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则徐整饬吏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吏治论文,林则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K25
一
林则徐对官吏的贤愚廉贪与国计民生、地方治乱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他为京官时，即发出“何地不可兴利，顾司牧奚如耳”的慨叹（注：《林则徐集·日记》71、56～57、58、213、219、222、3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待其外放，由道员升至督抚，更认识到整饬吏治的重要。他在湖督、陕抚任上为甄别、处治一些地方官而上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等蒙恩畀任封圻，首严察吏，必须治理得人，方足以收实效。”（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调任滇督以后，他进一步阐明此种观点：“立政之道，察吏为先，如其措理乖方，识见适形其暗汶；聪明误用，心术每中于回邪。又或相率因循，则公务必多废驰。”（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因此，作为封疆大吏，“首以整顿吏治为要务”（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将吏治的整饬置于诸务之首，可见林则徐对此事何等重视。
然而，嘉、道两朝，吏治腐败已甚。那些追逐利禄的大官小吏，表面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而为达升官发财的目的却不择手段，丑恶万端。林则徐曾在诗中描绘此等利禄之徒道：“呜呼利禄徒，字氓何少恩，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色厉实内荏，骄昼而乞昏。岂其鲜才智，适以资攀援，模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峻或过申商，滑乃逾衍髡。”（注：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70、 79、143、70、58、4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对这些工于心计，娴于攀附，因循阘葺的官吏，不是轻易能看清其本相的。所以，林则徐很注意讲求考察官吏、整饬吏治的方法。
首先，他主张对官吏要勤加考察 察吏是整饬吏治的第一步。只有弄清了官吏的勤惰、贤愚、廉贪，才谈得上整饬。官吏们“同在循职之中，而才具互有短长，器识各有深浅，非时刻留心察看，未易周知”（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故对各级文武员弁，“必当勤加考察”（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
其次，对官吏的考察必须全面 考察者对下属平时的所作所为密为记存，并悉心核实：“一考诸公牍之事理，一验诸接见之语言，一证诸采访之声名，一征诸管辖之成效。”（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既听其言，又观其行， 口碑政绩，相互印证。如此全面考察，才能对僚属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再次，察吏者须先“自察”，为下属作出表率 林则徐初任巡抚，就提出了“察吏莫先于自察”的主张。他说：“上司所以考察属员者，非于公牍中观其事理，即于接见时询以语言。然各属禀谒之时，谁不能摭拾地方一二情形，以备应对。即公牍事件，有实在自费心力者，有专任幕友吏胥者。但就皮面观之，鲜不被其掩饰。”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洞悉属员之真情呢？他提出：“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盖徇人者浮，任己者实，凡事之未经悉心筹划者，纵能言其梗概，而以就中曲折，反复推究，即粉饰之伎立穷。若上司之心先未贯彻于此事之始终，又何从察其情伪？则表率甚不易言也。”（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简而言之，上司对僚属应办的政务、 易出现的弊端了如指掌，其属下的南郭先生就不能滥竽充数；故上司是否“尽心”，这是首先需要自我省察的。真正做到了“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既为各属作出了表率，又易洞悉属僚为政之实情。
第四，处理好奖、惩、劝诫的关系 在整饬吏治时，林则徐提出了处理奖惩劝三者关系的原则：“信赏必罚，惩劝兼施”，先惩已甚。文武官弁中，凡有功勋劳绩者，给予奖赏；“骫法营私，靡所不至”者，加倍严惩，以杜弊源。奖“须确核各员劳绩，务求赏当其功”；惩亦须罚当其罪。如此方能起到激劝的作用。采用惩罚手段，要因地因时制宜，分出轻重缓急，先惩已甚。与奖惩相辅而行的是对下属的教育、劝诫，劝导他们勤政爱民，清廉自持（注：林则徐这些主张散见于他的奏折、公牍中。参见《林则徐集·奏稿》，666、492、43～44、748页；《林则徐集·公牍》，7～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由于林则徐深悉当时官场现状，明白吏治好坏关系国势兴衰，因此把整饬吏治提到了方面大员为政首务的重要地位，并根据实情提出了一套考察官吏、整饬吏治的方法和原则。这些思想主张，表现出在世风日下、官场污浊的时代，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清醒头脑、远见卓识和精明。
二
林则徐面对腐败的官场，忠于职守，力挽狂澜。他所到之处，采取有效措施，对吏治严加整饬。这些措施，约有以下数端。
其一，提出警告与要求 根据“惩劝兼施”的原则，林则徐每到一地，即针对该处官场弊端，事先向各级属员提出警告与要求。
在江苏两司任上，林则徐针对苏省地方官交接时，前任的亏缺，在监盘委员说合下，与后任“私议流摊，以垫抵交，而其所垫之款，半属虚悬无著”的问题，通饬全省，嗣后凡值交代，前任如有亏缺，即于限内据实揭参；如无亏款，迅速依限盘收结报，不得混请担任，私议流摊。如其不遵，定将玩违之员，特揭请参”（注：《林则徐集·公牍》，7～8、8～12、55、98、16～19、22～27、16～4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他又根据江苏地方官审案及解送人证迟延拖沓、办理命案缺乏仵作等情况，札饬各府州县，从速审结案件，及时将重要人证解省，募足仵作并令其认真学习验尸之法（注：《林则徐集·公牍》，7～8、8～12、55、98、16～19、22～27、16～4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以钦差身份在粤禁烟过程中，林则徐了解到巡洋弁兵不仅吸食鸦片，而且“猫鼠同眠，分肥故纵”。于是实行五人互保，要求“将弁中如有沾染吸食者，亦即揭参究惩，毋稍隐讳，致干徇庇之咎”（注：《林则徐集·公牍》，7～8、8～12、55、98、16～19、22～27、16～4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并提出警告：“如弁兵再敢得规私纵，定当置之死地。”（注：《林则徐集·公牍》，7～8、8～12、55、98、16～19、22～27、16～4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针对过去弊病，向各属提出除弊的要求和警告，既可使其下属有所遵循，又可使有过者有改弦易辙的机会，从而起到防止一些官弁继续为非、整肃吏治的作用。
其二，除弊惩恶 林则徐对吏治最直接的整饬，是革除弊政，惩治不肖员弁。
在湖北布政使任上的林则徐，为杜绝官吏升调署补差委中昏夜营求、胥吏高下其手之弊，防讼棍、吏胥包揽词讼，除丁胥差役冒名索诈、影射扰累，特颁《关防告示》和状纸格式，周知群众：“如有各种情弊，许即赴司首告，或就近禀报地方官拿究，以凭惩办。”（注：《林则徐集·公牍》，7～8、8～12、55、98、16～19、22～27、16～4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林则徐任东河河道总督时，为剔除河工积弊，认真查验堆料，“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无一厅不拆”（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又绘全河形势于壁，孰夷孰险，一览而得，使属吏不敢欺蒙。（注：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255、254～255、261～262、254、254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在江苏任职期间，林则徐对该省审案、科场、河工、赈务中存在的弊端均力加整顿。江苏官员疲玩拖沓，积案如山。林即“详定章程，严立限制”，对逾限不按规定结案者，即予特参。经几个月的清理，即将百分之九十的积案审结（注：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70、79、143、70、58、4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苏省科考，弊端重重，而以帘官阅卷马虎，士子剿袭幸获为最。为争先荐卷，批阅即草率，“于是误分段落者有之，误读破句者有之”，一些佳作在仓促中竟被摈弃。其批驳之词，“不曰欠精当，即曰少出色”，空洞搪塞，“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为除此弊，林则徐一方面慎选帘官，另方面拟定逐篇分批的章程，责令帘官依照办理。首场四篇必须逐一批出，且一律不许用“欠精警、少出色”之类的不确切批语。同时，对草率从事的帘官据实参奏，予以处分。对士子夹带抄袭之弊，林则徐亦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顿，使无幸获者。如此，“真才愈以辈出矣”（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过去，江苏挑挖运河，“工多偷减，费倍虚糜”。道光十四年，又值挑挖徒阳运河之期，林则徐即定挑挖章程18款，对抽扣夫钱、串通偷减的丁役，加以重惩，“至于各项陋规使费，俱著一概革除”。如有冒名需索者，无论何项人役，一律先枷后究，毋稍轻纵。对认真出力，剔除积弊的委员，则量加奖励（注：《林则徐集·公牍》，7～8、8～12、55、98、16～19、22～27、16～4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至于赈灾，弊端甚多，惠不及民。林则徐在苏省赈灾，即摒弃吏胥，选用了解乡里情况、办事认真的“诸生”清查应赈济的户口、人数，发给他们领赈的凭据，并造所查户口清册上呈，减少了中饱、冒领等弊病（注：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70、 79、143、70、58、4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林则徐对不肖员弁兵役亦进行了惩治。对那些失察的或渎职的，不勤政务、性耽安逸的，品行不端、才不胜职的，心地欠明、优柔寡断的，性喜铺张、难望其洁己奉公的，声名平常、不能约束丁役的，偏执己见、难任民社的，不洽舆情、声名狼藉的，泄沓公务、玩忽职守的，林则徐在查实之后，分别奏请给予惩治：或改任，或降职，或议处，或勒休，或革职（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对贪赃枉法、受贿卖放走私的官弁兵丁，林则徐更是深恶痛绝，从重惩处。他在湖广整顿盐务时即认为，对那些“视鹾务为利薮，骫法营私，靡所不至”的不肖员弁，“非从严惩办，无以杜弊源”。于是，对“身任武职，责在缉私，乃敢节次获盐肥己，故纵私枭，玩法已极”的宜昌镇左营外委黄帼祥，奏请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广东水师弁兵卖放鸦片走私，后果严重。林则徐至粤后，将受贿故纵奸人开设快蟹馆的记名外委徐广，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奏请将得规卖放、得土分肥的守备蒋大彪、伦朝光、都司王振高、外委梁恩升、保安泰等从重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又将得财故纵内河鸦片走私船、并把所获烟土卖银伙分的额外外委曾日恩，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
经过认真整饬，林则徐管辖的地方，吏治大有起色。“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绶。”经他整顿过的东河河务，“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注：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255、254～255、261～262、254、254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其三，奖贤能，赏有功 林则徐主张奖惩分明，凡贤能、勤慎、清廉的官吏，技艺娴熟、巡缉出力的弁兵，皆加褒奖，以树正气，立榜样，擢拔人才。对有守有为，亢直不阿，民众爱戴的下属或同僚，林则徐或下考语予以充分肯定，或上奏皇帝推荐密保。元和县令姚莹办事认真，政绩突出，任苏抚的林则徐在考语中称许道：“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9，《十幸斋记》。）对清廉、亢直的鄂抚周之琦，任湖督的林则徐上折密奏说：“留心访察，知其操守清廉，性情朴直，于属员不假词色，于公事不许通融，或有议其太板者，臣窃以为正是好处，即其与臣议论公事，亦能自抒所见，不稍依阿，臣转以是重之。”“若在中等省分，整肃吏治，挽回风俗，颇有确不可拔之劲，当必不至废驰。圣明用为湖北巡抚，正甚合宜。”（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在滇督任上，林则徐先奏请将“才识明干，勤奋有为”的张亮基调补极边要缺永昌知府。（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待张亮基到任后，由于其“办理不遗余力，于地方之利弊，无不访察周知，于风俗之浇漓，无不革除务尽”，仅一年多的时间，“竟能大挽积年难挽之习”。因此，林又奏请“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可简用张亮基担任（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
对急公勤政的地方官，林则徐即奏请议叙或升迁。刘鸿翱“清直端方，办事老练”，林奏调他为“赋重政繁”的苏州府知府（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倡捐修筑安陆城垣，“筹办有方，急公出力”的安陆知府周鸣鸾、署钟祥知县谢庆远；倡捐挑挖沮、漳两河“奋勉急公”的当阳知县王朝枬，林则徐皆奏请从优议叙（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在广东禁烟时，林则徐对禁烟抗英出力尤著的员弁，奏请奖励（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广东博罗县典史陈镕，在收缴、销毁鸦片中最为出力，终因被销化烟土时放出的毒气薰倒而致死，林则徐极力表彰其功绩，奏请朝廷给予恤典（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
为整饬营伍，林则徐曾将湖北省城中各兵营内“年力精壮技艺优娴者另挑十之一二，每月捐廉加给公费，各就所习硬弓、鸟枪、长予、刀、棍，令其更加练熟，精益求精。臣每旬亲阅一次，分别等第，示以赏罚，俾皆踊跃感发，不使日久懈生”（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
由于林则徐赏罚严明，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实事求是，故不仅受其奖赏者引以为荣（姚莹即以林给他所下的考语为一生中十大幸事之一），而且被他贬斥、处罚的人也毫无怨言，甚至以此为幸。金安清对此评述道：林则徐“尤慎举劾，历封圻十四省，所荐不过数十人”，“一时文臣军吏，无智愚贤不肖，皆乐为之用，甘为之死，且有得谯让而犹以为荣者”（注：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255、254～255、261～262、254、254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其四，正己率属 林则徐为官之后，处处严以律己。他深知，只有正己方能率属。严以律己，是整肃吏治官防的需要，同时也是他在道德上的自觉要求。
林则徐的清廉，在嘉、道两朝的官吏中是少见的。就是在当时被官员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细微之事，他也严格要求自己。嘉庆二十一年，林被任命为江西副主考，赴南昌典试。他在此期间的两段日记，记录了坐轿与送席的事。其一则记道：“自进省时，地方即备八座肩舆，力辞之，改为四人。是日（按：八月六日）亦已预辞，而临时仍备八座，仓卒不及改，心甚愧之。”（注：《林则徐集·日记》71、56～57、58、213、219、222、3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另一则是八月十四日的日记：“自入闱以来，监临、提调、监试，连日轮送酒席，是日因近中秋，送席尤多，心甚愧之，且觉物力可惜。”（注：《林则徐集·日记》71、56～57、58、213、219、222、3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作为钦派的副主考，乘八座大轿，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监临等向副主考送席，已是清代官场中的惯常作法。可林则徐先是力辞，在辞不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深感惭愧，“且觉物力可惜”。在这里，毫无矫饰，全是发自肺腑之言。林则徐对这等小事的态度，和当时讲排场、摆阔气的官场风气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已可看出他“但当保涓洁，不逐流波奔”（注：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70、 79、143、70、58、4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的品格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嘉庆二十五年，林则徐由御史外放为杭嘉湖道，这是京官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一般的京官生活清苦，一旦外放为“亲民”之官，尤其是像杭嘉湖道这样的肥缺，不必大动手脚，白银就会滚滚流入腰包。可因出都留别等欠下近万两债务的林则徐，却“鄙性迂拘，不敢别图生发，即常例所有，亦减之又减，斟酌再三”（注：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70、 79、143、70、58、4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社，1981。），以致闽中亲友到他那儿想得点好处，也只得败兴而去。以后，林升至两司、巡抚、总督，其廉洁自律一如既往。他任苏藩时，“会丁内艰，寮属致赙，皆却之”（注：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255、254～255、261～262、254、254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他被授为鄂藩赴武昌、奉派为钦差大臣去广东，均事先发出“传牌”，说明自己所用的车船轿子之夫价，均已按市价发给，不在各驿站索取丝毫。伙食等费用，自己也已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即使为钦差大臣，所有兴宿公馆，也只准用家常便饭。随带丁弁人夫，不准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如有借口需索者，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私送陋规者，定行特参（注：《林则徐集·公牍》，7～8、8～12、55、98、16～19、22～27、16～4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到广州后，林即贴出《关防示稿》，明确宣布：“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发给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注：《林则徐集·公牍》，7～8、8～12、55、98、16～19、22～27、16～46、50页，北京，中书局，1963。）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峻拒行商之贿赂。一个参与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注：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五），146 页。）林从新疆赐环以后，清廉如初。据时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所记，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少翁升云贵总督，同人馈赠概行辞却”。此与23年前不收赙金，毫无二致。就是在这一年——林已服官33年，他写下了《析产书》，把他的家产平均分给三个儿子。此时，他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田地等，总共不过值三万两白银，且“无现银可分”（注：林则徐手书：《析产书》，见《林则徐世系录》，林则徐后裔联络组编，1994。）。这全部财产，仅相当于两江总督一年半的养廉银；而那时正在交卸的陕西粮道，只要迟交十余日，“便可得二万余金矣”（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由此更可见林则徐的廉洁。
至于林则徐的办事勤勉，公忠体国，亦历来为史家所称道，诸如河督任上彻查料垛，湖督任上躬自监筑荆襄堤工，钦差任上严禁鸦片等。检其日记，他的勤慎不苟，处处可见。比如，署理江督时，“夜理文牍，至丑刻就寝，自到署后大率如此”（注：《林则徐集·日记》71、56～57、58、213、219、222、3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他还深入民间，详细了解盐城附近的皮大河淤塞情况及挑挖事宜，探访当地民众对官、绅的反映（注：《林则徐集·日记》71、56～57、58、213、219、222、3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等等。
林则徐的廉洁奉公，不仅为其僚属作出了表率，而且使他敢于去整顿官场中的种种弊端，并使这种整顿较为有效。林则徐用上述方法整饬以后，在他管辖的地方，吏治状况有所好转，政令较为畅通，其所主持经办的河工、水利、赈灾、科场、盐政、漕务、禁烟、边事诸大政，均取得显著成绩，营伍得到整饬，军队战斗力亦有所提高。
三
林则徐始终不渝地认真整饬吏治，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的父亲林宾日的教育，其次是师长、朋辈如郑光策、陈寿祺、张师诚等对他的影响。关于这两点，一些研究林则徐的鸿文大作已有深刻论述，并与探究林则徐认真整饬吏治的原因颇相吻合，故此不再赘述。这里仅就报答君恩，忠于职守，同情人民方面略作探讨。
林则徐自通籍以后，就总体而言，其仕途是相当顺畅的。从嘉庆二十五年外放道员起，仅十余年即升至督抚大员，其间还乞病离任一次，在家守制二次。如把这些时间除去，从道员到总督，仅用了几年时间，升迁的速度可谓甚快。而且，在此过程中，他多次受到道光帝的特殊恩遇。比如，道光二年林病痊起复，按惯例应坐补原缺，道光帝却“恩逾常格”，“著仍发原省以道员用”。得此旨，扩大了补官的范围。到浙未两月，即简授江南淮海道；莅任一月，又擢为江苏按察使（注：《林则徐集·日记》，93页；《先考行状》，《林则徐世系录》，71页。）。道光三年，江、浙巡抚议修七府水利，奏请以苏臬林则徐总理其事，奉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何？”（注：《先考行状》，《林则徐世系录》，71页；金安清：《林文忠公传》，《鸦片战争》（六），254页。）道光七年，林则徐丁母忧服阕，被授为陕臬。他觉得陕西离家乡福建太远，难以迎养其父，有在离闽较近的省分任职之意。“圣慈已俯鉴其微”，“似不久可量移近省”。待他刚抵陕西任所，就奉到擢为江宁布政使的谕旨，“幸迎养之私由是得遂”（注：林则徐：《先考行状》，《林则徐世系录》，70～71 、75页。）。道光十二年，道光帝在林则徐所上任苏抚谢恩折、查办河南商虞厅料垛被烧折、查验豫东各厅料垛折上，分别朱批：“知人难，得人犹难。汝当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负委任。朕有厚望焉。”（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动则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这些朱批，毫无掩饰地表露出道光帝对林的赞赏、宠信与期望。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奉旨进京陛见。召见中，道光帝先赐林紫禁城骑马，继又赐乘肩舆，“外僚得此，尤异数也”（注：《林则徐集·日记》71、56～57、58、213、219、222、3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后授予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此国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注：雷瑨：《蓉城闻话》，《鸦片战争》（一），336页。）。道光二十二年，林则徐蒙冤被遣，三年后被赐环，先以四五品京堂候补，紧接着即命以三品顶戴署陕甘总督，次年授为陕抚，一年后又升为云贵总督。
对道光帝的如此“恩遇”与“隆宠”，林则徐由衷地感激，并决心竭力图报。在他的日记、奏折、诗文中，时时流露出此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当他奉旨“发还原省以道员用”后，即在日记中写道：“圣慈逾格，感刻难名。”（注：《林则徐集·日记》71、56～57、58、213、219、222、3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他连续擢升，又叠次得朱批嘉奖，遂将感恩图报之意入于七律之中：“惯教乌帽抗黄尘，宦辙年来五度新庚寅秋任楚藩，辛卯春调中州，其秋调金陵，冬月擢督河东，今移苏抚。行水敢云劳楯橇，得人何以答丝纶近叠奉批章，有如此勤劳及得人尤难之谕，不胜感悚。”（注：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70、 79、143、70、58、4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奏折中此种思想更是表述得淋漓尽致。他任湖广总督时上奏道：“臣渥荷厚恩，畀兹重任”，惟有“殚竭悃诚，事事务求真实，以冀仰答圣慈于万一”（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他在赦回后继奉署陕甘总督之谕时，感激涕零，上奏说：仰蒙圣主鸿慈，饬令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已属恩施格外。乃尚未到京，又赏加三品顶戴，署理陕督，尤为梦想所不到。他表示“惟有勉竭驽骀，矢勤矢慎，不敢因暂时署事稍涉因循，以冀仰副再造生成于万一”（注：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1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接任陕西巡抚后，林则徐又上折叩谢天恩说：“臣仰膺畀任，懔惕实深，惟有矢公勤以率群寮，别贤否以端吏治，练操防以重营伍，严缉捕以靖地方。此则犬马下忱，所为夙夜兢兢，冀以稍答鸿慈之再造者也。”（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因病请求开缺回籍调理的奏折，对自己数十年的仕途生涯及对道光帝擢拔、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了一个总结：“臣以一介寒微，渥沐圣明恩遇，由翰林、御史出为道员，三十年间，洊膺封圻重任，如两江、两广、湖广、陕甘、云贵五处总督，皆非臣才力之所能胜。且于获咎之余，复荷恩加再造，即糜顶踵，何足仰答高深！”（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因为深感皇帝的厚恩而力图报效，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忠君爱国的道德要求，使林则徐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去做一个好官、清官，把皇帝委派的事做得尽量完美。欲如此，察吏安民，整饬吏治乃是首务。
对民瘼的关心、人民的同情，是林则徐认真整饬吏治的又一重要原因。林则徐生于清贫塾师之家，深知民生之多艰，对人民产生同情。为官之后，他对为官尽职与国计、民生三者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他在苏抚任上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维邦本也。”因此，“有可暂纾民力之处”即当使民力宽裕一点，“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
嘉、道之时，清朝的吏治腐败已甚。道光帝每言及此，常是恨恨连声：“当今之弊，‘疲玩’二字，实堪痛恨！”（注：《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99，18～19页。）当今外任官员，“官官相护之恶习，牢不可破，此皆系自顾身家之辈。因循苟且，尸禄保身，甚属可恶！”（注：《林则徐集·奏稿》，428、939、987、1027、127、482、482、127、27、48 ～50、349～350、474、428～429、475、651、671、693、939、987～988、1174、492、749～755、756～758、491、1029、1172～1173、 100、488～489、543、749～874、662～663、417、24、25、28、491、931、1176、150、152、12页，北京，1963。）一些方面大员论及官吏情况时，亦忧心忡忡：“就今天下大势而论之，文官爱钱而惜死，武官惜死而又爱钱。”（注：《刘玉坡中丞致伊耆牛大人书稿》， 《鸦片战争》（三），361页。）府州县官“每逢同僚会集，所言惟缺分之优瘠，浮收之多寡，其风土人情，从无过而问者。……遇有委办事件，无非敷衍塞责，毫无实际”。他们当中，“实心任事者，仅止寥寥数人，而惟顾一己之私者，比比皆是”（注：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清道光朝留中密奏·耆英折》，《鸦片战争》（三），469、470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则徐以自己的勤慎清廉去整饬所辖地区的吏治，且成效可睹，污吏敛迹，民困稍苏，“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注：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255、254～255、261～262、254、254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其不随流俗、力挽狂澜之精神与魄力，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