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车辙及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轮论文,车辙论文,商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偃师商城遗址坐落在河南偃师市市区西侧，是一处著名的商代早期城址。1996年5月至199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在城东北隅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南北长70米、东西宽15米的范围内，发掘出商代的城墙、城壕、道路、车辙、排水沟、夯土围墙、墓葬、陶窑、灰坑以及与铸铜作坊有关的遗存，出土了一批包括铜器、陶器和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陶范、铜渣等在内的商代遗物。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在商代考古研究以及夏文化探索等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车辙的发现是其中之一。
一
发掘所见商代城墙墙体为土质夯筑，残存高度城墙内侧为1.5～1.8米，外侧为2.9米，顶部宽度13.7米，根部16.5米， 墙体下部有宽大的基础。紧贴墙体内侧有护城坡，护城坡直接叠压城墙基槽和城内其他遗存，南北宽约13米左右，其高度由城墙根部向城内逐步递减，最高达0.7米。道路叠压在城墙护城坡之上，共有4层， 最底层的路土系在护城坡表层夯土面之上铺垫碎料礓石，经踩踏而成。在底层路土面靠近城墙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与发掘探方等宽。北道车辙距离城墙约0.2～0.3米，车辙轨距约为1.2米。 车辙痕迹呈凹槽状，口部一般宽约0.2米左右，深约0.03～0.05米， 凹槽内填满灰黄色粉尘土，土质酥松。凹面土质坚硬，凹槽两侧的路土因受到车轮挤压而变形，呈隆起状。同时有的部位发现车辙呈交错状，交叉点附近辙沟宽约0.1米左右。
由上述发现判断，车辙肯定是由双轮车碾压所致；车的轨距只有1.2米左右，车体较窄；车辙与城墙相距较近，一般只有20～30厘米。很显然，它与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双轮马车有所不同。晚商马车的轨距一般为2.2～2.4米，有20～30厘米长的车
。因此，我们推测，在偃师商城北城墙内侧商代路土上留下辙印的双轮车，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
偃师商城究竟始建于何时？自偃师商城发现以来的十余年间，学术界就其年代与性质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偃师商城是夏末桀都、商初汤亳、商代早期陪都（或说两京之一）、商代早期军事重镇、太甲桐宫（或说早商离宫别馆）、太戊新亳、盘庚亳殷等诸说。虽然各说不一，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定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的城址。随着发掘和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众多学者更认识到，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不仅关系到偃师商城的性质，而且与夏商王朝和夏商文化的划分，有着密切的联系。
1997年在多年发掘积累的基础上，我们正式确立并提出偃师商城商文化的分期框架，其第一期早段文化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商文化，它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点，另一方面表现出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偃师商城的始建和初始使用时期不晚于第一期早段。这类文化遗存的发现，不但证明偃师商城的早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晚期在时间上没有缺环，也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商文化的上限推定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阶段。这是因为，在这里发现的纯粹的商文化遗存，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它在河洛地区的出现、在极有可能曾做过夏王朝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之近旁出现，就应当标志着商人在当地的立足，亦即夏、商王朝已经更替。在不久前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可以作为夏商文化的分野界标；不少学者还认为，偃师商城是商灭夏以后所建立的第一个具有都城性质的城邑。
发现于偃师商城第二期文化时期的双轮车辙，时代当属商代早期无疑。也可以说，商代早期，双轮车已经在中国出现并被使用。
二
起源于公元前30世纪初期，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或阿卡德的闪族人之车，被公认为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车；发现于今伊拉克古乌尔城，约公元前30世纪中期苏美尔人的战车浮雕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战车式样。许多学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认为，苏美尔人所发明的两轮或四轮车是车之鼻祖，目前所发现出现于公元前30世纪初期之后世界其他古文明分布地域的车，其肇始之源都无一例外地追溯到古代两河流域。
车（尤其是双轮车）在我国出现并在各地使用，过去最早可准确地上溯到商代晚期。这是基于现代考古学的事实，举世公认，因为考古学者在曾是商代晚期都城的安阳殷墟及其以外地域，共发现近百辆完整而实用的商代马车物证——战车。针对早之数百年商代早期是否已经有车这一“简单”问题，今人和古人之观点则发生分歧或者说是对立。《吕氏春秋》、《墨子》、《帝王世纪》、《尸子》、《淮南子》、《通志》、《文献通考》等古代文献，不但记载商代初期已有实用的车，而且记载这类车已经被成熟地运用于战争。然而面对言之凿凿的古文献，现代人因一直难以得到商代早期使用车的确切证据而郁郁不前。鉴于考古工作所限，学术界持商代晚期马车“西来说”者往往把晚商马车与同时期或更早的西方车相比较，所得结论多为：发端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车，在商代晚期时才辗转传入我国。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国马车和世界其他地域的马车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后，认为中国的马车和西方马车在车的基本形制，如轮之大小、毂之长短、辐之有无或多少、辕之特征、舆之式样和位置，系驾之法，马具之组合与样式，兵士之设置和格斗方式以及车的演变轨迹和流行风尚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商代晚期的车子上还看不出来自西方的影响。秉承中国古史之传统观点，认为出现于中国的马车是本地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即使是目前所见来自中原以外中国境内车子对中土地带的影响，其时代也要晚至西周中期以后。
我们认为，晚商马车之源头显然不宜直接到西亚去追寻。过去，在郑州商城曾发现铸造车所用的陶范，在偃师商城也发掘出一件青铜质地的车，其个体较小，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进行深入探究。现今发现于偃师商城时代属商代早期的车辙，不但将我国用车的历史推前二三百年，而且为我国古代车的起源之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以此为起点，也为我们大胆、有益而正确地探求见诸古代文献中原地域时代先于早商的车制，提供了科学而坚实的后盾。
《考工记》曰：“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通志·五帝记》亦曰：“帝（少昊）有四子重、该、修、熙，重为木正。”由考古发现可知，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生产力技术水平发展方面，就已完全具备了造车的能力。比如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木料加工方法，榫铆技术已被成熟地运用于简单木质物件或大型木构建筑之中；以锛、锯、斧、钻、锥、凿、刀等为代表的木工器具比较普遍地出土于各类遗址，而且数量不菲，这些都有力地证明原始的木器制造业比较普及和发达，甚至初步达到一定专业化程度。再加上这一时期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有了较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存能力进一步得到保障和加强；同时，人口的相对集中或膨胀给原有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单位区域内食物源和食物供给相对紧张或短缺，这就迫使原始人群大力扩展觅食范围和活动空间。与此同步，伴随着原始贸易规模空前扩大和活跃，社会对物品携带和运输工具的要求无疑十分急迫等等。这些都为车的发明准备了社会条件。
夏商时期，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已经被比较熟练地掌握，并被成功地用于铸造各种主要为贵族生活服务的用具，青铜车马具成为继青铜礼器、青铜武器和青铜工具之后，青铜器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但反映出车辆制造技术的长足进步，更说明了车在国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另外，从战车装备的角度考察，夏商时期除青铜质地的车马具外，还出现了主要用于车战的青铜武器如戈等等。戈，又称“勾兵”，是一种装有长柄的，以勾割或啄击方式杀伤敌人的兵器。在古代，戈和酋矛、夷矛、戟、殳一道，并称战车“五兵”（《周礼·司兵》郑玄注）。商代晚期至周代，戈成为最常见的车战武器。这一点，有从遗址特别是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实物为证。
由此即可得出以下最保守的推断：商代早期中原地区所使用的车之制作已十分考究，远非车子出现的初始时期。文献中所载夏代已有车之说，应是史实。
据传统史观，夏代纪年约为公元前21～公元前17世纪。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及其附近的一处大型古代遗址——二里头遗址，经过近40年的发掘与研究，目前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具备都城性质，曾是夏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二里头遗址所包含的文化主体是夏人所创造的文化，其晚期阶段，在时间意义上已经进入商代纪年范畴。截至目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它的[14]C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 ～公元前1500年。这和传统史观的夏代纪年以及二里头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基本吻合。那么，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应至迟在公元前21～公元前17世纪。
三
车是远古人类和自然界做斗争，在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以求自身生存及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古人类扩大生存空间的必然产物。发明车的初始本意和首要目的是实用，即屡屡见诸文献的“引重致远”，这在世界范围概皆如是。依据古代文献，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早，远在商代晚期以前，车在我国早已被广泛运用，并且有它相对独立发明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我国是车的摇篮之一。
许多古代文献，尤其是一些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文献都详略不同地记载：车，最初是由传说中黄帝所发明。如《汉书·地理志》、《释名·释车》、《易·系辞下》、《古史考》、《历代帝王年表》、《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等都说“黄帝作车”。另说黄帝因此而号轩辕氏（《太平御览》引《释名·释车》）。轩，是车子的通称，特指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古车；辕，即车辕。轩辕连用，又指车舟，即曲而上弯的车辕。
《太平御览》引《淮南子》：“见飞蓬转而为车，以类取之也。”
《后汉书·舆服志》：“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
《路史（前纪）·轩辕氏》：“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梠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
《汉书·古今人表》颜师古注引张晏云：“（黄帝）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
《汉书·律历志》：“（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黄帝之时，车的种类和功用已比较丰富多样，不但有原始意义上的车，而且还衍生出了诸如专供人员乘坐的车等。
《稽古录·有熊氏》、《通志·三皇纪》皆曰黄帝“服牛乘马，引重致远”。
《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帝游于首山，乘素车元驹。”
《拾遗记·轩辕黄帝》：“有泽马群鸣，山车满野。”
《古今注·舆服》：“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通志·三皇纪》郑樵按与之略同）
黄帝之后，随着车子用途的不断增加，其自身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地位也不断增强。《尚书·舜典》：“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孔颍达疏：“（舜让朝见的诸侯述职，言如其实者）则赐之车服以表显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车服为荣，故天子之赏诸侯，皆以车服赐之。”“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是对车在这一时期所扮演角色之最具代表性的概括。《尚书·益稷》、《稽古录·有虞氏》、《尚书大传》、《韩诗外传》、《路史（后纪）·疏仡纪》、《通志·五帝纪》等文献也都有类似记载。这时的车作为交通工具，除了具有“引重致远”的基本功能外，更成为统治阶级生活中享用的奢侈品之一，从而出现了统治阶级特用的车制，即车制的萌芽状态。车子开始讲求外在的华丽装饰，车及车服往往成为表明车主权力、身份和等级的标志之一。这如同古代劳动者日常的生活用具转化为统治者的礼器一样，成为权衡等级尊卑的标志，在车的造型、装饰、礼制上，表现着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内容。
《史记·五帝本纪》：“（帝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路史（后纪）·陶唐氏》、《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大戴礼》同）“（帝舜即位后）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
《路史（后纪）·陶唐氏》记载帝尧时，“举事功者，则命于上，然后得饰车骈马而被文锦；未命而乘、衣之则罚”。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舜常戴天子车服而朝（父瞽叟）焉。”
《太平御览》引《尸子》：“尧素车玄驹。”
《文献通考·王礼考》：“《古史考》之黄帝作车，至少嗥始驾牛，及陶唐氏制彤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初也。……有虞氏因彤车而制鸾车……夏后氏因鸾车而制钩车，俾车正奚仲建斿
，尊插上下，各有等级……夏后末氏制辇。殷因钩车而制大辂……殷曰胡奴车。”
夏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中央帝国。大量史书记载车在夏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车被广泛使用，用车数量空前增加，中央王朝还设有专门管理车政的官员——“车正”。同时，夏人对车也作了进一步改进。
《史记·夏本纪》：“（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榏。”（《稽古录·有虞氏》、《通志·三王纪》略同）
《海内十洲记》：“昔禹治洪水既毕，乃乘
车度弱水而到此山（钟山），祠上帝于北阿，归大功于九天。”
《说苑·君道》：“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通志·三王纪》同）
《尚书·五子之歌》：“（太康失德）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太平御览》引《陆子》：“唐虞按辔，禹汤驰辕。”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又《淮南子》：“奚仲，尧时为车正”）奚仲，传说是黄帝的后裔，夏王任命他为车正，管理车务。奚仲所管车务的真正内容是指用车制度，即所谓“建其斿，尊卑上下，各有等级”。这表明系统而严格的用车等级制度在夏代已经建立和健全，车子所负载的阶级色彩更浓了。
《通志·三王纪》：“禹命奚仲为车正，建斿以辨等级。”
《后汉书·舆服志》：“自是以来，世加其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尊卑上下，各有等级。”
另说奚仲还改进车轮和车辕，使车子更轻巧、便捷。
《新语·道基第一》：“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以代人力。”
《管子·形势解》：“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
也有文献说，车子发明于夏代。《太平御览》引东汉崔因《车左铭》曰“虞夏作车，取象机衡”；《孙膑兵法·势备》云“禹作舟车”；而《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审分览》、《尸子》、《说文解字》、《世本·作篇》、《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等大多谓“奚仲作车”。《论衡·对作篇》：“或曰圣人作，贤者述之，以贤而作者，非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
然而，早在古代，人们就对车子发明于夏代之说提出质疑，认为车的发明时间更早。
《玉篇·车部》：“车，夏时奚仲造车，谓车工也。一说黄帝已有车。”
《古史考》：“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
《后汉书·舆服志》：“自是以来，世加其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刘昭注：“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
《荀子·解蔽》：“奚仲作车。”杨倞注：“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
《说文解字》：“车，夏后氏时奚仲所造。”段玉裁注引“杜云：‘奚仲为夏禹掌服车大夫，然则非奚仲始造车也。’”
《太平御览》引沈约《舆服志》：“‘车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旂辨其尊卑，至于殷瑞山车者，金车也。”
综上所述，无论观点如何，在中国古代前人对夏代已使用车子并无争议。
《吕氏春秋·论威》：“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成。……乃入巢门，遂有夏。”商汤伐夏桀时也曾动用了不少战车，采用了车战阵法，而且战争的规模空前宏大惨烈。
有关商代早期用车的状况，古文献涉猎也比较多，如《诗经·商颂》大多是颂扬商王武功及和征伐有关的内容，其中在相当章句中提及商代前期诸王，如武王汤、太甲、大戊和仲丁等，战事中不但动用战车，而且还配套以鼓乐、旌旗和威仪器具等以状军威。车在商代前期不但也被它用，而且在有特殊功用的车上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金属组件，此即所谓的“金车”或“金银之色”。
《尸子·君治》：“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着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通志·三王纪》略同）
《文献通考·王礼考》注：“昔成汤用（山车）而郊祀，有山车之瑞。”（《通志·器服略》同）
《太平御览》引董巴《舆服志》：“殷瑞山车，金银之色，殷人以为大辂。于是秦皇作金银之车，汉承秦制，为乘舆。即孔子所谓乘殷之辂也。”
四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商颂·长发》）
这气势如虹的战争场景，真实地再现了商汤剪伐夏桀的历史。夏商时期，车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就是被用于战争，而且在战争中用车讲究阵法，车战理论已比较成熟。“乘”是战车计数的单位，往往军队的数量也以乘来计算，战车的多与寡，标志着一个国家或部落实力的强与弱。分析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夏商时期的战车至少已经具备如下特点：
1.战车按具体功用分类和配置，战时组成混合编队，各司其职。《帝王世纪》：“（汤）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北堂书钞》卷十三引）《尸子》：“汤以革车三百乘，伐于南巢。”（《淮南子·本经训》同）“革车”是攻车的通称。攻车主要为轻车，《后汉书·舆服志》谓：“轻车，古之战车也，不巾不盖。”革车同时意味其有所属辎重车在内，即合轻、重车而言之。辇是一种人挽的辎重车，夏商时期已经出现并使用。《周礼·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夏后氏谓辇曰余（舆）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
2.不但用多匹马牵驾战车，而且战争中对军中主帅所乘指挥车的骖驾之马也很讲究。《诗·鄘风·干旄》孔颍达疏：“夏后氏驾两谓之骊，殷益一騑谓之骖，周又益騑谓之驷。”《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黑马）；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白马）；周人尚赤……戎事乘騵（赤马）。”
3.车战讲究阵法。《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太平御览》引《释名》谓：“天子所乘曰辂，辂亦车也，谓之辂言行路也。”《礼记正义》亦曰“辂则车也”。《太平御览》引《礼记·明堂位》：“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钩车”即战车。《司马法·天子之义》：“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急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释名·释车》：“钩车以行为阵，钩股曲直有正，夏所制也。”
《墨子·明鬼下》：“昔者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汤乘大赞……”这里“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非是商汤仅仅动用了战车九辆，而是说商汤军队在冲锋时战车以九辆为一个基本编组单元，单位小组内战车排列呈“人”字形，恰似群雁飞行时的常见队列，此即所谓“鸟阵”。《释名》所述之阵实则“方阵”，它和“鸟阵”等皆是十分古老而实用的阵法。（另说“黄帝作阵”。《路史（后纪）·疏仡纪》云：（黄帝）“制其阵”。罗苹注中“雁行鹅灌”是其中之一。）
4.战斗中士兵分工明晰。比如即使是对单车，也责任明确到乘者每个个人。《尚书·甘誓》（《史记·夏本纪》略同）记述禹子启征伐有扈氏，临战发布动员令，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说明当时对战车上的三名乘者“左”、“右”和“御”有明确分工，御者的驾马技术尤被强调。
西周始，车战逐步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
五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在商代晚期以前，夏人或商人主要是用何种动物驾车？目前探索这一问题的实物条件尚不充分，这一探索将是长期的。上述文献中明确记载，马是当时驾车的主要畜种，尤其是在战车使用方面。在商代晚期，由发掘出的大量车马坑，可证明当时承担驾车任务的畜力是马。然而，时间再往前推，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当时驾车动物的属性，答案仍停留在推测阶段。1996～1997年偃师商城东北隅城墙内侧路土之上，车辙之间和车辙两外侧附近路土面和车辙以南相比较，路土面明显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布满不规则小坑，可能是长期被架车的动物踩踏所致，从另一角度考虑，绝大多数小坑自然是架车动物所留下的蹄印。我们曾试着剔除清理一部分小坑，试图从坑的形状来判断架车动物的属性，但是效果不太理想。
商族是一个擅长假借动物之力为己服务的人类群体。商人很早就用马驾车。《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世本》谓：“相土作乘马。”“乘杜作乘马”中的“乘杜”实属“相土”二字之笔误。唐杨倞认为“乘马”即用四马驾车，且四马驾车之法“起於相土”。依《史记·殷本纪》殷世系排序，相土生活在夏代，为商人远祖。牛是一种耐力和牵引能力皆比较好的动物，商人又曾用牛驾车。《竹书纪年》和《山海经·大荒东经》都有记载：商汤的远祖王亥曾服牛远行，和北方生活在易水附近的部落贸易并发生武力冲突，王亥也在冲突中死亡。有学者将“服牛”解释为用牛驾车，我们以为有一定道理，且这种车可能主要用于运载货物。由文献记载可知，我国古代用以驾车的动物并不仅仅局限于马或牛，骡、象、鹿等，甚至羊也曾被用来驾车。《太平御览》引《释名》：“羊车，以羊所驾名车也。”《晋书》中就有晋武帝及其他人乘羊车的记载。安阳殷墟曾发掘出一个“车羊坑”，坑中埋有车和羊，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车和马。这是否可说明，商代羊就曾被用来驾车？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偃师商城所发现的车辙之特征有一定启迪。
目前，国内见诸报道夏代和商代早期遗址中出土动物属性的材料极为稀少，而且，研究力度也远远不够。这是由研究工作的侧重点所限而造成。从少量的发掘材料中，所见个体较大的动物主要是牛，而罕见马。为什么？我国古代文献中，在战国之前，一般是车马并举，马是专用于驾车的畜力。马除驾车之外，单被用于骑射，则一般肇始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大力倡导的“胡服骑射”，而牛被用来驾车的记载相对少见。此外，和家畜家禽如猪、牛、羊、狗、鸡，以及容易猎获的鹿等比较，马不是人类获取肉类食物的主要对象。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牛在商族人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中，皆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代历史文献和殷墟甲骨卜辞中，商王祭祀所用祭品牺牲有大牢和少牢之分。其中，以牛为大牢，祭祀时，它不但地位重要，而且用量巨大（马被大量用于祭祀牺牲，可能出现于东周时期）。综上所述，由于牛和商人的特殊关系，所以，我们在生活居址或礼仪场所中比较容易发现。而马作为专用驾驶车子的畜力，主要用于战争，那么，在战争中惨遭杀戮和消耗的马匹，其遗骨自然多遗留在战场。这或许就是目前夏代和早商遗址多出土牛骨而少见马的遗骨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