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愉悦、解构者的责任与学术自由——米勒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勒论文,愉悦论文,批评论文,学术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希利斯·米勒（1928—）是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英文与比较文学系“杰出教授”、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解构批评“耶鲁学派”主要成员。多年来，米勒先生频繁地来中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推动中美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互动与交流。在本访谈中米勒指出，人们对解构批评存在着很多误读和误解，解构批评家如德里达等其实大都能够自觉地承担起作为社会良心的道德责任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实进行了有力的干预。米勒还指出了中外比较文学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描绘了理想的大学体制，表现了对学术自由的憧憬。米勒也谈及了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界存在的问题等等。
生安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文坛的解构批评以“耶鲁四人帮”或者“五人帮”、即德曼（Paul de Man）、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布卢姆（Harold Bloom）、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您而著称，而您自己更认同德里达和德曼。请问您自己更认同德里达和德曼的原因是什么？此外在您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生涯中，还有哪些人对您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米勒：我也从哈特曼和布卢姆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自己的研究更具决定性地受到德曼和德里达的影响。这很难具体地说清楚。简单地说，我觉得在哈特曼和布卢姆的理论中还有些语言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残余。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偏离了他们的方向。你还记得那本题为《解构与批评》的书吧，里面的论文是由我们五个人写的。从外面看，我们写的都是关于雪莱的《生命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fe）。哈特曼说在那本书中他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 我们五个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亲密，但我们绝对不是异口同声的。即使是德里达、德曼和我之间也绝对没有同样的理论假设或者批评思路。布卢姆和哈特曼之间的区别、他们与所谓“耶鲁学派”另外三人之间的区别就更大了。在德里达最晚近的一本题为《尝试秘密》（A Taste for the Secret）的书中，他指明了他与德曼之间的基本区别。他指出：“我力所能及地标示出语言上和修辞上的局限——这是我与德曼之间的深刻论辩的症结所在。德曼对解构有一种更为‘修辞学’上的阐释。”在德里达晚期另一篇文章《打字机的墨带：有限的墨》中，德里达再次转回到德曼，以极其微妙婉转、小心翼翼的方式批评德曼对自己的阅读，他批评的是德曼早期的一部著作，题为《盲视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书中探讨了德里达对卢梭的解读。德里达这一举动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德里达指出，一般来说，“我晚期同意保罗·德曼的看法”。德曼也通常这样说：“德里达真是伟大。我真希望能够像他那样写作。”他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非常仰慕对方的著作。德曼参加过德里达在耶鲁大学举办的所有研讨班。
我对这四位理论家的敬慕在于，他们个个都是文学文本的绝妙解读者，而且他们都热爱文学。哈特曼是个天才的解读者，布卢姆也是。德曼和德里达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深爱着文学，都是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绝妙的解读者。他们对文本的解读让人称奇，但又都合情合理、有理有据，他们的这种能力是我最看重的，甚至比对他们的理论建构更让我看重。
还有谁影响了我？博克（Kenneth Burke）、燕卜逊（William Empson）、瑞恰兹（I.A.Richards），他们要比经典的新批评派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和塔特（Allen Tate）等对我的影响大多了。除了燕卜逊，我听过所有这几位的讲座。真正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是博克和燕卜逊。这或许揭示了我性格的某些特点，因为他们几个都很有个性，有点儿我们常说的“古怪”。燕卜逊是一位出色但极其不同寻常的英国批评家。博克和燕卜逊是同一类型的批评家，碰巧布卢姆在当学生时也对他们很感兴趣。他和我都同样仰慕他们两位以及另一位性格怪异的英国批评家奈特（G.Wilson Knight）。布卢姆和我都认为，他们的著作在其古怪之中，抓住了文学本身的某种真正的、不可驯服的野性的东西。哈特曼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位在其作品中将所谓的现象学介绍到文学批评领域的批评家。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他所谓的《无中介视像》（The Unmediated Vision）。我读到这本书时还很年轻，对我而言，该书是一种启示，因为我那时还不知道为哈特曼提供了灵感的欧洲大陆的批评。之后，我于1953年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初次读到了比利时现象学批评家普莱（Georges Poulet）的著作。后来竟然发现他也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的批评方法对我早期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我的第一本关于狄更斯的书。我也从与普莱有关联的“日内瓦学派”的其他批评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雷蒙（Marcel Raymond）、贝甘（Albert Béguin）、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以及其他人等。不过，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于我受到他们的影响之前，那时主要是受博克的影响。我试图用博克的理论来谈论狄更斯。该论文从未出版过，与我后来出版的关于狄更斯的著作其实大相径庭。后者受普莱的影响更大些。
生安锋：在阅读您的文学批评时，我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文学的韵味甚至某种激情，就是说，您的评论文章本身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我也发现，您对诗歌以及其他文本总是有着十分独特的感受力与观察的角度。请问您有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如写诗、小说什么的？如果有的话，您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另外，您从小就对理科的学科倍感兴趣，您于1944年秋进了奥柏林（Oberlin）学院，立志当物理学家。那么请问您对科学的持久兴趣对您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米勒：这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三个问题。就像很多热爱文学的人一样，我也尝试过写小说，但不是很成功。我那时还年轻，这种尝试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这不是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不是我真想做的事，更不是我能够做好的事。然而，我不害怕承认在文学批评中有某种文学特征。但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格外小心。文学是一回事，文学批评则是另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点交叉。就我而言，无法满足的文学创作的欲望完全被转化为尽我所能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欲望。文学批评不是写诗写小说的替代，而是那种欲望的完全的升华。
无论如何，文学批评对我而言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甚至比您所说的激情更加重要。我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在具体的例子中，我确实掌握了某首诗或者小说，我确实理解了它，我对它有话要说，那些话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的。把它写在纸上是一种快乐，尽管我从未对哪篇批评性文章百分之百地满意过。而这种不满足感又是继续努力的动力。最近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卡夫卡的文章，我讨论了卡夫卡的《城堡》，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要理解它并写出点令人信服的东西真是一种挑战。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很有趣的，因此，与其说是激情，倒不如说这里面包含着某种明显的乐趣。
至于我早期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与我转而从事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我确实不是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那就是这二者都注重简约和优雅。一段精彩的数学论证与一段精彩的文学论证或许都可以被描述为优雅。数学家不但敬佩一段成功的数学思考，而且也欣赏在数学论证过程中的优雅和简约。这也是我在文学批评当中所景仰的一种境界。普莱是一个出色的简约型的批评家。他可以把对雨果的一大堆作品的阅读分析浓缩在20页的内容之内。真是了不起！我也试图去模仿这种令人钦佩的简约，但不是很成功。
我的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个特点是来自早期对科学的兴趣。我不太想说自己是个实证主义者，但我仍然是个经验主义者。我科学的一面仍旧存在，我有这样的欲望，那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论断要经得起考验，或者相反，能够被证伪。在科学上，一个好的假设是潜在地能够被——用科学家的话说——“证伪”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如何证明一个已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假设是真还是伪呢？通过引用，通过对引文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文学文本，页面上的字句，无论多么问题重重，也都是对解码和阐释敞开的。字句都是具体而实际的，我们可以就其展开讨论。在文学批评中，它们提供了某种经验性的证据，一些可能会使对于它们的含义能够达成某种统一意见的东西。我先是对卡夫卡的《城堡》提出了某些看法，之后又通过引文以及对那些引文的解读而证明我所说的是正确的。我指出：我的证据支持我的阐释。这就是文学批评中的类科学特征。对这一方面的强调或许使得我不同于耶鲁学派的其他成员（当然不是完全不同），这种强调也表现出我早期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生安锋：解构理论或曰修辞式阅读以及以后结构主义为基本批评策略的文学批评思潮如后殖民主义，经常被指责为一种虚无主义，是对文本的沉溺和对现实的逃避。您当然是十分反对这种指责的，在《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一文中，您认为这是对你们理论的一种误解、一种肤浅的理解。您还指出德里达和德曼都没有把自己的事业与政治和历史隔绝，而是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指出，一个人没法不从事历史和政治活动，二人均把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文学理论看作是对历史和政治的积极干预。具体从实践上来说，您认为解构批评是从哪些方面对现实生活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您是不是认为解构批评或者任何批评都不应该失去自己美学的独立性，不应该成为现实的简单的附庸呢？
米勒：我确实认为，有很多人在攻击解构理论时简单地误解了它。他们没有仔细地阅读我们的作品，而这似乎是在发起攻击之前最起码的义务了。他们只是在报纸上或者某些浅显的摘要中读到什么是解构，而这些摘要通常又是对其他肤浅的、不正确的总结的浅薄重复。不过我也认识到，解构理论中的某些东西对于很多人所持有的关于自我、历史、美学和文学等的常识性的假设是具有搅扰作用的。抵制是预料之中的。例如，所谓“新批评”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五十年前的美国，很多教师和学生都接受了这一假设。这就意味着，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并描述某个给定作品的有机统一性。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假设，甚至还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它可以使学生们进行更加仔细的阅读。然而，对于一个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德曼或我而言，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有机的统一体。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一部作品是有机的统一体。这一假设极具启发意义，因为它使得读者去寻找那些显而易见的重要特征或者段落，但它们却无法被容纳于任何有机的统一体中。这些特征的存在并不就意味着该作品不好或者不连贯。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或许表明，这不过是语言的一种特征：无论语言被如何仔细地组织起来，也会拒绝被吸纳进一种有机的统一体的隐喻之中。那些对“有机统一体”盲目崇拜的人或许不算是好读者。
您还提到有人指责所谓的“解构主义者”脱离历史和政治。很显然，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德里达，他的一生及其毕生的写作都深深地卷入了某种政治问题和政治行动。譬如，虽然他从来没有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但这种拒绝在他于50年代断绝与法国“泰凯尔”团体（Tel Quel）① 的联系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姿态。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完全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态。德里达的很多作品，尤其是晚期的作品，都与死刑、无家可归者的苦境、民主的未来、宽恕以及国家主权有关。德里达关于死刑的研讨班并不只是说“我不喜欢死刑”就完事了。他的讨论遵循着对死刑在西方历史上的详尽检视。要加入欧盟就需要废除死刑。这对于土耳其来说一直是个问题。当德里达去以色列时，他要求以色列方面的接待者安排他去看看某所巴勒斯坦大学。尽管他们满足了他的请求，但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尴尬。在我的作品中，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对政治和历史的类似关注。近来我对此越来越重视了，譬如在《阅读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ading）和《文学中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 in Literature）中。德曼的作品也不例外。在德曼的生命接近尾声时，他接受了罗索（Stefano Rosso）的访谈。 在回答其作品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政治”（politics）等词汇这一问题时，德曼说：“我不认为我曾经远离过这些问题，它们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最重要的。”
生安锋：您曾经先后担任过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比较文学教授职位，也曾多年教授比较文学课程。您曾经说过，比较文学学科被引入美国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使人们意识到：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具有不可翻译性，也意味着英文系的权威与主宰地位的崩溃。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您也指出，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英语文学的研究所取代。您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面临的两个危机，一个是语言的危机，另一个是与新媒体的发展相关的危机。其实第二个危机也是文学研究整体上所面临的危机。您又指出：比较文学永久的危机并不在于理论或方法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翻译的问题，这里的翻译是广义的概念，包括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之间的翻译，以及从亚文化到另一种亚文化之间的翻译。可是我认为，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语言或者文化之间的翻译／转换和理解才更加成为可能。翻译的问题不是危机，而是我们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之一。
您也看到比较文学与某种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传统西方比较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对此提出了质疑。那么，您所提议发展的一种新型的全球性、非欧洲中心的比较文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米勒：其实，比较文学一直存在着某种危机，从50年代韦勒克提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到现在，就一直不间断地有人提出这种学科的危机。但目前的危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危机。一个教授不可能掌握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而单纯依靠翻译有时候也是靠不住的。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掌握一门欧洲语言和一门非欧洲语言，譬如说汉语或者日语；或者干脆抛开欧洲语言而比较中印文学，也未尝不可呀。另一种问题是批评术语方面的问题。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时代中的术语之含义是不同的、有变化的。譬如“悲剧”（tragedy）一词对于索福克勒斯是有意义的、是适用的，但对于莎士比亚则未必适合。再如中国的悲剧或者非洲的悲剧，那差距就更非同小可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的术语谱系，进行交叉观望、互相参照。即以一种文化中的某种术语观照另一文化中的文学现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互相借鉴、互相参考。博克曾经提出著名的“非协调视角”（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理论。意思就是将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作品并置，以便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特异之处。如我们可以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红楼梦》并置研究，就可以获得一种新视角、新视野。而只研究某一国的文学的国别文学研究，就不容易发现作品的特殊之处。这一术语译成汉语可能也不容易吧！这也正说明了术语交流与借鉴的困难。对于比较文学的一种形象的说法是用双筒望远镜看东西，双眼看的是不同的东西，左眼看的是《红楼梦》，右眼看的是《哈姆雷特》。
中国应该有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它在两方面与传统的欧洲的比较文学是不同的。一种是把全球文学作为其主题而非仅仅是欧洲文学。这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听起来很简单、很明显。但实际上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像汉语、日语、非洲语言等都属于差异极大的语言谱系和文化传统，因此要训练真正具备全球性语言能力的学者是极其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通晓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比较文学中大多数的重要语言却是可能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努力训练学生去掌握一种新的语言能力。我相信，今天所有美国的学生都应该学习一门远东地区的语言，最好是汉语。正在中国发展的新比较文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一学科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于西方的文学理论了。西方文学理论是以某些文学即西方文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要解说西方文学及其特征。试图将其普泛化并应用于任何别处的文学都是错误的。假定这样的运作过程会奏效，它也是很危险的。我认为，传统的比较文学经典以及西方文学理论，都需要参照世界上其他地方——譬如中国——发展起来的理论来看。有学者将比较文学界定为一种全球化了的事业。这一新事业将会同时从各种理论传统的不同的视角中、从很多对于文学的不同界定中、从很多对于文学对社会和个体读者的功用中，看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学。我同意这是我们当前需要着手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理论的价值是要以最好的方式去说明特定的文学作品。我对文学理论，对抽象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优秀的文学理论不是空想的抽象之物。文学理论作出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陈述，但实际上却是来自某一特定时期的、用某种特定语言书写的、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发挥某种特定作用的某个特定文学文本。这在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的西方文学理论传统中无疑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给出了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的声音，分别在剧作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是借助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而不是通过叙述；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里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有些悲剧”，而是说“悲剧”，暗指所有的悲剧。然而，亚里士多德这一具有绝对普泛性的理论要解释的是公元前五世纪在希腊用雅典城邦的希腊语写的雅典悲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他的首要目的，是要阐释一部悲剧，那就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因为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讨论这部剧作。这是他用来作为示范的悲剧剧作。在被“理论化”的作品的历史具体性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陈述的绝对普遍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理论家们很难使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譬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基督教的，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当然就不是了。
当代理论家，譬如说德曼的理论性陈述也是如此。在其《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中有篇文章叫《寓言》， 德曼在文中指出：“所有文本的范型都由一个人物（或者一个由诸多人物形成的体系）及其毁灭构成。但是，由于这一模式不能被一种终极阅读所阻断，因此，它又反过来危及一种补充性人物形象的叠加，这一叠加叙述了前一个叙述的不可阅读性。不同于那些以人物为中心、最终总是以比喻为中心的基本解构性叙述，我们可以将这种叙述称为二级（或者三级）的寓言。”我对这一高度浓缩的理论建构的反应之一（除了感到它是多么不好理解），就是不由得问：“所有文本的范型？这个陈述也太大胆了吧。”如果发现有一个文本不适合这一范型的话，德曼的理论声明就将被显示为不合格。德曼的断言出自一篇具体的文章，该文章的目的是要阅读并阐释卢梭的一部作品——《新爱洛伊丝》。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德曼的理论建构，它们的有效性不在于具有普泛的可应用性，而是在于它们能够解释在某个特定文化的特定时期的某部特定的作品。以为这种理论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域的所有作品，是很成问题的。当我们以为可以将这类理论陈述用来阅读非西方作品时，问题尤为严重。
生安锋：您是如何看待后殖民主义中的解构因素及其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您对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略有论及并对赛义德严肃、负责的左翼批评态度表示了赞同，对斯皮瓦克也寄予厚望，而对其他的后殖民理论家如霍米·巴巴等却未见论述。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后殖民主义这一批评流派的？
米勒：我对这一领域确实知之甚少。我读过巴巴的一些作品，但不是很多。我确实没有资格就此发表很多意见，除了要指出：当代后殖民批评家们，包括斯皮瓦克、巴巴和赛义德等，都深受所谓解构理论的影响。同时，这些批评家又都以某种方式对解构理论有所反抗。德里达就总是为赛义德就解构理论所说的话感到恼怒，他认为：赛义德从来就没有仔细地读过他的作品，只是泛泛地说一些关于他（德里达）和解构理论的话，这些话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赛义德需要反对解构理论，或者他认为他需要这样做，目的是建立他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他需要误读德里达，以此作为陪衬。
然而，德里达对斯皮瓦克、巴巴、齐泽克等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尽管有时候这种影响不是显而易见的。斯皮瓦克毕竟翻译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德里达的作品极具威力，它激发后辈人要与众不同。无疑，后殖民理论家们有一些与德里达不同的基本假设，但他们的目光也有交叉的部分，那就是对后殖民社会底层的关注：孩子、妇女、流亡者、无家可归者以及那些受压迫者。德里达不介意别人与他有不同意见，但他认为在反对他之前首先应该理解他的作品。他说，赛义德不理解他的作品。他甚至都拿不准赛义德到底读过他的书没有。顺便提一下，赛义德跟我还是很要好的朋友，而德里达其实不认识他。我认识赛义德有很多年了，在此期间，赛义德一直耐心地试图教育我，尤其是想让我了解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境况。我受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读了赛义德关于康拉德的短篇小说的第一部著作，并热情地向出版社推荐出版该书。我竭尽全力地试图让耶鲁大学聘任赛义德为教授，但没有成功。我认为他肯定能成为耶鲁的优秀教授。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教师，这一点具有传奇色彩，当然他的著作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去世时我十分悲痛。不过，我认为德里达说赛义德没有公正地对待解构理论是正确的。
生安锋：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通常所依附的机构的。德里达理想的大学是一种“无条件性”的大学，赛义德也警告我们小心任何机构和团体可能对大学的各种变相的贿赂和收编。而您自己也看到当今的大学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来自企业的、甚至是跨国公司的资助与合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接受政府的资助和捐赠的基金。种种形式的力量从各个方面都对大学有渗透和侵袭，甚至从根本上改变着人文学科研究在社会中的功用。您在文章《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中也指出大学的生存环境应该有开放辩论，保持言论、思想写作的自由，舍此则大学无法生存。而今天的人文学科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企图压制和剥夺这种自由，尤其是针对年轻学者。您声言支持大学中的异质性，支持为生存而进行公正、公开的角逐，以便百花齐放。您反对把大学搞成一种技术型、工具型的大学。请问，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学的责任是什么？理想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
米勒：是的，大学应该是无条件的。我们美国的大学中最弥足珍贵的东西是我们所谓的“学术自由”。原则上讲，这是一种在课堂上可以讲任何事物、可以质疑任何事物的自由。作为西方一种相当晚近的建制，文学原则上也有着同样的自由，去讲小说中的任何事情，去质疑小说中所有的事情。像言论自由一样，也像文学上的自由一样，学术自由从来就没有完全自由过。对其总是有一些没有明说的、心照不宣的限制。在课堂上，有些事情你说了必然会引起某种麻烦，例如所谓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学术自由从来就没有完全实现过。
不过，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这是一种珍视言说真理、发现真理而非权宜手段或者讲求实际用途的自由。首次指出臭氧层减损及其原因的科学家（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学校的）受到讥笑，受到尖刻的批评。没有几个专家相信他们的发现。但他们最终因为其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一直在告诉人们真相，即使它有悖于普遍接受的观点，也有悖于公司所乐意听到的。最终他们由于发现真理、言说真理而得到了回报。现在我们大学的危险就是教授越来越多地从公司那里要钱。这就鼓励科学家们去做那些具有短期效益和实际用途的研究。我认为说教授们发现的知识应该因为其即时性实际效益而受到重视是错误的。某项新发现的实际用途或许不能立即知晓。一个做“纯研究”的科学家经常“十分偶然地”发现某种结果最终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这与制药公司拿钱给大学的科学家们去做某项具体的研究以帮助它们制造新药，最终使公司赚钱发财是两码事。
大学应该成为这样的地方：人们在这里所做的研究应该脱离任何明显的实际用途。学术自由的这一方面是很难保持的。现在即使光强调这一点，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听起来也是不现实的。大学的神圣使命就是在所有的领域内寻求真理，为了真理而真理。这一使命是一种脆弱得不堪一击的献身或者专注精神，尤其是在当今时代。虽然很多著名大学都有着这类献身承诺的校训，例如与我联系最密切的四所高校，但情况仍未有多少改观。“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Veritas vos liberabit）是我任教多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光明与真理”（Lux et veritas）是耶鲁大学的校训，我离开霍普金斯后在那里教过书；“真理”则是哈佛大学的校训，我在那里读的研究生。我现在的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训是“让那里有光”。我们的研究性大学都致力于启蒙，使真理大白于天下！它们都是启蒙运动理想的产物。然而，所有这些训言都与圣经有关，这一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霍普金斯的校训来自基督教《新约全书》的《约翰福音》第8章第31、32节。加州大学的校训来自《创世纪》。其他校训中的“真理”、“光明”等词也都与圣经有关。美国的研究性大学仍旧在它们的口号中带有原初的基督教传统，就像全球化概念一样；德里达就曾经指出：全球化最终依赖于基督教神学的“世界”（the world）这一概念。全球化的法语说法是“mondialisation”， 或许可以被直译为“世界化”，也就是说，使全球成为一个世界。
当今大学局势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全球化。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今天的好大学和好的研究都具有一种国际性眼光。因此大学应该对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和学生开放，譬如博士后研究者。不幸的是，这一使命总是不能被圆满地完成。像加州大学这样的州立大学感到它们的首要义务是教育那些给它们提供资金的那些州的学生。它们感到它们教育其他州的学生的义务就很少了，而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的义务就更少了。这经常有悖于其最初的使命：发现有关所有事物的真理；阐明一切事物。全球合作对于阐明真理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国际合作是在获取知识方面取得进步的最好方法。请注意诺贝尔奖经常授予由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
生安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局外人，你们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批评界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未来的发展需要注意什么？
米勒：作为一个局外人，尽管我对中国的情形了解得不完整，但我想或许这里的教授需要勇气去发展自己的理论建构，而不只是依靠别人的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或许我们西方人都需要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学理论。或许最近这里（中国）还没有人建构起一种中国特有的、像杰姆逊理论那样有力的文学理论或文化理论。我想杰姆逊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吧。
我记得数年之前参加过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会议，大概是在桂林吧。对于马克思我读过一点，但我当时读《资本论》是为了撰写论文。我发现那是一部很有趣的书，尤其是其注释，极具论辩性和反讽性。我还发现《资本论》中有一种极为复杂的隐含的文学理论。马克思继承了19世纪欧洲那种后黑格尔式的修辞知识和分析传统。他很好地运用了这种传统，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隐含着一种复杂的诗学和隐喻性语言的理论，有时甚至非常明显。他深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是莎士比亚的一个绝妙的读者。我提交了论文，后来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发表了。会上我觉得很奇怪，你们为什么需要杰姆逊以及这么多的西方理论家（会上来了很多）来告诉你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者马克思的文学理论是什么呢？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写点最近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呢？无疑，这种理论正在发展，因为我刚才说的会议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中国应该发展出具有自己独特形式的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同意，马克思自己的写作有着具体的历史和知识语境。他来自德国的传统。这也是伟大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传统。19世纪德国有一个名叫波克（Boeckh）的修辞理论家，像马克思一样，他也出现于黑格尔之后。他们的理论有着相同的知识传统。马克思和乔治·艾略特都有关于比喻性语言和文学的理论，十分类似于波克的理论。艾略特曾经发展出极为复杂的文学理论，马克思也是如此；我想说，艾略特关于文学的假设与马克思的非常相似，但要详细地展示需要费很多笔墨。十分凑巧、也很令人高兴的是，艾略特和马克思的墓地相距不到一百英尺。这偶然地表达了他们同属于一个知识传统的事实。他们对于修辞理论有着同样复杂的论述。中国的知识传统该如何去好好利用这种理论，我说不准，但我想对中国人说：去读马克思！去读乔治·艾略特！重读马克思，不断地回到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去：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然了，还有《资本论》。这种情形可能有些类似于美国的精神分析学校里的状况。学生们要在那里被训练成精神病医师，他们第一年使用的是弗洛伊德的简写本，他们有选择地阅读弗洛伊德。当他们后来读得宽泛些了，他们就会发现弗洛伊德比他们原来以为的要有趣得多，也更具多样性，甚至也不那么具有同质性了。
生安锋：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谈话。
注释：
① 《泰凯尔》自1960年至1982年在巴黎定期发行，共94期，其文学实践很先锋，理论观点很激进。“泰凯尔”一语出自尼采，意思是“如其所是”或者“如实地看待文学”，它是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培养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科学家而影响了法国和欧美文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决定了人类思想在上世纪末以及21世纪的历史进程。“泰凯尔”是一个多义的名称，它既是一种文学杂志，一个文学团体，一场文学／文化／理论运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和理论季刊，作为一个团体，“泰凯尔”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制度，而只与众多的研讨会、研究班和大型的学术会议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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