他河流的名称，如信都河［the Xindu River，出现在汉朝(206-220)］、五河（the Wu River，出现在汉朝）、叶榆河（the Yeyu River，出现在三国时期）、走马河［the Zouma River，开掘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蒲阳河（the Puyang River，出现在战国时期）、江南河（the Jiangnan River，出现在隋朝），它们都很著名，而且在古典文献中均有记载。可是，在宋朝以前(960－1279)，位于今内蒙古境内的纳林河(the Nalin River)却被称作弱水。位于今蒙古境内的鄂尔浑河(the Eerhun River)被称作温昆水，如表(4)所示：
表4 位于蒙古地区的一些河流的名称变化
现今的名称
古代的名称
纳林河
弱水（宋朝）
鄂尔浑河温昆水（宋前）
除了以上例子，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楚河(the Chu River)在唐朝时称为碎叶水；阿姆河(the Amu River)在汉朝时称为妫水，但在唐朝时称为乌浒水；至于辽河(the Liao River)和伊犁河(the Yili River)，在宋朝以前称辽水和伊丽水；滦河(the Luan River)在元朝(1271-1368)以前称为濡水。见表(5)：
表5 北方一些河流的名称变化
现今的名称 古代的名称
阿姆河
妫水（西汉）
阿姆河 乌浒水（唐朝）
楚河
碎叶水（唐朝）
辽河 辽水（宋朝以前）
伊犁河
伊丽水（宋朝以前）
滦河 濡水（元朝以前）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黄河以北地区的河流在相当晚的时期后才被称为“河”。
为了证明汉语曾经受到阿尔泰语的影响，桥本万太郎把13世纪蒙古大规模入侵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他假设的历史背景。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河”的名称在中国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商朝（前1600－前1100），并且在此后的近古时期被当作一个通用词语来使用。东汉(25-220)诗人郦炎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韩信钓河曲。”在《后汉书·郦炎传》中，李贤作了以下注释：“河者，水之总名也。”[15](p.2648)（注：《后汉书·郦炎传》：“韩信钓河曲。”（范Fan 1965:2648)）
（六）解决“河”词源问题的方法
在汉语史、古典文献、历史地志和其他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已经证明了该假设（即把“河”归类于外借词）并没有充分说清楚“河”的起源，因而是站不住脚跟的。因此，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河”是汉语固有的基本词，换言之，它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它的词源不是蒙古语。
第一类和第二类评论者都认为，“河”he和“江”jiang都是史前的外来词，年代大致确定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后来的汉学家却认为，“河”he和“江”jiang的词源问题需要小心处理。如果这些词都是史前的外来词，笔者同意需要认真对待后期学者的陈述结论。然而，我们能否确信梅祖麟论述的关于河流在南亚语和蒙古语中的词源形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请注意rool在蒙古语中开始用来表示河流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1300年。同时应指出，梅祖麟用来论述“河流的南亚语词源”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现代词典[2](p.276)。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甚至无法推断河流的南亚语词源在1000年以前是什么模样，更不用说3000年以前的情况了。而汉语中的“江”jiang和“河”he至少早在1500年以前就已经从专有名词转变成普通名词了（即魏晋时期[220－420]）。
在这篇论文里，笔者提供了大量的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例证来驳斥关于“河”he是外来词的假设。通过这些例证和分析，笔者证明了“河”he是汉语中的固有词，也就是说来源于汉语内部。至于上面所论述的“河”he在别的语言中相对应的形式，则很可能借自于汉语。
［收稿日期］2003-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