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华[1]2001年在《《太平广记》与唐五代民间信仰观念》文中提出自汉魏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这一外来宗教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接触中不断产生对立、冲突，同时又相互融合，佛教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以求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偏于儒、道、佛的上层内容，对于古代民间信仰方面则涉及尚少。 民间信仰，顾名思义，是指一定时期民间广泛流传或者说为多数社会下层民众崇信的某种观念，与那种登堂入室的正式宗教相对而言，它从未取得过可以与之比肩而立堂而皇之的地位。但它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古代下层人民精神需求的一个中心，是民族文化传统中一道颇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它的影响绝不小于任何一种曾经广为流传的宗教，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民间宗教信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有广泛的市场，就此问题展开研究，实有必要。 之所以截取隋唐五代这一时期作为本文研究的范围，实出于两方面考虑： 一、隋唐是继秦汉以后的又一个空前强大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观念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商周以来传统的中原文化，在这时得到高度的传承和加强。同时，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在唐代也完成其本土化的道路，对我国古代民间信仰也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唐五代是古代民间宗教信仰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当多的民间观念就定型于那个时代，以至时至今日，我们追本溯源，还不难看到那个时代的踪迹。 二、研究古代的民间信仰，最感困难的莫过于文献记载的缺乏，所幸的是，宋初所编的四大官修书之一的《太平广记》，保留下相当数量反映古人神鬼信仰方面的可贵记述，其中尤以唐五代材料为较多。 本文之正文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太平广记》中所见民间对道教的认识。关于唐代民间道教生活，黄永年先生已有论述，这部分则主要从民间仙境观念，民间所见的佛、道之争这二方面来进一步阐述唐代民间社会对道教的认识。 第二部分：《太平广记》中所见佛教的民间化。佛教的民间化是唐代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部分主要通过唐代民间佛经、佛像的流传，淫把的佛教化与佛教的淫祖化，阎罗王信仰在唐代民间的变化，民间唐代僧侣的自称析四方面来阐述唐代佛教的民间化，指出唐代佛教的民间化是一个双向性过程。 第叁部分：《太平广记》所见的唐代社会变化，指出唐代民间神鬼观念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唐代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儒、道、佛叁教思想在唐代并存发展，而又相互融合，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唐代都有较明显的发展，西域文明汐＋来宗教的传人。科举制的盛行、妇女地位的变化／ 阀士族地位的变化，这一切社会变化是会折射到下层社会民众的思维中，因而由凡人思维所创造的神鬼故事则必然要被打上时代的印记，故这部分通过民间神鬼观念中所反映的胡汉融合、科举制这两方面，从一侧面对这个问题加以阐述。 第四部分：《太平广记》中所见部分民间神鬼观念的变化。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民间宗教信仰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许多先秦古老的神鬼观念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在唐代民间仍有遗存。另外，由于受到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唐代民间也创新出一些新的神鬼观念，这些神鬼观念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部分主要从唐五代城隍神观念的变化，唐五代“鬼神不越疆”观念变化，唐代掠剩鬼出现这叁方面来阐述：唐代民间神鬼观念既有前代民“间信仰的影子，也有自己特点。
盛莉[2]2006年在《《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太平广记》类目的划分与编排包含着编者的文学文化审美观念及与小说编纂相关的一些文献信息,如引书的征引注录情况。同时也衬托出当时官方尊崇道教的时代背景。从类目及其编纂的角度对《太平广记》进行全新研究是必要且重要的。“神仙”、“女仙”类小说是《太平广记》全书最重要的类目,研究“神仙”、“女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对了解《太平广记》全书类目及其编纂具有先导意义和重要价值。本文仙类小说的范围涵盖“神仙”、“女仙”两类。文章通过对第一手文献史料的大量收集、阅读、考证,结合《太平广记》编者所在政治、宗教、文化、文学的时代背景,对《太平广记》“神仙”、“女仙”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类目成因”考察仙类小说类目成因同宋初官方文化和前代小说题材、分类之间的关系,旨在对《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在全书类目中的地位和特殊性作一背景式的交待。 第二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类目特点”对《太平广记》全书的类目特点、仙类小说类目人物整体所反映出来的神仙文化内涵、类目人物排列蕴藏的编者的神仙文化信仰以及对道教文学的接受认识心理进行研究,以进一步理解“神仙”、“女仙”类的内涵及其在《太平广记》全书中的独特性。 第叁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编纂”主要从《太平广记》编纂组、仙类小说篇目的编纂及仙类小说引书叁方面展开论述,旨在溯清仙类小说编纂中体现的编者的宗教文化意识、文学审美意识、对引书的征引注录和引书存佚等具体问题。 第四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探讨仙类小说对后世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影响。《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特有的编纂背景、编纂条件和编纂思想有助于建立仙类小说本身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卓然的地位,这种地位又主要是通过仙类小说对后世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影响来体现的。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深远影响既同原作者的出色创作有关,也同《广记》编者小说文本的出色编排、加工有关,可说一定程度地印证了仙类小说编纂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因此,本章将就《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展开讨论,主要从仙类小说的宋前仙道小说辑佚汇总作用和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两方面进行论述,附论对后世戏曲素材的提供,以明晰仙类小说乃至《太平广记》全书的编纂对于后世文学的意义。
荀朋星[3]2016年在《鬼厄与宗教解厄》文中研究指明鬼文化一直是中国整体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鬼观念在传统中国的道德、伦理、宗教、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中不断以各种面目出现,其所发生的影响十分重大。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鬼观念依旧在民众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作为潜藏在民众生活中的一股暗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底色,已经渗入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世界。因而,对鬼文化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促进人们对人间世界与超自然世界关系的进一步理解,而且对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心理、思维逻辑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太平广记》是北宋初年成书的第一部大型官方类书,广泛收集了自汉代至宋初包括神仙、鬼、女仙、道术、方士、报应、精怪等共九十二类主题七千多则故事,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有“小说家之渊海”之美誉。不仅如此,《太平广记》在“以尽万物之情”的关怀下亦保留了基层民众极为丰富的生活资料,对研究中古时期的民俗、宗教、制度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太平广记》鬼类叙事共有四十卷四百六十七则,在整部书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的鬼文化和民众的鬼观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本文即以《太平广记》鬼类叙事为考察对象,研究了中古时期民众的鬼观念及中古时期鬼与巫、道、佛叁者之间的不同关系,以期从宗教解厄的视角对中古时期民众的疾疫观、死亡观以及巫、道、佛叁者在民众宗教市场上的互动关系有所认识。本文之正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鬼之观念的演变与发展。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先秦两汉直至魏晋隋唐时期的典籍文献和出土文献来梳理古代民众鬼观念的变化及发展。第二章：《太平广记》鬼类叙事概观。这一部分旨在对《太平广记》鬼类叙事作品构成及叙事特点进行分析,以使我们对《太平广记》鬼类叙事的叙事基调有一总体之把握。第叁章：《太平广记》鬼类叙事所见之鬼厄。《太平广记》鬼类叙事中保存了大量民众遭遇鬼厄的故事,依《太平广记》鬼类叙事我们所见之鬼厄主要有：死亡、瘟疫、疾病、魅人、复仇、偷食、恶作剧及其他。通过对这些鬼厄叙事的分析,我们可以窥知汉唐时期民众的鬼厄观念,并可以藉以分析鬼厄叙事背后所反映的民众的文化心态。第四章：《太平广记》鬼类叙事所见之宗教解厄。其中又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太平广记》鬼类叙事所见宗教解厄之巫者。巫者在解除鬼厄时所采用的禳除手段主要有见鬼、占卜、降神、祭祀等,这一部分即从巫者解厄手段入手来考察巫者在处理人鬼纠葛时所持的态度。第二部分《太平广记》鬼类叙事所见宗教解厄之道教。道士在帮助民众解除困厄时所采用的手段主要为见鬼、考鬼召神、符术咒术、上章等,这一部分即从道教禳除鬼厄手段入手分析道教与鬼之间的关系。第叁部分《太平广记》鬼类叙事所见宗教解厄之佛教。佛教僧人在为民众解除困厄时所采用的手段不同于巫者与道士,佛教的驱除方式主要有诵经念咒、水陆道场、奉佛持戒等,并以此来彰显佛徒、佛法对鬼厄的无穷震慑力。这一部分即从佛教解厄手段入手分析佛教的解厄特点及其与巫道的不同之处。通过《太平广记》鬼类叙事所呈现的鬼厄以及巫者、道士、僧人叁者不同的解厄态度与手段,我们可以窥见汉唐时期民众对待死亡、疾病、瘟疫等困厄的态度,以及巫者、道士、僧人叁者在民众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叁者在宗教市场上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杨夏丽[4]2016年在《《太平广记》所载《金刚经》灵验故事研究》文中认为《金刚经》是汉传佛教的重要典籍。唐代,随着《金刚经》的广泛流传,相关的灵验故事大量出现,反映出唐代社会信仰的一个侧面。因年代久远,多部记载这些灵验故事的原始书籍已经亡佚,但绝大部分灵验故事因收集在宋李防等人编定的大型官修类书《太平广记》中而得以保存。本文即以唐代为时代背景,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探讨唐朝民众对《金刚经》的崇信方式和程度,采用文献学的方法全面梳理《太平广记》所载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并进行分类,再以宗教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读。经研究,本文将《太平广记》所载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根据其宗教功效分为延寿、超度亡者、往生西方、神力、灭罪获福和救护等七大类。经研究发现：灵验故事集中在玄宗、宪宗、文宗叁朝；灵验故事主要出自《报应记》、《广异记》和《酉阳杂俎》叁本笔记小说；灵验故事传播地域遍及唐代主要统治地区；《金刚经》的崇奉形式主要有持诵、抄写和焚香礼拜；《金刚经》的阅读主体为官吏。《金刚经》灵验故事将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渗透到民众的意识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普及和《金刚经》在民间的阅读和传播。本研究同时参照其它古籍、笔记小说,深入剖析《太平广记》所载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背后反映的文化内涵,从这一个角度探讨唐代部分社会问题和民众的信仰观念,包括佛道之争、佛教内部教派之争,民众违背佛教戒律思想,官吏犯罪问题等。
曾礼军[5]2008年在《《太平广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摘要:《太平广记》是宋初四大类书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小说类书之一,对于保存宋前的文言小说起了重要作用。《太平广记》辑录的小说以志怪题材为主体,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辑录上也体现了宗教类分的特点。目前,对《太平广记》的宗教文化研究显得零散而又肤浅,故本文以宗教文化视角,从《太平广记》成书的宗教文化背景、编纂的宗教性体现、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统信仰以及编纂的宗教文化意义等几方面对《太平广记》作全面系统而又深入透彻的研究。据此,文章依次分为六章。第一章从宋初叁教合一的宗教发展态势,宋前辅教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宗教文化积淀,以及儒释道类书的编纂借鉴分析《太平广记》成书的宗教文化背景。第二章是对《太平广记》编纂的宗教性特点进行考察。首先对《太平广记》类目编排整体上呈道释儒叁教合一的板块特点进行探赜;其次运用量化统计方法对引书的宗教性进行分析;最后以宗教性文本为个案考辨《太平广记》的文本编纂情况。第叁、四、五章分别对《太平广记》中道教故事、佛教故事、传统信仰故事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太平广记》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传统信仰文化内涵。第叁章是以神仙故事为主要研究对象考量神仙的时空分布、类型特点以及神仙故事的主题类分;然后分析神仙意象的典型——白鹤与青竹,探求其宗教文化意蕴和文化渊源;最后对神仙故事中的“石”意象和“七”数进行探析。第四章是对《太平广记》中的异僧、佛经崇拜和因果报应故事进行探讨。异僧故事重点分析神通与佛教、犯戒与成佛的关系;佛经崇拜主要是考察《金刚经》、《法华经》和《观音经》的分布情况和宗教功效;果报故事侧重于分析佛教果报观念与儒家的现世关怀、伦理道德的关系。第五章对命数天定的符命观念、血食祭祀的神观念、人魂所归的鬼观念、物老为怪的精怪观念等传统信仰进行剖析,并且对每类故事都进行了类分和统计,力求探析故事中潜在的社会思想和观念。第六章分析《太平广记》编纂的宗教文化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统治者以典籍编纂手段对宗教文化进行了整合;二是对后世宗教小说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全文以中间四章为重点内容,对《太平广记》的宗教文化内容作了充分的论述。文章研究注重文本分析与类目编排相结合、文本内涵与二次加工意义相结合,并充分运用量化统计方法,使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杨哲[6]2011年在《夜禁制度下的两京灵异故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安、洛阳是唐代的政治中心,治安的好坏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和社会的安全,因此,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加强治安的管理、用以防范和打击犯罪。唐代的夜禁制度便是这一行为的体现。唐代夜禁制度以街鼓为特征,晓鼓响起标志着长安城一日的开始,而暮鼓声动则意味着白天的结束和夜晚的来临。因此,街鼓的响动是长安城特有的一种时间信号,反映着唐代京城生活的正常节奏。暮鼓之后的都城看似极为平静,但在夜幕的掩盖下,各种以神灵鬼怪为主角的故事在两都纷纷上演。这些故事固然不见于正史的记载,甚至内容未必信实,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唐人的精神世界,反映了他们所思、所想、所喜、所惧。现实之白天世界和灵异之夜晚世界共同构成了长安、洛阳二城市文化。长安人口众多,但人口稠密的里坊主要集中在都市的北部,那些人烟稀少的里坊和荒蛮的城郊就成为唐代小说类作品中神仙鬼怪出没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这些寄身于都市的神仙鬼怪,严格遵守城市作息制度,其职权和界域还有时间上的限定,这种神域鬼界的“都市化”既是都市生活繁华的结果,又是隋唐民间信仰的独特之处。“兰陵坊”类故事便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故此,本文将夜禁制度与唐代笔记小说沟通起来,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及近人关于唐代夜禁制度与两京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以《太平广记》中所记载的发生在夜禁时段内的两京灵异故事为研究对象,以期从另一个视角对唐代的鬼神世界及民间信仰做进一步了解。
尚施彤[7]2011年在《《太平广记》鬼类文献研究》文中提出《太平广记》是北宋初年由官方所编的一部大型类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仙神鬼怪、动植物、佛道教等诸多类型故事。全书引书大约四百多种,这些书籍大部分都已经佚失,依靠本书得以保存部分佚文。因此,此书被广泛地用于校勘和辑补,一些亡佚的书籍可以根据它进行重新辑录。本文以《太平广记》中的鬼类故事为切入点,对《太平广记》鬼类故事及其引书进行整理和研究。通过对鬼类故事内容的梳理和引书的研究,探讨《太平广记》所反映的鬼文化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太平广记》鬼类故事源流及分类。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太平广记》中鬼类故事产生的背景和来源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志怪小说发展的繁盛时期,多以记载神鬼怪异故事见长,这些故事被收集到《太平广记》中,构成《太平广记》鬼类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根据内容把书中的鬼类故事大概划分为以下几类：一、人鬼相恋,二、冥途之事,叁、鬼显形,四、鬼帮助人,五、鬼害人,六梦中的鬼,七、鬼预言,八、人鬼交往,九、鬼求助人,十、鬼报复人。第二章、《太平广记》鬼类故事引书考述。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引书着录情况和存佚情况进行总体分析。着录情况包括未标明出处问题、出处有误问题、书目存疑问题等；存佚情况包括现存书目、亡佚书目、辑佚书目等。第二部分对部分所引书籍的作者、流传情况、内容和特点等方面进行研究考证。第叁章、《太平广记》鬼类文献阐释。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释《太平广记》鬼类文献的特点即出现佛道教题材和诗赋、科考题材。第二部分讨论《太平广记》鬼类文献的价值即保存古史资料的价值以及影响后世鬼怪类文学创作的价值。
薛琦琦[8]2018年在《《太平广记》之唐代女性音乐生活研究》文中认为《太平广记》是一部由宋初李昉等十叁人奉旨集体编纂的官修类书总集,其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古代野史、传奇、笔记小说总集,为我国古代史文献的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历史界与文学界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太平广记》收录作品的年代自先秦至隋唐五代,以隋唐为主,其中唐代作品的条目多达3690篇,大致占全书所有条目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在材料架构上做到了有所侧重,涉及女性的条目又多达1300篇,其中唐代女性音乐生活的篇目共计161篇。唐代统治者对音乐的热爱与积极倡导,使得唐代成为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别朝无法企及,繁盛的乐舞艺术,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人受胡风化的影响,女性积极活跃于社会文化舞台,参与音乐活动则更为频繁,随着音乐教育机构的不断完善,培养出较多专业从事音乐活动的女性乐人,从而生活在唐代的女性相较于别朝女性在习乐方面有着绝佳的优越条件,更加使得唐代女性成为唐乐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篇论文分四部分,主要以《太平广记》中所载唐代女性音乐生活条目为主要研究素材: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太平广记》的史料价值,对其成书背景、着书内容进行大致介绍,以期从着书时代背景、引用书目种数、分类编纂体例等方面来充分证实《太平广记》的史料研究价值,更为本文从《太平广记》中探讨唐代女性音乐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意义。第二部分,对《太平广记》中唐代女性音乐生活条目引书、分类编排以及书写特点进行梳理分析,以便对其引书价值、编排特点以及女性音乐生活形象有整体的把握与认识。第叁部分,重点讨论唐代女性音乐生活的表现、变化与发展,这部分将通过对唐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女性乐人音乐生活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中女性音乐生活的表现、不同社会生活中女性参与音乐活动的方式来进行具体梳理与分析,探其在时代风气影响下,唐代女性相较于其它朝代女性习乐、弄乐的优越条件,以期从纵向对唐代女性音乐生活做全方位的考察与认识。第四部分,集中从女性群体丰富的音乐活动、乐妓群体复杂的人身地位以及女性音乐活动在唐代社会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看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与人文环境,又或是进一步认识时代背景与人文环境对女性音乐活动和特殊女性群体(乐妓)地位的重要影响。
见世君[9]2008年在《从《太平广记》看唐代妇女与民间信仰》文中提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它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其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妇女史的研究不断升温。就妇女而言，她们占社会总人口的一半，而社会给女性这一角色的定位，无非是将其限定在婚姻、家庭中，自然更为关注的是其为人妻、为人母的家庭形象，目前学者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了唐代妇女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娱乐教育等方面，而对唐代妇女精神层面的追求，特别是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而言较为薄弱。透过对她们精神世界的探研，让我们对唐代妇女有更加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唐代妇女民间信仰的内容是广泛的，包括了自然崇拜、鬼神信仰、精怪信仰以及民间化的佛道信仰。女性信仰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唐代妇女民间信仰的透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唐代女性和唐代整个社会，亦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研究女性史的新的思考角度。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以史料文献为出发点，以《太平广记》作为史料依据来看唐代妇女与民间信仰。全文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分别从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鬼神信仰以及佛道信仰对妇女的影响等几个方面介绍唐代妇女民间信仰的状况。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妇女民间信仰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唐代妇女信仰的背后包含着婚姻诉求、生育诉求、健康平安，禳灾驱邪等诸多的现实因素，反映了妇女信仰的特点。第叁部分主要从民间信仰的角度，以贞节观、婚姻观为中心分析探讨了唐代妇女的女性观。
詹伟明[10]2010年在《唐代胡僧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唐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代。期间,各种外来宗教都得到了大规模发展,胡僧来华也成了一道亮丽风景。随着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他们不仅被写入历史文献和宗教典籍之中,而且还走进了唐小说家的视野,成为一种创作题材。论文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探讨《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同时借助民俗学等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太平广记》辑录了唐代胡僧故事42则,成为研究当时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唐代,在和谐的政治经济环境、博大精深的宗教文明和官方派遣叁重因素推动下,胡僧纷纷来华。同时这个活跃的群体开展了辩论斗术、干涉朝政和大展玄术等引人注目的活动;鉴于作者身份有其丰富性和复杂性特点,论文从故事类型学视角出发将《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划分为貌怪行异型、解民倒悬型等五种类型;在唐朝对外开放具有开放性和封闭性特点的背景下,《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置于被“美化”与“丑化”的矛盾命运之上,“美化”的形象源于中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丑化”的形象则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排斥和斗争的结果。通过对小说中的胡僧形象进行解读和重构,我们发现,笔记小说作者对同一异域人物运用不同的塑造手法,建构出两种类型的文化形象,这种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级张力手法所塑造的胡僧形象彼此牵制又不过分崇拜与歪曲,折射出当时唐代社会的文化心态。
参考文献：
[1]. 《太平广记》与唐五代民间信仰观念[D]. 曹刚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D]. 盛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3]. 鬼厄与宗教解厄[D]. 荀朋星. 山东大学. 2016
[4]. 《太平广记》所载《金刚经》灵验故事研究[D]. 杨夏丽. 西北大学. 2016
[5]. 《太平广记》研究[D]. 曾礼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6]. 夜禁制度下的两京灵异故事研究[D]. 杨哲.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7]. 《太平广记》鬼类文献研究[D]. 尚施彤.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8]. 《太平广记》之唐代女性音乐生活研究[D]. 薛琦琦. 西安音乐学院. 2018
[9]. 从《太平广记》看唐代妇女与民间信仰[D]. 见世君.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10]. 唐代胡僧形象研究[D]. 詹伟明. 湘潭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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