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1848年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在英国伦敦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诞生后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时代风雨的洗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过震惊世界的成功和胜利，但也有过曲折、失误，甚至失败；社会主义运动有高潮，也有低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历史。眼下，时代老人又走到世纪之交的关口，已经影响了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呢？
一、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的遭遇
20世纪堪称“多事之秋”，是人类历史上变革极为深刻、经验教训极为丰富的时期。其间，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由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由一国到多国的辉煌胜利，也遇到了由一国到多国的挫折和失败，由本世纪之初的发展顶峰到世纪末的谷底。50年代到70年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发生一系列失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尤其是苏联解体，堪称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继第二国际时期遭受挫折之后，面临的又一次空前严重的打击和挑战。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出版的报刊和论著几乎众口一词地谈论着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失败，“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这样的标题和口号几乎随处可见。西方政客和资产阶级学者狂欢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破产”，社会主义的“失败”，某些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持有特殊偏见的人，也断言20世纪是社会主义“大失败”的世纪，21世纪是社会主义在地球上“消失”的世纪。曾流亡英国的前波兰哲学家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马克思主义面临八方围攻的这种情形，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对当时欧洲社会背景的描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注：《共产党宣言》单行本，1974年版，第33页。）历史的昨天和今天惊人的相似，这是否真象某些理论家断言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应该寿终正寝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适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生长和发展的历史土壤远未消失。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目前遭受到的挫折理解为其生命力的衰竭，那就未免太近视了。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以主观的好恶，或以某一时某一地的现象，随意地给杰出人物或著名理论下判断书，是不科学的，愚蠢的。古希腊的伟大哲人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认为，近代欧洲科学的每一个进步几乎都是在反对亚里斯多德已作出的结论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然而在今天，谁会否认亚里斯多德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呢？波兰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一直受到宗教裁判所的疯狂批判和残酷扼杀，以至坚持这一学说的科学家都惨遭迫害。直到今天，谁又能否认“日心说”的科学性及其在天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同样的，古代中国的先哲孔子的学说在五四前后的几十年中遭到巨大的冲击，但谁又能据此断言，孔子的学说已丧失了生命力呢？
尽管比较不是论证，但难道我们不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吗？更何况，马克思的学说与亚里斯多德、哥白尼、孔子的学说比较起来，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谁能说，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已经过时；谁能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人化自然的论述已经失败；谁又能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设想已经过时；谁又能说，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憧憬已经失去了意义呢？
与近视者相反，每一个有识之士都会从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引申出如下见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实践中遭受的挫折表明：马克思创立的学说在某些追随者那里已被严重教条化和僵化。因此，失去了生命力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这种学说的教条式赝品，所以我们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前遇到挫折，但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取新的思想成果，它是会更加茁壮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二、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重现生机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正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而在东方崛起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反映了当前世纪之交的时代特点，反映了面临严峻挑战和跨世纪的形势，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150年来的经验教训消化和积累下的新发展，这一新发展正好与苏东剧变相对应，成为世纪末的又一件大事。两件事恰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世纪末貌似“山重水复”的局面，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形势，笼罩在社会主义头上的大片乌云，正被冉冉升起的曙光所穿透而普照大地。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认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还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共产党宣言》单行本，1974年版，第3-4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给如何正确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必须把握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不管情况发生多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弃和抛弃；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不断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决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列宁牢牢把握这两个基本点，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资本主义统治的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毛泽东牢牢把握这两个基本点，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和毛泽东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在指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新课题上，却没有把握好这两个基本点，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只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没有研究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人们就机械地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把社会主义原则当成现成的、不变的定义，用这种不变的公式去套用变化了的现实，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一种缺乏活力的、扭曲的形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最大的失误，这也为一些人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失败”，是空想的“乌托邦”提供了依据。
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我们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一理论，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理论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十分紧迫的问题，以及关于解决社会主义自身体制上的弊端的问题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直处于不清醒、不自觉的状态。大多数人曾把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讲物质利益原则看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的70多年中，其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弊端、缺陷或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状况，则往往归咎于历史原因、外部原因或人为原因，而不愿，也不敢承认体制上的原因，致使体制上的弊端没有得到及时的革除和纠正。导致这种状况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必须高度发展生产力缺少一贯的重视和切实的措施。结果，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抓住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鲜明而果断地提出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同时，这一理论还就两方面提出解放思想：一是从过去僵化的体制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通过对内改革把社会主义本身的活力焕发出来；二是从顾虑和害怕资本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以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全新创举。
总之，作为本世纪后期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表明马克思主义正在从两个世纪的实践中，从自己的经验教训中对时代的脉搏、对群众的向背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变得更加成熟，更善于自我完善，有更强的应变力和生命力了。中国人民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仅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而且经受住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它在当代中国的成功生动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不可战胜。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再次成为研究热点
苏东的剧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它对某些国家的左派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它又再次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趣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探讨。因此，关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频繁举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讨论会。比较著名的有：1990年法国《当今马克思》杂志主办的“社会主义前途”讨论会；同年，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办的“社会主义未来”讨论会；1992年3月，拉美14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当今世界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国际讨论会；1995年9月，由法国《当今马克思》等十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共同发起和组织的“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1996年4月，由美国纽约马克思主义学院、美国激进哲学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非洲——美洲委员会以及《批判》杂志、《每月评论》杂志等30多个组织团体发起的“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国际研讨会；1996年7月，英国《社会主义者评论》杂志等单位组织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1997年10月在巴黎由《当今马克思》杂志、“马克思世界协会”（该协会由法国共产党牵头于1995年12月成立）等单位组织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际讨论会等等。美国社会主义学者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讨论会，至今已举办了14届。在以上这些讨论会中，伦敦“96马克思主义大会”的规模最宏大，与会者达6000余人，共举办了260多场报告和讨论会；“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和“96纽约社会主义学者研讨会”规模也很大，与会学者均达1500人以上，这种盛况在苏东剧变前，从未出现过。
第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题更加广泛。
例如，“1996纽约社会主义学者研讨会”所列议题有72个之多，研究热点主要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苏东剧变原因及未来前景等。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著述纷纷涌现，其中不少是相当有价值有影响的力作。他们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和肯定，或者认为苏东失败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削弱是一种暂时现象，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如1993年出版的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研究员米歇尔·瓦岱的理论巨著《马克思：研究可能性的思想家》。瓦岱在这部著作中提出，要结合马克思生活和写作时的文化历史背景，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原著，要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和黑格尔、亚里斯多德之间的理论联系。1993年，法国又出现了已故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学生兼合作者，新任巴黎第十大学教授艾蒂安·巴里巴尔的新作《马克思的哲学》。该书主张，应该把马克思的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已被僵化和教条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开来。
同年，法国解构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雅克·德里达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书中驳斥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错误观点，肯定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德里达看来，“今天的人，即使是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共产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不自觉地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注：张慧君：《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3期，第117页。）这三部著作问世后，在法国知识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专家吕西安·塞夫、乔治·卡拉比等纷纷发表书评，肯定这些著作打开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通道。法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在1993年第12期和1994年第1期上接连发表了以“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为主题的文章，论述了复兴马克思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1993年，俄罗斯娜塔莉亚·莫洛佐娃在《隧道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一文中说：“让过去的错误成为后代的教训吧，不要让美好、光明、正义和人道的东西的任何一株幼芽夭折，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从这些幼芽中复兴。”美国事业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格拉斯曼1998年3月3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卡尔·马克思无形的手”的文章说：“自1989年以来，世界确实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主义远没有寿终正寝”，“事实上，包括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都是极其恭维马克思的”。他还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在世界各国依然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没有死亡，由于其内蕴的巨大的生命力，它仍然牢牢地占据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制高点。
（三）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复兴
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某些政党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政党改换了名称，一些政党发生了分裂。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原有的共产党都保留了下来，并且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尤其是欧洲国家，共产党的地位一向很稳固，他们不仅在本国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而且在欧洲委员会议会也有代表，还在议会中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即“左派联盟”。
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2个国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绿党”和其他左派党一起在议会中拥有多数议席。这些党在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议会中也拥有众多的代表。
各国共产党正在积极利用传统的工作方式做社会各阶层的工作，已出现了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政党召开地区会议和国际会议的趋势，目的是交流有关本党和本国的情况以及协调在某些问题上行动的情况。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左派党和左派社会党举行大型会晤已渐成传统。
总之，马克思主义虽然在20世纪末遇到重大挫折和严峻挑战，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没有结束，它的生命力就没有结束。因而挫折只是暂时的，它阻挡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的旗帜飘扬于21世纪，谱写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