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7）05-0036-04
唐末五代以来，亚洲大陆的三大帝国——唐、吐蕃、大食均已走向没落，再也看不到盛唐时期万国朝宗的盛况，联系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也渐趋萧条。在西域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大国势力缺失的真空状态，直到辽朝建立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辽朝是916～1125年间雄踞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辽太祖建国之始，便大规模地展开了向西拓展疆土的军事征伐活动，并积极经略西疆。[1]（P107-111）辽之声威远及西亚乃至更远，草原丝绸之路再度兴盛。然而，由于史书记载的匮乏与紊乱，辽与大食帝国之关系问题，一直未见系统的论述。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有不少来自大食帝国的文物在辽朝统治区域内相继出土，真实地再现了辽朝与大食帝国商业贸易的繁盛。
“大食”是唐代中国对西亚地区出现的阿拉伯帝国的称呼，音译自波斯语Tazi或Tajik。7世纪至8世纪，在“灭波斯，破拂菻”后，“南侵婆罗门并诸国，胜兵至四十万。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距突骑施，西南属海”。[2]（卷221《大食传》）短短几十年间便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帝国之一。大食帝国历代统治者一向重视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以充国用与享受之资。杜环《经行纪》记载说，当时，大食帝国“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3]（卷193《边防》反映了阿拉伯手工业的发达和贸易的兴旺。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大食帝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政府的鼓励下，阿拉伯商人梯山航海，无远弗至，东至中国，西至欧洲，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自8世纪灭波斯后，大食帝国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并取代了昔日波斯的贸易地位，与唐朝交往密切，跃居与中国贸易的首位。
北宋初年，大食帝国已渐趋衰微，无复昔日之盛，但海外贸易却一直繁盛不衰。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载：“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至道元年（995年），大食舶主蒲押陁黎入贡北宋，太宗因问其国，对云：“与大秦国相邻，为其统属。”[4]（卷490《大食传》）由此可知，此时大食帝国已不复昔日之盛，其原有疆域至少有一部分已归于大秦。尽管如此，却没有给大食帝国商业的繁荣带来大的影响，与宋、辽、西夏均有不同程度的贸易往来。①
辽朝与大食帝国的商业往来是很繁盛的。据南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21《诸小国贡进物件》记载，大食国及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小食国（今新疆哈密一带）等，“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怕里呵、门得丝、硇砂、褐里丝”，其中的纺织品“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从贡物品种看，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器产于阿拉伯地区，为大食商人对外贸易的常见商品。辽墓出土遗物中就屡有琥珀及玛瑙饰品，现举例如下：
大食三年一次朝贡，使者众多，“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由是以观，大食与辽的贸易是相当繁荣的，朝贡规模不小。
关于大食之入辽朝贡活动，史书记载不多。《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载：天赞二年（923年）六月，“波斯国来贡”。天赞三年九月，“大食国来贡”。这里的“波斯”即萨曼王朝，当时受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6年）统治。天赞二年大食帝国辖下的波斯国到辽朝贡，仅隔一年之后，又有“大食”到辽朝贡，此“大食”当即西亚之大食帝国。《宋史》卷490《大食传》载：
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1022年，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1023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日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
这一记载表明，北宋初年，大食入贡北宋时还常从陆路而来，而且此处的大食应该处于临海的阿拉伯地区。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大食与宋朝的贸易，尽管越来越依赖于海路，但陆路贸易并未完全终止。《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九二《大食》条载，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
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比来皆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道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出入，望申旧制，不得于西蕃出入。从之。
所谓旧制，大约应制定于咸平五年（1002年）西夏李继迁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以后。此制未能制约大食与西夏的贸易，如天圣元年（1023年），大食即经过西夏境内而东行入宋朝贡。有鉴于此，北宋不得不重申禁令，不允许大食途次西夏入贡，只允许走海路，“由广州入朝”。由此可见，与海路相比，大食更比较乐意通过陆路与北宋及地处丝绸之路上的西夏进行贸易的。既然大食可以经由西夏到宋朝贡，那么也完全可以经由西夏到辽进行贸易。况且，北宋一直视西夏为敌对国家，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千方百计的从政治上孤立以及从经济上封锁西夏，北宋拒绝大食途径西夏，凸显的就是上述目的。而西夏与辽则长期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大食通过西夏境内入辽进贡应是不受限制的。11世纪中亚木鹿（Maru，今土库曼斯坦之马累）伊斯兰学者马卫集（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i，1046～1120年）曾记载了从喀什噶尔，经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和田、沙州（今甘肃敦煌市）、可敦城（位于今杭爱山支系乌德犍山）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郊）的路线。[11]（P18，72）该路线当即大食商人东行辽朝之道。
唐宋时期，阿拉伯地区的玻璃（或称琉璃）制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辽朝，倍受辽人的喜爱，所以在现已发现的辽代文物中，就有不少阿拉伯地区的玻璃制品。
1974年，在对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早期辽墓进行发掘时，从中出土“玻璃方盘”一件，器形特殊，面呈正方形，中间微凹，四周镶裹银边。下有四只袋形足，袋足之间，有阴弦纹沟通。玻璃器原裂成三块，用三个小银锔子将玻璃锔合在一起。玻璃绿色透明，壁较厚，约4～5毫米，铸造成形，成形后经过打磨，打磨痕迹很清楚。可能产自伊拉克或埃及，使用于放置不同的调味品。[12]（P46）辽宁省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墓（开泰八年，1019年）出土的玻璃带把杯，呈圆筒状，腹部急收成假圈足，口、腹部附一把手，把上端一角翘立，具有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特征，与伊朗高原喀尔干（Kurghan）出土的玻璃把杯有着相同的造型。[13]（P78-85）与姑营子出土带把玻璃杯完全一样的器物在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夫妇合葬墓（开泰七年，1018年）中也有发现。这些器物与9-10世纪近东或伊朗产品的西德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市博物馆藏品中的带把杯相近。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伊斯兰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带把玻璃杯，被认定为9～10世纪的产品，也与姑营子、陈国公主墓所出同类器物相近。可以肯定，辽墓所出这两件相同的玻璃杯可能都是从伊朗高原同时输入辽境的。[7]（P157）此外，在陈国公主墓中还出土有乳钉纹玻璃杯1件，口颈漏斗形，圆腹圈足；刻花玻璃瓶1件，细长颈，折肩，桶形腹，腹部刻几何纹[7]（P57-58）与喀尔干出土的9～10世纪玻璃把杯的器形极为相近。在河北省定州宋代静志寺塔地宫出土有类似的玻璃瓶[14]（P39-51）与德黑兰考古博物馆藏你沙不儿（Nishabur）出土的10世纪水瓶的形状和纹饰几无二致。[15]（P413-441）这些玻璃器皿都属于伊斯兰风格，产于伊朗高原，应系包括伊朗在内的大食帝国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而传入辽朝境内的。
马卫集在其所著《动物之自然属性》第8章第22节载录有契丹皇帝致伽色尼算端书，书中建议双方通好。书末注明写于鼠儿年，当为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16]（P19）伽色尼王朝是大食帝国领域内分离出来的突厥人国家。辽圣宗在使者携带的国书中表示希望修建由辽至伽色尼（Ghazni）的道路，以便两国使臣往返。[10]（P19-21）这一记载说明，辽朝对于发展同西亚，尤其是大食的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在伊朗、伊拉克、埃及、地中海东岸也有多种从辽朝输入的瓷器、陶器大量出土，辽三彩对伊斯兰彩色陶器产生了重要影响。[17]（P78）；[18]（P12-30）如所周知，辽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工艺和技法，同时更多地具备了辽文化的特点，是中原文化与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19]（P194）唐三彩仅有少量曾出口到阿拉伯世界，比辽三彩要少得多。如在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Fustat）遗址，曾发现有大量的富有特色的中国白瓷，据推测，应制作于辽都上京，属于辽白瓷。[17]（P15）从出土的器物看，辽瓷在造型、装饰技法、纹饰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伊斯兰陶器的影响。[20]（P271）辽与西亚地区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辽与大食不但有贸易交往，而且在生产技术和艺术风格上相互影响，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契丹长期受唐、突厥和回鹘的统治，于916年立国后，声威大张，势力拓展至西域地区，与大食及其属下的波斯、喀喇汗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辽史》卷36《属国军》列出的就有阿萨兰回鹘、波斯、大食；《辽史》卷46《北面属国官》中亦列有阿萨兰回鹘大王府、大食国王府。辽朝的影响广及大食帝国，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即称中国为“契丹”（Khita或Khata）。即使在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用“契丹”来表示中国。13世纪，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21]（P25）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通过交流，大食帝国境内盛行的打马球技术以及金银器、瓜果、蔬菜等，都流传到辽朝境内，有的在文献中得到记载，有的反映于内蒙古东部地区及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和佛塔雕刻中。
马球运动是唐代初叶由西域胡人传入长安并推动发展起来的。唐代中叶，大批大食帝国统治下的波斯人移居到契丹邻近的营州一带。波斯马球逐渐在河北道流行起来，并深入契丹地区，后来成为辽朝全国性体育运动。契丹地区流行的波斯马球运动，一直保留着波斯人的运动衣服饰，这一点在内蒙古敖汉旗宝吐乡发现的《辽代马球图》壁画上得到见证。[22]（P103-109）在辽代金银器中，可以找到波斯金银器的遗风。如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乡发现的辽代耶律羽之墓中曾出土有鎏金“孝子图”银壶，[23]（p61）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有“大郎君”银壶，形制均为敞口、束颈、折肩、圆腹、圈足[24]（P84）与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二号突厥墓出土的折肩金杯非常相似，纹饰和錾文为中国式，应为仿突厥的造型。联珠纹装饰又是波斯萨珊王朝银器的做法，饱满圆润，技法高超。辽代早期高足杯的形状在唐代金银器中不见，杯身宽浅，呈敞口盘形，圈足矮小，如赤峰市元宝山区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团龙戏珠纹银高足杯。[25]（P1-36）这种类型的高足杯与中亚巴拉雷克（Balalyk-Tepe，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铁尔梅兹市西北约30公里处）发现的5至6世纪嚈哒壁画中人物手中的同类器物很相近。流传到国外文物市场的辽太平年间（1021～1031年）制双凤纹金高足杯口缘有一周联珠纹，杯身比早期稍有增高，圈足矮，但有增大的趋势，其器形具有明显的波斯风格。
此外，大食马也被输入辽朝。据《辽史》卷70《属国表》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六月，“沙州敦煌王曹[贤]寿遣使进大食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说明，通过敦煌地区的统治者，大食马也辗转到达了辽朝宫廷。
原产大食的西瓜也东传至辽朝，在辽上京城外有贩卖西瓜的摊贩，自称所售西瓜是辽太祖西征回鹘时，从西域引入辽朝种植的。[26]（卷73《四夷附录二》）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羊山辽墓，发现绘有西瓜等水果的壁画，堪称现知中国时代最早的西瓜图画。值得注意的是，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汉文文献《杂字·果子部》（编号Дx.2822）中，也有关于“大石瓜”的记载。② 这里的“大石瓜”，显然就是“大食瓜”的异写，侧面印证了大食西瓜的东传。
若从考古发现来看大食帝国与辽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他们之间的商业贸易是繁荣的。然而，史书的记载却是非常匮乏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当与西域诸国的中转贸易有很大关系。西域诸国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为东来西往的使者、商旅必经之地，唐时，大批的大食商人，甚至更遥远的大秦商人，经由西域直接来到长安，此时的丝路贸易更多情况下体现的是一种长途贸易。唐末五代以来，中原板荡，割据纷立，丝路贸易受阻，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往往要通过西域诸国的中转才能实现。西域的回鹘人成了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业民族，他们与西方诸国进行贸易，然后把获得的贸易品转运至辽宋，或者将辽宋的商品输往西方。即使回鹘商人足不出户，也能完成丝路贸易的运转。辽朝政权为接待回鹘商旅而特意在上京南门设置了“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27]（卷37《地理志》）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西方的商品，特别是大食诸国商品。西域回鹘向辽进贡品中有乳香、珊瑚等，这显然是从大食商人手中获得。《宋史·于阗传》将乳香归入于阗所产，实乃撰史者误将中转贸易品认作原产地。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上《志国》“大食国”条记载说：“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之麻中国啰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麻啰拔（Murbat）、施曷（Shihr）、奴发（Zufar）三国皆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之哈德拉茅（Hadramaut）海岸，其中麻加啰拔、施曷自古以盛产乳香闻名于世，有“乳香国”之称。奴发即今阿曼境内之佐法儿（Dhofar），为古代阿拉伯的一大香料集市。缘此，大食帝国不乏经营乳香的巨商，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蒲啰辛一次就“贩乳香值三十万缗”，被南宋政府任命为承信郎。[4]（卷173《食货志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辽朝与大食帝国尽管相距遥远，但二者间的贸易却是相当繁盛的，除朝贡外，当还存在着其他多种贸易形式，只是史书未予记载而已。加之大食物品多是通过西域、西夏、北宋乃至东南亚等地展转而到达辽朝境内的，故史书在记载这些物品时，一般以入贡地称之，而冠以“大食”字样的反而罕见。幸赖近年地下出土物的不断发现，才使我们得以窥见辽与大食贸易关系之一斑。
注释：
①此外，有宋一代，史书中所谓的“大食”有时也指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的喀喇汗王朝。详见钱伯泉：《大石、黑衣大食、喀喇汗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75-82页；胡小鹏：《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实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第86-88页。不在本文论述范围。
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参见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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