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营经济论文,奇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举世公认，中国的改革创造了众多的辉煌。个体私营经济的突兀而起，便是其中的一个奇迹。
十几年前，个体私营经济从坚硬的计划经济土地上重新崭露头角，历经起落浮沉，风吹雨打，显示了倔强的生命力。姓社姓资，先富后富，一层层波澜，一次次论争，它始终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十多年的时光流逝，个体私营经济由弱到强，由小到大，蔚为壮观。然而，我们是否已有充足的自信断言：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它的巨大的潜力和能量？我们已经充分把握了它的奔涌的潮头和趋势？”
1993年第4期《半月谈》内部版发表的《私营，当对你刮目相看》一文，以此开宗明义。
此后三年多来，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更加突飞猛进。该文提出的问题也就益发值得思考。
一、“百万富翁”知多少？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华莱士问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致富。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见1986年9月15《人民日报》）这一答问，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经过了“文字整理”，最后一句论断删除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邓小平原有判断，这句话当然删之有理。
以上海为例。1995年9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报》的热点报道中就讲到：“曾是中国计划经济旧体制最顽固堡垒的上海，私营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而私营企业也从80年代末开始起步。进入90年代后，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确定目标，使国内外私人资本更加看好上海这个市场，私营企业发展之迅速犹如‘雨后春笋’，势头十分强劲。1989年，上海仅有私营企业1017户，注册资金5083万元（人民币，下同）。到1994年底，上海的私营企业就发展到17214户，注册资金上升到73亿元。两者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约16倍和144倍。今年第一季度，上升势头更加强劲——注册户数达到21398户，注册资金达到98亿元。户数、注册资金、从业人员分别比1994年底增长了24%、33%和15%。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规模已明显地跳出‘小本经营’的模式——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的有9000多家，在100万元以上的有近2600家，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15家；从业人员亦从1989年的1.6万上升到20.8万人，增长了近13倍。”
就全国而言，1993年10月11日《文汇报》报道：1991年，国家工商局通过调查，得出一个数字：中国私营企业中百万富翁已有488名。过了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私营企业调查后认为，全国有百万富翁5000户。到1995年，据11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拥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口已超过100万人。”这个数字是现今普遍引用的。但同年3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认为：“实际上这个数字乘以3还保守。”
岂止“百万富翁”！1994年2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广东省阳江市私营企业资产规模在百万元以上的有28户，千万元以上的有23户，亿元的1户。”而据1993年3月11日《文汇报》称：“一位因炒股成为有名望的投资者并因拥有大份额上市股票而进入公司董事会的深圳大款说：‘千万级的有钱人在深圳有的是。’”1995年2月23日，《文汇报》以“《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首次列入中国17名民营巨头”醒目的大字标题显著报道说：“中国大陆的17名民营企业家，最近破天荒地被著名的美国商业期刊《福布斯》列入其一年一度公布的全球巨富的龙虎榜中，这是中国大陆的富豪首次被国际权威的财经杂志列入评估范围。”“它称，这次被列入龙虎榜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虽然跟其他世界超级富豪相比，还有颇大的差距，但这17人的财富已超过41亿元人民币，相当可观了。”为此，《文汇报》还专门配以评论，叫做《喝彩》。同时又指出：“一般舆论认为，《福布斯》第一次公布中国大陆富豪名单难免挂一漏万，国内一些较有知名度的民营业主和私人投资者未见上榜，所以估计国内富豪之数绝不仅止于此。”
1996年第1、2期合刊的《上海经济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中国约有30个亿元富翁。1995年11月24日《经济日报》刊登的“'95年中国大型私营企业调查结果”说，在500家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的私营企业中，有41家是拥有亿元以上的。1994年12月9日《经济日报》发表的胡培兆的文章《资金哪里去了》中说：南方某特区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有400亿，其中个人存款上亿元的有63位。据此推算，这400亿的私人存款中，亿元富翁的存款至少占15%以上。
尽管“百万富翁知多少”这个问题还有待有关方面认真调查研究，给以确切回答。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产生了一大批百万富翁，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已经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人们必须正视之，审视之。
二、“牟其中现象”
本文一开头提到的《私营，当对你刮目相看》一文，其题头是牟其中及其所属南德公司的大幅照片。这是决非偶然的。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主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1980年，他拥有的资金是借来的300元人民币。经过短短十几年，到1996年，广东《财富》杂志总第八期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牟其中因拥有资产20亿元人民币而雄踞第二了。他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些年来，关于牟其中的“奇迹”，我们的传播媒介已有不少报道，在国门之外也屡见不鲜。但有人认为，“对牟其中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的知名度在国内也不如在国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所以，他们急于为牟其中立传。我手头就有一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的《辉煌人生——从死囚到亿万富豪的儒商牟其中》（以上引用的牟其中等人的话均见于本书，以下未注明者皆同）。据说，作家出版社也出了很厚的一本《牟其中》。《未来与发展》杂志刊登了两篇特约记者写的牟其中访谈录。其一是“封面特稿”：《牟其中：奏响南德新乐章》。其二是《造就一代儒商》。
《辉煌人生》一书主编陈景焕在《脊梁（代序）》中以赞颂的语言宣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牟其中和牟其中精神；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牟其中和牟其中精神。牟其中先生是民族的骄傲，是社会主义的骄傲，是马克思主义的骄傲。宣传牟其中和牟其中精神，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宣传和提高牟其中和牟其中精神的知名度，可以使民族和社会的整体素质得以不断地提高，造就一大批‘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不骗人……’的智识层、改革者和一代儒商。”该书收录的1992年11月23日香港《明报》出的“牟其中现象”专页的两篇文章，也很值得仔细玩味。因为，透过“牟其中现象”，我们确实既可以了解中国无数巨富暴发的“秘诀”，看看他们是否“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也不难由此认识到中国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和能量”，把握到“它的奔涌的潮头和趋势”。
牟其中告诉我们：“1980年，中办几位同志去万县释放我时，他们传达了中央领导对我的希望，我也表示了我的理想：充当中央经济改革的试验田。”牟其中又是怎样搞“试验田”的呢？他贬斥一些人“冷落了经济学的试金石——所有制的变革”，直言无讳地表示“所有制改革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宣称：“向当代中国证明所有制变革合理性的责任又再度落到了中德（即南德集团的前身中德公司——引者）的肩上。”这个为其立传者称作“独具特色的、杰出的理论家”。始终牢牢抓住所有制问题从“理论”上反复论证，在实践中大干特干。立传者把他称作“是民族的骄傲，是社会主义的骄傲，是马克思主义的骄傲”，只能是对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讽刺！
早在1986年7月，牟其中就在《深沉的思索与思索后的行动》一文中宣称：“我们认为建立普遍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它是通过国家所有制的彻底消亡和股份经济的逐渐壮大两条道路来实现的。当今方兴未艾的国有企业租赁、承包、破产和资产经营目标责任制等等都是国家所有制消亡的各种形式。中德一类股份经济企业由小摊贩到企业集团的发展，则是另外一条道路。两种形式的并驾齐驱和协调发展，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部内容。中德一类企业代表了当代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当代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关系；改革，就是使国家所有制彻底消亡。其办法，就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积累起来的巨大资产存量，并逐步推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变型的道路”。“南德的发展方针始终明确而且坚定，她的一切经营活动始终建立在国有资产的巨大存量基础之上……国有资产的巨大存量构成了南德‘风险推进’的物质基础”。这也就是他经常讲的，“我们是站在社会主义的肩膀上”的真谛。
《辉煌人生》中的一位作者称这种“翻云覆雨大手笔”为“空手道”，并作了绝妙的解释：“‘空手道’，作为一种竞技体育的名词源自日本。辞书上说：空手道，即不使用武器的肉搏。时下，用在商场上，不言而喻，这就是不倚仗商家最根本的武器——货币，赤手空拳，大智大勇，肉搏一场。”这真是一语破的。
决非偶然，牟其中把1992年看作是“辉煌的一年”。他说：“1992年，我们实现了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巨大飞跃，我们多年梦想的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终于通过南德自已的独特方式完成，这就使南德向前大大跨跃了一步。”他认为，完成的标志，就是引起国内外传媒大量报道并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的图一154易货贸易项目。1992年11月23日香港《明报》的“牟其中现象”专页也正是由之而来的。
在这个专页上，牟其中答记者问时说：“其实我做的飞机生意就是从交游带来的。那时几位退役的老军人要成立老区扶贫基金会，没地方办公，我就让他们到我羊坊店15号的办公楼一起办公。他们其中有几人以前是空军军官，有一位还是海航的参谋长，总在我耳边嘀咕：‘苏联飞机能赚钱，买卖飞机利润大。’他整天说，我就动了心，最后做成了这笔生意。”他很为自得地告诉记者：“我做成这笔买卖，赚了差不多亿元。但养他们的这个基金会才花了多少钱呢？一百万不到！也就是一点办公费和电话费。这就是我的‘最低成本’原则。”对此，香港《明报》认为：“‘牟其中现象’也许有许多特征，而其中最主要的，……也就是利用国有资产和上层关系来为自己作资本的原始积累。”“‘牟其中现象’给人们的另一深刻印象，就是目前国有资产和智慧的浪费和流失。正是由于国有资产和智慧的闲置，才造就了南德一类的民营企业‘借桥过河’、‘借力发财’的奇迹。”
三、“欲与国营试比高”
这是《私营，当对你刮目相看》一文的第一个小标题。这个标题，说明了“牟其中现象”的实质，即私营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补充地位而要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一争高下。
“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南德经济集团”的总裁牟其中说得明白，南德“就有一个十分鲜明的观点：既然商品生产有其历史存在的理由，（民营经济）就决不会安于‘补充’（国营经济）的地位，……。十二年的发展经验证明，南德正是不满足于民营经济的‘补充’地位，始终坚持按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去发展自己，不断进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日益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持续提高生产经营的社会化程度，才得以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步伐一同前进”。“资金的集中与积累，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都是商品生产的内在规律，不是谁规定只能‘补充’，它就会按‘长官意志’补充一下的”。“现在我们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也不再处于‘补充’的地位了”。他踌躇满志地表示：“我希望南德的同仁应该有较高的自信，要想到我们代表的是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具有中国最先进的生产能力。”
他宣告：“目前的国家所有制，必然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渐走向消亡。……目前的国营企业必须股份化，股权必须人格化，所有制必须具体化，必须按照我们中德一类的集体企业来管理。”“我们要集中这样一批有理想、有一般的经营经验，而只是缺乏商品意识的人，去迎接即将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大规模的中小型国营企业的承包、拍卖，甚至赊销。”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农村联产责任承包是历史天平平衡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一次运动，即将出现的赊销是历史天平平衡1956年公私合营改造的又一次运动，没有这样的运动，全民族的商品意识无法完成，商品生产的关系无法建立，改革就不会终结。”据1996年第1期《未来与发展》报道：“南德集团经过长期探索，提出了国企改革的一套完整的方案——'765'工程，也有人称之为‘牟其中公式’。”“具体讲，是南德投资，与国有企业合作，通过企业设计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把原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书记转型为终身的职业企业家，从而建立起一支稳定的职业企业家队伍。”据称，“自1995年5月到10月中旬，南德集团先后在北京、包头、焦作、蚌埠、锦州、保定等城市举办了六届国企‘三转一化’（即“企业转制、干部转型、资产转活及产品、技术、金融的国际化”）研讨班。南德集团所到之处，受到各省、市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近千家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听会。……经过筛选，目前与南德建立了'765'工程项目的已有28家国有大中型企业。”
牟其中骄气十足，他以当代中国大富豪的咄咄逼人的姿态，吐出了一连串的“必须”，要以私营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且已经开始实行“‘765’工程”，即通过南德的设计，“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了。早在1992年，他就与香港《明报》记者说过：“将来非国有经济肯定占有很大比例，……将来的局面很可能是‘谁经营谁所有’，总有一天国家要将过去无偿占有的资产，再无偿地给予那些善于经营者”。“为了那一天做准备，我想在今年内创办一所大学，为将来接收国有资产培养和储备一批干部。”现今，他不是已经在开始“接收国有资产”了吗？不仅如此，他这个非党的私营企业主还要让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转型为终身的职业企业家”哩！
其实，“欲与国营试比高”的，又何止牟其中一人！
1994年，零点公司对拥有资产百万元以上的357户私营企业主进行调查，其中：50.7%者认为：“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让市场自然地确定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18.94%者认为：“公有制可以限制在少数最主要的产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非公有制可以在规模和数量上成为经济的主体”；12.53%者认为：“私营经济有特殊的活力，它将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成份”；3.9%者认为：“一张桌子四张腿，各种经济成分各有所长，谈不上谁补充谁”；只有13.93%者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为补充的经济原则将长久不变”。
私有制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会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为它服务的意识形态。牟其中就不仅有自己的“理论”、“公式”、“原则”，乃至“价值体系”，而且还建立了研究出版机构为其出谋划策，大造舆论，宣传贯彻。一些专家学者，出于各种动机，也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以公有制为主体提出种种质疑、否定。如《私营，当对你刮目相看》一文中就提到：“经济学家董辅礽在近期《经济师》中著文，对‘以公有制为主体’提出质疑，认为讲主体，就有个比重问题，不利于与市场兼容的微观基础的形成。”“甚至有学者这样评说个体私营经济，‘竞争机制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向一部分个人和企业相对集中，是保证社会经济高效率运行所必不可少的代价’”。又如，1993年第10期《经济管理》杂志《走上政治舞台的大亨们》一文中也宣称：“随着企业股份化的发展，所有制界限的模糊，私营企业主阶层人数将很快扩大、膨胀，最终成为支撑社会经济的一支中坚力量。路虽漫长，但终点驿站的那盏灯已经点亮。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被称作公有经济补充的私有经济，正以超出想象的高速度悄悄发展，这个‘补充’很快就会变成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文章，只要不是睁眼不见，近几年来在报刊上是不难看到的。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条明确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很清楚，所有上述观点和主张都是和《宪法》的这一规定针锋相对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似乎也根本无视《宪法》，昏昏然，想当然，信口开河，任意发挥。如，1993年3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参加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的某市书记、市长就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就不能再把个体私营经济看作补充，而应把它看作一个方面军。”1993年初，有位领导人宣称：“个体、私营经济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而且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导力量。”（1993年2月1日《报刊文摘》）近时，这位领导人又号召：“要大胆发展非国有经济，大胆一点，放手发展，没有危险，只有好处。”（1996年9月26日《报刊文摘》）
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的领导干部不热心、不致力于发展公有制经济。有的片面地提出‘各部门要开绿灯、刮顺风，促使个体私营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希望本市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的把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首选举措，或变相私分国有、集体资产，使许多普通职工成为失业者，广大职工群众的基本权益受到直接损害。”（见1996年第13期《求是》杂志刊载齐玉的文章）
试想，如果无视国家根本大法，听任“牟其中现象”自由泛滥，放手让私营企业主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并且大规模地取而代之；而那些学者、决策者又为之齐声喝彩，鸣锣开道，从各个方面鼎力相助，长此以往，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这些不能不令人忧虑。
四、中产阶级的崛起
“六四”后潜逃美国的四通公司前首任总经理万润南就说过：这次“民主运动”之所以能搞起来，是因为国内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个“中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强大。所以，今后要在这方面下功夫。1995年，他在香港的一本杂志上撰文说：“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在成长过程中，一方面催生了新体制，另一方面也腐蚀了旧体制。他们要发展，就是要用各种手段，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和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体制，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回地腐败了。是新生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越大。“（见1995年第4期《中流》：《腐败：非反不可》）牟其中的算盘和万润南的图谋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90年代初，他在《南德视界》发刊词中大声疾呼：“造就一代儒商是南德事业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造就一代儒商是振兴中华的当务之急，造就一代儒商也就是南德的最大愿望。”
1992年，他兴高采烈地说：“整个局势翻过来了，改革、开放、不再问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于’，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他也就不再以“企业家”和“儒商”这样的“中性语言”闪烁其词了，而是明确向世人宣告：“最近，南德推出了一个‘百万富翁计划’，高薪招聘金融、旅游、房地产行业的经营管理人材，吸收高级文秘人员。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金钱冲击’的浪潮。南德公开宣称，她要把一批专业经营管理人材造就成百万富翁。”这年11月23日香港《明报》“牟其中现象”专页上他的答记者问，则是更加直截了当，醒人耳目了。
记者问：“你是否认为中国不需政治上大改也能取得经济成就？”
牟答：“对。我坚持认为，中国人民对民主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南韩、台湾都是例证。东方民族始终需要一个权威。也许经过几十年的熏陶，中产阶级崛起后才会有所改变。”
问：“你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快会出现吗？”
答：“很快。据说，全国农村百分之百的村财政和乡财政、一半的县财政都掌握在非国有经济手中。现在谁也不敢说不要非国有经济。”
牟其中可谓雄心勃勃：“南德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金融、房地产、航天、航空、高科技，后者也许还要靠国家这个后盾。政府职能弱化也需要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我们强大的过程。待国家力量不可依靠时，我们已经足够强大了。”事实表明，牟其中正是按照这个“抱负”来行动的。
牟其中的这种“抱负”决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本世纪20年代初，列宁在纲领性的《论粮食税》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03页）他强调指出：“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人国家掌握的各种手段足以使这种在小生产条件下有益的和必要的资本主义关系只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足以监督这种关系。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国家对它进行监督和计算的适当方法（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列宁全集》新版第41卷第269页）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见生产力又要见生产关系，既要见资源配置，又要见阶级关系的变化。对于牟其中他们那样的言论和行动，我们能置若罔闻，安之若素，不辨清是非，不争论究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吗？
众所周知，当今西方国家竭尽全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其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使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其一个重大寄托就是在中国涌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美国的一些政要和企业领导人反对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无疑是值得欢迎的明智之举。但其理由或者说是出发点，都是值得人们玩味的。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4年在其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超越和平》中，反对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因为这“将伤害中国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和企业家，他们的手中掌握着中国未来的钥匙。”
同年5月初，美国近800家大小公司致信克林顿，要求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信中强调：“美国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促进美国的理想。在过去十年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动力是出现一个生气勃勃和开拓性的私人部门。随着贸易和市场繁荣，数亿中国人已经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基本的人权，并且他们还接触到了经济自由和西方观念。随着中国人民接受自由市场和经济自由，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受政府控制。在这些战略和策略概念背后是真正的人——我们的中国雇员、管理人员、供应商和顾客——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如果贸易关系遭到破坏，他们就会被抛弃。这些人代表中国变革的真正面貌，并且是邓小平后时代继续改革的最大希望。”
克林顿就任总统后不久，在1993年5月28日就发表声明给中国延长最惠国待遇。其理由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将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自由抱有希望。在某些方面这种进程已经开始。”“上海和广州的居民受到市场的推动远远大于受到马克思和毛的推动”。“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培育中国改革的这种有希望的种子”云云。
1996年中央编译社翻译出版的奥弗尔霍特的《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一书，也许可以说反映了美国朝野的一种主流观点：“为了中国的自由，最不应该做的是经济制裁，因为制裁会使中国的社会分化放慢，并阻碍它对外开放。”
牟其中不就因为美国《时代》周刊对他的捧场而洋洋得意吗？1992年11月27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不就称其为“正在迅速成为代表中国正在形成的有影响的商人阶级中最知名的资本家”，并认为“牟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是改革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股强大力量”吗？
上述所有这些，是回避不了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能够不闻不问吗？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不值得我们再三深思吗？
“奇迹”辨踪至此，我想，虽不能说已充分认识中国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和能量”，也不能说已充分把握“它的奔涌的潮头和趋势”，但仅从上述轮廓中，不就足够令人惊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