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与金岳霖：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条论文,知识论文,金岳霖论文,张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张东荪和金岳霖是20世纪中国哲学知识论的巨擘，但他们各自所建构的知识论系统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表现在人类知识的诸多根本问题上，从而呈现出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就其中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间接呈现与直接呈现、写真与非写真的问题而言，二人的差异表现在：张东荪坚持“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和“非写真说”，而金岳霖则坚持“外在关系说”、“直接呈现说”或“直知对象论”和“写真说”。二者的差异并非表明孰优孰劣，但说明了在金岳霖之外，张东荪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知识论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在20世纪中国哲学知识论领域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知识论系统，其一是张东荪的知识论系统，其二是金岳霖的知识论系统。这两个知识论系统，在人类知识的诸多根本问题上，都有着相异或相反的观点，其所走的，显然是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
两条路向之观点的差异，在知识与真实性之关系、知识论与形上学之关系、归纳原则之地位、感觉与外物之关系、概念与经验之关系、经验之本性、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之关系、知识之标准、唯理论和经验论之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明显的表现。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内在与外在关系问题，二是间接与直接呈现问题，三是写真与非写真问题。在金岳霖之外，提出或坚持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与非写真说，可以说是张东荪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之知识论的三项主要贡献。
⑴张东荪坚持“内在关系说”，金岳霖则坚持“外在关系说”。
“内在关系说”（theory of internal relation）的提出者是布拉德雷（F.H.Bradley,1846—1924）， “外在关系说”（theory ofexternal relation）的提出者是罗素（B.Russell,1872—1970）， 他们都是英国哲学家。前者是自立的，后者是为反对前者而提出来的。
张东荪并没有提出“内在关系说”概念，为什么本文又认为倡导“内在关系说”是张东荪对中国哲学的一项贡献呢？本文谓是贡献，主要是出于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张东荪第一个将“内在关系说”引进到中国哲学中，让它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这是贡献；张东荪第一个用内在关系解释知识关系，确系中国哲学史上从来未有之壮举，这是贡献。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内在关系说”是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关系可以改变关系者的性质，换言之，它认为关系者一旦进入关系，便失去其原有面貌与性质。张东荪认为知识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内在关系，知识是内外和合的产物，进入知识关系的“外物”不可能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外物，进入知识关系的世界不可能再是“纯粹自然”的世界。
其实张东荪并不同意布拉德雷“一切关系都是内在关系”的说法，他觉得这一说法有点过于武断。他认为“外在关系”还是存在的，如弓和箭的关系、书与桌的关系等等。他只是反对用“外在关系”去解释知识关系。你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外在的，那种关系是外在的，但你决不可以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一种在外的关系。用“外在关系”解释别的关系，张东荪可以接受；但若用“外在关系”来解释知识关系，张东荪决不让步，“有一点则我持之甚坚，就是唯有在知识的关系上决不能用关系在外说来解释”。〔1〕
金岳霖相反，他不仅否定知识关系是内在关系，而且根本否定“内在关系”的存在。金岳霖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罗素“一切关系都是外在关系”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在外论”。张东荪还很谦虚地向“外在关系”作了很大程度的让步，金岳霖对“内在关系”却可谓寸步不让、毫不留情。他不仅主张知识关系是外在关系，而且坚持认为一切关系都是外在关系。
“外在关系说”主张关系不改变关系者的性质和面貌，进入关系的关系者与未进入关系前保持同一。金岳霖认为知识关系正是这样的“外在关系”，知识的对象在知识中与不在知识中，是一样的，“这本书”虽有被知与未被知的关系不同，但没有性质上的分别。进入知识的“外物”就是本来的外物，我所知道的“外物”的样子，就是外物本身本来的样子。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外物”。
金岳霖似乎没有证明知识关系为什么只能是“外在关系”，而不能是“内在关系”。关于前一方面，他仅仅停留在：“官能活动不必有外在关系”、“但是有外在关系”、“假如它是外在的”等等一类模棱两可的说法上。关于后一方面，他认为“如果我们坚持内在关系论，我们所知道的决不是事物底本来面目。……如此说来，如果我们坚持内在关系论，知识根本就不可能”。〔2〕
这话未免太绝对了。只能说对于金岳霖本人不可能，对于别人也许是可能的。张东荪曾嘲笑新实在论的关系在外说“非常浅薄”、“不合理”，是“速断”、“误会”、“实不能成立”，看来“内在关系”对张东荪的知识论而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上面金岳霖所说的话，在张东荪这儿也许应改为“如果我们不坚持内在关系论，知识根本就不可能”。
⑵张东荪坚持“间接呈现说”，金岳霖则坚持“直接呈现说”或“直知对象论”。
“直知对象论”（theory of immediate object ）是英哲摩尔（G.E.Moore,1873—1958）提出来的， 其基本含义是认为对象可以在能知中“直接呈现”，而无需“中间媒介”。换言之，此主张认为，能知可以直接和所知打交道，达到一个客观内容，同时却又不损害对象的客观性。此一见解与摩尔“捍卫常识”的立场有密切的关联。
“间接呈现说”一词并不是张东荪本人提出来的，而是本文作者研究概括后加给张东荪的。张东荪反对上述摩尔的“直接呈现”理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认知主张，给其理论冠以“间接呈现说”一名称，是恰当的。张东荪的此一主张有几层基本的意思：（a）能知不是白板、明镜或静水，而是具有各种复杂之结构的，同样所知亦不能独立；（b）在能知与所知、内我与“外物”间，隔着感相、知觉、概念、 设准等中介，由于这些中介相互间无法还元、无法同一，能无法直达所，内亦无法直达外；（c）“外物”或所知的“本来面目”只是一种设定，承认此设定，就需承认它达于能知时肯定已被“扭曲”，不承认此设定，便可直认透入能知之内的世界就是“本来”的世界。简言之，对张东荪而言，所知是有呈现，但绝不是“直接呈现”，而只能是“间接呈现”。〔3〕
本文之所以认定张东荪之“间接呈现说”是他对中国哲学的大贡献，是因为中国哲学知识论领域，一直是直观说和直知对象说的天下，从来没有人打破这一格局。张东荪可说是打破这一格局的第一人，他几乎是反叛了中国哲学知识论之全部传统。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中国哲学之直观说和直知对象说，走的都是“直接呈现”的路子，都是一种直接认识。前者直认本体，后者直认对象；前者是能所合一，后者是能所的性质相似或关系一致。总之都无需“中间媒介”。
金岳霖接受了摩尔的主张，同时却也暗中接续了中国哲学的传统。他认为认识就是引用所得意念于所与而得到的符合感，我们可以分析这一认识的历程，以明其构成成份是怎样的。但这是认识论的工作，而不是认识的工作，“认识是顿现的，不是推论的，甲认识X， 他一下子就认识，他不是根据种种理由，而得到一结论，说X是某某， 然后才认识它。这一点非常之重要”。〔4〕
认识是顿现的而不是渐成的，是直接的而不是推论的，表明能所、内外之间并没有“中间媒介”，所知的本性是直接呈现的。金岳霖说：“在认识经验中，没有问题的时候，官觉者直接认识个体。”〔5〕如张某认识X，他是直接地认识X的，而不是推论出X的；X直接呈现在张某的印象中，张某无需思考使X意念接受了这一呈现。如果不出现问题， 这一认识便算成立了。如果出现了问题呢？出现了问题，张某必然要引进“推论”，一般来说，认识便变成为间接认识。但金岳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张某引进“推论”，依然不妨碍认识之为直接认识，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张某的认识都是直接的。
所知的性质和关系，在达于能知时并没有改变其原貌，不管问题发生与否，能知心目中的性质与关系与所知本有的性质与关系，总是一一对应的，总是符合的。认知者虽然引进了“推论”，但却并没有引进别的条件和中介，所以此种“推论”其实并不间接。能知心中的性质和所知之性质相似、能知心中的关系与所知之关系一致，依然是直接的相似、直接的一致。所以对金岳霖而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认识总是顿现的直接的，官觉者总是直接认识个体，而“不是由官觉到性质相似与关系一致而推论到个体”。他其实没有必要加上“除非问题发生”、“在没有发生问题底时候”之类的状语。
⑶张东荪坚持“非写真说”，金岳霖则坚持“写真说”。
“非写真说”（non—opprehensional theory）是张东荪从批判实在论那里借来的一词，他认为这个词能很好地表达他自己的知识论观点。他提出“非写真说”显然是受到了批判实在论的影响，但他之此说，却远远超出了批判实在论。批判实在论只谈到知觉（perception）的“非写真性”问题，张东荪则证明了全部知识的“非写真性”。
张东荪的“非写真说”认为，（a）感觉与其背后的刺激在性质上大不相同，感觉上所现的都不是真有其物，所以感觉决不是“所与”，感觉不是解释的材料，而就是解释本身；（b）知觉亦不是简单地“摹写”感觉，知觉在把感觉配入全境中时，把意义（meaning）亦插入了进去，所以知觉也是对感觉的解释；（c）概念亦不是对知觉的摹写， 它由知觉而来，却又明显地超出了知觉，添加了知觉中没有的内容；（d）外在者或“外物”是什么，完全取决于物理学或形而上学的解释， 它根本上只是一个解释的结果，而并非实有其物。
感觉、知觉、概念、外在者与设准，乃是张东荪所认定的知识的五元，这五元的关系是这样的：设准不是概念的写真，它是工具，是为解释而设的；感觉、知觉、概念与外在者各各独立、不可归并、不可还元；感觉不是外在者的写真、知觉不是感觉的写真、概念不是知觉的写真，简言之，知识不是世界的写真。——这些便是张东荪“非写真说”的根本所在。〔6〕
张东荪给中国哲学补进一个“非写真说”，真乃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他从哲学的高度、从知识论的层面，对中国哲学中曾有的“言不尽意”思想，作了合理的说明，并从一方面指出了释道两家立“无言”之教的理论根据。
与张东荪相反，金岳霖是主张“写真说”的。“正觉”是外物的写真，知识是世界的写真；知识之成为知识，正在其“临摹”了或者“拓写”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正觉的呈现是“客观的呈现”，客观的呈现是“所与”，所与是“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金岳霖说：“所与有两方面的位置，它是内容，同时也是对象；就内容来说，它是呈现，就对象说，它是具有对象性的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内容和对象在正觉底所与上合一……”〔7〕在这里， 金岳霖终于把“直接呈现说”与“写真说”结合起来，实现了此两种主张的“合一”。
总而言之，张东荪以“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和“非写真说”这样三个根本观念为主干，在金岳霖的知识论之外，构筑起另一个知识论系统。尽管这个系统还免不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个系统确实是存在的。金岳霖的知识论系统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唯一好的。有了张东荪的工作，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哲学才有了另一种风采，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言，张东荪是功不可没的。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感谢导师汤一介先生的指导）
收稿日期：1995—10—18
注释：
〔1〕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80页。
〔2〕〔4〕〔5〕〔7〕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0、269、276、130页。
〔3〕参见张东荪：《认识论》之“帘幕”喻。
〔6〕参见张东荪：《新哲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第261页；《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1页； 《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