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民主革命时期的东北足迹（三）
文／尚金州
宋庆龄：完成孙中山亲临东北的遗愿
辛亥革命后，在1912年和1924-1925年两次北上时，孙中山都曾计划到东北对白山黑水进行实地考察，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阻挠，以及疾病的拖累，孙中山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1929年和1931年，宋庆龄两次途经东北，弥补了孙中山的遗憾。
1929年5月15日至18日，宋庆龄在从德国途经苏联回国，经东北转赴北平（北京）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在东北停留了3天。在这3天里，宋庆龄途经满洲里、哈尔滨、长春、沈阳，在沈阳曾与张学良长谈数小时。当时，蒋介石集团企图借宋庆龄回国之机予以拉拢，宋庆龄洞烛其奸，在赴哈尔滨的火车上发表声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蒋介石集团又派宋庆龄的弟弟宋子良亲赴沈阳，劝告宋庆龄不要反对“政府”，得到的是宋庆龄掷地有声的回答：“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后，宋庆龄被迫再度流亡国外。1931年8月9日至11日，为参加母亲倪桂珍的葬礼，宋庆龄回国，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和大连去青岛。在从哈尔滨去大连的火车上，宋庆龄从迎接人员口中得知母亲临终前的情形，“悲痛万分，几乎哭了整整一夜”。
参加母亲葬礼后，宋庆龄留在国内，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并在“九一八”后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至11月，宋庆龄再度来到东北，用33天的时间，在4260公里的行程中视察了54个村庄、工厂和文化福利机构，与东北人民进行了广泛接触。1951年5月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这是《宋庆龄选集》中篇幅最长的文章。文中，宋庆龄记述了东北人民政权的工作、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巩固、东北工人阶级的创造才能和苏联专家的国际主义精神、东北人民的新面貌。她满怀热忱地写道：“我们旅行了整个东北，深入地接触到人民生活中所起的各种变化。我们所经历的，是这样的感动了我，使得我要将我的印象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报道正在铸造中的新中国的前途，而我们的东北正走在整个铸造过程的前头……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
李济深和郭沫若：北上途中亲身感受东北解放区的万象更新
1948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领导地下党系统开辟了从香港北上的海上交通线，将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经东北解放区护送到北平，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在从香港北上东北的民主人士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首任主席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李济深和郭沫若在东北期间，适逢杨靖宇遗首在长春寻获，并移灵至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1949年2月2日，李济深、郭沫若和其他50余位民主人士一起，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举行的杨靖宇殉国9周年公祭仪式，并联名发表祭文：“杨将军虽死，东北人民得永生矣，是亦杨将军不死也。”5月，在出席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后归国途中，郭沫若又一次来到哈尔滨瞻仰杨靖宇遗首，作诗赞颂杨靖宇的伟大精神：“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旆满山河。”
从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从同盟会成立的会场到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主席台，林伯渠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是最早来到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同盟会东北领导骨干中唯一的共产党员。
1949年2月23日，许广平（左一）、沈钧儒（左二）、郭沫若（右一） 等民主人士离开沈阳前在火车站合影
种植密度对春玉米广德5干物质积累量和产量的影响… 张向前，贾 凯，路战远，郭晓霞，白岚方，程玉臣，孙峰成，郭小刚（10）
林伯渠：同盟会东北领导骨干中唯一的共产党员
李济深和郭沫若都是在1948年年底来到东北的，这也是他们首次踏上白山黑水。在东北期间，他们和沈钧儒、许广平等民主人士一起，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热情接待，与东北各界群众进行了广泛接触，学习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亲身感受到东北解放后的万象更新和蒸蒸日上，更加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国的立场。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谈条件，“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周博士：您说得很对，研究的确需要建立在充足的兴趣和意愿的基础之上，被迫进行的研究是很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的。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本来就没有正确答案吧。不过能够把一线教师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应该也是有好处的。或许有朝一日您的观点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更新了相关政策要求，也未可知。
毛泽东在对“1941年版”的修改时还删除了一些关于批评党内错误的表述。 一是在摘录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对党所犯错误的指出：“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1]91； 二是毛泽东直接反对分兵的表述：“至于在严重环境下为保存实力避免目标集中而分兵，此点我在原则上是反对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这种情况的具体经验。”[1]91 革命战争的发展，分兵是必要的，集中也是必要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是指出中央来信造成的不良影响仍然存在，“前委覆中央那个信虽然是与中央来信同时在党内发表了……注意了或仍不能把从前的那个印象洗干净”[1]92。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林伯渠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十分重视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工作。自1907年起，宋教仁、廖仲恺、熊成基、吴禄贞、林伯渠等同盟会骨干人物先后亲赴东北，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斗争。
最后，有一些外国进口的电影的中文翻译有许多个版本，这会影响观众的判断，对此我建议最好在翻译名的后面加上原名，这样就减少了误认的机会。
林伯渠以吉林劝学总所所长身份为掩护，暗中联络社会各界和绿林豪杰（即所谓“马贼”），说服他们投身革命。在东北工作期间，林伯渠和宋教仁、吴禄贞一起，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吉林延边地区（即所谓“间岛”）的阴谋，由宋教仁和林伯渠收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从历史和法理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对吉林延边地区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加之吴禄贞已率军驻防延边，最终迫使日本侵略者放弃了吞并延边地区的阴谋。在同盟会骨干和东北志士张榕、宝昆、宁武等人的努力下，东北地区革命形势得到发展。
从1907年起，林伯渠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长达4年，在“龙兴之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直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林伯渠才奉同盟会的指令离开东北返回湖南家乡，在新军和巡防营中从事兵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
在战斗的岁月里，熊成基、吴禄贞、宋教仁、廖仲恺（排名以牺牲时间为序）先后牺牲在清王朝、袁世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下，成为永垂不朽的革命先行者，林伯渠则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两次提名林伯渠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均被林伯渠谦辞，后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主持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林伯渠一直站在毛泽东的身边。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林伯渠陪同宋庆龄来东北视察，亲眼看见了自己一生奋斗的丰硕成果，为祖国河山光复和劳动人民解放而备感欣慰。
1960年5月29日，75岁的林伯渠病逝于北京。在悼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对林伯渠一生的丰功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东北局和东北三省省委发出唁电，《人民日报》在发表林伯渠生平照片时，也把他在吉林时期的照片作为第一张刊发。所有这些，都寄托了东北人民对他的真挚怀念。
自1907年至1949年，开国领袖的东北足迹，时间跨度长达40余年，其中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还曾多次前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伟人们在白山黑水间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在新时代东北振兴的征途上重温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本栏编辑／牛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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