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1930年代前期与西方的经济技术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经济技术合作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12-0072-05
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协定》是宋子文出使西方(4～8月)的最大收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比如吴景平的《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论著，但上述成果仅为涉及相关人物、事件的研究，而未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全面揭示。郑会欣的《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陈永祥的《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协定〉再评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两文侧重协定在中美两国的反响，对中国政府当时的国际战略考虑及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合作层面未涉及和分析。笔者拟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对国民政府1930年代初中西交流主要内容、动因、外交斗争等相关的问题做一解读，并在微观的具体细节问题上做一梳理。
一 内外压力与国民政府渴望外援
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其社会秩序尚未确立，受国内政局、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农村经济凋败，社会秩序失范，乱象丛生，其统治区传统的匪祸尤其成为困扰其统治的严重问题。比如，河南省泌阳县，从1916年到1935年的20年间，活动的杆匪有100多股，1000人以上的杆匪就有11股。①据有关研究显示，1930年中国各省区的土匪总数达2000万人之多。②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其他暴力行为成社会常事。官吏的贪污腐化、地租负担和高利贷剥削也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内新军阀穷兵黩武，派系倾轧不断。南京政府还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为维持其军队和战争之需，国民政府采用极端的手段来筹集经费。从税费看，若以1931年的田赋税额为100，则民初的1912年水田仅为59％；1934年旱地为111％，1912年仅为61％③。仅田赋一项已比民初增加了将近一倍。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如江苏省江南一带，农民种良田一亩所入，需支付成本、利息及贩运耗损等项约占45％，而上缴赋税竟占50％，所余不过总收入5％而已。④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农民负担约占其收入的41.44％⑤，农村一片萧条。
农村经济的衰败状况，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而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东邻日本遭到打击，为摆脱危机，日本趁蒋介石忙于内战、国防空虚之际挑起九·一八事变，中国又陷入一场外部强加的战争之中。此时的国民政府，既有因中共土地革命而引起的政治危机，也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冲击，还有1931年以来的民族危机及当时江河水患之天灾。在如此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在30年代前期，主动谋求与西方亲近，在外交上采取纵横捭阖之策，意在获得国际盟友，分化德、意与日本的关系，并消弥国内革命声势，与西方大国开展了经济、技术上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外援。
二 宋子文欧美之行与中西经济技术合作
国民政府谋求与西方合作的经济技术交流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重在谋求经贸合作，主要为直接借款及生产建设上的技术合作；后一阶段由经济领域扩展到军事领域。其一系列外交上的活动表明，国民政府欲借外力即争取欧美国家的援助，来牵制日本的侵华行动。
中西经济技术合作活动，由宋子文主持操办。1933年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参加世界协作经济会议为名，出使欧美。4月18日上午，宋子文乘“杰弗逊总统号”轮船由沪赴美，与宋同行者有秦汾、魏文彬、黄纯道、蔡寿生等人。5月6日，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宋子文与罗斯福等美国政要进行了十余天的会谈，就世界经济、日本侵略中国领土所造成的远东纠纷、提高白银价格等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谅解。5月19日，宋、罗发表联名宣言，谴责日本侵华扰乱了世界和平，令其“当可立即停止”，同时倡导“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祛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即使其重返于秩序之境……认为东方交贸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实属于根本要图”。⑥宋罗宣言表达了双方谋求合作的目的和愿望。
宋子文与美国的财政善后公司达成了中美棉麦借款意向，签署了合同。其主要内容是：1.“借款原定美金五千万元，以四千万元购买美棉，以一千万元购买美麦”；2.“中国购买棉麦所用款项，由代表签具期票交付公司，作为借款。其利息周年五厘，每半年照付一次，至还清为止。还本期定为三年，或三年内照数付还，若三年期满尚有余款未清，得商请展期二年”；3.“指定统税为担保品。统税项目为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烟酒及印花税(内烟酒税全年税收百分之七，只作预备担保品)，连同海关水灾五厘附加税作为第二担保品”。⑦所购棉麦至少有一半必须由美国方面承办运输保险事宜，这是国民党执政后外交上的一个大动作，颇受中外瞩目。
棉麦借款合同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工商界以如此量吞进外来棉麦、势必会导致国内农村经济枯萎并危及民族工商业为由，反对该协定，声称“将径电彼邦，誓不承认，以谋国民之自救”⑧。地方要员和国民党上层中与蒋介石、汪精卫有矛盾的人士也起而反对棉麦借款。6月7日，胡汉民以借款未经立法机关通过，为难立法院院长孙科，说“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⑨。
对此，国民政府方面辩解“借款动机，乃根据党内历次主张以及总理利用外资开发国内经济建设之原则而进行”，“非宋子文之个人的举动”。⑩6月16日，立法院讨论通过此案，决定以“借款用途限于发展工业，复兴农村经济，兴办水利，发展重要交通，不得移充任何对内用兵或其他消费之用”(11)作为生效的条件之一。至此，反对声浪遂沉寂。
中美棉麦借款合同风波过后，宋子文又赴英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谋求扩大与西方合作的领域。1933年6月12日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国关系，打破僵局，复苏经济。宋子文在会议上发言，着意要求欧美各国多向中国投资，出口商品。这颇合经济危机中的各国之愿，于是西方争抢向中国示好。宋子文活动于各国之间，乘势寻求经济技术合作。6月19日，宋子文赴法访晤法国当局领袖人物，商讨远东局势，谋图借款。7月12日，赴意大利，考查法西斯政治、经济。7月16日，再赴巴黎，出席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请求国联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7月19日，宋氏又拟向英国借购大量钢铁，以便修筑中国铁路。7月21日，赴柏林，与德国实业界商谈，希望他们对中国投资，以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但由于诸多原因，许多计划中的项目并没有谈成，而成就者仅有两项：一是签订了白银协定，二是扩充了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协定。
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美国和中国达成稳定银价协定。7月22日，中国、印度、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等签订了《四年银协定》。协定规定，主要产银国应吸收银货，并限制出卖货币中所含的银货。该协定还要求，各关系国政府交换一切消息，“俾本协定可以履行”，每一国之担保，应以他国能履行担保为条件。
宋子文在欧洲频繁穿梭，为扩充国联对中国技术合作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因欲改善卫生行政，就曾请求国联派技术人员来华“襄助”。1931年春，国民政府再次致电国联，请求国联扩大合作范围，除卫生方面仍继续外，并涉及财政、教育、交通各方面，予以建设上的技术合作。而此时，中方的要求与努力，得到了西方国家与国联的较快回应。自宋子文在美国缔结棉麦大借款后，欧洲多国为了争做债主竞向中国示意，宋子文也回应试探，筹设一个由中国和外国委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以最终取代1920年成立的国际银行团，来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1933年6月28日，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国联秘书长，并附材料一份，其材料概述了中国与国联以往的技术合作情况；函件请求“在俾国联对于中国建设之事业，克与国民政府继续合作，无少间断，例如派一专门人员，常驻国民政府及所属之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国政府殊深欣感”(12)。7月4日，国联行政院决定设立一委员会，审查中国请求与国联技术合作事宜；并议决于必要时，可请求国联会员国家参加委员会。7月18日，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事务会议在巴黎国联总部召开，“议程是提名技术代表以及就其工作性质及范围通过决议，并决定委员会的今后工作”(13)。宋子文在会上作了郑重声明，“谓合作性质，纯属技术的，绝无政治意味”(14)。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决定派国联秘书处卫生股股长拉西曼为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与国联各主管机关间的技术合作联络员，任期一年，其具体职责是襄助中国政府选任技术人员，从事中国建设；襄助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对于国联技术机关各专门人员之工作，就地予以调度。(15)9月23日，国联行政院第76届会议通过了审查委员会的决议案。
合作领域拓展到军事方面是后一阶段与美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1933年7月29日，宋子文从法国乘船去加拿大，途经美国，再次拜会罗斯福总统，并促成了《中美航空密约》的签订。密约共十七条，附件四项，其中规定：“美国有充分之权利与责任，为中国组织一空军，美国并供给中国一半款项约美金4000万元，以制造侦察机、驱逐机共853架。”密约还规定：美国帮助国民政府在汕头、泉州、镇海、海州等处设立停机场，“由美国教师替蒋训练空军人员”(16)。这一合作意向的达成，是国民政府为稳固其统治基础和有效应对日本扩大侵华范围所急待的，它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日本对中美军事合作及中西一揽子经济技术交流，感到不安，于是作梗阻挠。日本意识到，欧美将大量向中国销售商品、投资，对日本不利，遂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33年7月，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刚刚宣布，日本政府就称中国的行为是“以夷制夷”的行动，并千方百计地阻止拉西曼来华。日本政府急催国民政府，从速偿还以往各种借款，否则将实行“抵押权处分”。日本企图以讨债的方式，强迫国民政府放弃与欧美的合作，转而与日本“合作”。日本方面还利用宣传工具，对中国政府实行恫吓，“今后无论在如何情形之下，对于本来之主张决仍迈进，以期贯彻既定之目的。中国倘若利用第三国之势力，则日本决取自卫之手段，予以排除，并促其觉悟”(17)。同时，日本还积极展开对英、美、苏等国的外交活动，阻止他国与中国的合作，以保证日本对华的侵略，但是，其活动终未能如愿。
1934年3月，宋子文、李石曾在上海与应宋氏聘请而来华的国际银行家巨头们进行项目的实施谈判。4月6日，报界公布了谈判的结果：宋子文与上海银行界以1000万元组建一大规模银公司，宋子文、孔祥熙均加入资本，并将聘请多数外籍专家协助。银公司成立后，即办理外人投资及中国建设事业。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还拟就了发展中国的十年计划，包括筹设大规模银公司，建设航空水陆交通事业等等。此项计划准备在5月份交国联征求意见，然后实施。这些活动进一步刺激了日本。
于是，日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提出：“如果中国采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18)中日之间的外交争论进一步升级为中日两国的尖锐斗争，日本依靠其武力在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学者曾明确指出战争发动的经济原因：由于“受到以轻工业为主的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而美国最小。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反对中国的工业化，并发动了侵略战争”(19)。而这只是日本蛮不讲理的侵略逻辑。
三 国民政府的战略选择与中西合作成效评析
中西交流彰显了中美两国的战略思维与国家利益。193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中国进口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倒是实实在在地帮助美国销售了一批剩余产品，客观上是援美。1933年6月5日合众社文电称：“5000万借款公布后，美国棉业界均表欢迎，坚信此为二年来解决过剩出产问题之最切实的办法。”(20)所言代表了美国资本家的心声。
当然，罗斯福总统批准棉麦借款协定，实出于战略考虑。罗斯福洞悉了日本人的“和解”阴谋，将危及美国远东的利益；九·一八事变直接警醒了罗斯福。1933年1月17日，罗斯福对媒界谈话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维护国际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整个国际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石。”(21)从较广阔的视野看，棉麦借款实质是美国对日本钳制的一招，是“对中国抵御日本侵略做出的一种援助姿态”(22)。美国远东司司长就曾直言：“中国正在抵抗世界和平的主要破坏者日本，同时还在与国内的共产党作战，但美国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援助；中国当局所进行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活动，是符合我们愿望的，这些活动如果获得成功，与我们的世界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原则上是一致的。”(23)《纽约晚报》1933年6月9日曾就中美棉麦借款签订发表社论，褒赞宋子文的卓识，“证明宋氏当此内忧外患交迫时期，对中国财政已有精干之处理。美国若非确信中国政府不但具有偿还贷款之能力，且其地位足可促进两国之商业，决不能准许是项贷款”(24)。这是大国政治外交的博弈，其背后显现的是追求各自的利益，当然宋子文的外交智慧也以此平台得以显现。
就中国而言，棉麦借款虽说是商业性质的借款，但它有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国民政府获得西方的大宗借款，其国防政治目的和外交意义是明显的，“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扩张方针，无疑起了某种制约作用”(25)。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中美棉麦借款协定》恰逢日本竭力图谋和好日美关系之时签订，对于遏制美对日再次绥靖以牺牲中国利益，产生了积极制约作用。
棉麦借款引起日本人的忌视，“东京的官员们意识到，在各种借款计划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26)。外交口水战之外，日本还直接对棉麦借款进行阻挠。1933年9月，日本政府明令其在华棉纺织厂采取不合作态度，一律不得购买美棉(27)，并通知其大使，“我们的希望是事实上消灭这一借款计划”(28)。这也从另一面反映出中方的决策颇具战略价值。
在寻求与美方谈判棉麦借款之时，宋子文了解到国内棉花市场价格昂贵，华商棉纺织厂很难经营，希望政府解决原棉供给。但未料到的是，1933年国内棉花收成好，市场棉价大跌，加之日本的作梗，导致进口美棉滞销。麦粉也因进价过高而销售困难。这就迫使国民政府请求美国减少债额。1934年2月，驻美公使施肇基等恳请美方，将美棉债额由原来的4000万美元减为1000万美元，整个棉麦借款总额实际上只有2000万美元。(29)客观而论，仅以该笔借款的实用绩效来看，它对当时政府的财政经济上的援助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危害两方面都是有限的。
而此时日本的天羽声明，放言任何国家对中国的援助，都会“带来严重后果”，中国更不能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这是日本发动进攻的舆论准备，而国民政府竟不敢有所回应，只是屈辱地辩白：“世界无一国家，得在任何地方主张有独负维持国际和平之责任。”并解释：“中国与他国之合作，不论其为借款，或技术协助，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至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等，及雇用军事教练官或专家亦仅为国防上之需要，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他国对中国尚无野心，则对中国力谋建设及安全之政策，殊不必有所虑也。”(30)这番话的背后，既有真实心态的流露，也显示出国民政府对强敌的无奈。
宋子文所签《四年银协定》，就时机而论，既可以阻止印度等出售相当剩余银货，又可以稳定中国的银价，对巩固中国的金融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同时，也便利了英、美等国发展与中国的经贸活动，因此受到了英、美等国资本家的欢迎；至于与国联的经济技术合作，实际上也便利了欧美各国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因为当时中国的科技对西方的依赖性较强。也应该看到，西方的援助与技术合作对日本独占中国是一个外在的对抗和有力的钳制，自然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日本曾向国联秘书长提出严重警告：“日本因鉴于拉西曼过去在华不谨慎的活动，此次务要求中止其来华。”(31)其意昭彰，非常露骨。
1930年代的中西经济技术合作中，就政治斗争而言，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困境中，受政治利益驱动，意在得到西方的援助，又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正合西方转移危机的愿望和利益，故能得到西方的一定回应；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争取对华外援，其历史进步性是明显的，但在西方列强尤其日本的舆论攻击和侵略威胁面前，其软弱与妥协性同样是很明显的。就经济技术合作中的借款运作看，由于缺乏适当的计划和管理，也并没能给政府财政和国家经济带来太多好处。整体看来，显然其政治和外交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注释：
①泌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泌阳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②敖文蔚：《民国时期土匪成因与治理》，《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③郑庆平、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页。
⑤王玉茹、李进霞：《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⑥张明养：《从华府会谈到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东方杂志》第30卷第12号，1933年6月10日。
⑦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38页。
⑧郑会欣：《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⑨《美金五千万借款成立》，沈云龙编辑：《国闻周报选辑·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9页。
⑩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3年6月7日)，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92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2页。
(12)章进主编：《中国外交年鉴(1933年)》，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172页。
(13)《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1页。
(14)《国联对华技术合作》，沈云龙编辑：《国闻周报选辑·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4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5页。
(15)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2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351页。
(16)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第239页。
(17)《宋子文应为重大建议》，沈云龙编辑：《国闻周报选辑·社评》第7卷，第1614页。
(18)曹学恩、徐广文主编：《民国外交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19)久保亨：《近现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工业发展》，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页。
(20)崔敬佰：《五千万美金棉麦借款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5期，1933年6月26日。
(21)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页。
(22)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页。
(23)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U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3)第3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1948年版，第668页。
(24)《美借款与中东路的修建》，沈云龙编辑：《国闻周报选辑·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3卷，第4440页。
(25)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26)(28)细谷千博：《30年代中期的美国与东亚——棉麦借款》，入江昭、孔华润：《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4页。
(27)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162页。
(29)《与国联合作正告日本》，沈云龙编辑：《国闻周报选辑·社评》第6卷，第1613页。
(30)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2辑，第372～373页。
(31)《“九一八”前后之中国》，沈阳师范学院翻印1957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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