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援助与发展问题——以非洲国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人权论文,非洲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8－0077－21
自由人权问题大概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元老级”的政治语汇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特别热衷于人权外交，威尔逊早在一战后就号召要“捍卫人类权利”，卡特政府则全面推进人权外交，当今奥巴马政府则频频发动人权外交攻势。二战后，“发展权”问题被提到国际事务日程上来。在现象上，发达国家人权外交的对象总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其策略要么是援助，要么是制裁或者批评。为了抗衡发达国家强势的人权舆论，发展中国家提出“发展权”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在法理上，因1986年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发展权”从此取得合法地位。
现有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研究突出了对“发展权”的强调，在理论研究上或许还远不能说至臻完善，但在观点上应该说已经阐述得非常完备。例如，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普遍人权；全世界57亿人口中的49亿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特别需要首先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国际社会应当求同存异，加强合作，推进发展权与其他人权；推动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全面实现发展权的重要方面，等等。
若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维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如何在贴近现实的层面上探讨更为切实地推进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维护。因此本文的研究采取了以案例为中心的方式，力图以现实数据来阐明问题。本文的讨论中心是非洲国家的人权与发展问题，作为重要对照的则是发达国家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提供的商业合作。文章中心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现有援助方式没有真正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自身发展能力，特别是其援助所附加的有关自由人权条件严重损害了非洲国家经济自我保护与发展的能力；中国的对非援助则以推动双方商业合作为主旨，并且是推动整个经济体与之进行全方位合作，这将有力地促进非洲国家从最初级的水平开始实现产业的发展，并为非洲国家最终解决人权与发展问题带来重大契机。文章除引言外，分三大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当代发达国家人权外交及其政治舆论，揭示其背后所暗含的“南北”问题结构，从而把人权问题与发展问题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第二部分以非洲为案例，分析发达国家对非洲发展援助及其附加的自由人权条件如何损害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能力；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中非合作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及其为非洲国家带来的新的发展契机。
一 “人权问题”所暗含的“南北”问题结构
“人权”的含义在当代外交语汇中极为混乱，我们有必要做一点初步的清理。从最基本的意义出发，人权指所有人应该平等享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诸方面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被看做是来源于“自然”，即所谓“天赋人权”；对此，国家有义务予以保障，并且不得侵犯。就此基本意义而言，人权本来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而在为现代权利观念奠定理论基础的西方政治哲学家那里（比如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等人），人权则指处理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内政”问题。依据现代权利观念的基本逻辑，如果一国想要越过国界，去“关心”或者直接去干涉他国人权事宜，那么它必须事先与该国公民取得一项“契约”，并以之为基本法律准绳，实施干涉行动，否则完全缺乏法律依据的人权干涉，又如何能保证是合法的，而且有益于被干涉国家的公民呢？如果一旦这种干涉是有害的，又如何“依法”维权呢？这也就表明，依据最基本的权利观念，所有人权外交必须首先自我审察，是否有“权利”去行动。
应该说，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人权问题第一次成为“合法”的国际政治议题，始于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其相应的人权公约，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的契约”。从程序上讲，只有在联合国范围内，对所有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并缔结相应人权公约的国家，才可以依“法”进行人权外交活动。在此我们先撇开程序问题不谈，想要提请注意的是，《世界人权宣言》是在什么意义上“允许”人权问题成为合法的国际政治议题的。首先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当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直接目的就是防止再次出现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统治的极权政治，最终建立并维护“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因此人权问题作为一项“合法”的国际政治议题，其“职责范围”是防止再次出现危及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极权政治。所有对人权的强调，无论是公民与政治权利，还是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最终目的都应该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政治。离开这一根本目的，所有人权外交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假借人权问题实施外交打压，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加剧国际对抗，则严重侵犯了《世界人权宣言》最基本的合法性。
由《世界人权宣言》出发促进世界人权，本来是一项宏大的事业，但在当今发达国家所频频展开的人权外交中，它被狭隘化为仅仅关乎某些少数分子的所谓“权利”问题，它不再真正关切基于社会全体或至少是大多数人的权利实现与保障问题。通常泛见于各类人权观察与报告之中的，往往都是些作为个案的与政府不合作的人与事件，这些反对言论与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则从来不被考察与区分，似乎只要反对政府就是在“合法”争取人权。尤其当这些少数分子的所谓“权利”及其行为对社会全体的权利甚至生命安全造成伤害时，发达国家人权外交往往支持了这些少数分子。对此，中国深受其害。比如，西藏“三·一四事件”后，许多发达国家政要频繁会见达赖，强调某部分人的所谓“权利”问题，在中国依法判处构成犯罪的极端分子时，欧盟却“对中方近期处决两名涉嫌参与拉萨‘三·一四事件’的藏人表示谴责，并要求中方废除死刑”。① 我们的疑虑是，为什么这些少数分子的所谓“权利”如此受到发达国家政要的关切？因少数分子所制造的恶性事件而受伤乃至死亡的群众就不应该受到权利保障吗？在依法审判并处决两名死刑犯时，为什么受关切的不是无辜死去的许多民众而是构成犯罪的极端分子呢？《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要求的“理性和良心（reason and conscience）”为什么就在许多发达国家外交当中湮没了呢？因此，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权问题在当代发达国家人权外交中往往被狭隘化为少数分子的所谓“权利”问题，大多数人的权利则被“遗忘”。
当发达国家人权外交曲解人权问题的本来意义，把关乎所有人的基本权利问题狭隘化为少数分子的特殊问题时，隐藏在这种人权外交背后的另一层用意就显露出来了。当今发达国家人权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频繁发布各类人权观察与人权报告，其主要内容与手法如我们所常见的那样，就是“收集”发生在少数分子身上的关乎人权问题的所有行为与事件，它遗忘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权利，即使以“自由民主”榜样自居的美国一样也存在许许多多严重的人权问题。② 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观察与报告的结果千篇一律地呈现了一种两分法，即人权成绩“最差”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总是最不受欢迎的“问题学生”，发达国家总是人权问题排行榜上的优等生。比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外交政策》合作公布的所谓“2009年度全球失败国家排名”，③ 其中在人权问题上最为“失败”的40个国家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其中一半来自非洲。而离“失败”国家最遥远的也即被认为最“成功”的40个国家则有31个居于发达国家之列，其余国家排名也非常接近于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在“人权状况”与“发展水平”排名对照表中（参见表1）看到这一结果。④ 这也就是说，所有此类人权观察或人权报告，都指向一个相同结论，即发展中国家在“危及”世界人权事业。
这一结论是非常荒谬的。按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逻辑，当今发展中国家危及了《世界人权宣言》所说的“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从而威胁了“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事实上，表中所列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极不发达的国家，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处在极端贫困当中，人均每天生活收入还不足1.25美元，它们连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力量都不足，它们正等待“千年发展目标”行动计划来帮助解决衣食住行，哪里会有钱去建造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何以具有威胁他国的力量？如何有能力去控制世界石油与货币，实施战争威胁与核讹诈，从而最终威胁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威胁发达国家的安全呢？
正是在当代发达国家人权话语之下，发展中国家被“指控”危及“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发达国家通过将人权问题普遍“归罪”到发展中国家身上，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从而制造出了巨大的外交压力，获得更多的外交筹码。当代人权外交问题在最基本的问题结构上，反映的还是一个“南北”问题。
既然发达国家通过人权问题如此深重地“关切”着发展中国家，那么为什么小能在一个更切实的层面上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呢？发展中国家的总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尤其是那些极端贫困国家就更是如此，只谈论所谓权利问题，而不关心它们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虚伪而不负责任的。即便能强使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夜之间创建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恐怕第二天其议会要讨论的首要议题还是“发展问题”，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更为重要的呢？为什么不能停止没完没了的人权争吵，转头去从最基本的“发展问题”入手，切实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全面进步呢？
二 援助、发展以及自由人权的附加条件：以非洲为例
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比较切实地“关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人权问题的方式就是大规模地提供发展援助。那么实践成效如何呢？本文接下来以“南北”问题的两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中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⑤——来进一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人权问题。
（一）大规模对非洲发展援助的收效甚微
发达国家对外发展援助最初是从二战后由美国率先开始的，历经60余年，到今天其规模已非常庞大，并主要由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来统一协调。根据经合组织官方网站公布，其官方发展援助（ODA）在2009年达到1196亿美元，过去50年以来（1960－2009年）援助总额约25000亿美元；其中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援助在2009年达到270亿美元，过去50年总计约8500亿美元，⑥ 这是发达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里的对非援助努力。那么成效如何呢？
对于非洲，这个成效是很差的。⑦ 首先，发达国家的巨额援助并没有带来非洲的经济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在1980－2004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刚刚超过2％。
图1 1980－2004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GDP增长率⑧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afr/reo/2004/eng/02/pdf/reo1004.pdf。
其次，发达国家的对非援助不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而且连基本的贫困状况都没有太大的改善，以至于2005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号召集体向贫困宣战。根据统计，到1990年时，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57.4％的人口处在平均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的极端贫困状态；到1999年，贫困状况继续恶化，其比例上升0.8个百分点，达到58.2％。在“千年发展目标”行动计划实施5年后即2005年，这个比例略下降到50.7％。⑨ 对比这15年的减贫成绩，“千年发展目标”——也就是到2015年贫困人口比例下降到29.1％以下——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据估算，要实现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每天2美元的生活收入水平，在当前发达国家援助模式不变的前提下，每年至少需要2000亿美元的援助，⑩ 这将是现行援助额的至少8倍，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也就是说，50年来现有发达国家的对非发展援助，既不能实质性地改善非洲国家贫困状况，更不能真正实现它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对非援助失效的主要原因
参考大量研究，我们强调造成发达国家对非援助收效甚微的三个重要原因是：援助数额、援助方向与援助所附加的自由人权条件。
第一，发达国家对非发展援助额度从未达到承诺数量即国民总收入（GNI）的0.7％（这个承诺早在1970年就做出了）。根据统计，2009年发达国家对非实际援助额只占其GNI的0.31％；(11) 在1997年以前这个比例从未超过0.4％，在之后的近10年里平均仅维持在0.25％的水平，其中在2005年发达国家对贫困集体宣战后援助额度有过上升，比例达到0.3％－0.33％。(12) 就单个国家而论，只有荷兰以及北欧国家丹麦、芬兰、挪威与瑞典的对外援助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之上。在绝对数量上，美国一直领先于所有国家，约占经合组织对外援助的1/4，但在过去近1/4的世纪里它的比例没有超过其GNI的0.1％。(13)
第二，发达国家对非发展援助强调的是“福利与服务”，而不是“发展”。我们在此回顾一下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历史就可明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早期援助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是强调通过资本与技术援助，加强基础建设，推动农业与工业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美国等国家自身实现发展的历史经验。但这一发展模式的后果是，随着生产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就业岗位就会相对减少，社会陷入更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激化革命运动，这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是不可接受的。实际上，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非洲大规模民族独立运动的时期。(14)
因此，在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对1961年的援助法案修正案（称“新方向”立法，“new direction”legislation），重新确定对外援助的方向主要为食品与营养、健康、教育等，强调对最贫困的国家实施援助，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以试图连根铲除因贫困而导致的革命。在这种情形之下，以往对增长与发展起最重要作用的领域如“经济基础设施与服务领域”（统计包括交通、通讯、能源、金融与商业服务等）与“生产领域”（统计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工业、建筑等）等所得到的援助比重大幅度下降。发展到今天，已呈现为一个极不合理的比例分布（如图2所示）。
图2 经合组织对非官方发展援助具体领域援助额所占援助总额比例
数据来源：OECD,Development Aid at Glance:Statistics by Region,2010。
据经合组织官方发展援助统计（如图2），在1990－2007年之间对非援助中，投向经济领域的比例远远低于20％，甚至一度降低到10％；其中直接投向生产领域的最高比例不足18％，最低大约只有7％，平均也只有10％不到。其余高达80％－90％的对非援助投向了社会服务、债务、人道主义援助与非政府组织等领域。
这一“新方向”实施结果被证明是灾难性的，非洲国家在以前的援助模式下，可以获得基础建设与工厂的收益，现在则直接等待着福利与服务捐赠，这一模式虽能缓解贫困于一时，但也造成对援助的更严重的依赖，(15) 相反只有那些获得自身经济发展能力的国家才能进一步借助援助，更快地解决贫困、教育、医疗等问题。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一些很好的例子比如中国、印度、越南、毛里求斯与博茨瓦纳等，依赖投资与基础建设而不是大量援助，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减贫与增长的经济成就。(16) 相比非洲，东亚与东南亚国家更为强调自身发展而不是依赖外部援助，其结果是更为迅速地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人口，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9年度报告，(17) 东亚在1990年贫困人口比例是60.1％，同期相比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要高出近3个百分点，但到2005年下降约44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只有15.9％，同期东南亚贫困人口下降比例也超过一半；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贫困人口从1990年到2005年下降比例不到7个百分点。历史一再证明，穷国要实现发展，就要提高工农业生产力，尤其要发展其制造业，我们一再谈论对非援助与贫困问题，总是喋喋不休地强调饮用水、疾病防控与食品供应，为什么不谈制造业与生产力？亚洲国家在利用国际援助时就非常强调公路、农业贷款、港口这些内容。“非洲很贫穷，因为非洲国家在其国民经济中普遍没有成功提高其农业与制造业的生产力”，“非洲工农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公路、港口、铁路、电力与水利”。(18)
第三，政治自由化与产业私有化的附加条件严重损害了非洲国家保护与发展经济的能力。我们选取对非洲具有突出意义的棉花种植业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以肯尼亚为例，这不是一个缺乏代表性的特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棉纺业一直是肯尼亚的支柱产业，是其五大出口创汇产业之一，同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了庞大的就业问题。但在接受发达国家援助过程中，肯尼亚必须接受附加条件，开放国内市场，其中包括棉花市场。随之灾难也就到来了，研究资料显示，在1984年，肯尼亚的年产棉量达7万包，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锐减到2万包。到80年代末，整个棉纺产业大约提供32万个就业岗位，但到2000年前后则减少了大约10万个岗位，此时它的棉纺业产值不足十年前的5％。(19)
肯尼亚还只是整个问题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对于非洲尤其中西部非洲地区，棉花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与外汇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直接关系到普通民众的医疗、教育与基本生计。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有11个非洲国家超过1/4的外汇收入依赖棉花出口，依赖最严重的布基纳法索则有2/3外汇收入依赖棉花出口。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1993－1998年间，非洲棉花种植带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由50％下降到42％，其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棉花产量上升了175％。(20) 但如此重要的棉花种植业，在通过发达国家系列援助附加条件而实施私有化并开放市场后，就开始败落了。
全球产棉大国前四位是中国、美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但其中只有美国大量出口，其出口比例往往超过总产量的一半，并且独占国际市场出口总量的30％，(21) 因此在美国实施出口补贴时，国际棉价就受到严重冲击。据200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若美国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其总产量会下降约10％，相应国际价格会上升26％。(22) 但已发生的事情是，自1995年，国际棉价一路走低，甚至在2001－2002年时跌破50美分/磅；而如果低于这个价格，正常情况下棉业出口已无收益可言。但美国在2001年的棉产量相比1995年上升了13.4％，出口量增加了14.3％（见图3）。
图3 1990－2001年国际棉价与美国出口量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http://usda.mannlib.cornell.edu/MannUsda/viewStaticPage.do? url=http://usda.mannlib.cornell.edu/usda/ers/89004/./2002/index.html.
造成反常的唯一原因在于美国实施了巨额补贴，美国棉花种植业在2001年的总产量价值为30亿美元（依国际棉价），但它的补贴额高达38亿美元。支撑美国棉花产量强劲上升的纯粹是强盗逻辑。在美国，单位棉产成本高于非洲国家，因为前者属于现代资本密集型生产，由计算机管理、直升机养护，据美国农业部估算，平均每磅成本大约73美分；但在非洲则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纯粹由人力与畜力劳动，在非洲每磅棉产成本要更低，甚至在布基纳法索单位成本大约在21美分。但美国经实施补贴后就出现了奇妙的效果。借助相关研究结果我们看到，在2001年国际棉价为每磅42美分时，美国的补贴能保证所有农场主获得最低价为52美分，最高价则可达72美分，也就是说美国棉花能以高出国际价格73％卖出去。(23)
与美国相比极为不同的是，非洲棉业普遍负担民众的基本生活，中西部非洲从事棉业的家庭大约是200万家，所经营的都是1－3英亩小块农地；美国则只有大约2.5万家农场主种植棉花，最小一块棉地也有1500英亩，最大的一块棉地位于加州中部，达到200000英亩。而且，美国如此大规模的补贴全部是偏向大农场主利益的。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占全部农场主10％的最富裕的人拿走了全部补贴的2/3，而那些产量相对较低且占总人数一半以上的中小农场主则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贴。(24) 如果说美国通过巨额补贴实施对国际棉花市场的掠夺，则是毫不为过的。也正因此，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被迫一度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美国农业部。
美国的巨额补贴打乱了世界棉花市场秩序，非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在200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直接因为美国棉花补贴所受损失达3.02亿美元，其中2/3由西非八国承担了，达1.91亿美元，而这八国在1999－2001年里，计入因价格下跌的亏损，总计达3.34亿美元。对于这八个主要棉花出口国，美国所赠予的援助远远不及所造成的损失。比如，马里于2001年接受美国援助0.377亿美元，但受损达0.43亿美元；贝宁受损达0.33亿美元，是其所受援助额的2倍。其中许多国家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入重债穷国名录，但所获减免的债务在数额上尚不及单由美国棉花补贴所强加给它们的损失，例如，布基纳法索获得债务减免0.27亿美元，但它在棉花一项上就损失0.28亿美元，贝宁因之受损的数额比所获减免债务还多出1/3。(25)
在棉业市场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一个由发达国家援助及其附加条件造成的悖论：一方面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与此同时作为援助的附加条件，发达国家要求实施产业自由化政策，并要降低乃至取消关税，从而使非洲国家以中小农户为基础的棉花市场完全暴露在国际竞争之下；但另一方面，最大的援助国美国随即通过巨额补贴扩张其国内棉花生产，从而夺取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最终给非洲国家造成远远超过其所接受援助的巨大损失。我们通过单位成本计算知道，美国棉业并不比非洲占优势，但援助附加条件实施在前，巨额补贴继之在后，原本并不强大的非洲棉业就这样被合谋猎杀了。
我们也许要问，非洲国家为什么不通过国家政策手段来保护自身经济呢？实际情况是，以自由民主为名的自由化援助条件已完全瓦解了非洲国家的经济保护能力。在非洲棉业问题上，非洲国家也曾试图动用财政与货币政策保护棉花出口。比如，扩大财政预算实施棉花出口补贴，但如此一来又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即这种补贴将会扩大财政赤字，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更何况，发达国家的援助条件中还有更广泛的自由化内容，诸如政府透明度、私有财产权等，遍涉经济、社会与政治等领域，其最终结果是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主权。(26)
三、发展中国家间合作所带来的“发展”契机：以中非合作为例
发达国家的对非援助并未能为非洲国家的人权与全面发展带来什么，长达60余年的援助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60年过去，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七国集团与经合组织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之后，出现了若干发展中大国，如果说在过去发展中国家由于共同的贫困而彼此合作有限，只能在政治上进行系列合作，那么今天发展中大国则可以发挥核心领导者的作用，在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层面上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合作。这方面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共同解决人权与发展问题的新的重大契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突出的例子是中国与印度对非洲的援助与商业合作，这一现象被看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重大机遇，借此促进非洲增长与区域整合，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27) 而且在中印带动之下，2000年以来，亚非之间的贸易与投资飞速增长。单以中非合作而论，中非贸易发展非常迅猛，在2008年已超过2001年贸易额10倍，达1068亿美元。此外，中非双方贸易基本平衡，参见图4。
图4 2001－2007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商务年鉴》（2002－2008年），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2－2008年版。
下文以中非合作为例，重点阐述中国提供的援助与合作模式为非洲国家带来的“发展”契机。也许我们还不能够立即断言，中国一定能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中国将为非洲发展带来新的重大契机则是无疑的，尤其是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国快速扩大对非合作，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这一判断。综合而言，中国对非援助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摒弃任何附加条件，突出经济领域的商业合作，重点推动解决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
（一）中国对非援助摒弃任何附加条件
许多发达国家媒体与学者激烈批评中国，认为中国对非援助与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尤其是支持了一些所谓“失败国家”或“流氓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依然抱持政治意识形态不放，中国讲求和平共处，不搞意识形态之下的党同伐异，在对非援助与合作的问题上反对任何附加条件，尤其是摒弃“华盛顿共识”的自由与私有化条件。有史为证，实施长达60余年的发达国家对非援助附加条件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保护与发展本国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能力。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区分敌友，中国的援助与商业合作几乎遍及全部非洲。每年伊始，中国领导人首访非洲国家，自1995年以来已走访非洲24国，中非合作论坛已接纳全部非洲国家53个中的49个，截止到2008年末，中国企业投资已延伸到非洲31国。中国对非援助不仅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甚至中国企业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中接受了许多关于税收、劳工、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条件，比如，中国山西天利集团在进入毛里求斯建立经贸合作区时试图获得关税优惠，但最终协议是维持毛里求斯既有政策不变；在赞比亚谦比希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应当地政府的要求，启动“社会责任行动计划”，援建医院、道路和学校等。此外，中国还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非贸易发展，不仅没有强行打开非洲市场，还提出对华出口商品免税。中国已多次宣布免税品种，截至2009年底，中国从非洲累计进口受惠商品近10.3亿美元，受惠商品已增加到近500个税目，且中国已针对最不发达非洲国家制订95％产品零关税分步实施方案，并承诺2010年起对60％产品免收关税。(28)
相比之下，中国不以救世主自居，不去仿效圣徒的慈善情怀，中国也没有那样的巨款用于施舍，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对非援助所提供的纯粹援助的额度是很小的。(29) 中国突出商业合作，以激发非洲国家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主旨，只有这样，才是双赢的。
（二）中国援助与合作突出强调“发展”这一中心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就使其在“发展”问题上拥有巨大的发言权，中国经验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它是当代国际格局中第一个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国防等全面发展的国家。如果说“华盛顿共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功助推强势发达国家领先世界30年，但普遍失败于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中国模式”——如果有的话——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迪。中国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实现“发展”看做是解决包括人权在内的所有经济、社会问题的动力引擎，并且取得卓著成效。中国的发展道路将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在对非援助与合作中，中国突出强调了“发展”这一中心议题。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资源换外汇”问题
关于中国在非洲获取资源这个问题，目前招致了最多的非议，但这些非议也引起了诸多颇有见地的反驳。(30) 在此，笔者只想就资源问题与发展问题二者之间的联系予以说明。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资源合作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为非洲国家基础建设融资，非洲国家则以石油等资源进行偿还，比如，我们已看到的中国与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等国的合作。(31) 参照中国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最为紧缺的要素就是“原始资本”，对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采取的重要做法就是出口原油等资源，所谓“石油换外汇”、“石油换技术”。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中日之间的石油贸易合作。中国从1974年开始向日本出口石油，1978年双方签订《中日长期贸易协议》，按照协议，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成套设备与建材等，中国则出口原油和煤炭。在协议期限之内（1978－1985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大约在200亿美元，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大约在0.5亿吨。(32) 这一协议在新千年后再次延长（2001－2003年）。中国从中获益之一就是，从日本买进先进生产线与技术建成上海宝钢。其实中国为了获取外汇与技术，广泛向外出口原油，据统计，1973－1994年，中国共计出口原油4.3亿吨，所得外汇占中国出口总收入的1/3。(33)
非洲的资源国家基于现有条件，尤其是自身技术条件尚不足以开发其资源，或自身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充分利用其资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参照中国经验，有序出口资源。实际情况是，非洲以资源作为抵押从中国获得的贷款广泛用于机械设备、电力、通讯与建筑等方面，这样的贷款可以提高非洲国家自身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据最新报道，2010年5月28日，中国与尼日利亚签署价值230亿美元的石油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将在尼日利亚建造3座炼油厂和1个石化厂，因为尼日利亚原有4个国有炼油厂长期失修，其国内85％精制燃料产品要从外国进口，每年用于燃料进口补贴高达40亿美元。(34) 又如，2010年4月12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赞比亚签署6亿美元协议，其中3亿用于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谦比希铜矿开发以及赞比亚谦比希湿法铜冶炼公司产量的提高等。(35)
2.突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尤其是制造业
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在对非合作中突出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基础部分，如基础设施、制造业等。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对非援助完全不重视非洲国家自身的工业发展能力。据世界银行年度报告，在2000－2009年期间，发达国家对非援助投入的部门中“工业贸易”的比重平均只有4.3％，最低甚至只有2.31％，最高不过7.28％。为了促进发达国家获取非洲资源而投入“能源矿业”的平均比重是投向“工业贸易”的2.9倍，最高达5.4倍；为了推进非洲国家的“自由人权”而投向法律、司法与公共管理部门的比重最高达38.7％，平均比重为25.0％，是“工业贸易”的5.8倍，最高则达到10.5倍。(36) 其对比详见图5所示。
前文已通过案例分析充分表明，发达国家对非援助为强调“自由人权”建设，过多地投入法律、司法与公共管理部门，在实际效果上严重地损害了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相比之下，对于能直接打造非洲国家真正发展能力的“工业贸易”部门的投入则微乎其微，尽管其对非援助已经60余年，但迄今非洲国家依然普遍没有建立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并进一步严重依赖这种发展援助。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提供的“援助”方式是商业合作，突出表现在制造业。通过统计历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行业分布就可以发现，制造业的投资比重遥遥领先，2008年达42.7％，2007年是45.5％，2006年是53.4％，2005年是55％，2004年是59％（参见表2）。
中国对外投资比重较高的行业还有批发零售业，从2004年的11％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28.2％。建筑、商务服务、采矿、农林牧渔等行业也占有较大比重。而且从历年看，这种行业分布已形成一种比较稳健的态势，其基本结构不会突然改变。显然，中国对非投资直接受制于这一国内主体行业构成。对于中国这种投资行业构成，非洲国家正好可以充分参考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经验，通过与中国合作，从现有最低水平起步，打造本土产业。
3.全面鼓励中小企业与非洲开展合作
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产业起步之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已被充分证明了。我们看到，在对非合作中，中国的境外投资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尤其制造业规模更小，据统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存量截止到2008年末有78亿美元，但分布到大约1600家企业，分别是占42.7％的制造业、占28.2％的批发零售业、占5.9％的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占4.1％的农林牧渔业，所实现的对外投资存量分别只有5.3％、16.2％、3.7％和0.8％。这充分表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主要是小规模企业为主，具有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与低技术密集的特点，比如，企业最为集中的制造业主要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等。(37)
参考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小规模技术理论”，(38) 我们可以认为，一方面，在非洲国家已有技术与产业资本尚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正可以引入中国大量小规模企业，首先解决就业与贫困，既而有序打造本土产业，逐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现阶段的中国十分需要推动国内已呈“过剩”状态的产业走出国门，非洲国家正可以利用中国“走出去”战略，有针对性地引入相关产业，实现自身的发展。
此外，中国还特别创造性地推出海外投资“新政”——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境外经贸合作区显然是针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小的特点而创设的，中小企业可以彼此“抱团”，共同走向海外寻求发展。目前，在非洲这样的经贸合作区已有六个，分别位于赞比亚、尼日利亚、毛里求斯、埃塞俄比亚、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这些合作区的作用非常显著，类似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建立的经济特区与开发区。以赞比亚谦比希经贸合作区为例，该合作区已成功引进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涉及采矿、勘探、有色金属加工、建筑等行业，吸引投资近8.2亿美元，截至2009年8月底，实现销售收入达3.4亿美元，提供约4000个就业岗位，向赞比亚政府累计上缴税费4747.53万美元。(39)
中国在2009年第一次宣布提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额度为10亿美元，本着市场原则向非洲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与中国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在非洲的企业主要是超大型跨国公司，尤其是石油矿业等资源类企业，比如，在赞比亚，坎萨希（Kansanshi）矿业公司拥有铜矿石储量2.67亿吨，约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26％，其79.4％的股份控制在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产有限公司（First Quantum Minerals Ltd.）手中；孔科拉（Konkola）铜矿山公司拥有储量4.56亿吨，由英美矿业公司经营，在2002年撤资后转手于印度控股公司；莫帕尼（Mopani）铜矿山公司拥有储量约1亿吨，其90％股权由瑞士嘉能可国际公司（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与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产有限公司合资控制；澳大利亚埃奎诺克斯（Equinox）矿业公司控股开采的卢姆瓦那（Lumwana）铜矿探明储量约1.14亿吨，总储量约5.63亿吨，2009年4月17日正式投产。(40) 这些超大型矿业资源类公司对非洲产业全面发展的作用是不大的，它们只是单一的商业行为，只为矿业利益而来，与当地产业缺乏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综合来看，中非合作与现有发达国家对非投资具有非常大的不同。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选取最有利润的领域展开投资，并主要集中在资源类产业，因为相比于西方发达市场，非洲最有优势的只有资源了。如果说发达国家是在以最有优势的企业向非洲赚取利润，中国则是以整个经济体与非洲展开合作，这当中当然也包括资源类企业，但更大比重是集中在制造业与批发零售业，广泛分布于几乎所有产业，如建筑、商务服务、农林牧渔、信息电子、交通等，并且以中小企业为主，在非洲各个行业、各个层次上展开合作，带动非洲发展。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因为缺乏超大型跨国公司，无法采取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式，所以才走中小企业的路子。我们则认为，固然中国目前缺乏超大型公司，但即使以后有了超大型公司并走向非洲，中国依然要推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整个经济体与非洲的全面合作，因为在外交战略上，一个发展水平更高的非洲更加有利于中国。因此我们也看到，中非合作内容中还特别包括在发达国家看来利润极低的部分，比如，中非从未中断过农业合作以及高等教育与各类人才培养合作等。(41)
四 结论
我们不再讨论“发展权”是否应该是人权的一部分，而是接受这一结论为当然前提；我们强调，基于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只有在“发展”这一问题层次上展开努力才有更切实的意义。
在以非洲国家为例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发达国家长时间的对非巨额援助的实际效果极度令人失望，甚至没有解决非洲国家基本的贫困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发达国家对非援助只是强调福利捐赠，不是推动非洲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作为援助的附加条件，要求非洲国家进行各类自由人权的改革，其中最严重的是要进行市场自由化与产业私有化的改革，它严重地破坏了非洲国家自我保护与发展的能力。
中国为非洲国家解决人权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方式是推进中非商业合作，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去损害非洲国家自我保护与发展能力；它以制造业为主，强调基础建设，并包括几乎所有行业门类；它大力推动中国中小企业走进非洲，把自身所富有的而非洲当前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企业规模等带向非洲，推动非洲产业发展。相比之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只投资最能带来利润的行业，尤其集中在石油、矿业等资源门类，它们的目的是取利，因利而动，无利而去。中国则是在推动整个经济体与非洲全面合作，中国企业获得利润，非洲产业获得全面推动，中国国家则获得外交战略的重大进展，一个发展水平更高的非洲更加有利于中国。
依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非洲国家的“人权问题”与“发展问题”依然处于困顿之中，但随着中国提供的商业合作，它们将会获得新的进展。非洲以及中非合作的例子也给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解决“人权问题”与“发展问题”带来重要启示，在发达国家援助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彼此间的全面合作，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应该为这种合作发挥动力引擎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05-07］
［修回日期：2010-07-07］
注释：
① 参见外交部的“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623730.htm.
② 参见《美国的人权纪录》，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3/12/content_13158507.htm.
③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9/06/22/2009_failed_states_index_interactive_map_and_rank_ings；完整数据表参见http://www.foreignpolicy.com/images/090624_2009_final_data.pdf.
④ 在此我们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来界定是否属于发达国家；据此，排名第1－38位的国家属于“最发达国家”，排名第39－83位的国家属于“次发达国家”。需要说明的是，在表1中，唯一例外是以色列，从该国的发展指数看，排名第27位，属发达国家，但美国人权报告认为它存在多种歧视问题，所以在人权问题上得分差，因而也是人权状况“差”，但属于“发达国家”的唯一例子。以色列的情况参见http://www.state.gov/g/drl/rts/hrrpt/2009/nea/136070.htm.
⑤ 特别注明：由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统计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统计往往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单位，中国的相关统计则涵盖了北非，为简洁起见，我们在一般叙述时使用“非洲”，只是在引用具体数据时依统计范围明确分开使用“非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
⑥ 2009年数据参见http://www.oecd.org/document/11/0,3343,en_2649_34487_44981579_1_1_1_1,00.html；总额依历年（1960－2009年）数据统计得来，历年具体数据请见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REF TOTALODA.
⑦ 在讨论对非洲援助时，我们往往只关注非洲利益，很少去强调发达国家从中获取的巨大利益。发达国家之所以一直维持这种低效的援助模式，首要原因是其自身一直从中受益无穷。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率先推行对外援助时，杜鲁门在演讲中说：“包括我们自己的所有国家在内，都会通过富有建设性的项目获取巨大的利益，可以更好地利用整个世界的人力与自然资源。经验表明，其他国家取得工业与经济进步时，我们的贸易就会随之扩大。”参见杜鲁门在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50yr_archive/inagura120jan1949.htm。
⑧ 转引自IMF,Sub-Sahara Africa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2004,p.1.
⑨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Report,2009,p.2,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pdf/MDG%20Report% 202009% 20ENG.pdf.
⑩ Christopher B.Barrrett,“Foreign Aid,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verty Reduction,”in Steven Bundle,ed.,Economic Justice in a Flat World:Christian Perspective on Globalization,Colorado:Paternoster,2009,p.188.
(11) 2009年数据来源：http://www.oecd.org/document/11/0,3343,en_2649_34487_44981579_1_1 1_1,00.html.
(12) Assessing Progress in Africa towar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2009,p.51,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report.shtml.
(13) Christopher B.Barrrett,“Foreign Aid,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verty Reduction,”p.187.
(14) 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6-29.
(15) 许多研究者已对此做出强有力的研究，重点参见Yash Tandon,Ending Aid Dependence,Geneva:South Centre,2008; Jonathan Glennie,The Trouble with Aid:Why Less Could Mean More for Africa,Malta:Gutenbery Press Ltd.,2008.
(16) Christopher B.Barrrett,“Foreign Aid,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verty Reduction,”p.187.
(17)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2009,p.2.
(18) Lindsay Whitfield,“Refraining the Aid Debate:Why Aid Isn't Working and How It Should Be Changed,”DIIS Working Paper,No.34,2009,pp.9-10.
(19) Christian Aid,Taking Liberties:Poor People,Free Trade and Trade Justice,London:Christian Aid,2004，转引自Jonathan Glennie,The Trouble with Aid:Why Less Could Mean More for Africa,p.39.
(20) Oxfam Briefing Paper 30,“Cultivating Poverty:The Impact of US Cotton Subsidies on Africa,”Oxford:Oxfam,2002,p.9.
(21) 数据来源：世界粮农组织：http://faostat.fao.org/site/339/default.aspx; http://faostat.fao.org/site/342/default.aspx.
(22) Terry Townsend,“Production and Trade Policies Affecting the Cotton Industry,”Washington,D.C.,2002.http://www.fao.org/docrep/006/y4344e/y4344e0c.htm.
(23) 转引自Oxfam Briefing Paper 30,“Cultivating Poverty:The Impact of US Cotton Subsidies on Africa,”p.12.
(24) Oxfam Briefing Paper 30,“Cultivating Poverty:The Impact of US Cotton Subsidies on Africa,”p.23.
(25) Oxfam Briefing Paper 30,“Cultivating Poverty:The Impact of US Cotton Subsidies on Africa,”pp.17-21.
(26) Daniel Cabello,Filka Sekulova and Douwe Schmidt,World Bank Conditionalities:Poor Deal for Poor Countries,Amsterdam:A Seed Europe,2008,pp.11-18.
(27) Harry G.Broadman,Africa'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Washington,D.C.: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7,pp.1-31.
(28) http://www.gov.cn/gzdt/2010-O1/O6/content_1504272.htm.
(29) 由于中国政府历来低调处理对他国的帮助，我们尚不知中国对非提供的纯粹援助额度，笔者所知道的最大的一个数字是，到2006年底时中国已宣布免去非洲重债国家156笔共计109亿元人民币的到期无息债务。可见单项无息贷款数额并不大。《新中国与非洲真情合作50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0/29/content_5262823.htm.
(30) 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pp.277-280.
(31) 当然还有许多贷款是以资源以外的产品或其他方式偿还的，比如，毛里求斯以下水道工程担保还款，博茨瓦纳以公共住房担保还款，肯尼亚以水泥电线杆厂担保偿还贷款，塞拉利昂与厄立特里亚则以移动通信工程担保偿还贷款。
(32) 数据来源：《中日长期贸易协议》，中国商务部科技发展与技术贸易司，http://kjs.mofcom.gov.cn/aarticle/ztxx/dwmyxs/g/h/200403/20040300198869.html.
(33) 兰欣珍：《中国石油供应越来越依赖进口》，载《北京周报》，2009年9月4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jjlw/txt/2009-09/04/content_214983.htm.
(34) 《中国与尼日利亚政府签署230亿美元石油协议》，世界能源金融网，http://www.wefweb.com/news/2010531/1109585323.shtml.
(35) 《中国有色将在赞比亚投资6亿美元进行矿业和经贸区建设》，网易，http://news.163.com/10/0413/09/6451ASIV000146BC.html.
(36) 依照原始数据计算所得，原始数据来源于2002－2009年度世界银行年度报告，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ABOUTUS/EXTANNREP/0,menuPK:1397243～pagePK:64168427～piPK:64168435～theSitePK:1397226,00.html.
(37)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10页，http://hzs.mofcom.gov.cn/accessory/200909/1253868856016.pdf.
(38) 分别参阅Kojima Kiyoshi,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 Japanes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London:Croom Helm,1978; Louis T.Wells,Jr.,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Cambridge:MIT Press,1983.
(39) 数据请见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ae/ai/200910/20091006583475.html.
(40) 《赞比亚资源丰富，中赞合作前景广阔》，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zm.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701/20070104315594.html；《赞比亚矿业投资环境分析》，“我的钢铁”网，http://www.mysteel.com/ys/zsyq/2008/10/06/175715,0,0,1877716.html.
(41) 这些人才计划有：预计到2012年总计达48600人次的人才培训，预计到2012年约5500个来华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倡议设立中非各20所高校一对一合作的“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倡议设立100个联合研究示范项目，接收100名非洲博士后来华合作研究。援建96所农村学校，承诺援助50所中非友好学校，培养1500名中小学校长与教师，援建1531所医院、抗疟中心。数据源于对中非合作论坛“论坛档案”的整理，http://www.focac.org/chn/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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