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相如论文,故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相如在中国辞赋学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关于司马相如的籍贯，《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明确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1]（2999页）《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的记载与此相同[1]（252页）。我们认为，司马相如的故里当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成都为相如最后落籍之地。关于这一问题，近10多年来，四川省（主要是南充市、蓬安县）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有关论文及资料亦汇编为《相如故里在蓬安》一书[3]，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几年来，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2004年10月，在由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司马相如研究会主办，中共蓬安县委、蓬安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又对司马相如故里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材料。本文拟结合这些观点和材料，对相如故里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一
从地理沿革来看，司马相如故里所在地的名称几经变迁。汉时，相如故里属巴郡安汉县。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划安汉县地（今蓬安县绝大部分及南充市高坪区东北一角、仪陇县新政一带、营山县西部、岳池县北部部分地域），设置新县，以“相如”作为县名。县治在今蓬安县锦屏镇[4]（1页）。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省相如县，直属蓬州。1913年，蓬州改名，取“蓬州”、“安汉”之首字，定名蓬安县。在历史上，“相如”作为县名存在了八百多年。
梁朝统治者设置相如县的官方文献早已荡然无存（注：《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载：“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纪二十一》元帝承圣三年云：“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江陵一炬，使大量珍贵的典籍毁于一旦，一些记载有司马相如故里情况的典籍（尤其是梁代官修地理文献）很可能亦随之烟消云散。）。据目前所知，北周（557年—581年）地理文献《周地图记》最早记载了设置相如县的缘由。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六七《州郡部十三·果州》引《周地图记》云：“相如县有司马相如故宅，因以名县郡。”[5]（816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六《剑南东道五·果州》云：“司马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里。《周地图记》：其地有相如坪，相传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藂薄郁然，其台名相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6]（4页），据此，设置相如县的缘由是因其境内保存有与司马相如有关的历史遗存。关于《周地图记》，《隋书》卷三三《经籍二》著录为一○九卷[7]（986页）。由于此书宋时尚存，故《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得以征引。这为我们了解梁朝设置相如县的缘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非常珍贵。
在封建时代，郡县的设置是朝廷的一件大事。而按照正常的申报程序来讲，相如县的设置，当是经过地方官吏层层上报，最后由最高决策者梁武帝萧衍审查设置理由和命名依据后方才批准[8]（4页）。同时，相如县的设置，与梁代统治者对司马相如的热爱似也有很大的关系。武帝学识渊博，文学造诣极深，能重用文士。《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武帝“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9]（96页）。同书卷四九《文学上》载：“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9]（685-686页）对于汉代“辞宗”司马相如，武帝当是充满景仰之情的。他析安汉地，以“相如”名县的做法，除了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外，还当与他对相如的迫慕有很大的关系（注：后武帝子萧统招聚文学之士，编集《文选》三十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汉司马相如集题词》云：“梁昭明太子《文选》，登采绝严，独于司马长卿取其三赋、四文，其生平壮篇略具，殆心笃好之，沉湎终日而不能舍也。”徐坚《初学记》卷二四《居处部》录武帝子简文帝萧纲《琴台诗》云：“芜阶践昔径，复想鸣琴游。音容万春态，高名千载留。弱枝生古树，旧石抗新流。由来递相叹，逝川终不收。”武帝对司马相如的热爱当对其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古代一些正史、地理书记载了相如县与司马相如之间的关系。如《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云：“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10]（1674页），《宋史》卷八九《地理五》“相如”注：“以南有司马相如故宅而名。”[11]（2224页）在地理书方面，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卷一据《纪胜·顺庆府》记云：“相如县，周闵帝省县。”[12]（1067页）又据《纪胜·果州》记云：“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五里，居滨嘉陵水，有台名相如琴台，水北有相如坪。”[12]（1067页）其后，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六《潼川府路·顺庆府》“司马相如”注：“《元和郡县志》：在相如县南三十五里，居滨嘉陵水，有台名相如琴台，水北有相如坪。……《十道志》云：相如有别业于此。”[13]（4237-4238页），“弹琴台”注：“《十道志》云：左滨西汉水，丛薄蔚然，名相如琴台。”[13]（4234页），“洗笔池、卓剑水、舞剑台”注：“皆司马长卿故迹。按县令韩振《记》云：世传琴台镇乃长卿之别业也，光圣寺乃长卿之故宅也。”[13]（4234页）欧阳态《舆地广记》卷三一《梓州路》云：“上相如县，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西魏废郡，置相如县。县南二十里有司马相如故宅，因以名焉。隋属巴西郡。唐武德四年来属。有琴台镇、龙角山、嘉陵江。”[14]（908页）《太平寰宇记》卷八六《剑南东道五·果州》云：“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废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6]（4页）以上材料均有力地证明了相如县的设置与司马相如有关，其史料价值不容低估。
从不少文人的作品中可看出，在明代之前，古相如县为司马相如故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全唐文》卷一三四载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祭司马相如文》云：“维大唐贞观元年，岁次丁亥，五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相如县令陈子良谨遣主簿谯悦赍桂醑兰骰之奠，敬祭故文园令司马公之灵：惟君夙敏，雅调雍容。含章挺生，慕蔺斯在。题桥去蜀，杖策入关。终倦梁园之游，还悦临邛之客。杨意为之延誉，王孙以之开筵。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金门待制，深嗟武骑之轻；长门赐金，方验雕龙之重。及乎茂陵谢病，游岱无归，空留封禅之书，遂感宸衷之悼。是知声名籍甚，绝后光前，厥迹犹存，余芳无泯。予忝宰兹邑，似觌遗尘，抚事怀贤，实劳寤寐。夫游九原者，慕随会而增悲；望魏都者，伫侯嬴而顾步。仰惟往彦，差拟其伦，缅彼风猷，载深长想。至于蘋蘩可荐，黍稷非馨，庶降明灵，幸垂嘉佑。神其如在，希能飨之！”[15]（1354页）陈子良（565-632年），吴人，著名学者、诗人。隋时为杨素记室，入唐后官右卫率府长史，任太子李建成学士，后徙相如县。贞观六年，卒于相如县令任上。《舆地纪胜》卷一五六《潼川府路·顺庆府》“唐相如县石龛佛像记”注：“在县治，县令陈子良撰。”[13]（4241页）《全唐文》卷一三四收录有陈子良六篇文章。其中，《平城县正陈子斡诔并序》写于相如县，乃陈子良于贞观六年二月十日夜梦见亡弟后所作[15]（1352-1354页）。《祭司马相如文》作于贞观元年（627年）五月，距梁天监六年设置相如县仅一百二十年。从“厥迹犹存，余芳无泯。……似觌遗尘，抚事怀贤”等语，可知司马相如故宅直到唐初时依然存在。陈子良是隋唐之际颇有影响的文学家，他以相如县令的身份亲自撰文祭奠乡贤司马相如，这一行为本身便很能说明问题。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八《名胜记第二十八·川北道》“蓬州”条载：“今州有相如祠，宋王俦以旧本长卿像图于祠壁，祠成，为《记》略云：‘伏念长卿杰出于西京文章极盛之际，至今薄海内外，人无贤愚，皆知有长卿。言语之妙，若揭日月。俦尝过县之琴台，乃《图经》所谓长卿故宅者，一时遗迹，彷佛尚在。’又谓：‘县虽僻左，而江山风物可乐也。从其人游，皆好学，能文章，亦有所自来矣。’”[16]（354页）王俦，《宋史》卷四五三有传。《四川通志》卷七上《名宦》“王俦”注云：“字尚友，平阳人。乾道中知乐至，廉洁谦恭，宽民严吏，民立生祠祀之”[17]（314页）。据《蜀中广记》所录王俦《相如祠记》，宋时，相如县建有相如祠堂，相如故宅遗迹直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年—1173年），仍未完全湮灭。相如故里人士好学、能文，而其源又在于司马相如的影响，这也说明了相如县与司马相如的特殊关系。
事实上，明代之前，在司马相如为“蜀郡成都人”之说盛行的同时，人们亦普遍接受古安汉县为司马相如故里的说法。如《全唐诗》卷五三九载李商隐《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诗云：“梓潼不见马相如，更欲南行间酒垆。行到巴西觅谯秀，巴西惟是有寒芜。”[18]（6174页）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四《剑南东道三·剑州》记载：“长卿山在县南五里，旧名神山。按《图经》云：唐玄宗幸蜀，遥见山上有窟，近臣奏此汉司马相如读书之窟，敕改为长卿山。”[6]（6页）谯秀，字符彦，巴西西充（今四川省阆中县西南）人，谯周之孙，以志向高洁著称于世。李商隐此诗为我们透露出这样一条重要的信息，即他是把司马相如当作原梓潼郡所属相如县之乡贤看待的。又，《全唐诗》卷五三九载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18]（6161页）卷五四○《寄蜀客》诗云：“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18]（6199页）从两诗所用典故可看出，李商隐又受到《史记》所载相如事迹的影响。推而广之，在明代之前的文人看来，相如县为相如故里的说法与相如为“蜀郡成都人”的说法是同时并存、并不矛盾的。
值得一提的是，相如县被废除之后，一些文人仍能明了司马相如与蓬州的渊源。如清道光年间所编《蓬州志略》卷九收录有明人卢雍、清人洪运开等人的诗作，卢雍《谒长卿祠》诗云：“蜀中人物称豪杰，汉室文章擅大家。此地卜居犹故迹，当时名县岂虚夸。琴台积雨苍苔润，祠屋滨江草树斜。莫问少年亲涤器，高风干载重词华。”[19]（123页）《琴台夜月》诗云：“县废名犹在，琴亡台未荒。临邛卖酒处，千载共清光。”[19]（124页）同名诗云：“相如一去已年年，县废台空名自悬。莫道当垆花影尽，至今皓魄尚娟娟。”[19]（124页）洪运开《琴台夜月》诗云：“汉相班班挺壮猷，长卿才调也风流。梁园客至联今雨，巴国人传此旧游。古佛一龛泉响激，暮山千叠月轮秋。清光应照闺中妇，尚恐婵娟感白头。”[19]（125-126页）据此，明清时，相如祠依然存在，相如琴台也未荒芜，相如对蓬州人仍有着较大的影响。又，清人方旭所编《蓬州志》卷下收又录有清人姚莹所作《蓬州诗》，诗末云：“司马昔有城，平原实治所。仰依名贤迹，开卷聊对语。”[20]（127页）民国时所修《蓬安县志稿》卷一二《文征》收录有清人伍联芳《蓬州城感怀》诗，诗末云：“长卿去后唯陈迹，文雅何年复古风。”[21]（129页）
应该指出，上引诸诗的作者均与蓬州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卢雍曾担任四川学政，到过蓬州，洪运开、姚莹担任过蓬州知州，伍联芳则为蓬州本地人，故他们了解相如县的来历，了解相如与蓬州的特殊关系。但从总体上来说，随着古相如县名的消失，人们对相如县的来历、司马相如与蓬州的关系等，已逐渐遗忘，或知之甚少。如在清以后编撰的南充、蓬安志书中，“流寓”、“侨寓”等字眼充斥其中，这明显是受《史记》说法影响所致。民国年间所编《蓬安县志稿》中，“流寓”、“故里”等字眼同时出现。可见，有关编撰人员心中是有疑惑、矛盾的[22]（7页）。
据目前所知，明人曹学俭是相如县被废除后首次明确提出相如县为司马相如故里的学者。他在《蜀中广记》卷五四《蜀郡县古今通释第四·川北道属·蓬州》中指出：“梁天监中置。相如县，长卿桑梓也。”[16]（734页）曹学佺曾担任四川右参政，迁按察使，《蜀中广记》当作于他在蜀中任职之时。《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史部地理类三》称其书“搜采宏富，颇不愧广记之名。……谈蜀中掌故者，终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薮也”[23]（627页）。又，清人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卷七《相如故迹》中指出：“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人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24]（471页）王培荀为清代饱学之士，他在四川为官十四年，踪迹所至，遍及巴蜀。蔡振武《序》称其书“凡蜀人士及游宦于蜀者，嘉言懿行，志乘所缺，无不摭拾而存之，以至异物、殊俗、轶事、隽词悉识焉”[24]（1页）。他们的说法是建立在较为可靠的史实以及自己亲身闻见的基础上的，决非向壁虚构，并给后人以较大的启发。
实际上，在明代之前，所谓司马相如的故里问题，是不成其为“问题”的。而自从明代废除相如县之后，人们普遍拘泥于司马相如为“蜀郡成都人”之说，对相如与蓬州之间的关系已不甚了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如故里问题，才被曹学佺等人当作一个“问题”，郑重地提出来，以期澄清历史真相。
二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司马相如的故里问题，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史记》的说法进行一番研讨。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称“采其尤著公卿者”，“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11]（3073页）。《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云：刘炫“乃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7]（1722页）刘知几《史通》卷九《序传》云：“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按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於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25]（256-257页）同书卷一六《杂说上》云：“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更无改夺。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25]（470页）据此，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有开创之功。其《自叙》“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也就是说，《自叙》并未涉及到相如家族来源、祖籍、出身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而司马迁“因录斯篇，即为列传”，对此未作补充说明。班固沿袭《司马相如列传》，亦未作任何改动。
在刘知几生活的时代，司马相如《自叙》仍保存完好，因此刘知几能够把它与《司马相如列传》进行比较，他得出的结论应是比较可靠的。在刘知几之后，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司马相如曾自叙为传，司马迁以此为蓝本，撰成《司马相如列传》（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汉司马相如集·自叙传》附言云：“余谓此传果马卿自作，安得有相如已死，天子遣所忠索书？又安知没后数岁，上始祭后土及礼中岳事乎？然则自叙传应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为止，此后别有结束，惜今不传。而‘天子曰’以下，还是太史公补足之。近世学士谓相如集中传乃校集者取子长所作附之，非其自笔。然《史通》序传一章，详言作者自叙基于骚经，降及相如始以自叙为传。《史通》之意直以后人序传皆作祖于相如，断非影响，而俗儒多以亡奔涤器等事，胡不少讳，以此为非马卿笔。不知马卿正自述慢世一段光景，委曲周至，他人不能代之写照阿堵中也。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坚、子长皆自叙风流，传芳末世。则言此文之出相如手，非一人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八《前汉书》云：“传中终言相如卒后之事，则非止录自叙也。”针对《司马相如列传》末尾所写相如卒后之事，刘咸炘《汉书知意》解释道：“要卒后之言，自是马之所加，不害其余文之本自序也。”（《推十书》第二册，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96年，第1320页）这一解释是比较合理的。）。而了解司马相如《自叙》以及它与《司马相如列传》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探讨相如故里不无裨益（注：在2002年10月召开的“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李大明在探讨相如故里问题时提到了《史记》的记载与司马相如《自叙》之间的关系。他在提交的论文《相如辞赋与楚辞》后所录《附记》中对此问题亦作了阐述（参见《巴蜀文化研究》第一期，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07页）。受其启发，一些学者在探讨相如故里问题时，多能注意到《史》传与相如《自叙》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司马相如的祖先当来自中原，而非巴蜀土著[8]（7页）。《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详细记述了司马氏的起源：“昔在颛顼，命南王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周宜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
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于殷。汉之伐楚，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1]（3285-3286页）司马迁在序中道出了司马氏先世原居中原的历史事实，这对于我们理解相如“祖先所出”，当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由于史载阙如，我们无法窥知司马相如先世入蜀的具体行程。幸运的是，《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扬雄祖先从中原迁徙人蜀的过程：“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2]（3513页）据前引材料，《扬雄传》乃以扬雄《自叙》为蓝本，具有较高的信实度。而此条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司马相如先世由中原迁居蜀中的历程不无好处。结合《太史公自序》，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司马相如先世由中原迁移蜀中时，可能曾定居安汉县，成都乃相如最后落籍之地。李大明先生指出：“司马相如的先世曾居古相如县（西汉时属安汉县），相如少时亦居于此。后居成都，而《自叙》所记自此始，即刘知几所谓的‘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故自言‘蜀郡成都人’，而‘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了。”[26]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在探讨司马相如故里问题时，应当认识到相如《自叙》是有所侧重、有所取舍的。我们似不能因为《史记》阙载，就断然否定司马相如与古安汉县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司马相如《自叙》并未提及他与安汉县的关系，但其传世之作却为我们探讨其故里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如四川师范大学王启涛先生在考察相如赋的用词情况后发现，相如作品中使用了不少四川方言词，其中一些为川东方言。这些语言迹象为探讨司马相如与古安汉县的关系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线索[27]。
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对相如故里问题的探讨与认识也与一般“利用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和地名的演变为本地增添名胜的事例”（注：蔡东洲在《严颜三墓考论》中认为：“利用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和地名的演变为本地增添名胜的事例在地方志中屡见不鲜。……司马相如为成都人，明载于《史记》，而蓬安因曾叫相如县和有琴台、故宅等‘遗迹’，坚持认为‘实今之蓬州人’。”见《巴蜀文化研究》（第一期），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67页。）有着本质的不同。相如故里问题是在钩稽史实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古人的表现。同时，这一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对于当今辞赋学研究，尤其是司马相如研究有着较高的价值。此问题决非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故里之争，它所涉及的领域是较为宽广的。研究这一问题，既有助于弥补司马相如生平事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还可推动相关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司马相如产生之巴蜀文化背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汉代巴蜀文人的成长历程等均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