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为什么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首位论文,不占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0年12月至1921年1月间，由托洛茨基、 布哈林等人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列宁在驳斥他们的错误观点时，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尖锐地指出：“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407页。以下凡引用此书只注页码）
众所周知，1920年至1921年是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期，也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这时，经济建设成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新的工作重心，如何生产更多的粮食，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实现电气化等经济方面的问题，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时期面临的中心问题。那么，列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却提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一论断呢？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1920年底至1921年初，列宁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就新时期工会的任务和作用问题发生了争论。这次争论的分歧在于，列宁认为，工会是无产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是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传动装置，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但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则提出使工会国家化，要求把工会变成国家机构的附属品。这就是说，他要把工会同国家结合起来，把管理生产的职权交给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会，使工会成为具有国家职能的管理机关。托洛茨基主张“整刷”工会，即用强迫的方法，用纯粹行政命令的方法代替说服的方法，主张工人的劳动军事化，在工会和生产中采用军事方法。布哈林则以“缓冲”的面目出现。关于工会的作用，布哈林说一方面要从经济上看问题，另一方面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工会一方面是机关，另一方面是学校。布哈林实际上是赞同托洛茨基的工会纲领，而反对列宁的工会纲领的。对此，列宁感觉到，这次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认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恰恰在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后，没有弄清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因而有必要重新阐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第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并最先阐述了政治的特殊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即阶级斗争方面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方面。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曾在《我们的纲领》、《怎么办？》等一系列著作中强调了政治斗争较之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当国内战争结束，列宁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他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首先提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第308—309页）很清楚，列宁是把党的全局性工作重心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的。当夺取政权的时候，阶级斗争就是政治的首要内容；而当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发展经济就是政治的首要内容，所以列宁还指出：“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第362页）。 这里的两个“政治”的内涵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指的是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后者指的是过去开展的阶级斗争。因此，政治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其内容是不同的，但它所涉及的必然是党和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可是列宁的这些观点却并没有被人们正确理解，相反却有些人据此否定政治在经济建设时期的重要作用，只从经济上看问题，根本不谈政治。对此，列宁感觉到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重新论述政治与经济的正确关系，澄清人们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的糊涂认识，提醒人们更多地注意政治的作用。
出于以上原因，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确地阐明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重申了政治对经济的保证作用，并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一论断。
首先，列宁认为，对待工会问题，应该着重从政治上看，应该从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方面看。“少谈政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不能使党和国家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列宁认为，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因为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灭亡。如果苏维埃政权灭亡，那就根本不可能再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托洛茨基等人指责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托洛茨基还责难列宁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驳斥说：“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话‘正中要害’。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的概念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第410 页）列宁还针对托洛茨基及布哈林自称他们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列宁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的言论，断然指出：“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政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第408页）列宁认为，如果不从政治上看问题， 就会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这些危险和错误会迫使党不得不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切实的、实际的、‘经济方面的’争论”（第410 页）。“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第409页）。
其次，列宁认为，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不能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虽然政治与经济是交互作用的，政治以经济为基础，但由于政治居于经济基础之上，政治集中体现了经济利益，具有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作用，因而更具有首要性。
布哈林说：“在我看来是完全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对此，列宁尖锐地指出，布哈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第415—416页）。列宁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问题始终都是占首位的，“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第407—408页）。
列宁在俄国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提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并不只是一个针对俄国当时情况的具体的观点，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的政治原理。它告诉我们，“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第189页）， 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必须考虑无产阶级实际斗争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必须重视政治斗争，重视阶级斗争和军事斗争；而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就不能再“用旧观念来理解政治”，要少谈脱离经济建设的政治，而要多谈“经济方面的政治”。无产阶级政党越是要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就越是要处理好政治上的问题，制定正确的政策。政治上的失误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建设必须有政治上的保证。对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有相同的认识。毛泽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环境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曾反复论述了政治的重要性；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多次强调了政治对其他各项工作的统率作用。他在1958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并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0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特别强调了政治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他不仅根据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194页）。同时，邓小平还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同上，第3卷第166页）。为了使社会主义改革能够不偏离方向，能取得成功，邓小平还再三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保证作用。
但是，多年以来，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只谈经济，不谈政治；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轻视精神文明建设；淡化社会主义思想，渲染资本主义思想，这种情况相当严重。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指出：“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我们这里所说的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这些讲话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论述，对于正确理解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诚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列宁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可否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却与列宁在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很相似，而且有些问题似乎比列宁时期更加突出。列宁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也是发展经济；俄国在当时面临着来自各帝国主义武装颠覆的挑战，我们现在也面临着来自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俄国当时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侵蚀，我国现在也仍然还面临着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而且这种侵蚀比以往更隐蔽、更狡猾、更危险；俄国当时有许多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存在着糊涂认识，以为发展经济就意味着少谈政治或根本不谈政治；我国现在也仍然有许多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存在糊涂认识，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不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忽视政治。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现阶段，如果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注意埋头经济工作，而不问政治，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可能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丧失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给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这些错误认识和做法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的。因此，我们不仅一定要讲政治，而且要更好地讲政治。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政治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灵魂、是统率、是大局，政治要为经济服务，经济建设要有政治保证，改革开放也要有政治保障。苏联东欧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发展经济一定要讲政治，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讲政治，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要讲政治，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要讲政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要讲政治，消除各种腐败现象和腐朽思想的干扰要讲政治，改革开放也要讲政治，而且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要注意政治，要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处理问题。因此，我们要时刻牢记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句话，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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