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文学中“他者化”角色的文化学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留学生论文,角色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3)2-0018-04
“留学生文学”是“一批出国留学者(含出国访学者和以出国留学之名在外居留或打工 者)所撰写的有关留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注：陈骏涛：《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 代小说欧美卷)·序二》，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页。)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1987年纽约 的一个华人文学团体“晨边社”的一次讨论会。他们认为留学生文学是与出现成批的留 学生同时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但当年留学国外的 知名作家专门写国外求学生活的作品并不是太多，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当年作家的“去 国”苦读都是为了“归国”报效，留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暂时的羁留而已，这种“过路 ”心理使他们能够抱定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没有将异国的遭遇看得多么重要(注：参照 李子云：《我看海峡两岸的留学生文学(代序)》，《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台 港地区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8页。)。
留学生活成为重要题材而兴盛于文坛，台湾地区约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陆是新 时期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这些留学生出国不仅是为了学习，而 且很多还带着寻找出路，期望能够加盟“绿卡族”的愿望。这种愿望一旦和严酷的现实 遭遇，很容易在思想和情感上兴起巨大的波澜，需要有一个倾诉的场合，文学义不容辞 地承担起这一使命，留学生文学得以大量产生。开始的时候大多叙写留学生在异国的艰 难起步和艰苦的奋斗历程，他们的种种遭遇和尴尬的生存状态，离不开“亲历性”和“ 倾诉性”的经验性描写，很多可以称之为“打工文学”，因为“打工苦”是大部分留学 生所经历过的一个生活阶段(注：参照江曾培：《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日本大 洋州卷)·序一》，上海文艺出版社。)。到了后来，随着“留学人”变成“学留人”， 逐渐取得所在国国籍，可以更广泛地了解国外社会，更深入地体验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 ，留学生文学的写作视角随之开拓，从经验性上升到超验性，采用比较现代的叙事手段 表达心灵的认知，文本的内蕴也有了丰富和提升，不再浅层面地表现留学生或新移民的 苦闷和追求，而对历史和人性进行反思，对生存真义和生命价值进行拷问和追索(注： 参照江曾培：《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日本大洋州卷)·序一》，上海文艺出版 社。)。无论是前期的苦闷和追求，还是后期的拷问和追索，都离不开“文化差异”这 一国际性的背景。
一
留学生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进入西方社会，“恰好处在东西方文化的聚焦点上，从静 态的农业传统社会骤然进入节奏剧变的西方工业社会，多重矛盾集于一身，不同的价值 标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身上发生冲突，其精神上的不安和苦痛，确实难以言 表。不能顺应者致病、致狂、致死者，常有发生。”(注：郏宗培：《中国留学生文学 大系(当代小说欧美卷)·编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79-780页。)他们的文学首先 表现出的是农业文明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症。整个中国由于漫长的民族战争以及建设时 期的一系列曲折历程，客观上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学生从一个比较落后封闭的 农业社会一下子进入诸如欧美这样发达的现代社会，西方人经历了几百年的精神现代化 的历程要留学生们浓缩在几个月、几年内完成，这种精神上的巨大冲击与不得不发生的 转变对个体而言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沈从文二十年代从当时还未 开化的湘西跑到沾染了一点欧美“现代性”的都市社会，因为对随社会现代化伴生的都 市人的种种精神上的质变难以认同，一直执著地坚持自己“乡下人”的价值取向而视现 代文明为“他者”，可以想象当留学生以客体的身份进入一个现代化程度更为悬殊的历 史情景中，自身被现代文明“他者化”的时候，内心的那种自卑、虚弱、惶恐、忧惧、 不安该是怎样的剧烈。而且沈从文能够视现代文明为“他者”，是因为他的湘西和都市 有着一个共同的中华文化的背景，农业文明在当时的中国还占有现实主导性的地位，而 留学生从一个农业文明残留很深的社会，抱着对现代文明的憧憬，进入完全工业化的西 方社会，他们被“他者化”的命运就已被先验注定。
留学生文学表现的这种被“他者化”的遭遇不仅缘于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差 异，而且缘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异质性。
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有着漫长的历史传统，这两种文化的异质性及人的精神理念的 差异性导致的社会存在的差异，使每一个留学生都不得不面临文化思考与文化选择的状 态。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在这些“边缘人”的文学中表现为“一面心里充满牢骚，一面 又听不惯别人的牢骚；一面不满于外国人的不理解中国，一面又不满于中国人的不理解 外国人；一面认可了相互理解的难于登天，一面又身不由己企望搭个登天云梯”(注： 小楂语，转引自王渝：《边缘人的故事(代序)》，《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台 港地区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6页。)。留学生文学深刻地揭示出这种难以互相认 同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他者化”的本质，这也是造成“边缘人”失落感与无 奈感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者”(other)是西方人类学的重要概念，即他群体，非我所属的社会群体，同“我 们”相对。这本身就包含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意味着非“我们”的必然被“我们”“他 者化”，所以西方传统人类学将非西方的民族和文化都定义为“他性”的(注：参照汤 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主义宣言》，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 第四期。)。他们在建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异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时候，就隐含有“ 自我中心”的意识，就隐含着距离、差异、对立的意图，不以理解“他者”为使命，这 预示着对异文化戕杀或征服的可能，目的只是在此基础上建构西方社会居于中心的有序 的时空宇宙观。这种人类学在西方现实社会中势力颇强，有其哲学传统的支撑。
西方哲学自从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存在是一”以来，一直试图“通过中介或中项的 介入把他者还原为同一以保证存在的包容性”，一直追求一种同一性，一种总体性的本 体论，将泯灭他者的他性视为己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总体性的观点之下，对实在 采取全景式的观照而实现真理，这样有了谢林式的“同一”，黑格尔式的“绝对”，雅 斯贝尔斯式的“大全”(注：参照孙向晨：《莱维纳斯的“他者”思想及其对本体论的 批判》，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这种本体论哲学直到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才遭到了质疑，他认为在对“总体 性”和“同一性”的追求中遗忘“他者”将导致一种专制。西方社会对金钱的追求，殖 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中所体现的那种单一的权利意志都是“同一”在现实社会 中的投影，其极致便是暴力和战争，这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本所在(注：参照孙向晨： 《莱维纳斯的“他者”思想及其对本体论的批判》，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5期。)。文化如果不能坚持“绝对的”“无法同一”的“他者”的“他性”与“差 异性”，并以此抗拒“总体性”的主宰，就不能实现文化的多元与平等。但这种质疑在 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力量太微弱了。留学生文学在强劲的西方文化面前，体验到被视为“ 他者”的强大压力。即使在以法权著称的美国，“在人与人之间纠纷最后的关键，法律 是不存在的。法律只是‘常情’的变称而已”，而在“常情”里，“人永远偏袒自己熟 悉的，自己同文同种的，虽然残缺丑陋，只要属于自己的总是好的……”(丛甦《 野宴》)
西方人类学研究在后现代理论和新的世界发展趋势的警诫与启发下，提出了新的研究 理念，“交替的人类学”，不仅仅西方可以研究非西方，非西方也可以研究西方，被“ 他者化”的不再只是非西方，西方也可以被“他者化”(注：参照汤亚汀：《西方民族 音乐学的后现代主义宣言》，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四期。)。留学 生文学不仅表现了被“他者化”的遭遇，同时也表现了创作主体的主体性精神和中华文 化立场，勇敢、客观、冷静地审视西方，以文学的样式体现了人类学研究的新思维。在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以及民族学的“反映框架”理论中，都表 达了一个基本的文化认识论：文化现象(包括文学)本身只是非文化现象(如社会、政治 和经济)的反映。留学生文学中所再现的主要价值观、感觉、文化精神将华人描绘成一 个社会，基于共同的语言、政治利益、文化精神和血缘关系。它描绘了约有千百万人想 象的社会，一个总的“中国人”形象，并在一个文化冲突的框架内体现着异域与本土因 素的结构。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虽然以“我”个体的经验感受为出发点，但代表了一 定程度上的文化类本质——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立场去对西方文化进行审视，在批 判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保守性、排他性、不平等性和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同时，也肯定了它 科学、理性、富于生机的一面，褒贬有加，实现了主体性精神与文化的平等对话，在文 本中演绎了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
二
留学生文学在遭遇“他者化”和反“他者化”的紧张对峙中，表现出对文化互相认同 的期望，即期望两种文化互相承认，互相借鉴，互相吸取精华，各自丰富、发扬本文化 的优长。姑且不论这在西方现实社会中能否实现，就从文化的自身发展而言，这种期望 在客观上也会造成文化的相似性，不利于文化的远景。这只能说是“少数人”、“亚群 体”、“被压迫群体”在文学中表达的期望光明、期望平等待遇的乌托邦理想。西方文 化由于其科学理性的精神传统契合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而成为一种高位文化，由于有 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作后盾又成为一种强势文化，所以对别种文化它表现出强烈的“他 者化”倾向，这决定了在它的现实中，它不会放弃自身的优越感与征服欲，只接纳被西 方文化同化的“我们”，只接受对“我们”的征服与占有，这是“少数人”“边缘人” 想在异国实现“寻找”主题的障碍，也是他们把理想建立在异国土地上的悲哀所在。
寻找“乐土”是中国文化浪漫主义的显现。两千多年前诗经就有“逝将去女，适彼乐 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逝将 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在文化的演进中，陶渊明的“桃花源”，李 白的“天姥吟”，上天入地，都寄喻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生存理想，他们在以自然经 济为基础的幻想中从来没有想到因为“乐土”中存在的文化认同问题而有可能只能徘徊 “在乐园外”。两千年后的炎黄子孙依然为着远古而又最真实的生命需求投身到充满平 等幻像的异质文化中，与当年乘“五月花”来到北美洲寻求信仰自由与生存出路的清教 徒的境遇相比较已有质的不同，后者是在一片蛮荒之上建立起文明的秩序——以拓荒者 、主宰者的姿态，留学生是从一种“弱势”文明跻身于带有浓厚优越感的“强势”文明 ——以仰羡者、投靠者的姿态。虽然地方-国际两种层次的政治、经济网络促使人们感 到自己的文化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文化集合体，但并不能遮蔽人们现实生存的差异。“全 球化”是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更多地指的是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是一套制度、社 会关系和经济实践的综合，是个人和群体在各自多重不同的现实环境中追求的共同目标 ，它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化”的“同一化”。文化的同一性已经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 留学生文学所期望的由秩序与相似构成的文化认同的过程，在现在的人类学研究中，已 被冲突、趋异、对抗的构成所代替，普遍的同一性几乎完全消失，个性和亚群体的现实 渐被尊重。
留学生文学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发出了“我们”的声音，在遍地“他者”的存在 中更好地认识了自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留学生“少数人”“亚群体”的 身份有利于他们敏感地、谦虚地聆听“他者”的声音，而不是用自身沿袭的固有的体制 同化“他者”的声音，更不是用暴力压制“他者”，能够在观念和文学中实现文化上的 “多元”“共在”。但这种共在还只是海德格尔此在在世的结构，还没有达到实际的“ 相遇”，这是现实环境所造成的，还只实现了多元文化策略的第一步。人类文化只有达 到莱维纳斯所强调的彼此对“绝对的”“彻底的”“他者”文化的尊重，多元文化不仅 能够共在，而且能够互相遭遇，在此基础上互相共存，这才是人类文化存在的远景。多 元文化的共在不仅是“弱势”文化的生存需要，也是“强势”文化的生存需要，因为没 有差异的同一是僵死的同一。在异域的土地上，留学生文学表现“我们”的历史远不及 充当“他者”的历史漫长，在进行了文化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之后，应该抛弃幻想，牢牢 地坚守“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人类文化的多元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