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身份对人际影响力和社会距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污名论文,人际论文,影响力论文,距离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在生产资料存有剩余的社会中，分层是必然出现的现象(卢梭，2009)。那些没有或只有极少量财产的个体和群体，往往只占据较低的社会地位。通常情况下个体所拥有的财富数量与其劳作效率紧密相关，所以人们认定低地位者完成实际任务的能力也较弱(Ridgeway & Correll,2006)。经过漫长的地位分化，任务绩效方面的负面印象逐渐被推广应用到对此类人所有行为的预期中(Ridgeway,1991)。
污名代表着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不被社会欢迎和喜欢的特征或属性。施加污名是维系分层格局的另一有力手段。强势群体权力大、地位高，成员的社会支配倾向往往更为明显(Levin,2004)。这意味着他们更易于承认群体间的阶层差异，主张优势群体应更多地支配劣势群体，并希望扩大此等级差异(李琼，郭永玉，2008)。为了稳固自身的优势地位，强势群体总力图在身份、性别、种族等各种可能的地位特征上对弱势群体施以污名，竭力使之成为一种合法化谎言(吉姆·斯达纽斯，费利西娅·普拉图，2011)，以证明自己获取各种利益、而对方遭受不公平对待是合情合理的。
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体不仅会遭遇外群他者的低绩效期望，还经常引得他人意欲与其保持相对较远的社会距离，甚至被拒斥在正常的交往之外。这既是地位分化的结果，也是地位区分进一步固化的前提。
农民工是典型的劣势地位群体。建筑业农民工更是身处城市社会的底层，经常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城市人不仅根深蒂固地认为他们没文化、无法胜任复杂工作，而且经常将“愚昧无知”、“肮脏下流”、“粗俗”等负面刻板印象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刘力，程千，2010)，尽量回避与其近距离交往。一个人所感知到的外群他者对本群体地位的认知与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此人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探讨中，不同群体之间便通过各种“承认的政治”来获得各自的合法性(查尔斯·泰勒，2005)。而承认与非承认的过程融汇于最细微的日常互动中。农民工的平等劳动者身份没有获得社会承认，或者说他人承认的是其低下的地位和污名化的身份。本研究意在说明受污者劣势群体资格对其日常互动关系的影响，为揭示阶层地位组织化、结构化过程，探索干预地位等级固化的方法，提供实证数据支撑。
1.1 社会地位，绩效期望与影响力
人们总是依据自己和他人在特定情境下的显著特征来预期彼此的能力和地位，并据此发生互动。只要某一方占据了当下显著特征的优势状态，他秉承的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tion)就高(也即他本人、互动对象以及可知觉到的旁观者越认为他能出色完成任务)，在互动中的地位也越高。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是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相应的尊严与声望，尤指个体及其所属群体在关系等级系统中的定位与功能。当大家都认为某人可以把任务完成得又多又好时，此人会也按照此期望来要求自己、并不断追求达致期望中的理想状态。最终，被寄予高期望的人往往的确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取得骄人的绩效，同时亦赢得较高的声望，结果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当初因期望差异所形成的地位区分(Correll & Ridgeway,2003; 赵德雷，2010)。而这一系列作用的关键，也是整个演化过程的起点便是人的特征，或者叫做地位特征(status characteristic，即任何能将行动者区分成不同地位的特征，典型的比如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程度等等，Wagner & Berger,1993)。不同地位的个体在特定地位特征上分处优劣有别的状态，并拥有高低不一的绩效期望。
绩效期望水平往往体现为四种比较常见的形式：行动机会(action opportunities，即为完成群体任务出力献策的机会)，绩效付出(performance outputs,即为完成群体任务所做的努力)，回报行动(reward actions，即人们对成员自身及其绩效付出的评价)，影响力(influence，即遭到反对时，改变自己意见的概率)(赵德雷，2011)。有关群体内权力声望等级的很多实验研究都将影响力用作标示个体绩效期望、衡量其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Ridgeway,1984,1987; Ridgeway & Berger,1986; Butler & Geis,1990)。因为行动者总是依据自身与互动对方的相对地位，做出符合自己权力声望级别的行为。所以，地位高的人影响力也大。意见出现分歧时，地位高的人更容易坚持自己的看法，更容易获得他人的赞成和拥护；低地位者则更易于放弃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他人的意见。农民工(尤其建筑业农民工)，是一种标示低下地位的身份特征，人们对该群体成员的绩效期望往往很低。因而我们推断此类进城务工者的影响力也比较弱。
本研究尝试通过被试完成任务时受启动对象的意见影响、修改自己答题判断的比率，来检验启动对象身份的地位区分作用，同时呈现现实情境中农民工与外群成员的互动过程受双方地位处境影响的特点。
1.2 污名身份，社会拒斥与社会距离
污名是社会对受污者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这种标签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使他们不为社会充分接纳，还会招致种种不公正待遇(欧文·戈夫曼，2009)。灵克和费兰(Link & Phelan,2001)从群际关系角度更系统化地总结了污名的作用过程与影响，指明污名化是综合了贴标签、刻板印象化、地位丧失和歧视等多种机制的过程。
除了疾病、个性、行为特征等属性，人的社会身份也能导致污名。农民工就是这样一种污名身份(stigmatized identity)。不少人从外貌、举止、人格与道德水平、怪异行为以及内隐疾病等方面，把他们看成是肮脏、不文明、违法犯罪率高、不遵守规章制度、难以管理的问题群体(管健，2006；李建新，丁立军，2009)；各种媒体报道也把他们渲染成“愚昧”、“粗俗”、“蛮横”、以及“怪异”的人。“农民工”在不断的污名化过程中渐渐变成了一种汇集众多负面特质的身份代名词。
污名化与地位分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可以将人划至不同类别、区分成高低等级；都会使受污者丧失平等地位；都能削弱地位弱势一方的影响力。污名特征往往令受污者的其他特征信息隐而不现，最终成为其“主要身份”。他人仅以污名特征为依据判断受污者的能力和亲和力(Blinde & Taub,1992)，而受污者也将污名标签内化并以此指引自己的行为(Epstein,2007)。这势必导致因污名而形成的地位分化和社会区隔更加固化。
但污名化与地位分化之间仍存在本质差异，即污名过程还伴随着一种额外后果：社会拒斥(social rejection,Lucas & Phelan,2012)。在单纯的地位分化过程中，一个人无论占据多么低的社会位置，他仍属“正常”之列，不会被他人排除在日常交往之外。而污名却有可能从根本上打断互动。个体的身份一旦被污名化，他便背负起“不正常”或是“异类”的标签，面对“我们-他们”的区隔，并遭遇社会拒斥。因为“正常人”不知道该如何预期“异类”的行为，所以污名给“正常人”带来不适和窘迫，并使他们在面对“非正常人群”时宁愿选择逃离。因此，污名身份极易加大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
如果追问一个城市人是否看不起农民工，他通常不会很张扬地予以肯定。不少人甚至坚称自己从未小看农民兄弟。然而，现实情境中，大多数城里人往往都宁愿远离进城务工者，回避与其深入交往。不受意识控制的、自动化的内隐态度更加准确、可靠，非仔细斟酌的行为选择更真实反映社会拒斥效应。本研究将启动对象的身份与即将进行的实验任务匹配在一起，透过被试对讨论题目的选择，获知其与不同身份启动对象保持社会距离远近的意愿，进而验证外群他者不愿与农民工群体成员密切交往的倾向。
1.3 对地位固化与社会拒斥的干预
经众人强化与认可的地位等级关系势必加剧社会不平等。定型的群际地位关系虽有利于维持秩序与稳定，却也抑制与阻止了变迁。固化的地位等级系统中，被支配群体成员更容易将来自社会的污名内化，承受剥削和压迫，却毫无反抗的斗志。如何去除或者抵制不平等地位等级的固化过程，使弱势群体成员在面对强势群体的控制与支配时更加坚韧、更懂得灵活变通地积极追寻自己的目标、维护自身利益(Willis,Guinote,& Rodríguez-Bailón，2010)，就显得尤为重要。
地位特征论的聚合加总假设指出，当特定情境中人们的多种地位特征同时显著，这些特征信息便会联合起来决定互动参与者的地位和绩效期望。因而，创造不一致的(inconsistent)多元特征情境，令低地位群体成员表现出与其劣势地位不一致的优良绩效，便可以增加地位评判的有利参考信息，转变他人对该群体成员的消极印象(Berger,Fisek,Norman,& Zelditch,1977; Berger,Norman,Balkwell,& Smith,1998)。
聚合加总假设说明，个体的实际地位处境是他所具有的积极地位特征和消极地位特征同时作用的结果。那么，要改变或打破消极期望状态的影响，创设多元特征情境，用其他积极地位特征去“中和”消极地位特征的作用，就不失为一个可行之策。以往研究也表明，增加新的、有利地位特征信息有助于个体地位的提高(Lucas,2003; Berger et al.,1998)，弱势群体成员表现出较高的完成任务能力可以有效增强其在群体中的影响力(_Pugh & Wahrman,1983)，提高其地位。实验通过向被试展示虚拟的“农民工合作伙伴”具有较强的任务能力(task ability)，来检验引入新地位特征对地位等级固化过程的干预作用。
为此，研究将实验组的启动对象设定为从事建筑装修工作、懂得装饰工序手艺的建筑装饰业农民工。在常人眼中，这部分务工者仍具农民工身份，但相比普通土建工人，他们多了一种有利地位特征——装修技术。这些工人虽不能按月领到报酬，但日薪高且一般不会被拖欠；他们身怀大多工人欠缺的装修技能，少数精英在劳动力市场中甚至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建筑装饰业农民工的地位处境是否因其职业技能方面的比较优势而有所提升？他们的身份污名是否因此得到洗脱？外群他者对他们是否会如对一般农民工那样表现出明显的拒斥和远离倾向？对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污名状况的探讨，可为验证新地位特征的“逆地位分化”作用提供参考。
本研究分别选用受教育程度和农民工身份代表一般地位特征和污名化地位特征，对比考察二者对个体影响力和所遭受社会拒斥方面的作用差异。实验中，参与者被告知自己与另一名被试借助互联网合作答题。而实际另一被试并不存在，是实验设计的启动对象。我们通过测量被试答案受对象影响的程度，来确定身份特征的地位区分作用；通过记录被试是否选择同启动对象继续合作参与下一轮实验，来确定他希望与对象保持的社会距离。研究假设，打工者身份不仅与受教育程度一样，都具有降低影响力的作用，而且是一种污名，令禀赋此身份的进城务工者遭受社会拒斥。
假设1：相比启动对象身份特征跟被试相同的情况，当启动对象(1)的文化水平较低，或者(2)是建筑装饰业进城务工人员时，被试受对象影响的程度较低。
假设2：相比启动对象身份特征跟被试相同的情况，当启动对象是建筑装饰业进城务工人员时，被试倾向于跟对象拉开更大的距离。
研究计划通过展示启动对象具有较强的任务能力(task ability)，来检验引入新地位特征(任务能力)在干预地位等级固化过程中的作用。然而，因污名产生的社会拒斥却不会如影响力那样可以聚合叠加或相互消减。一个人若禀赋某种显著的污名身份，则无论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多么优秀，别人都不会愿意与其亲近。因而，增加任务能力这个地位特征，不会对社会拒斥的强弱产生影响。
假设3：在某项具体地位特征(完成任务的能力)上占据优势，会增加启动对象的影响力，但不会令被试想与其保持的社会距离缩小。
2 实验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在山东烟台的一所高校内进行，共招募被试151人。其中男生73人，占48.3％；女生78人，占51.7％。被试年级构成主要集中在大一到大三，其中大一56人，占37.1％；大二44人，占29.1％，大三46人，占30.5％；大四仅有5人。参加实验的被试均经同学(实验助手)介绍，且对心理实验和实验宣称的研究主题感兴趣，自愿报名来到实验现场。测试前，他们都不知道实验的真实目的。151名被试，平均分配到5种实验条件中。进城务工人员组的被试有31人，其他四组各有30名被试。
2.2 实验材料
实验以“研究群体互动与问题解决能力之间关系”为名，让被试完成两组图形判断题，和预计实验过后一周进行的小组讨论。实验者向被试宣称，图形题目可以测试人的一种感知能力——反差敏感度。实际上，题目与感知能力无关，人的肉眼和即时分辨能力也无法准确判断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第一组题目由被试单独完成，第二组题目由被试和另一个被试通过局域网合作完成。所谓合作完成，就是两个人先给出各自的初选答案，此答案随即被传输显示在对方的屏幕上，双方通过这种方式互相交换意见，最后每个人单独给出自己的最终答案。合作者并不存在，其答案是计算机根据被试的初选答案特意设置，有一些与其选择相同，另一些与之不同。根据地位特征论，人们对地位较高者的期望更高，这种人的影响力也更大。因而当群体内出现意见分歧时，人们往往遵从高地位者的意见。这阶段实验的自变量是启动对象的身份：因变量是被试作答的受影响程度，即在第二轮测试中当被试发现合作伙伴(即启动对象)的选择与自己不同时，会在多大程度上参考对方的意见，改变自己的初选答案(被试根据启动对象的选择修改自身答案占总题目数量的比例)。
图形判断题结束后，实验助手请被试选择下一周的讨论话题。这阶段实验的目的是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某人的身份和其他群体成员是否愿意与之近距离相处(在本研究中即被试是否选择跟启动对象继续同组、面对面讨论)，以验证社会拒斥效应。
2.2.1 因变量的测量
影响力：影响力测量阶段的实验任务都是有关反差对比的判断。由被试单独完成的第一部分测试中，题目是请被试判断一组黑白相间的长方形中黑色面积多，还是白色面积多。这部分题目一共有25个，每个图形在电脑上仅停留5 s。25个长方形中，黑白面积都是大概差不多的，一般肉眼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选好理性答案。但电脑上的指示语告诉被试，有些人的反差甄别能力强，因而正确率就会高。这一阶段的测试只为使被试形成一个印象，即实验测量的是他们某种知觉能力，而这种能力比较难捉摸。
第二部分题目由两个黑白相间的长方形组成，要求被试说出哪个长方形的白色面积大。依指导语，这部分实验关注的是小组成绩，即两个人回答正确的题目数量之和。因而双方都应努力保证自己的回答正确。答题时，每组图形仍旧出现5 s之后消失。每个被试先在答案栏的第一行标出自己的意见。答案选项有两个：“上面”或“下面”的长方形的白色面积大。被试选择哪个，哪个选项旁边的灯泡标志就会亮起来。片刻之后，代表启动对象初选意见的第二行灯泡标志也会有一盏亮起来。最后，刚才的图形再次出现，被试在答案栏第三行标记自己最后的选择。这时，他可以参考合作伙伴(即启动对象)的意见，也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
第二部分仍旧包含25个题目。经电脑程序设置，启动对象在其中20个题目上的初始答案都会跟被试不同。我们要测量的就是20个题目中，被试会在几个题目上受对象影响，改变自己的想法，转而选择跟启动对象相同的答案。
社会距离：第二部分测试完成后，被试要决定自己下周参加哪个讨论小组。实验人员给被试呈现的注册表也是事先设计好的。注册表中共有三个主题，每两人讨论一个。在给被试呈现的讨论题目注册表中，有一个话题下面已写着两个名字，证明此组名额已满。另两个题目均各有一人注册，被试只能在它们中选择一个写上自己的名字。一个题目下面写着356Y，代表着刚才的启动对象，另一个题目下面写着405D，代表一个陌生人。因为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和电脑程序一直不断用356X来指称被试，他已经记住自己的代号，且启动对象的代号跟被试只差一个字母。所以现在被试能很清楚，356Y就是自己刚才的合作伙伴，他已经选择了一个题目。而自己如果也选择这个话题，下周就会继续跟他在一起面对面做小组讨论。
经过这番设计，被试对话题的选择就变成对合作伙伴的选择。被试要么跟启动对象一组，要么跟另一个陌生人一组。而话题是经过事先的问卷调查获得的。调查者请大学生被试按照自己感兴趣的程度，将十个当前最流行的话题排序。据此算出每个话题的受关注程度。注册名额已满的话题，是问卷调查中大学生们最关心的问题。供选择的两个话题，是调查中受关注程度最相近的两个问题。所以，虽然研究人员自始至终都只说让被试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讨论话题，但其实被试选择的结果基本不会受话题热门程度的影响。因而，与其说被试选择的是讨论话题，不如说他们是在选择合作伙伴。更具体说，被试的选择，表明他是否愿意仍旧与启动对象近距离合作。这种实验设计实际上给被试表达自己对启动对象身份的内隐态度设置了一道保护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他们的社会赞许倾向。
主观的绩效期望和拒斥倾向：实验中，被试完成图形判断任务之后，还填答了一组有关他们对启动对象的身份以及所在实验小组绩效表现的主观印象与评价的题目。这些题目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不同身份特征的意义与作用。与影响力相关的题目意在了解被试对启动对象地位特征的评价和对其绩效的期望。与社会拒斥相关的题目旨在获知被试是否愿意跟启动对象更亲近地交往。
2.2.2 实验控制
实验通过控制启动对象的身份和完成任务能力两个变量，分成五种条件。对启动对象身份的控制用伪装的个人信息材料达成，对完成任务能力的控制用被试在第一部分测试中的得分达成。
实验正式开始前，被试首先要完成一份电子版的“个人信息登记表”，在表中填写年龄、性别、文化水平、民族、职业、户籍所在地和类型等信息。设置此表的目的是为稍后介绍启动对象做一铺垫。伪造的合作伙伴信息登记表已经由研究人员事先圈画好答案。上面的信息显示，合作者为普通大学生、初中文凭的城市同龄人和同龄的建筑装饰业农民工三种情况。
参加实验的同学都非常想知道自己的反差敏感水平，尤其想了解自己在单独任务时的绩效表现。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操控另一个变量的机会。在需要呈现启动对象具有高技能特征的两种实验条件中，被试会在第二部分测试之前看到自己和启动对象上一阶段测试的成绩：“根据评分统计，在刚刚的测试中，1号得19分，2号得7分(满分是25)”。这一成绩信息实际是研究预设的结果，作用在于控制被试对启动对象之任务能力的认知。悬殊的分数差距，意味着对象的反差敏感能力明显高于被试。
根据伪造的启动对象信息登记表和两人的第一阶段测试成绩，实验共分以下5种条件。
条件1(控制组)：启动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和身份与被试相同，男性，18～25周岁，大学文化水平，汉族，学生，城市户口。
条件2(泛化地位特征组)：启动对象的文化水平低于被试，男性，18～25周岁，初中文化水平，汉族，工人，城市户口。
条件3(污名地位特征组/农民工组)：启动对象是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文化水平低于被试，职业一栏也清楚显示他在建筑装修工地打工，汉族，男性，农村户口。
条件4(高技能、泛化地位特征组)：启动对象的文化水平低于被试，男性，18～25周岁，初中文化水平，汉族，工人，城市户口。在第一部分测试中得19分，成绩远高于被试。
条件5(高技能、污名地位特征组)：启动对象是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文化水平低于被试，职业一栏也清楚显示他在建筑装修工地打工，汉族，男性，农村户口。在第一部分测试中得19分，成绩远高于被试。
2.3 实验步骤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研究人员首先向他介绍实验目的(群体互动形式与交流效果对群体绩效的影响，同时对比远程联网互动和面对面交流的作用)，告诉他整个研究分两次进行：实验当天的任务是通过电脑答题，下一周围绕一个社会热点话题进行小组讨论。实验时间大概1小时。然后，被试填写“个人信息登记表”，并获得实验号码356X(此信息也已明显标注在他的登记表上)。填写完毕后，研究人员将其保存在桌面上，留待下一个任务使用。被试随即开始第一部分测试。
第二部分题目被试需要跟另外一名参与者合作完成。在此之前，他首先与随机分配的“合作伙伴”交换个人信息登记表，以便相互之间有个基本的了解。研究人员通过QQ将标记为356X的被试信息资料传送给实验的综合协调员。稍后，再从综合协调员处接收标记为356Y(启动对象)的个人信息登记表(综合协调员会根据实验开始时给被试随机分配到的实验条件，传送相应的表格)，并打开文档给被试浏览。
被试看过“合作伙伴”(即启动对象)的信息，随即按照电脑提示查看第二部分测试的说明。此说明详细讲解了第二部分试题的特点、意义、答题方法和评分原则。如果是条件4和条件5，讲解的末尾，电脑屏幕上还将显示参加实验双方在第一阶段测试中的成绩。之后，两人开始第二部分测试。
等被试完成全部测试，便可以选择下周讨论的题目。与前面的步骤类似，研究人员通过QQ从综合协调员处接收“讨论话题注册表”，并打开文档给被试讲解注册规则，请其将自己的名字填写到感兴趣的题目下方。最后，被试填答态度调查问卷。
3 结果
研究首先统计出被试在得知启动对象基本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受启动对象答案影响的次数，并用t检验检视不同地位特征的启动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力的差别；然后计算愿意继续与启动对象近距离接触、合作完成任务的被试所占比例，比较被试希望与不同身份启动对象保持社会距离的差异。
3.1 影响力测量结果
如表1所示，两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受启动对象影响的次数以及对该对象地位的评价，均显著低于控制条件中的情况。在控制条件中，被试的受影响次数均值为7.30(SD=2.93)。这个数值的意思是在实验程序故意设定让启动对象的答案与被试答案不同的20个题目中，控制组的被试平均有7_3次改变了自己的最初意见，转而选择跟启动对象相同的答案。
未受影响比例正好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被试的受影响程度。它显示的是在这20个题目中，被试坚持自己意见的比例。这个数值通过算式：(20－受影响次数均值)/20得出。表中控制组的未受影响比例为63.5％，证明被试在63.5％的情况下会坚持自己的最初判断。受影响次数均值和未受影响比例都是反映启动对象对被试影响作用的变量。在地位特征论的经验研究中，遇到不同意见后改变自己观点附和他人意见、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是测量个体影响力相对简单且直接的方法，也是表明一个人地位高低的常用参数。
图1 实验步骤
条件2(即启动对象身份是低教育水平城市同龄人)中，被试平均有4.67(SD=2.76)次受对象意见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答案，显著低于控制条件下的数值，t=3.59，p＜0.01。相应的未受影响比例为76.7％。而在条件3(即启动对象是农民工)中，被试受影响次数的均值为5.48(SD=2.30)，大约有72.6％的题目未受启动对象答案的干扰。受影响次数均值也相对低于控制组情况，t=2.70，p＜0.01。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即受教育程度是一种地位特征，低教育水平者地位不高，影响力也小。因为污名地位特征条件下，被试已经知道自己的合作伙伴是从事建筑装饰业的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个结果也说明农民工身份是一种具有地位区分作用的地位特征。
条件4、5中的被试在第一阶段任务结束后，会在电脑上看到自己和合作伙伴(即启动对象)在刚刚测试中的成绩，并发现启动对象的成绩远好于自己。这两种条件下，被试受启动对象影响的次数以及对该对象地位的评价分别比条件2、3(被试不知道自己和启动对象在第一阶段任务中的成绩)中的情况有显著提高。
条件2中，大部分被试不会受启动对象的影响，坚持自己的意见是主流。而在条件4中，当被试通过第一部分的成绩发现启动对象的反差敏感能力高于自己时，其受影响次数均值提升到7.10(SD=3.62)，显著高于条件2中受影响次数均值，t=-2.93，p＜0.01。
条件3中，大部分被试没有受启动对象答案的干扰。而在高技能、污名地位特征条件(条件5)下，被试的受影响次数均值便达到7.57(SD=3.19)，即仅有62.2％的答题情境中被试未受启动对象答案的影响。这一分数显著高于启动对象是农民工、且没有技能高低具体信息的情况(条件3)中的数值(t=-2.93，p＜0.01)，甚至超过控制组的分值。
此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具有较强的任务能力，可以提升个体在群际互动中的影响力。
反差敏感任务后进行的态度调查中，一共有6个题目是用来把握被试对启动对象地位特征与期望状态的判断，分别关涉对象的能力、学识、地位、领导身份、受尊敬程度。最积极的评价为100分；最消极的评价为0分。表1中最后一列数据就是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给启动对象打出的地位评价分的均值。低教育水平组的地位分数是51.4(SD=9.198)，显著低于控制组的60.5(SD=11.158)，t=3.44，p＜0.01；污名地位特征组的地位分数是54.8(SD=8.602)，比低教育水平组的分数稍高，但较控制组的分数仍有很大差异，t=2.22，p＜0.05。
条件4和条件5中的地位分数相比条件2和条件3中的情况有显著提升。高技能、低教育水平组(即条件4)的地位分数是57.62(SD=12.37)，显著高于单纯低教育水平组的51.41(SD=9.1938)，t=-2.21，p＜0.05；高技能污名地位特征组(即条件5)的地位分数是59.09(SD=7.55)，显著高于污名地位特征组的地位分数54.8(SD=8.602)，t=-2.05，p＜0.05。态度调查的结果与实验结果一致。
3.2 社会距离测量结果
被试是否为自己下一次的实验任务选择相同的合作伙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愿意跟启动对象保持的社会距离远近。如表2所示，控制条件下，只有46.7％的被试选择跟第一阶段实验不同的合作伙伴；而在低教育水平条件下，则有50％的被试选择了新合作伙伴；与“农民工”合作的被试，有更多(61.3％)人为自己下一阶段的实验任务选择了新的合作对象。但对前三组数据的卡方检验并未发现低教育水平组(
=0.067，p=0.796)和污名地位特征组(=1.313，p=0.252)被试选择新合作伙伴的比例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
在引入高能力信息的两种条件中，选择新合作伙伴的被试数量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化。启动对象身份是低教育水平城市同龄人的被试，在得知对方具有较强的反差敏感鉴别力后，选择新合作伙伴的人数比例增加到63.3％；启动对象身份是农民工的被试，选择新合作伙伴的人数比例也有少许下降。但条件4、5的数据结果也未与相应的条件2、3的数据结果呈现显著差异。
实验后进行的态度调查中，反映社会拒斥倾向的题目一共有5个，分别关涉启动对象的细心程度、是否讨人喜欢、权力大小和合作性。最积极的评价为100分；最消极的评价为0分。分数越低，被试期望与启动对象保持的社会距离越大。结果显示，控制组和低教育水平组的社会距离分数分别是68.3(SD=12.49)和61.7(SD=13.98)，二者间没有显著差异，t=1.94，p=0.057。污名地位特征组的社会距离分数是61.5(SD=13.01)，显著低于控制组(t=2.10，p=0.040)，证明农民工身份的确引发了社会拒斥。
启动对象的优势特征信息未能令他与被试之间的社会距离减小。高能力、低教育水平组的社会距离分数为60.9(SD=16.83)，与低教育水平组分值间没有显著差异，t=0.20，p=0.845；高能力污名地位特征组的社会距离分数为62.53(SD=12.15)，与污名地位特征组分值间亦不存在明显不同，t=-0.33，p=0.746。
3.3 绩效期望与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
由于实验操作中影响力测量与社会距离甄断是依先后顺序逐次进行的，所以被试在答题过程中受启动对象意见影响的程度，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是否选择跟启动对象一起讨论。相关分析结果也显示，这两个因素间的确存在着高度的相关(Spearman系数为-0.18，p＜0.01)。为了进一步检验被试的选择具体受实验中哪些因素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大小，我们用社会距离作因变量，将被试性别、实验条件以及被试在第二阶段答题时受启动对象影响的次数三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三次建构模型，比较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概率的影响。
如表3所示，在模型1中，仅受影响次数被纳入分析框架，其对社会距离的影响甚为明显。模型2增加了性别变量，该因素也表现对因变量发生比的贡献。模型3又进一步增加实验条件变量，模型的变化不如前述因素显著，但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具体而言，在模型1中，受影响次数越多的被试，选择启动对象继续作自己合作伙伴的概率越小。受影响次数每增加一次，选择启动对象的概率降低9.6％(见表4)。在模型2中，添加更多自变量后，受影响次数对被试伙伴选择的作用也随之增大。同时，性别因素的作用突显出来。男性选择新合作伙伴(即远离启动对象)的比率是女性的2.052倍，差异显著。模型3中，受影响次数和性别的作用力都有所减弱，实验条件的加入未能明显增加模型的解释力(模型2的Nagelkerke R Square=0.07，模型3的Nagelkerke R Square=0.08)。各实验条件下，选择新合作伙伴的被试所占比例也无统计学意义显著的差异。这与社会距离部分的测量结果是相吻合的。
简言之，被试是否选择与启动对象同组讨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尝试与不同的人合作。在以往合作中，参考启动对象意见次数越多的被试，越不会轻易放弃与其交往。
4 讨论与总结
4.1 实验结果
在研究之初，我们假设教育程度是典型的地位特征，单是文化水平低只会降低一个人的影响力，不会令别人与他疏远；农民工身份则既是地位特征、又是一种污名，它不仅会带来影响力降低的结果，而且还会打断身份主体与外群成员之间原本可能的互动连接，增加污名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实验验证了地位特征部分的预设，而社会距离的测量结果却只是在数据变动的方向上表现出与假设一致的趋势，并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水平。
面对不同身份的启动对象，被试的受影响程度呈现很大差异。当看到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启动对象选择了跟自己最初想法不同的答案，大学生们更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证明，在此情况下教育程度作为显著地位特征，将被试和启动对象划分至不同的地位类别。居于优势地位的大学生影响力更强一些。启动对象是农民工的条件下，双方的影响力对比情况也表现出类似趋势。当彼此观点相异时，大学生很少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转而选择跟农民工一样的答案。因为无论根据教育程度、职业、社会声望等客观标准去衡量，还是依照日常生活环境、外表、行为举止等方面的主观感知来判断，这两个群体中间都横亘着不言自明的地位鸿沟。人们很难期望一个没有上过几年学、成天沉浸在噪声和简单重复体力劳动中的农民工会在面对电脑答题时取得优异成绩。大学生占据显然的优势，对农民工的绩效预期较低，自然不会受他们的影响。之后态度量表测出的地位评价分数也验证了这种低期望。
实验以是否选择新合作伙伴来测量被试希望与启动对象保持的社会距离，借此检验启动对象是否因其特定身份地位而遭受社会拒斥。虽然不同实验条件下数据变动方向与假设一致，实验后的态度量表分数也显示，被试对农民工启动对象确实表现出回避、远离的意愿。但农民工启动组被试选择新合作伙伴的倾向，与控制组被试之间差异并不明显。Logistic回归分析中，实验条件的作用也未达显著水平。这与最初的假设有所出入。然而，目前的结果还不宜就此否定农民工身份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因为研究已验证，启动对象身份是影响被试参考该对象意见多寡的重要变量，而被试的受影响次数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选择其他合作伙伴。这提示未来的研究应系统探讨受影响程度是否在启动对象身份和社会距离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被试和启动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没有随对象的底层身份而显著拉大，或许还可能因为实验设计的情境在中国大学生眼中尚未达到威胁私人空间的程度。也就是说，告诉被试他仅仅是跟农民工在一个小组讨论问题，这种距离还在其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本研究的另外一个主旨是，探索抵制不平等地位体系固化的方法，寻求降低消极地位特征不利影响的途径。农民工身份是标示劣势地位的特征，该群体通常被认为处于理所当然的被支配地位。但能力特征可以中和劣势身份特征的不利影响。外部权威对个体能力的认可，至少会在与此能力相关的情境中，提高其影响力。本实验中，农民工在判断反差图形时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结果其地位处境也有所改变。因而，要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行之有效的措施便是通过各种渠道丰富和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能力，尤其是职业技能，打破其在人们心目中的消极印象。另外，如果能搜寻到更多与农民工身份契合、又符合社会价值判断的有利地位特征，强调他们在相关方面的优势，“农民工并非天然底层群体”的观念就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这样自然有助于打破该群体既有底层地位的合法性。
能力在降低污名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无论农民工身份的启动对象显示出多么强的、与任务直接相关的能力，被试都宁愿与之保持较大的社会距离。所以，我们固然可以寻找更多的、农民工占据优势的特征来提升他们的地位，但此方法却无助于其社会污名的削减。这意味着要减少身份污名的负面效应，还需依靠其他举措。
实验结果还显示，具有较强反差敏感能力的低教育水平城市同龄人，本来并非身负污名，却引得被试与之保持较远的社会距离。事后调查与访谈发现，这主要是被试的个人虚荣心在作怪。高技能泛化地位特征组的很多被试表示，当得知文化水平不如自己的启动对象都表现得比自己优秀时，感到“很没面子”，因此“不好意思”与该对象进一步面对面合作。
引入被支配群体占优势的地位特征变量，以削弱该群体被支配地位的合法性，是一种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Fiske,Cuddy,Glick,& Xu,2002; Cuddy,Fiske,& Glick,2008)完全不同的抗争思路。后者通过强调弱势群体成员热情、亲和力强，使他们更甘愿接受自己在社会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事实。模型中“热情维度”特征不具有标志地位的意义。真实情况反而是，正因为被支配群体成员在关键性地位特征上不占优势，地位较低，所以才需要突出他们在另外一些与地位高低相关不大的特征上占优势，使他们感到暂时的心理平衡。而新引入的地位特征变量却必须是真正为社会成员心仪、能直接影响一个人声望地位高低的重要特征。其作用结果也不是弱势群体成员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乌托邦式美好幻觉，而是外群成员对该群体社会地位之判断与评价的真正转变。
4.2 不足之处
本实验的不足在于，研究所用两个自变量(受教育程度和农民工身份)有一定程度的重合。由于农民工本就是综合了户籍归属、教育水平、职业、收入、社会声望等多个地位特征的身份符号，农民工的教育水平通常也很低。所以，要清晰剥离出农民工身份和教育程度等其他地位特征各自单独效应的大小，后续研究可以挖掘一种与农民工身份区分度更强的泛化地位特征，来代替教育水平这个特征。
另外，选择大学生为被试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污名效果。青年学生的思想开放程度历来处在社会前沿。他们在学校内接受平等观念，认同公平、公正思想，且涉世不深，因此更容易摒弃社会的偏见，平等接纳污名群体成员。大学生的思想也比较单纯。很多被试在实验结束后向我们表示，他们只关注讨论的话题，选择某个讨论小组纯粹是因为自己对那个话题感兴趣。所以未来研究也应当考虑增强被试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虽然目前研究尚有局限，但简明可靠的实验结果已经直观且逻辑严密地论证了自变量(农民工身份)与因变量(群际互动中的影响力、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农民工作为一种特定的地位特征和身份污名，时时处处招致社会偏见和歧视也是不争事实。如前所述，大学生已经是思想最开放、最支持平等观念的人群。如果连这部分人也表现出轻视他们的态度，那么本就对农民工群体存有负面刻板印象的人，其歧视倾向只能更加严重。
社会对农民工的轻视和疏远显然不仅局限于进城务工者同大学生的互动中，更体现在他们与包工头、与工地现场管理者、与普通市民、与司法、劳动保障等各类机构的交往与博弈中(潘泽泉，2007)。外群成员在与农民工日常互动时所表现出的贬低态度和歧视行为，清晰表达了他们对农民工身份的主观界定。此评价与行为反馈投射到农民工身上令其产生的受污体验，将进一步强化该群体成员的贬抑性自我身份定位(陈映芳，2005)。从这个角度来说，外群他者对农民工的低期望和高歧视是令其底层身份逐步合法化的外部效力支持(Zelditch,2006)。因而，谋划去合法性、或者逆不平等地位等级的合法化，必须从打破与逆转关于农村进城务工者底层地位的外部认知与评价上着眼，为“农民工”的群体资格(方文，2008)争得其本应具有的、为人们承认的价值。
致谢：感谢参加我毕业答辩的各位老师对本人拙作的指点，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及Jeff Lucas和毕凤玲对英文摘要的修改意见。
收稿日期：2012-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