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主义的批判与当代哲学主题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哲学论文,主义论文,基础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基础主义的批判与传统哲学的困惑
从传统哲学的视角看，哲学探索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基础主义”的追求，而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则意味着对传统哲学的反拨，这种批判又直接导致了哲学主题的不断变化。
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首先是一种哲学信念、一种哲学共设，它确信：存在着或者必须存在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基础，并用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这种要求。罗蒂总结出基础主义的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一个理论基础；第二，这个基础由一系列特许表象即处于优先地位或者说具有真理和真象意义的表象构成；第三，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这个基础。（参见刘放桐，第626页）显然，在这里，基础主义与表象主义、真理符合论以及对客观性、合理性的极度追求是相互缠结而不可分的。传统哲学竭力追求和捍卫的基础，不仅奠立着整个哲学大厦，也支撑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大厦，给芸芸众生以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心理依赖。
尽管基础主义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想，但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早在哲学产生之初就已见端倪，可以说有基础主义就有反基础主义。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怀疑主义、英国经验论的怀疑主义以及康德对“物自体”的悬置、现当代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等，都表现出对基础主义的挑战和怀疑。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以前，这种怀疑的前提是认为有这样一个基础或需要有这样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和手段去把握、穷尽它，或者说，它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经验范围。那么，在今天看来，批判基础主义的真实意图和根据究竟何在？
传统哲学至少使后人产生了如下困惑：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他们建立于基础主义之上的知识王国、绝对理念王国、理性王国都在其身后遭到了质疑乃至坍塌，后人无法沿着他们的思想路径继续向前，他们承诺的“千年王国”既没有理论上的绝对确定性，又没有满足现实人生的实践品格。因而人们追问，对于绝对基础、绝对根据的追求究竟有何意义？究竟有没有绝对基础、绝对根据？既然这种追求是可疑的，那么哲学是否面临着终结？哲学的任务和功能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
这些困惑一方面把传统哲学逼入了死地，产生了信念危机、理性危机、哲学危机，另一方面也诱发、推动了哲学的转型和飞跃：叔本华批判理性主义而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而欲颠覆整个理性主义的基本信念；杜威批判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旁观者”立场及唯实论而要完成哲学的改造和社会的改造；海德格尔解构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表象主义，在“天地神人四重映射”中响应存在的呼唤而步入哲学的大道；维特根斯坦宣布哲学即“形而上学病”，正确的哲学方法将纯粹是去病的方法；德里达则要解构在场形而上学，解构标示着这些不变的存在的根本原则或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相信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持启蒙理性的锋芒；罗蒂对于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的彻底批判，促使他宣布传统哲学的死亡而走向了后哲学文化。
针对传统哲学的缺陷及其所引发的困惑，上述哲学家分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并给出了颇富创造性的解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对基础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由此不断变换着哲学主题，走向哲学的新天地。与对基础主义的批判相伴的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四种主题交替：后形而上学、语言哲学转向、理性定位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倒。伴随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之争的则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实用主义与非实用主义的斗争。同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总是与对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
二、反基础主义的几种路径与当代哲学主题的变化
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就其强烈程度和具体内容及做法等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并未彻底抛弃基础主义，主要是对其信念和做法有所修正和更新。这种类型我们称之为“非基础主义”，主要代表有尼采、波普尔和哈贝马斯。第二，对基础主义的基本信念和做法持否定态度，想要彻底抛弃基础主义，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因根深蒂固的“哲学乡愁”及其自身局限，最终从某种意义上又回复到了基础主义信念。这种类型我们称之为“温和的反基础主义”（参见卡弘，第 26页），主要代表有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第三，对基础主义的信念和做法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摧毁，彻底抛弃基础主义，宣布传统哲学死亡，强调哲学只有作为普通学科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这种类型我们称之为“彻底的反基础主义”，主要代表有德里达和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彻底与否及其最后的走向，是与哲学家及所属的学派对“基础”的把握、依赖或消解的情况息息相关的。
首先分析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几位哲学家的思想走向。尼采要挑战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宣布代表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孜孜以求的终极真理真善美的“上帝已经死了”，强调没有任何非人类的东西可给人类以目的和希望。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就是要用虚无主义解构这种理性主义传统，他着重批判理性主义这种把知识当作生命的仲裁者和目的的做法，从生命和权力意志的角度重新理解知识，用感性的身体代替理性的主体，变知识问题为生存问题，以破除传统理性主义的科学教条，实现哲学的转向，抗拒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对生命的压抑和侵蚀。但是，尼采最终用超人取代了上帝，用非理性生命本能的“基础”取代了理性的、逻辑的“基础”。
波普尔批判了基础主义的一个纲领性的原则，即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认为科学知识要成为客观的合理的就必须被证实，科学家能够通过给出一个对于他人如同对于我们自己一样有说服力的客观和合理的证实，最终成功地确立理论的真理性，从而获得“终极真理”的方法论思想。与此相反，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合理的不是因为我们证实了它，而是因为我们能够检验它，或者说因为我们能够证伪它。波普尔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用证伪原则修正、替代了基础主义的证实原则，给整个传统哲学以巨大的冲击，所以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理性主义”。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不仅改变了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颠覆了人们对知识性质的传统看法。
哈贝马斯对基础主义的批判与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同样极为深刻、细致。他对传统哲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但他始终相信可以达致统一的理性；他抵制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有效性”始终抱有忠诚。哈贝马斯反对传统的认识论将兴趣与认识相对立而排除在认识之外，强调“兴趣”先于认识并对整个认识过程有“基础”作用，同时还赋予这种作为认识基础的理性兴趣以实践的品格。他认为意识哲学已经被耗尽，“我们必须从意识哲学的方式转向交往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穷竭的症候”（哈贝马斯，第347页）。哈贝马斯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实现从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他相信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持启蒙理性的锋芒。
再来看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哲学家。杜威批判传统哲学的核心是元哲学(metaphilosophy)，他对哲学的性质、起源和对象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彻底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哲学产生于一种对生命在或然性世界中这一处境的回应，而不是对所谓绝对确定性的寻求。改造后的认识论通过试验性的认知理论取代了旁观者理论，他强调认知是一种“探究”，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但是杜威并未否定人的经验之外“无知性的存在”及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只是试图超越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
维特根斯坦后期强调确定性和正确性是相对的，是与集体实践、与共同生活形式紧密联系的。他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主张“把语言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的用途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途中来”。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一味地追求共同的本质、追求普遍性，这种追求是以语言和世界的唯一本质为基础的。他强调意义在大多情况下就是其用法，而真理和知识的意义也即它们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发现，即使同类的事物之间也有许多差异，并不具有我们设想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由彼此具有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的构造而组成的家族”。“语言就是游戏”，人类语言和游戏一样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在不同层面、内容和形式上交错重叠的“家族相似”。各种语言游戏是平等共存和有效的，无法从中获得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也无法获得共同“基础”。
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提倡“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他所说的“有根的本体论”。海德格尔反对传统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对存在的在场性的过度偏执。在他看来，“基础”是不可能给定的，通过直观或知觉就能认识的“基础”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无根基”的；一旦我们试图从先验主体性那里寻找“基础”，便会落入所谓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应当追问使存在存在起来的存在，赋予存在的生命实践以哲学的基础地位。海德格尔结束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知识优先的形而上取向，但他的反基础主义又与他在本体论上的基础主义相联系。海德格尔所说的“终结”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单纯中止、没有继续发展或颓败无能，“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Vollendung)”（海德格尔，第59页）。终结就是指达到一种“聚集”了各种可能性的“位置”。海德格尔把不在场的存在或虚无视为释放在场的存在的根源，他仍在追求人类与存在的关系的基础和根源，最终用动态的“诗化”的不在场的基础取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在场的基础。
正如罗蒂指出的，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早先都想拟定一条最终思想的新路，但在后期又都把自己早先的努力看成是在抛弃了那些用以掩饰欺骗的概念以后，维护某种哲学欺骗的企图，因此，他们三人在后期都摆脱了把哲学看作是基本性的康德式观点，而认为哲学多是治疗性的而非建设性的，是教化性的而非系统性的。他们都抛弃了“知识基础的观念”，放弃了作为可能学科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本身。他们“通过引入一幅幅新的地域（即人类活动全景）区划图而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革命的’哲学的时代”（罗蒂，1987年，第4页）。但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因极其关心个人而未能从社会的角度理解哲学史中“基础”的历史不同，杜威根据一种新型的社会观反驳了传统哲学的“基础”现象，他与哈贝马斯一样坚决反对“人类必须借助于某个非人类东西才能测量自己”的观念。
属于第三种类型的罗蒂和德里达都深谙基础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深感基础主义信念的虚假及现实危害。罗蒂和德里达努力探索当彻底丢掉了“基础”这一幻觉之后，哲学该何去何从，因此他们各自勾画的哲学前景极具启发性。在他们看来，没有了“中心”、没有了“基础”，人类的思想活动、学术活动非但不会陷入空虚，反而将会变得更为现实有效、更为活跃。
德里达的反基础主义是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开始的。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系列结构的更迭，其原型是将存在确定为“在场”，所有与根本法则、原则或中心相联系的名称都标示着对于某种不变的存在的追求，如理念、实体、本原、主题、生命力、终极目的、真理、先验性、意识、上帝等。他认为，解构实践不仅仅要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揭示形而上学的结构界限，而且还要显示体系内部的停滞和矛盾，并提出一种新思想的可能性。德里达强调，只有否定中心，放弃对“逻各斯”的依赖和信仰，才能挣脱二元对立结构的枷锁，走出“在场形而上学”的迷宫。德里达还以“文本之外，别无它物”为口号，强调符号的意义由无数缺席的符号的对立和差异显示出来，否认语言中心论，进一步贯彻“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罗蒂则指出：“我们应当摒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罗蒂，1987年，第15页）针对基础主义者的反驳，他回答：没有人曾经得到过绝对的基础、绝对的真理，我们应该放弃寻求绝对的真、善、美，完全承认我们此时此地得到的，我们此时此地合理地期望拥有的东西；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谈话，互相学习，不去乞求于绝对，因为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罗蒂提出了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文化”，他认为一种反常的、破坏性的“教化哲学”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后哲学文化坚决拒斥传统哲学的霸主角色，主张一种全新的哲学定位。后哲学文化不再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哲学也不再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和核心，而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一个普通学科。哲学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文化活动之中，与文化的其它部分平等相处，哲学由大写变成了小写。罗蒂认为，必须实现哲学的三个转向：从系统哲学转向教化哲学，从认识论转向解释学，从正常话语转向反常话语。只有这样，后哲学文化才能获得重新定位，否则很难继续存在下去。
三、基础主义批判的难题与哲学走向
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引来了众多质疑和反驳，这其中既有对传统哲学、传统形而上学的眷念、依赖的“哲学乡愁”在起作用，也有对非基础主义、反基础主义所表现出的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实用主义的担忧和反感，同时还有对基础主义批判自身所蕴含的矛盾和难题的忧虑。大体来说，基础主义批判有以下几方面的难题与启示：
第一，通过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反基础主义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先验性、在场性，更多地强调差异性（延异）、经验（现实）性和不在场性。这样，传统哲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之基础”，在缺失了同一性、先验性、在场性的特征后就不再是基础了，这就是反基础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至今不为大多数人认同的重要原因。人们问：没有了统一性，规律何在？没有了先验性，第一原理何在？没有了在场性，确定性何在？而没有了规律、第一原理和确定性，哲学又何在？这些疑问，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反基础主义的恐惧和对基础的过度迷信和依赖，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基础主义信念自身的虚假性和脆弱性。
第二，伴随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之争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实用主义与非实用主义（希望在实用目标或人类兴趣之外，寻找真理的纯粹本质或知识的绝对方法）、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的斗争，加深了基础主义批判的难度。对此进行探究有助于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之争的澄清。其一，反基础主义者很容易被基础主义者指责为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但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不像传统哲学所担忧的那样，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和急功近利，如尼采和罗蒂，除了有极具破坏性的一面外，也有积极的建设和创造性的一面，很难从他们身上找到消极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和急功近利的特征，也很难否定他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其二，大多数基础主义者对绝对主义（独断主义）、非历史主义和康德主义的称号敬而远之，而反基础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倒并不在意被冠以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实用主义的称号。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既然并不存在一个非历史、非人类的绝对基础，那么一切便都是相对的：相对于人类存在，相对于人的共同体，相对于人类历史变化。惟有适合一定共同体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信念才有其价值，因为它有利于一个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的共同体的行动及其生存。一旦人类认清“超人类、非历史的基础”的虚构性和不可能性，便将用教化代替真理、用希望代替确定性，将希望投向人自身，投向人的社会生活，在生活中学会生活，并在现实的变化发展中追求进步。
第三，对于基础主义的批判不仅影响和改变了传统哲学有关真理、意义、客观必然性等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哲学本身的性质进行定位，关系到对哲学是否终结的问题的讨论。对哲学问题追问的最终结果却是宣告哲学死亡，这不能不令人疑惑。经过反基础主义的冲击和批判，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绝对永恒的真理、绝对确定的意义及客观必然性，都因其超人类、非历史的性质而遭到抛弃。人们不禁要问：哲学将何去何从？反基础主义对基础主义的猛烈批判及否弃，是否意味着哲学的死亡和终结？其实，无论是从反基础主义者的初衷来看，还是从其批判的实际效果来看，死亡和终结的都只是传统哲学自身固有的僵硬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正如罗蒂所说，哲学的终结“典型地意味着‘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终结’或‘经验主义的终结’或‘笛卡尔主义的终结’”（罗蒂， 2003年，第284页）。基础主义在反基础主义的批判中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而作为“哲学史的成果”继续保留下去。随着人类对于“基础”的理解、把握及其方式、途径的变化，随着人类自身不断地强大和独立，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无法想象没有“基础”的认识和人类的生存将会怎样。
反基础主义有一个明显优点，即它使许多传统哲学问题不再可能。经过反基础主义的批判，哲学探索的界面或话语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传统哲学问题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作用和价值。另外，反基础主义的批判由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有的尖锐颠覆性，的确导致了西方哲学的几度转型和主题的不断变化更替，其复杂性、跨度、创新性之巨大及其影响之深刻恐怕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看，我们并不认为哲学在经历了反基础主义的冲击和洗礼后从此就会太平无事，哲学的主题还将随着人类的现实生活的变化和人类对于生活的希望和需求而不断更新；我们也很难对哲学的未来走向作什么预测，因为并没有一个超人类、非历史的东西在前面等候着我们，这正是反基础主义给我们的最好的启示。可以说，哲学以前是、现在还是人类对待、把握和处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的一种具有理论深度和广度的态度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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