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事迹论文,探微论文,金圣叹论文,生命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0）06－0125－07
明末清初奇人金圣叹（1608—1661）著述现存者甚丰，然别集仅有清抄本《沉吟楼诗选》一种传世。在该书“七言绝”体类中，有这样一题组诗值得关注，即《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卧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1]（pp.65—67）。组诗共七章（以下简称“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章诗），第三、四、五章分别“为虞山”、“为曙戒”、“为季贞”所作，文中根据需要再作征引；首尾各二章关涉“快饮达旦”事情始末，故先抄录于下：
珍重千声始下楼，苍茫一点又来舟。诸天天眼微微笑，昏黑重须到上头。
何处墙头不见来，谁人袖里放教回。大呼秉烛忙迎看，白面青眉天下才。
歌长烛短客如泥，遮莫邻鸡四面啼。一滴不胜重拍满，明朝各不解东西。
杨柳今朝北去船，杏花明日仲春天。承君问我归何事，白昼关窗只是眠。说“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章诗需加注意，除了所涉之人或是当时已声名藉藉的明遗民、文选家（阎修龄、张养重、姚佺），或是已在及稍后便在学界文坛取得斐然成绩之硕儒俊彦（丘象升、丘象随、阎若璩）；还在于此题组诗揭示出圣叹人生末期一次重要的交流活动，可填补其事迹研究的一段史实空白。
然而，要确证此诗写作时间，也绝非一蹴可就之事，虽然并非没有捷径可寻。即就此诗题目而言，提及的六人今有年谱易见者为《阎潜丘先生年谱》，是嘉、道间人张穆（1805—1849）编著。他据谱主长子阎咏所撰《行述》，记载阎若璩（字百诗）于顺治十五年（1658）“以病尝就医镇江，特延李宝应叔则先生偕行……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语辄诎，逡巡别去”[2]（p.21）。此则史料经张慧剑先生（约1904 —1970）《明清江苏文人年表》首次征引[3]（p.680）后，已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如《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年谱》即于此年下著录圣叹事迹：“正月，阎若璩及其父来游，作诗为别。”并引抄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和金氏《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1]（p.64）及本文上引诗作参证。
据当事人之一的年谱，固为诗文系年之捷径，但有时也可能令人误入歧途。即就已知线索来看：阎若璩年谱明言该年“就医镇江”，未及曾有苏州之行；明言“特延李宝应叔则先生偕行”（李楷，字叔则，陕西朝邑人，清顺治二至三年官扬州宝应知县，后留滞江南），未及侍父牛叟同游之事；明言“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由苏州来镇江），未及阎氏乔梓“来游”吴门之举。故金圣叹与姚、阎、张、丘诸人之会的准确系年，尚需另辟蹊径。
除了年谱之外，金氏所会诸人有别集传世者，尚有张养重《古调堂集》、丘象升《南斋诗集》、丘象随《西轩纪年集》（各种人名辞典多沿《清史列传》之讹，误作《西山纪年集》），尤以首尾两种稀见，博雅如邓之诚（1887 —1960 ）著《清诗纪事初编》、 袁行云（1928 —1988）著《清人诗集叙录》，于二书皆未著录。《古调堂集》不分卷，仅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丘象升刻本。在该书一百十页，收其《粤游春别》七绝一首，乃寻常酬赠告别之作，无足重轻；然诗前有一小序颇具价值，它使本文对金氏“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章诗写作时间的精确考证由难变易。序曰：“辛丑正月，再彭观梅光福。二月，余与丘子曙戒有粤行。道出姑苏，相遇于虎丘，置酒言别。同集者姚山期、金圣叹、曙戒弟季贞、再彭子百诗，暨镜怜校书。”此序较之金氏诗题，提供了两个新的信息：一、阎氏父子“观梅光福”乃在辛丑即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它有助于将《沉吟楼诗选》中《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及《牛叟阎子游玄墓，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之六》[1]（pp.83—85）的创作具体月份明确下来（邓尉，山名，在苏州府城西郊七十里光福里；因后晋郁泰玄葬此，一名玄墓）；二、同年二月，张养重和丘氏兄弟始“道出姑苏”，得与金氏诸人相遇。那么，联系金氏诗题中“廿三日既成别矣……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云云，可证虎丘欢会事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圣叹此诗（亦即此事）系于正月或二月，表面看来仅一月之差，似无关宏旨；但具体到此年此人却关系甚大，下面再予申说。
张养重《粤游春别》诗序固然为金诗系年提供了一把锁钥，然欲详知诗中所言之史实即欢会过程，仅凭金、张二诗则仍然难以解决问题，尚需引入丘象随《西轩纪年集》有关作品，并取圣叹、虞山诸作互参，始有可能略解金氏“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章诗。
《西轩纪年集》从无刻本，仅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抄稿本一种传世。所收皆诗，不分体，不分卷，以时为序，年各一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著录为“五十卷”[4]（p.1034）， 其实此本已缺多集了）。在《辛丑集》中收《泛虎丘》一首，所幸已非言简意略之七绝，而是五言八十四句中篇叙事诗，详细歌咏了二阎、二丘、张、姚、金诸人虎丘欢会之经过。文献珍稀，得之不易，拸录于后，以享学人：
西轩纪年集·辛丑集·泛虎丘
是时送家兄曙戒，同张虞山道经虎丘，阎再彭、百诗寓焉，访之。
即邀同姚山期、金圣叹、僧闻善，泛舟山下；达旦，复携妓镜怜再泛。
操舟千里来，送客越江去。昨夜过梁溪，欲改南昌路。中道不回帆，且一登玄墓。
昔我未出门，阎子约此聚。久要未可忘，况看梅花树？梅花积雨消，故人亦迁寓。
西寻虎丘山，滑滑多沮洳。拾级上讲台，寒烟迷四顾。纡殿长廊折，一僧忽大呼。
但闻淮人音，掉首即前步。相随曲径深，握手故人住。是时松龛下，先已高朋具。
姚子别经年，长揖快良晤。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
旧交与新知，一心欢参互。逡巡进春岕，清啜增幽趣。依槛纵远望，云峰如奔赴。
阿兄意气豪，群邀下阶阼。画舫张明灯，美酒出野渡。曲曲后山摇，万绿搅苍雾。
一杯犹高拱，三杯率真素。盘礴相欢呶，忘形无礼数。逼侧舍扁舟，复陟山高处。
席地借佛堂，解貂恣重醵。下临可中亭，鹤涧东窗布。山暝静逾深，竟夜酣盘踞。
泠然晨钟闻，未散天欲曙。卜夜何足欢，平原风当溯。春天苦不晴，意兴难轩翥。
还桡半塘浮，彼美忽焉遇。宛转娇蛾眉，细腰新柳妒。狎之联锦缆，再倒槽床注。
四座群无声，清歌入云驻。张子迥风流，屡顾曲中误。高烛照瑶琴，为鼓求凰句。
悠悠微月佳，娟娟清光吐。竞作镜怜诗，含悲独殷庶。盛会从不长，旅境岂久据。
矧伊琼海涯，何以能乐孺。行行上游送，归欤阎子赋。当宴折杨柳，空江冷春露。
综合上引金、张、丘三人诗作，似已可得此次聚会之基本事实：顺治十八年春，因连日阴雨联绵，金圣叹、姚山期和阎牛叟、百诗父子困于苏州城西南郊之虎丘山寺，至二月二十三日已珍重告别，忽得张虞山和丘曙戒、季贞昆季来访阎氏。旧友新朋，率尔相遇，佛堂画舫，痛饮至晨，招伎唱曲，泛舟山塘，老夫少壮，共发其狂，可谓尽一时之欢。至于众人何以敬“阎子”，丘、张何以有“粤行”，圣叹何以“滞”虎丘，欲得其情，尚需费些笔墨，对相关诸人作一交代。
阎牛叟（1617—1687），名修龄，字再彭，牛叟其号。祖籍山西太原，自高祖之父始居山阳（今江苏淮安）。世“业盐筴，迁淮西后，世称素封”[2]（p.3）。崇祯八年（1635）为诸生，明亡“聚儒衣冠而焚之”，从此遁世隐居。一时遗民如黄冈杜濬、太原傅山、南昌王猷定、宁都魏禧、铜山万寿祺皆与之交，牛叟“下榻相待……于世味泊如也”。诗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2]（pp.9—11）， 惜无专集留存。牛叟与圣叹之交谊，向无记载，从金氏《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之二“山下春流泯泯深，送君一片古人心。自从李白闻歌后，不见汪伦直到今”[1]（p.65 ）和“珍重千声始下楼”诸句，足证阎、金二人友谊淳厚、情“深千尺”，直逼古之李白与汪伦。此年金圣叹五十四岁，阎牛叟四十五岁。 百诗为其子若璩（1636 —1704）之字，号潜丘（后以经学名世，学者尊称为潜丘先生），此年二十六岁。金诗所谓阎修龄“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学山者即赵执信《饴山文集·潜丘先生墓志》所云“山阳城东南之学山墩”，据遗民方文（1612—1669）康熙元年（1662）作《
山续集·学山草庐歌赠阎牛叟》的描述，乃阎氏祖茔及牛叟庐墓之所。
张养重，字斗瞻，号虞山，山阳人。生年有两说：一云为万历四十五年[5]（p.371），则与牛叟同庚；一云为后三年（1620）[3]（p.454）。卒于康熙十九年（1680）。明崇祯十六年（1643）诸生，入清隐居，与同里张养重、靳应升结望社，唱和甚殷，顺治四年（1647）有《三子秋心》之集问世。卓尔堪（1653—？）《遗民诗》评其人其作是“侠骨文心，蚤有令誉，晚年诗益豪、品愈洁”（卷三作者小传）。此年因随丘象升幕游琼州（辖境相当今海南岛，清属广东，故张氏诗题为“粤游”）而至苏州。自琼归后，戴一椰子冠，遂号椰冠道人（参方文《山续集·椰冠道人歌》）。近年所出《明遗民传记索引》署其字号为“柳冠”[6]（p.164），“柳”字疑为误植。
丘象升（1629—1689），字曙戒，号南斋，一号积公（注：此号未见今人著录，清初刻《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卷一、卷三大题下署“积公丘象升曙戒”“同评”或“辩注”。），亦为山阳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十六年官至翰林侍讲。次年因事左迁，外调琼州通判。赴任途中，道经吴门，此年三十三岁。其弟象随（1631—1701），字季贞，号西轩，一号思道人（注：此号未见今人著录，清初刻所编《淮安诗城》“凡例”落款为“西轩思道人”。）。清顺治十一年（1654）拔贡，此年三十一岁，因送兄赴粤而远至江南。象升“少与弟象随以诗文名于时，道德相资”（《碑传集》李澄中《侍讲丘公象升传》），时有“二丘”之目[7]（p.5725），故圣叹以“白面青眉天下才”相赞许。象升以清华显贵翰林之官，外补穷僻蛮荒副贰之职，“开词林未有之例，同于迁臣谪官，必有排挤倾陷之者”[8]（p.543），然身后传志不言其故，仅云“人皆为公惜之”（王士禛《丘公墓志铭》[9]（p.281）），或系触犯当朝，深有隐情，不便明言；“或有所劫，不敢言也”。然“使他人当之，必且抑塞偃蹇，而象升勤于吏事，其诗深情一往，多友朋酬答之作。一时名士，无不交好，怀人诗六章，独拳拳于金堡、阿字、龚贤、张养重，皆高逸也，平生寄托可知”[8]（p.543）。
丘氏兄弟的情致风采，不仅从象随《泛虎丘》“阿兄意气豪，群邀下阶阼”、“席地借佛堂，解貂恣重醵”等诗句已见一斑；在圣叹“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章中，其“为曙戒”、“为季贞”所作诗，对二丘亦是赞许有加：与曙戒诗内涵对其谪贬荒陬的同情，却正话反说，以调侃口吻出之，“一语语君君欲笑，不教君去不生君”二句，话语诙谐中自含劝勉宽慰之情，写出了丘氏的心胸豁达和金、丘二人的灵犀相通；与季贞诗“不惜低声讽惠连，送过千里已应还，放他今夜天涯梦，梦作池塘第一篇”云云，用南朝宋谢灵运因梦族弟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之典，既巧妙地暗以“大小谢”比拟文采风流的丘氏二难，又风趣地劝说季贞送兄千里终有一别，为其胞泽情深所感动。
除了五位远道而来的淮安人士外，此次聚会还有一人值得一说，即金、张、丘诗诸题皆置其于显位的“姚山期”。山期名佺，不见于今人所编各类人名辞典，近年出版以著录清人之丰而闻名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亦查无其人。广收博采如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于《明遗民》卷虽据《明诗综》录其佚诗《闻鹃》一首，然于其小传，亦仅言“字仙期，浙江秀水人”[10]（p.1148）；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著录其字号籍贯为：“仙期 辱庵 口山贞逸
山期 浙江绍兴”[6]（p.107）。两家记载在今人著述中可谓填补空白，然亦有可议之处。钱氏云云，当从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而来，唯略去“居于吴”三字，则为不当。谢氏记载姚佺其号为“口山贞逸”，源自佚名朝鲜人撰《皇明遗民传》，而该书姚传全不出姚氏自撰《诗源初集》“发凡”第五则及《静志居诗话》之外。然据《诗源初集》自序落款印章，可知“口山贞逸”实乃“山贞逸民”之讹；至于籍贯绍兴之说，系沿卓尔堪《遗民诗》卷四作者小传之说，当为嘉兴之笔误。（注：秀水县旧与嘉兴县同城而治（入民国并入嘉禾县，又改嘉兴县，今为市名），故旧时秀水人或可称嘉兴籍。）。下据有关史料，对其基本事迹予以勾勒：
姚佺，“旧字仙期”，“一字佺期”，后改字山期（《诗源初集》凡例），号辱庵（《诗源初集》卷一大题下署“吴越姚佺辱庵删定”），别署山贞逸民、石耳山人（《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凡例落款“石耳山人姚佺”）。原籍秀水，寓居苏州，遂自称“吴越人”（《诗源初集》自序署“吴越人姚佺撰”），友朋径视之为吴县人（《西轩纪年集·戊戌集·春雨怀友》诗末小字注：“姚山期佺，吴县人。”）。明万历间生人，天启年间从吴县周顺昌（1584—1626）学（注：丘象随《春雨怀友》之二诗第五句“气节自存周吏部”注曰：“山期为忠介公弟子。”《诗源初集》“吴之三”周茂兰（1605—1686）《泾南小筑》诗末姚佺评曰：“此吾师周忠介公筑也。”）。周顺昌（茂兰为其长子）天启初官吏部员外郎，二年（1622）即告假南归。因忤魏忠贤，于六年（1626）逮京被杀，后谥忠介。既为顺昌弟子，其时当在周氏自吏部乞假归休之后（如果姚佺当时年约二十岁，其生也就在1602至1605前后）。明崇祯时入复社（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其为“复社旧人”），入清为遗民，“以振兴风雅为己任”（卓尔堪《遗民诗》），从事诗歌编选出版之业。其所编纂，传世者有“笺阅”唐人别集《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4]（p.104），编选明人“丛编”《皇明四杰诗选》二十四卷（选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诗各六卷）[4]（p.1520），编选清初总集《诗源初集》十七卷[4]（p.1595），皆为国之善本。所辑《诗源初集》，因入选均属明末至清顺治时人之作，作者以明遗民居多，作品直咏明末清初时事者甚夥，即卓尔堪所谓“多沧桑之感”者。故该书不仅文网严锢之乾隆朝被列入禁毁之列[11]（p.130），即在问世之初便已遭宵小攻讦，险遭不测。（注：丘象随《西轩纪年集·甲辰集·哭姚辱庵》次联“才名犹惹妒，心血竟生燃”注曰：“山期有《诗源》一选，为时辈所疾，将发大难。余劝姚氏燬其板，祸始寝。”据此可知，今传所谓“清初抱经楼刻本”《诗源初集》，必为顺治刻本。）。平生交游满天下，本文所涉山阳诸人皆其旧友：《诗源初集》“吴之三”收张养重、阎修龄诗各二首；与丘氏兄弟不仅是多年至交（《西轩纪年集·癸巳集》已有《送姚辱庵之中州》等诗三首，时在顺治十年），在文学事业上亦是相濡以沫（注：姚氏曾为象随《西轩纪年集》、《淮安诗城》撰序，象升、象随在《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中分别参与卷一“同评”、卷三“辩注”和卷一、卷四的“辩注”，并刊行其书。）。至于姚佺与金圣叹的关系，两人既同城而居，又皆为选业名家，必相识已久；友情之深，可从金氏《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之一》窥其崖略：“不因风雨滞连朝，岂有星辰聚此宵。方悟毛诗真妙笔，篇篇风雨说萧萧。”[1]（p.85）因为能与好友彻夜聚首，那原本是令人心烦意乱的萧萧风雨，也成了恰符心愿的天作之合了。
从金圣叹史实研究的角度看，将其“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章诗及有关唱咏之作综而析之，可对金氏其人在以下几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一、交游。如果说圣叹交游考论在其整体研究中向为薄弱环节，金氏与明遗民的交往更是鲜有涉及的弱中之弱。其实，他不仅与众多遗民关系密切（此外尚有王学伊、尹民兴、沈起、徐崧、徐增、盛王赞、陈济生、蔡方炳、鲁钊、钱光
等），而且与其中部分人士声气相通、情谊深厚。二、风貌。金圣叹时人多目之为大言无忌的纵酒狂士，而从丘象随《泛虎丘》“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旧交与新知，一心欢参互。逡巡进春岕，清啜增幽趣。……一杯犹高拱，三杯率真素。盘礴相欢呶，忘形无礼数”的直观描述，可见金氏实为温文儒雅之谦谦君子，只是于挚友亲朋之间，不讲虚礼、不尚矫饰，唯倡真率自然而已，或者可从一个侧面印证金氏友人徐增（1612—？）所谓“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生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才子必读书叙》）。三、曲学。圣叹的曲学造诣，正如同时之李渔（1618—1680）所云，“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堪称戏曲作家知音；然亦自有一短，既“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闲情偶寄·词曲部·填词馀论》）。也就是说，李笠翁认为金氏精通戏曲文学而未谙演唱艺术。此点从《泛虎丘》诗咏艺伎杨镜怜歌舞一段，亦可侧面看出：“宛转娇蛾眉，细腰新柳妒。……四座群无声，清歌入云驻。张子迥风流，屡顾曲中误。”于歌伎演唱频频纠谬指误者，乃风流诗人张虞山，而非才子曲家金圣叹。此中景象，正可与笠翁所云互见。
才士金子未做顾曲金郎者，固然与其艺术造诣之偏重有关，抑或受制于此时此地之心情而无意于此，亦未可知。前此已确证此次虎丘之会时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次日晨（1661年3月23至24日）， 前此亦已指出这一时间与金圣叹关系重大，那么此其何时？乃当年震惊天下之哭庙事件爆发后之二十天也。据《辛丑纪闻》、《哭庙纪略》诸书载，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日，世祖哀诏至苏，官府设幕哭临，吴县诸生数百人因不满县令任维初暴戾贪酷，群哭于文庙，复至府衙跪进揭贴。巡抚朱国治袒护任令而捏词捕生，先逮十一人，金氏不在其列；后因惊动朝廷，钦差满洲四大人赴江宁，于四月二十六日增捕圣叹等七人，并于七月十三日将其杀害，此即史称十八诸生哭庙案之概略。哭庙事发后，以四月二十六日被捕为界，金圣叹事迹此后者历历可见，此前者语焉不详，唯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哭文庙，构成狱，避匿僻所。卜满百日可脱灾，及三月，定稿（指其评书——引者注）仅欠一日……旋为访拿，抵案陷辟，正落百日之厄”诸语约略道及。毛氏虽为圣叹乡人，然因其生也晚（嘉庆二十三年举人），且语涉荒诞，史实可靠性自生疑问，故所言遂不为今人采纳。然“抵案陷辟，正落百日”固属妄言（注：据郑鹤声先生《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顺治十八年的二月四日（3月4日）至四月二十六日（5月24日），连头带尾始八十二天。）， 但参与哭庙后“避匿僻所”却是于诗有征的。此所谓“诗”，即金、丘、张诸人歌咏虎丘相会之作。虎丘，位于苏州府城之西北郊七里，沿山塘河可从西北阊门泛舟直达。山有云岩寺，遍布名胜古迹如生公讲台、可中亭、白莲池、养鹤涧、悟石轩（即金氏“快饮达旦绝句记之”诗题中钞本误作“卧石轩”者）、剑池、千人石等。圣叹家居苏州城西憩桥巷（清吴翌凤《东斋脞语》），离虎丘也就十里左右，且具舟船之利，张一油纸伞或披一蓑笠衣，伫立船头，便可悠悠回城矣。何至于因连日春雨即留滞山寺“甚久”？若非为“避匿”计，则令人费解。再看金氏“快饮达旦绝句记之”诗之七，后两句“承君问我归何事，白昼关窗只是眠”，看似平平淡淡的问答，置于这特殊的事件或时间背景下，便既可看出姚、阎诸友对金氏此后命运的关注和担心（可与组诗首句“珍重千声”对读），也表现出圣叹对好友忧虑的宽慰和消声遁迹的打算。不过可能是风声渐紧的缘故，此时的他，已无前些日子陪阎牛叟观梅邓尉时“不是春风已九如，关门对雨注残书”[1]（p.85）的从容心境，情绪已显低落了。 从对雨注残书到关窗只是眠，流露出诗作者心绪意志的消沉和前途未卜的惆怅。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不知此次虎丘之会后金圣叹是否立即返回城里，亦不知其至四月二十六日被捕之前还有何等重要举动，根据现有文献分析，只能知晓此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金氏以年过半百之人，与新老朋友卜夜尽欢、畅饮达旦，堪称是其人生之旅中的最后一次欢会；虽然临歧分手之际流于感伤和略显低调，但亦无损其一生纵酒著书之才子风范。至于其馀诸人，此后事迹略可一提的有：姚佺次年（康熙元年壬寅，1662）逝世（注：姚佺友人孙枝蔚（1620—1687）《溉堂集》前集卷五《哭王于一》诗后为《挽姚山期》二首，王猷定（字于一）即逝于1662年；另《溉堂集》续集卷三康熙九年（1670）“庚戌五言古诗”《述梦》序曰：“山期之逝，且近十年。”），挚友在悲伤之馀皆庆幸其能得善终：“仇人翻有恨，狂士幸全归”（孙枝蔚《挽姚山期》）、“李白身终保，祢衡赋尚传”（丘象随《哭姚辱庵》）。同年，象随重游吴门，故友已逝，悲从中来，作《感逝》诗兼吊金、姚二位：“隔岁吴江重泊处，低回不尽故人伤。曾经彻夜吟诗老，那复高歌对酒狂。挝鼓祢衡三尺血，逃禅苏晋九原霜。分明画舫山塘路，秋风秋雨只渺茫。”（《西轩纪年集·壬寅集》）其兄象升康熙五年（1666）补武昌通判，官至大理寺左寺副，“终不复原官”[8]（p.543）。后十馀年，象随中己未博学宏词科，历仕司经局洗马。阎若璩同赴宏博不第，晚年入圣祖皇四子胤祎（即后之雍正皇帝）府邸，为“新朝太子师”。后人或视此举“上惭经学大师之称，下负克家令子之疚”，有愧其父牛叟先生之“志行高洁”（陈去病[1874—1933]《阎牛叟先生传》[9]（p.195）。此种评价，杂有清末鼓吹排满复汉者之偏激在内，当否姑且不论。即以辛丑春日偕父与金圣叹邓尉赏梅、虎丘欢会等事观之，丘象升临殁刻成张养重《古调堂集》（王士禛《丘公墓志铭》[9]（p.281）），象随康熙三十三年（1694）手订五十年来所作诗（《西轩纪年集》自序），皆保留当年歌咏之作，无愧“深情一往”、“尤笃故旧”[8]（p.543）之赞；而阎若璩传世诸作中，不仅有关经历毫无记载，反而在其子阎咏所撰《行述》中，竟平添出五十一岁金圣叹主动赴镇江拜访二十三岁阎若璩并遭没趣之事。相形之下，令人于世态人心不免感慨系之。
收稿日期：2000-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