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跨世纪的历史机遇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一项战略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全面提高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多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抓住跨世纪的历史发展机遇，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认真研究、科学分析、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状况，面临的国际机遇和挑战，研制好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与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1]“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近20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了同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引进了大量外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在实践上取得的一个重大飞跃。
特别是近5年来，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进一步走向融合，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过去几年这个市场的平均容量在1000亿美元。预计到下个世纪初，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到4000亿元，也就是说，从1997年至本世纪末的4年中，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近70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因此中国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增长源。目前，中国已跻身于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份额从80年代末的1.31%扩大到1993年的2.48%，再升至1996年的2.9%；外贸依存度从1984年的17%扩大到1995年的45%；出口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20%以上，出口产值及关联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30%—40%，与出口有关的就业人数约3500万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正在阔步走向世界。
随着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关切度和信任度的提高，中国利用外资也走上新台阶。改革开放以来至1997年8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2044亿美元，1992年以来已连续3年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外资吸收国；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日益扩大，现已达到近20%，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近30万家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开放程度（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外国资产和对外债务总额／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衡量）不断提高，这一比例已由1984年的1.6%上升到1995年28.9%，金融业实行有步骤地对外开放已初具规模。至1996年8月底，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已有52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外资经营性金融机构达149家，其中外资银行为137家，分布在中国17个城市。随着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居世界前500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多家来华投资，其子公司已达4.5万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开始进入大规模、系统化阶段。
此外，我国对外汇体制又实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即从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此举是在以往外汇体制改革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并且向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从国内地域上看，对外开放正由沿海、沿江地区向沿边、沿线的内陆地区推进和渗透；从投资领域看，正从单一制造业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方位扩展；从项目类型看，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拓展；从企业组织形态看，正由“三来一补”和规模较小的三资企业向国际跨国企业转换；从开放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正由以港澳台为主体向以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主体的方向迈进；从开放的范围看，正由经济领域的开放扩大到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现在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和各具特色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正逐步迈向新阶段，其正在显现的基本特征是：顺应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和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加深以及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走势，对外开放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向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质的飞跃——它是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
与此同时，进入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来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进而相推动。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不相适应或发生矛盾、冲突的方向、体制、政策、法律等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一）对外开放的大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目前，适应全面对外开放的体制与运行机制尚未完善；人的素质和办事效率亟待提高；部门与地区的协调还很不足；保障对外开放的政策与法规还不够健全，存在着滞后现象；有利于全面开放的硬环境、软环境与我们的目标和要求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二）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效益亟待提高。前一轮引进外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决定了投资项目的数额较小，1992年我国外商协议投资单项规模仅为142万美元，1996年该项指标已逾300万美元，上千万美元、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较小。正因为投资额较小，所以企业规模也较小，技术档次不高，由此名牌产品较小。“三来一补”和小型化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充当主角。中国经济高级化的客观走势要求项目投资额大，技术档次高，因而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多以国际企业、跨国公司为载体。可以说，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经济迈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
（三）外资来源比较集中于港澳地区，外资分布比较集中于沿海地区。据有关资料，1979年至1995年，香港在内地投资约778亿美元，占内地外资的约57.6%，广东外资来源80%来自港澳。港澳资本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因此其投资项目额小、企业规模小、技术与品牌档次不高就成为一种天然取向。前一轮对外开放使东南沿海地区走向繁荣，这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值的58%，而贸易量却占了89%，引进外资占了外国在国内投资的88%。随着中国经济转入新阶段，这“两个过份集中”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了。一方面港澳资本对中国经济高级化的支撑力有限，资本来源多国化已是应有之义，欧美跨国公司将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外资在巩固东南沿海地区展现有成果的同时，将更加关注资源丰富的中国西部地区，这是经济重型化的重要“营养源”，因此外资对西部投资的力度将与日俱增。
当前，我国正处于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时期，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势在必行，这是实现跨世纪宏伟战略目标的一项战略抉择。而认真研究、科学分析、准确把握国际机遇和挑战，就成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前提。
二、我国对外开放面临跨世纪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关于机遇，邓小平同志曾经有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耽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机遇是指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为我们提供的各种有利的机会、时机的总和。抓住机遇，必须将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置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大背景来考虑，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善于研究和发现国际机遇，善于捕捉和利用国际机遇，使中国经济搭上国际快车，驶入新世纪。我们究竟面临怎样的跨世纪的国际机遇呢？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拥有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我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所面临的最大的跨世纪的国际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冷战时代结束，第三世界和平力量增长，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走向日趋显著，影响深远，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大战，维持世界和平，不仅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现实的可能。争取70年的和平时间，我们就能完成摆脱贫困、走入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壮举。因此，从政治上看，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有利的国际机遇，也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先决条件。
从经济上看，处于较长时间国际和平环境之下的世界经济正转入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时期，估计要持续到21世纪的前20年，或者更长一些，它与国际和平环境相匹配、相促动，将构成我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跨世纪的“黄金时期”。苏俄经济学家康德拉基耶夫1919～1921年曾经提出长波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50年左右的长期波动，其中大约20年是低增长，30年是高增长。依照这个理论推断，90年代后期将开始转入新一轮长波上升期，明显的繁荣期将是21世纪的最初20年。据依照国际权威机构统计，1997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5%，发达国家将增长3%，这是近10年来最好的情形。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康氏长波理论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利用好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几十年，是抓住国际机遇的重要课题。
——中国有望在近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将进一步衔接。
1994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作为长波转入上升期的某种标志对国际贸易的扩大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大多数估计表明，乌拉圭回合的达成将使世界贸易收入在今后10年内每年增加1%，增幅从每年的20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而从中获益最多的将是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无异于参加了“经济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经济资源，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对外开放水平的全面提高。
——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新一轮对华投资热已初露端倪。
我国对外开放从初期的“三来一补”逐步走向国际资本，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国际资本以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为载体，在选择海外投资地点时，往往以市场规模庞大、前景良好和生产达到世界级水平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也就是说，国际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是市场诱惑力，廉价劳动力因素的重要性逐步降低。中国庞大的市场，已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巨大磁场。据测算，“九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约在2000亿美元以上，外资投资热将集中在基础产业、服务业、重化工业和部分高技术产业，而这一切与我国经济高级化进程是相吻合的。与此同时，国际企业兼并和产权的国际化高潮迭起，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产权市场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中国企业再造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较长期的国际和平与发展环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定要高度自觉，要倍加珍惜这种机遇，要牢牢抓住这种机遇，不然的话，这样的机遇和优势就会转化为新的挑战和劣势。事实上，希望与困难经常并存，机遇与挑战也总是结伴而来。跨世纪的国际机遇令人振奋，而跨世纪的国际挑战依然严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地区化、集团化益发明显，中国游离于任何一个经济集团之外，自然得不到地区化、集团化所带来的效益。
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其中有三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引人注目：一是欧洲联盟，这是一个超级经贸集团，它将进一步由经济联盟走向政治联盟；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它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带动拉美诸国，最终实现美洲经济一体化；三是亚太经济圈，其中心国家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等国家和地区。1991年中国加入了亚太经合会，但这一经济圈目前只能是各种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的分工，而非保守的结盟，具有“国际俱乐部”的性质。
虽然，欧洲联盟、美洲自由贸易区等地区化、集团化的出现，对世贸组织是一种冲击。中国尚未进入世贸组织，又受到地区化、集团化的制约，这对中国对外开放无疑形成严峻挑战。
——引进外资的“国际争夺战”日趋激烈，拉美、东南亚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世界经济转入新一轮发展时期可能会在推动国际经济高增长和国际贸易扩大的同时引起资金短缺和利率上场。据估计，拉美和东亚每年吸收外资超1400亿美元；前东欧和中欧将向海外引资5000亿美元；西欧的国有公司和私有化可能在今后25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1990年至1995年，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共吸引外资16400亿美元，中国只占有13%的份额；1995年中国人均吸引外资105美元，而东南亚国家却高达840美元，差距甚大，挑战尤烈。
——加入世贸组织是一种国际机遇，也是一种国际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进出口自由度达到95%以上，国际企业和品牌可以长驱直入，国内产业与市场、企业与品牌将经受严峻的考验。世贸组织最近又作出加快信息产品全球化的重要决定，要求电脑、电讯器材等在内的所有信息技术产品的贸易从1997年7月开始降低关税，到2000年，凡属信息技术产品的贸易，其关税将降为零。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国际信息产品贸易额将从目前的6000亿美元跃升至10000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全球农产品贸易额（4440亿美元）、全球汽车交易额（4560亿美元）和全球纺织品贸易额（1530亿美元）的总和，加入世贸组织，就势必开放信息市场，国际资本将在中国市场上获取这一产业的超额利润，还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信息产业不得不面对“国际部队”的巨大挑战。
不仅如此，虽然乌拉圭回合终于达成纺织品于2005年全部实现自由贸易的协议，但在协议生效前后，纺织品及服装业这一国内优势产业也将经受来自国际竞争的严峻考验。近年来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在全国贸易总额中始终占有25%—30%的份额，一直居全国首位。最近两年机电行业的崛起使纺织业退居全国出口第二大行业。然而，国际纺织品市场竞争环境却因发达国家的进口限制、关税优惠待遇的逐年下降、反倾销的不断升级而对我国这一重要的创汇行业构成最现实的挑战。
——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进入90年代中后期，科技创新达到新的高潮。美国创导的“信息高速公路”，正在引发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经济的大变革。这将对中国的信息产业构成严重冲击。不仅如此，在新科技革命中，竞争者的竞技能力也愈来愈高。例如韩国把高速信息通信网建设看作“占领21世纪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将其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政府和企业的共识是：“韩国在产业革命中处于落伍的地位，为了避免在21世纪沦为三流国家，绝不容许再成为信息革命的落伍者。”为此，韩国采取了多种有力措施，以求成为下个世纪信息革命的先行者。
除了信息技术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外，生物技术也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超导技术的成熟化和产业化同样给世界带来新的发展大机遇，但美、日、欧在超导技术的产业化方面却先声夺人，中国如不有效应战，奋起直追，这种差距将越拉越大，中国超导技术的领先优势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在“一国两制”下，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也是一项跨世纪的艰巨任务。
1997年7月1日，香港已回归祖国，但保持香港进一步繁荣稳定却任重道远，最核心的问题是香港作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受到新的国际挑战：除了新加坡、台湾要与香港争夺这一“宝座”外，日本正酝酿对战后形成的金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在世界金融市场向自由化、信息化、开放化发展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东京作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拟于2001年实现这一目标。虽然实现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日本动作”对香港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却最直接和巨大的，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还必须看到，“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4]特别是“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5]因此，抓住机遇必须有过硬的本领，迎接挑战必须有足够的实力。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明显提高，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政治稳定，这是我们抓住跨世纪的国际机遇，迎接跨世纪的国际挑战，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极为重要和有利的国内基础和条件。机遇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挑战则又展示了发展的可变性，因此把机遇和挑战转化为发展的现实“跑道”，必须抓好各项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我们抓住国际机遇，迎接国际挑战，阔步走上世界经济舞台的最为关键的“一着棋”。
三、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与对策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实现‘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要有效解决这两个跨世纪的关键性课题，一项重大而关键的决策就是使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思考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它是指在对外开放新阶段，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率。当前，全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核心问题是实现对外开放的战略性转变：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低层次转向高层次，通过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来推动跨世纪的“两个关键性课题”的解决，不断扩大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影响，使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迈向新世纪。
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通过表1的国际比较可窥见一斑。
表1 对外开放程度的国际比较（1995年） （单位：10亿美元）
注：中国的数字是1994年的数字。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1996年12月号。
表1显示了我国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上已达到较高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率同样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因此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关键是要在提高“质量和效率”上作文章，下功夫。依据国际经验和国内实际，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任务大体有六项：
1.在提高出口商品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向更前位的贸易大国迈进。
表2 1996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额排名
从表2中可以看到，按照出口额占全球总额的份额来划分，美、德、日属第一类，比例达6%以上；法、英、意属第二类，比例在5%左右；加、荷、港及比利时／卢森堡属第三类，比例在3%—4%上下；中、韩、新及中国台湾和西班牙属第四类，均在3%以下。虽然中国已跃居世界贸易大国，但名列11位，这一名次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身份还不能匹配。因此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一项战略任务就是要提升中国的这一位次。在本世纪末，中国晋升为第三类国家和地区是有条件达到的；在21世纪的前10年还要向第二类国家的位次迈进。
2.塑造中国的世界级的大公司，进行海外投资，跨国经营。
一国或地区拥有跨国大公司的数量和水平，不仅是衡量其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其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指标。从美国《幸福》杂志公布的历年来世界500家大企业的国别分析可以看出，一国大公司在世界大公司中占有的数量和位次，与该国与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有的份额与位次大抵相当。
在1996年全球100家大公司中，美国占了包括前两名在内的25家，日本占了27家，德国和法国各占13家，英国、意大利、荷兰、韩国旗鼓相当各占4家，瑞士占了5家，连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也各占了1家（石油），中国没有一家企业进入“世界100强”。在1996年全球500家最大公司中，美国占162家，日本则因经济不景气从1995年的141家减少到126家。法国、德国、英国分别占42家、41家、34家，几乎没有变动。中国有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名列204，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名列370，而中国银行则位居164。
全球500家大公司涉及44个行业。银行、汽车及零部件、贸易、石油、电子及电子设备、电信、食品、保险、日用百货、制药、宇航、证券是效益较好的行业。目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7位。在世界出口贸易额中占第11位，外资依存度已从改革开放的初期的10%提高到45%以上，但在世界500家大公司中却只有3家，只居16位，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较低之外，也表明中国的贸易条件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贸易结构的总体水平依然偏低。初级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一直较高，虽然这些年我国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但多数是粗加工、低附加值的产品，以这样的经济结构与贸易结构为基础的中国企业要成批地跻入全球500家大公司行列是不容易的。
塑造更多的世界级大公司，是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性的战略任务。为此，要在乙烯、煤油、钢铁、计算机、汽车、高精度机床等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催生出世界级的大公司，彻底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模式，使之快速成长，迎接国际竞争的严峻考验。
要塑造中国的跨国公司，必然要进行海外投资，全球经营。
1995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达2700亿美元，美国海外投资达970亿美元，日本甚至因海外投资过度而出现“投资空洞化”现象。这些国家海外投资的扩大与其国际企业向海外的扩张是相一致的。相比之下，1994年我国海外投资额仅达20亿美元，这一水平与我国缺少世界级大公司的现状是相一致的。因此，塑造世界级大公司与进行海外投资是一脉相承的，这同样是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3.加大西部地区的开放力度，实现对外开放的整体协调与发展。
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不平衡”，沿海地区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受惠者，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舞台上唱“主角”。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一项战略任务，就是要不断缩小对外开放的“东西部差距”，降低对外开放中的地区不平衡性，使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整体协调地进行，这不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需要。
4.提高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
欧洲联盟计划在下世纪初实现区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也试图在此方面作出努力。相比之下，我国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比较低，严重影响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迈向21世纪，必须下决心提高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到2000年中国关税总体水平将降至15%，这有助于商品的自由流动，某些商品的关税还会降低到更低的水平；加大人员进出的自由程度，因为人力资源无法有限度的自由流动，将会制约和影响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出国（培训）申请签证制度，以利于企业追求全球性发展；加大资金自由流动的程度，对现行的外汇体制进行改革，这关系到中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信度问题，关系到确保外商在中国的利益和追加投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良机，中国目前有1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为外汇改革铺平前进的道路，我们要力争在本世纪末实现人民币有限度的自由兑换，到下世纪前10年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度，这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把中国对外开放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5.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我们利用外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重数量轻质量，要逐步改变利用外资的企业规模小、投资额小、技术档次不高的状况。目前，世界跨国公司的230家正纷纷进入我国，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也跃跃欲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大公司更会接踵而来。这正是我们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大好时机。要顺应中国经济高级化的需要，从上规模、上技术、上档次等多方面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这是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最为紧迫的战略任务。
6.增强对外开放的预警抗震能力。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加强对国际经济变动的预警能力，在国际经济剧烈波动和冲击下依然能产生相应的适应性和应变性，显得尤为重要，从墨西哥、泰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可以看到，与国际金融体系“衔接”的步子不宜过大、过快，金融市场宜分层次渐进开放，因为目前国际上约有7.2万亿美元的巨额游资，这笔游资稍一游动就足引起“经济地震”。墨西哥经济形势好、投资收益高时，560亿多美元游资鱼贯而入，但当墨政局不稳定时，180亿美元20来天就流走了，这是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人民币逐步走向自由化，可以增加我国灵活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手段。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外汇买卖干预汇率，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对外开放的预警抗震能力。
（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对策措施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战略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我们将它概括为：“一个解放，两个改善，四个提高，五个结合”。
“一个解放”是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克服各种思想障碍，特别是既要反对“外资拜物教”，也要克服“外资恐慌症”。“外资拜物教”是指一切向外资看，“内资皆下品，唯有外资高”，只要大量引进外资，中国经济就能起飞，就能搞好，与之相呼应，“殖民文化”也沉渣泛起；而“外资恐慌症”则将外资视为洪水猛兽，高呼“外资不能救中国”，害怕外资的扩张将不可阻挡地吞没国有企业，挤垮民族工业，主宰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不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就寸步难行。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对“民族工业”和“跨国公司”的认识来一次思想解放。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过去人们所理解的纯粹的民族工业已不复存在，各国的工业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00%的“国产化”不仅难以做到，而且也不经济。因此讲民族工业就不能只包括100%民族资本的工业，这是封闭经济的思维定势。从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那些有民族资本但不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工业，也是民族工业的组成部分。因此，讲民族工业不应当排斥外来工业，保护民族工业与发展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不矛盾，外来工业有助于推动民族工业改造与发展。从理论上讲，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最初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合作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产生了“技术外溢”(Spillover)效应；而作为产品进口国，就自然地成了技术的输入国，这个过程就是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来完成的。因此原来限制跨国公司进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政策，欢迎跨国公司进入，一个重要目标是求得“技术外溢”和在“干中学”。从实践上看，跨国公司拥有资金、技术、销售渠道和管理经验等稀缺资源，与其合资，争取这些资源，可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达到“借梯登云”之效。若干著名跨国公司就是通过与其它跨国公司合资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解放思想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具有“四两拔千斤”之效。
“两个改善”，一是改善外贸结构和运行机制，二是改善外资的利用方式和监管方式。
如何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促进外经贸的有序发展统一起来，使之产生更大的效益？我们认为，关键是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优化进口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在对外经贸各项活动中，应当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变为提高质量效益，使它们能更好地发挥对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带动作用；对外贸易应从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和服务业的进出口领域，重视保护从外国进口和从我国出口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利、版权等）；努力提高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含量、档次和附加值，扩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名牌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等出口商品的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费用，摒弃以廉价取胜和忽视效益，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力求以优质和上乘服务取胜；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重视进口管理，把有限的外汇资源首先使用在进口交通、通讯设备、能源基础产业和老企业技术改造急需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以及进口我国稀缺的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限制进口那些国内生产已供过于求的消费品，如烟、酒、饮料和珠宝首饰、化妆品等，并杜绝走私漏洞；加强外贸运输协调工作，提高货运质量和效益，为提高进出口贸易水平提供运输的保障；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加速各类外贸企业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加快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尤其要扩大企业外贸经营权，完善代理制，全面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力；要巧妙使用非关税壁垒手段，达到某种限制进口的目的，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由于加入世贸组织而带来的冲击。
过去利用外资主要采取贷款和举办“三资”企业这两种方式；现在，可以在国外发行股票和债券，在香港发行H股。我们在美国发行美元全球债券和在日本发行日元武士债务，都取得了成功，可以进一步采用这一方式。在交通、水利、公路等领域，可推行和扩大将建设、管理、销售一体化考虑的BOT方式，加大基础产业引进外资的力度。此外，要学会利用境外产业投资基金，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境外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式是基金不控股，不参与管理，只追求利润分成，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新方式。当然，跻身于企业兼并的国际大潮之中，将外资引入产权市场，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嫁接”，也不失为引资增效的好方式。
改善外资的利用方式必须同改善外资的监管方式相配套。要从我国产业安全、市场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需要出发，在实行国民待遇的同时，加强对外资流向和资本结构的引导和管理。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实施条例》，确定外资进入我国关键行业的量化指标，加强对外资流向的调控；要加快出台、实施《反垄断法》，规定一个企业产品在整个行业最高市场占有率，限制少数企业在一些行业特别是新兴行业占有过高的市场份额；要加快制定和实施《产权交易法》和《证券法》，把外商通过在证券市场进行的并购行为纳入政府监管之下；要加强国家对外资工作的领导，解决政出多门、缺乏政策的科学性和连续性等问题。
“四个提高”，一是要提高把握国际机遇，解决各种难题的研究水平，为此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综合研究，并相应建立权威性的研究机构，为决策提供咨询；二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是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提高开放的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措施，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来适应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新形势的要求；三是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别是提高国内作为“准自由港”——保税区的总体开发开放水平，使之成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基地；四是要提高改革的质量，因为“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6]，其重点是改革现行的外贸体制、外汇体制和人员出国流动体制，特别是要打破地区、部门的条块分割格局，为我国世界级大公司的成长营造体制环境，通过以体制的有效改造推动对外开放水平的全面提高。
“五个结合”，一是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结合，一方面国际上正在出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浪潮，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也正在向“重化”工业阶段推进，通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可以将这两股力量汇合在一起，推动中国的开放与发展；二是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中西部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相结合，这既有助于引进外资解决老工业基地的难题，又有助于缩小在对外开放上的“东西部差距”，从而推动提高对外水平的地区协调；三是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来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四是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营造开放型的新文化氛围相结合，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良好的文化土壤和人文环境；五是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精减行政机构，转换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引入“快车道”。
总之，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是一项跨世纪的系统工程，抓好这一工作对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迈向新世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别无选择。
注释：
[1][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第78页，第375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406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