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微观时代的精神状态--后福特时代的话语表达机制_微时代论文

聚焦微时代的精神状况——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话语表达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特论文,时代论文,话语论文,状况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化逻辑上，“微时代”其实是一个后福特主义的时代——这是我们今天探讨微时代媒介艺术话语表达机制的基本语境前提。

       首先，“后福特主义”是相对于“福特主义”而言的，就全球范围来看，福特主义阶段主要是指从蒸汽机时代开始，到1960年代为止的资本积累与现代大工业时期。而中国由于后发现代性的特殊历史语境，则是从1980年代初才真正迈入这一阶段，并在激荡中保持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总体而言，福特主义阶段规模化、流水线化的生产方式从根源上决定了其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化逻辑也倾向于总体性伦理——主要是对“大”从理念到实践的过分推崇，对集体利益的高度信任，以及由此对稳定、完整、均衡、秩序的不懈追求等。福特主义文化逻辑作用于传媒艺术场域，产生了诸多以“伟岸”、“恢弘”、“昂扬”、“壮美”、“深沉”为美学风格和价值向度的文本，包括场面浩大的史诗电影，动辄几十、上百集的“长河电视剧”，追求权威叙事口吻的纪录片，以及每年一度的“央视春晚”等。

       正是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把“后福特主义”理解为对“福特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超越。即为了满足日益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越来越朝着流动不居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也越来越由集体化、固态化和秩序化趋向于个体化、液态化和碎片化——这构成了我们界定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文化上，以多元、灵活、差异和不确定性为核心的当代个体伦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空间。而反映在传媒艺术场域中，则突出呈现为从追求宏大叙事、总体修辞到关注多元话语、差异表达的重要嬗变。

       因此，当我们今天谈论“微时代”的时候，我们并非仅仅在谈论一次因移动互联网技术和自媒体平台而获得命名的即兴风潮，我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结构方式与实践方式转型。换言之，微时代并非仅仅来自于微博、微信、微电影、微支付等的兴盛，它其实根源于后福特主义文化逻辑在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深度拓展。正是在这样一个拓展过程中，传媒艺术的话语表达机制越来越多地彰显出汤普森意义上的“制度性”价值，即“传播不仅是传播本身，更是社会机构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之一，并且是极为重要的维度，可以调节其他维度乃至整个现代性的构成与转变”。

       笔者接下来要着重分析的是，在以文化转型为底色的“微时代”，传媒艺术的话语表达机制究竟正在发生哪些重要变化?综合来看，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微主体化”

       在微时代，传媒艺术话语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微主体化”特征：宏大主体祛魅，微小主体变魅——这种情态构成“微时代”足获具名的审美文化伦理基点。以互联网影视为代表，不难发现，其艺术话语大多是“个体化”的：例如更大程度地发展“身体美学”，更大规模地发掘私人话题，更深入地渲染细腻情感和非理性修辞，等等，总之文本往往呈现出浓厚的“自叙述”和“自表达”色彩。而占据“自表达”主体位量的，当然是若干游戏化、情绪化、主观化、平面化，或者干脆点说就是“屌丝化”的“小写的我”，这与传统影视所崇尚的那种十分坚实的主体思想，以及矗立于文本深层的“英雄化”的“大写的我”是很不相同的。

       微时代传媒艺术话语主体的变革，受到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直接推动。因为在文化的意义上，移动互联网技术所实现的是信息和人的高度一体化，是“自我内省”与“对外表达”界限的得失，所以使得一种带有强烈自恋特征的文化迅速成为时代潮流。必须承认，相对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奉行的高度的集体主义文化，个体的“可见”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于是，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具有典型自恋特质的影视人物受到追捧，例如英剧《神探夏洛克》中的“卷福”、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谢耳朵”、搜狐自制剧《屌丝男士》中的“大鹏”，以及优酷自制剧《万万没想到》中的“王大锤”等。可以说，由这些自恋几乎到了神经质程度的人物担纲主人公，对于传统的主流影视叙事而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如果要将“微主体化”话语的蔓延态势完全理解为积极个体文化的崛起，还显得过分乐观和为时尚早。目前的形势更大程度上是受“长尾经济”诉求所驱动，还缺乏充分的、自觉的价值导向作为支撑。而如何在“微主体”崛起的过程中，适时引导个体文化朝着既彼此尊重又相互协助的公共政治方向发展，而不是一味地陷入自私自利、自我谄媚的偏执泥潭，并且适度警惕私人话题对公共话题的遮蔽和淹没，是微时代传媒艺术应该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无地方化”

       微时代传媒艺术话语所呈现出的第二个新特征是“无地方化”或者说“去地方化”。这一特征作为“微主体化”的对应面，与移动互联网超越空间的强大技术能量息息相关，也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构统一市场的经济诉求紧密相联，反映出的则是后福特主义时代“个人化”与“全球化”平行推进、互为依存的基础态势。

       在传媒艺术场域中，“无地方化”突出表现为地方感的弱化乃至消失。换言之，在微时代的传媒艺术文本中，我们越来越难以感受到典型的民族或地域文化诉求。当然，这并不是说相关文本的地方性从视听角度完全无法辨识，“无地方化”主要是强调，今天的大众传媒艺术话语越来越无法典型地体现属于“地方”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而是更多地倾向于一种“全球城市”或者说“世界城市”的表达逻辑。文本空间日益与具体的社会生活脱嵌而成为符号化的景观；人物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日趋同质化；叙事的修辞趣味与结构习惯也越来越相似；甚至在核心议程的选择上也显示出或“全球”、或“个人”的两极倾向——这些在互联网影视节目中都有突出体现。

       应该说，“无地方化”作为一种话语表达策略，是全球消费市场的建构诉求曲折作用于影视叙事的结果，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表征。它通过将受众(屌丝)越来越深地拽入一个虚拟的同质化世界，赋予了受众(屌丝)十分强烈的“世界与我相关”、“世界为我所熟知”的介入幻觉，却也使得“回归本土”的话语建构在今天显得越来越迫切和艰难。

       三、“强社交化”

       微时代传媒艺术话语呈现出的第三个新特征是“强社交化”，这一特征也赋予了今天的媒介艺术比以往更为强烈的“传播”特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人在碎片化的生活状态中重建情感共同体的心理需求。

       “强社交化”形成的背景是“社会性媒体”在Web2.0时代的快速崛起。正是由于“社会性媒体”的流行，传统的由一到多的大众传播路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种被比喻为“蒲公英式传播”的多点人际传播架构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则是媒介艺术话语表达机制与文本传播理念的变革。正如颇受欢迎的网络脱口秀节目《罗辑思维》的主持人罗振宇所指出的，要打造一款适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媒文艺节目，最重要的就是要和传播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朋友似的互动关系。为了实践这一理念，《罗辑思维》建立了专门的微信公众号和“铁杆粉丝群”，以期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核心社交团体。

       “强社交化”特征使得作为传媒艺术双重属性之一的“传播属性”(与“艺术属性”相对应)得到越来越大程度的彰显。这一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互联网上，艺术上的精湛之作反而常常不如“话题作品”更受欢迎、更有人气，典型的“话题作品”甚至越遭“吐槽”越火。在微时代，“话题作品”所满足的恰恰是受众的强烈的社交聚焦需求，而这也正是“弹幕视频”这一类特殊产品形成的深层文化原因。

       四、“亚消费化”

       微时代传媒艺术话语呈现出的第四个新特征是“亚消费化”，即越来越倚重于对“宅、基、腐、萌”等各种亚文化趣味的征引，以此来取悦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所精准抵达的广大“屌丝”终端。这一特征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微主体化”特征息息相关，它是在技术革新基础上所实现的一次受众定位“革命”。原本面目模糊的“大众”，被若干趣味更加鲜明多元的“小众”部落所取代，这成为微时代消费伦理作用于艺术话语的典型表征。例如，乐视网于最近推出的品牌营销视频《舌尖上的“打飞机”》就是如此——征引互联网时代的隐秘趣味，戏仿大众主流影视作品，以巧妙取悦广大“屌丝”长期不可公开言说的自爱体验。而如果结合网络审查等前后语境来看，文本甚至渗透出一丝久违的、在商业意图之余的“政治抵抗”意味。

       在微时代，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盛使得单一个体对自身“多重人格”的建构，获得了更大可能性，这使得许多非政治化的亚文化趣味在一定社会范围内，获得了更大的言说空间。例如，最为突出的对同性恋亚文化(包括符号、叙事)的征引策略，几乎已经成为网络影视场域的一种显性风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亚文化”界定标准形成了挑战。

       因此，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力量，今天的传媒艺术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细分身份认同社群的建构过程之中，诸如“英剧粉”、“美剧粉”和“韩剧粉”的身份标签往往也不仅是审美趣味差异的区隔，更多地意味着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的分野。

标签：微时代论文;  福特论文;  移动互联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