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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参与者的众多，在史学研究领域都是罕见的。尽管如此，一些基本问题，比如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是不是戊戌变法的领袖等，至今仍然莫衷一是。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事实上，“捧康派”与“棒康派”的争论由来已久，我认为，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有可能做出正确论断。
康有为能不能让光绪“言听计从”？
大家知道，领袖一般是指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领导人。戊戌变法是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因此，只有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决策者才有资格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史料表明，终其一生，光绪皇帝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作为一个六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在红顶如云、等级森严的晚清政坛，他再也无法面见皇上，怎么可能对光绪施加政治影响、让皇上“言听计从”呢？康有为先解释说，是光绪授予他“专折奏事”权。实际上，这个谎言很容易被识破。因为，如果他真的拥有“专折奏事”权，为什么召见之后，他的大多数奏折还要通过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高官代递呢？
戊戌事变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为了自圆其说，他又改口：“所以能左右皇上，主要是靠密奏。”(《戊戌变法》第3册，第526页)问题是，如果康有为的密奏是通过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偷偷带入宫中的，那么，军机四章京是9月5日任命的，每天两人一班，分班到军机处入值，从任命到戊戌事变，满打满算也只有16天，而且，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光绪皇帝，有的甚至一次都未见到过，能带多少条“密奏”？为何有军机四章京传送“密奏”，康有为还要以别人的名义写奏折？在9月5日之前，康有为又是通过谁传送“密奏”的？那时皇上所做出的众多变法新举措，也曾受到康有为的“左右”吗？很显然，康有为“密奏左右皇上”之说也经不起考问。
如果是像传言那样，康有为是通过特别恩准，可以随意出入宫禁，也不现实。苏继祖在《戊戌朝变纪闻》中十分肯定地说：“康氏兄弟进宫之谣，无人不知，且有污秽宫闱之语。苟有人心者皆不忍闻。欲知造此谣言者乃当道王公，尚有咸庙皇孙在内。……狺狺兽语，不足听闻。”
“康有为领袖说”是怎么诞生的？
通过史料考察，我们似乎不难看清“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提法的成型过程：其一，在戊戌变法期间，由康梁等人的宣传、顽固派的谣传，使康有为成为“新闻人物”；其二，戊戌事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长达16年的反复“炒作”，使康有为由当年的“新闻人物”变成了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其三，1911年，康有为根据已披露的戊戌变法史料，采取“因果置换法”，重新加工、整理并出版了《戊戌奏稿》，将光绪皇帝推行的众多新政“安插”进自己的奏稿里，从而把自己美化成为“新政来源”，《戊戌奏稿》进而成为学者们研究戊戌变法的“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汤志钧等人误入他设下的圈套，将《戊戌奏稿》中的康氏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一一列表排比，从而“坐实”了“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说。
康有为的奏折，很少被采纳
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刻。1970年代初，台湾学者黄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伪作”；1980年2月，孔祥吉发表了《〈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他明确指出：“整个看来，《奏稿》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进呈编书序五篇，除去在政变之前已在《南海先生七上书记》和《湘报》第一○四号公开发表过的《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进呈俄大彼得变法考序》两篇外，其余各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不少篇章均系后来补缀，文句与原折几无共同之处。以上列举各篇章均是康在变法时呈递光绪的重要奏疏，大都辑入了《杰士上书汇录》，成为光绪裁决新政的蓝图。但是，《奏稿》却对此作了原则性的改易，有的几乎改得面目全非。”近年来，随着康有为的戊戌条陈原件和编纂上呈光绪书籍真本的陆续发现，更使《戊戌奏稿》的研究价值进一步锐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戊戌变法期间，既然康有为的奏折大多数没有送达朝廷，其作用也无从发挥，那么，康有为的领袖地位又从何谈起呢？
康有为的上奏，到底被光绪采用了多少呢？经过研究，邝兆江认为，康有为《戊戌奏稿》“只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余皆落空”。
即使是被光绪皇帝采纳的建议，“知识产权”也未必就归康有为一人所有。戊戌变法期间，皇上施行的新政，如修筑铁路、举办邮政、裁军练兵、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有见于康有为奏折中的，但更多的内容是别人早就提过的。如1895年，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的《条陈变法自强疏》里，就把筹饷、练兵、筑铁路、开民厂制造机器、废止漕运、创办邮政、设立学堂等一一列出，论述详细。其中筹饷、练兵、筑铁路等主张，在戊戌变法中分别得以施行。
究竟该怎样评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
当然，我不同意“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的独特贡献，特别是他在建学堂、办报纸、编书籍、开学会等方面，为宣传变法思想所做出的“开山之功”。正如1898年9月23日，戊戌变法夭折后的第二天，张元济致信汪康年所评价的那样，“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李鸿章则从反面做了诠释。同年9月24日，他出面宴请在京访问的伊藤博文，酒过三巡，宾主很自然地聊起了康梁。李鸿章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感人心，致于众怒。”后来，梁启超也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做出论定：“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
可以坦率地说，回到戊戌变法现场看一看，无论是资历、地位，还是学力、社会影响，诸多方面，康有为都不具备戊戌变法领袖的条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思想宣传家而已。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对一些误区再做如下辨析和澄清：
如果说康有为是“康党”领袖，尚能说得通，但“康党”才多少人啊？“康党”在变法中的实际作用并不大。“康党”领袖也不能等同于戊戌变法领袖。
如果说康有为是维新派领袖，我认为，仍不合格。假如说真的存在过一个“维新派”集团或群体，那么，恰恰是康有为的激进主张破坏了维新派的内部团结，瓦解了维新变法的统一战线。别的不说，单看他提出了“康记”维新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之后，支持他变法的开明官员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张荫桓等，态度大变：翁同龢读完《新学伪经考》，评价其“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湖南巡抚陈宝箴由先前的“奏荐”康有为而变成了攻击《改制考》。“颇言变法”的管学大臣孙家鼐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曾支持康有为开强学会、办《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则“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在康有为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他撰写了《劝学篇》一书，对“康记”之说予以批驳。甚至连黄遵宪、唐才常等人都不买康有为的账，孙宝暄、郑孝胥则对康有为的“大言”、“病狂”深表不满。作为旁观者，英国领事班德瑞明确指出：“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合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由此可知，假如康有为当年是“维新派领袖”，他是多么的“领导无方”啊。
如果说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因此，也可以顺便称其为“戊戌变法领袖”，还是说不通。首先，没有史料证明，“戊戌变法领导集体”存在过；其次，即使真有所谓的“戊戌变法领导集体”，康有为仅有建议权，而无参与决策的权力，也不能成为“戊戌变法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因而不能成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更不能进而推定为“戊戌变法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