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价值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作家的地位正在发生奇特的变化。
曾几何时，作家写了一部引起某种社会共鸣的作品，随之而来的便是他的名字即使不产生巨大轰动，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挂在读者的嘴边，闪现在报刊上——归入某些圈子、列入某些名单……如今情况不同了，我不知道是好是坏。近十年以来，没有一部作品能长久驻留在社会意识之中。哪怕从各种获奖作品里（布克奖等等），你也举不出这种作品：一切都按照惯例，一旦炒红立即变冷。眼前就有个例子：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地下，或当代英雄》是部真正有份量的小说（依我看，是他创作的顶峰），连这样的作品也在评论界短暂的热情赞扬之后，莫名其妙地迅速走下了文学的前台。
我料到有人会反驳：他们会说，那么维克托·佩列温和他的《恰巴耶夫与虚空》或畅销的《“Π”代》呢？我觉得，佩列温是个特殊现象，属于成名的特殊“场”，可以说，跟我国的侦探小说大家亚历山德拉·马里宁娜如出一辙。
这是崇拜，而崇拜属于特殊的话题。
不管怎么说，应该承认：这部或那部作品的成功，无论对其如何算命或炒作，呜呼，到头来总是转瞬即逝。所以，近年来成名、作品屡次获奖受好评的那些有才华的作家，诸如尤里·布伊达、安德烈·波利扬斯卡雅、弗拉基米尔·沙罗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马林娜·维什涅韦茨卡雅、彼得·阿廖什科夫斯基等等，注定无法躺在桂冠上睡大觉。为了不从大车上摔出去，他们不得不经常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在当今，不仅作品的名称，而且连作者的大名，都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飞速遗忘。
造成飞速遗忘的原因，当然有各种各样：总体而言，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已经日见淡薄（今非昔比），而且职业的文学评论家开始变懒，把自己的鉴定特权拱手让给了五花八门的新闻业同行，后者往往也有才华，但看不起文学，严格地说，对之不太关心。还可以列举其他的原因，不过均非主要的。作家自身的地位已经变了，他不仅不再是思想的主宰、生活的顾问，而且总体上丧失了某种实质。
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局部，那么不妨可以简单地归因于时代。这倒并非托辞，因为时代的构成中确实存在一种因素，正在把文学连同作家排挤到边缘。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时代也算不上有多独特，因为在任何发生社会巨变的时代，文学总会退到次要和次次要的位置。正如俗话所说，发不了福。现实本身正在成为迷惑人或挤压人的大文本（哪怕并不按美学规律所创造），只有正确解读这个文本，才多少意味着可以活下去。哪还顾得上文学？
1928年，曼德尔施塔姆在回答“苏联作家与十月革命”调查表时写道：“革命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写作，因为它夺走了我的‘传’，即对个人价值的感觉。早在1922年，他就在《小说的终结》一文中说过：“如今欧洲人已被从自传中抛去，犹如从球囊中抛出的桌球……”
“无传之人”是历史激变的结果，是在总体的相对语境中，通过重审所谓的绝对价值、重审整个社会政治结构而丧失了个人价值感的结果——这也许更贴近真正的原因。
说实话，当今整个中年一代（包括40岁开外、50岁出头）作家都是无“传”的——这儿指没有超越寻常、超越自我的经历。曾经有过并从中可以撷取作品素材的生活，早在他们幼年之前就已经萎缩。关于少先队时期的顽皮或在建设工地上参加劳动的浪漫回忆，服兵役时期的艰苦或度假村里的爱情故事，家庭的纠纷等等——这一切都属于常情，然而却构不成“传”，确切些说，构不成“遭遇”（这是60至90年代爱使用的字眼，意指充满戏剧性的受苦经历）。甚至60-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包括侨居国外和留在国内的），也改变了性质，他们那种英勇受难的光轮在80与90年代之交耀了一阵眼，同样突然丧失了某种绝对性。
一度充满了思想（反抗思想或征服思想）并靠这种思想鼓舞而生活的人，现今碰到的不是虚空便是无人认领。一切似乎都站到了脏如抹布的臃肿现实面前。甚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在具有俄国特色的环境里十分独特（异形）地折射之后，也突然在社会意识中遭到了毁灭性的贬值。
是的，历史不理睬这些人的愿望（他们仅仅凭借这种价值观才把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前途相连），历史用出其不意的转折似乎否决了任何建树，沉重的历史车轮滚滚压过早先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权威。
用曼德尔施塔姆的话来说，许多人都面临着个人价值的危机，这些人无论如何总要把自己的人生观与这个相当臃肿、但对内心的自我感觉（包括创作心态）又十分重要的现实联结在一起。在老一代作家中甚至发生了自杀事件（最轰动的有：尤利娅·德鲁尼娜、维亚切斯拉夫·孔德拉季耶夫、尤里·卡拉布奇耶夫斯基等），但是即使没有如此悲惨的结局也能清楚看出，许多早先有成就、有名气的文学家，突然感觉到自己无人认领，眼看着自己的名声日益消失，成了被抛出轨道的人。对许多人而言，个人价值的危机已转化为创作的危机，使作家不成为其作家，丧失了最为重要的能力——写作。他已经根本无法像早先那样写作或行事了。
在中年一代作家中间，有些人明白了写作（我不仅指小说和诗歌这样的体裁，还指评论文章）一下子变成了他们纯粹的私事，他们笔下产生的文本不知何故已经列不进授奖的名单，往往不只是少人问津，而是完全不被注意。所以他们迫切地改变写作风格（这在某种意义上要求放弃自我），或者寻找新的支点，以便恢复个人价值感，即使无法给自己制造一个“遭遇”（“遭遇”可不全取决于自己），至少也要立个“传”。
毋庸讳言，他们把存在主义作为支点的同时，充分夹入了某种急功近利的战略。唯有个人价值（当然，如果这不是又一个幻影的话，）才能赋予文本另外的样式，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正是由此缘故，作家们才不断出现各式各样令人好奇的蜕变。
举例说，写小说的奥列格·帕夫洛夫在向文学评论界宣战，教训评论家们、同时也教训全世界应该如何生活。看样子令他愤愤不平的主要还不是评论界本身（他们有点轻率地对待他那些描写部队艰苦的日常生活的作品），而是他的自恋主义未被接受，而这种自恋主义是由他的所谓戏剧性的经历形成的。帕夫洛夫在其频频的反击中，非但不遏制这种自恋主义的自发力量，反而加以强化，以致于让显然不合情理的慷慨激昂将自己陷入明显可笑的境地。
而写评论的帕维尔·巴辛斯基则突然采用回忆录的体裁，以自己的方式出色地修正或恢复个人的价值。我指的是他的《莫斯科俘虏》（刊登在《十月》1997年第9期），在这部回忆录中他怀着双重的激情（爱与恨），描述首都这个诱惑者如何以自己的精神与物质享受引诱一个来自外省、有才华而孤立无援的文学评论家。在巴辛斯基的描述中，这确实是一出充满矛盾冲突的正剧，是真正的受苦，从中诞生的……恰恰正是对个人价值的觉悟。
好啊，即使我不能用批评的或智力的才华战胜并征服你们，那你们这些首都的家伙，精英学校培养出的冷漠的坏蛋，到头来也得给我让条路。然而你们并不知道，一个外省人要摆脱编外文化的孤立处境，闯进首都五光十色的文化天地，他的心灵会经历多大的苦难，你们并不知道，在他备受折磨并在这种折磨中成长的心灵中，澎湃着怎样的莎士比亚式的激情。
那么，在巴辛斯基笔下的他——首都的外省人，究竟是何许样人呢？
不多不少正好是：“对世界的永恒叛逆者。他要摆脱上帝给他创造的天地，营造自己的空间——在这个没有清理的世界上。要是不成功，他便毁掉自己或者窃取他人的空间。”
不管怎么说，巴辛斯基创造的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者撕去了自己最后的伪装。这儿有自白与忏悔、有攻击、有激情、甚至还有独特的英雄主义与歇斯底里掺半……作为“人的文献”，足以让人注意。何况还是了不起的主题！摆脱生我养我之根，摆脱上帝给我创造的天地(sic!)，闯进陌生的他人空间……这庶几乎是形而上了，但与之随伴一起的还有——矫揉造作。
我不想认为这是作者预设的战术：通过记述自己所见所闻（更何况其中提及的人物完全是现实的，甚至使用了真名）的丑事来突出自己。凡是折磨已久的积怨，必然会寻找这种或那种渲泄。但在这个姿态中，据我发现，却有一种渴望：获得自我认同，感觉到个人的价值——不是作为“之一”，而恰恰是作为“有遭遇的”文学评论家，以区别于那群养尊处优的首都聪明人。对他来说，征服首都是一场没有宣言的战争，当你摆脱战争时，即使肉体完整，心灵却受到了创伤。你不再是天真的孩子，却成了沙场老兵。
这种意外的自白与忏悔（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相似），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心理描述，还有许多文坛内幕（现在这很时髦），然而很可惜，几乎看不到对文学本身的真正热爱。文学似乎只是一个借口、一种手段而已。
不过应该说句公道话，作者的感觉很准确。现在的状况是，读者要求感觉到作者的个人价值，往往超过对文本本身的价值要求。更确切地说，文本必须具有某种比我们用“艺术性”含糊概括的东西更高的东西。在文本背后的空间里必须融入作者的“自我”：某种独一无二的经历，至少是对某种生活经历或精神经历的追求。
忏悔正在成为这类定向的文本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其必要的条件。我甚至斗胆称其为“新的忏悔录”，因为它有相对新的意向：恢复个人价值。写得越诚恳、越悲戚、后悔越深、创痛越重、自我揭露越无情，那么取得这种价值的机会似乎也就越多。悲悲戚戚的忏悔，旨在燃热冰冷的世界空间，在那儿个人是不被需要的，他只是大海中的一滴。个人（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忏悔，似乎在捍卫自己的唯一性，自己的写作权利，最终是自己在文坛上、特别是在这段波澜迭起，无法驾驭、企图再次把所有人扔进污水坑的历史中的非偶然性。
（《旗》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