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美学生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联合大学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1)03-0112-08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所组成、以中国留美学生出身为主要领导和师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其在艰苦卓绝条件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赢得了国内外教育界和史学界的广泛赞誉。近年来有关的研究虽然渐多，有的也会涉及留学生，但缺少对留美学生与西南联大关系的专门论述，更无详细的数据分析。有感于此，笔者特撰此文，试图从留学生特别是留美生的角度加以研究，以总结西南联大成为世界教育史上奇迹的内在原因，管中窥豹留学生尤其是留美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并以此表示对中国人留学美国160年的纪念和对西南联大所有师生员工特别是留美学生的崇高敬意和深深怀念。
一、砥柱中流：留美出身教师与西南联大教师群体的构成
教师特别是教授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所大学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著名教育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曾云，教授、图书馆和学报是大学的三个因素。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在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西南联大的教师基本上由一批学贯中西的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组成，其中，留学生出身的教师占了很大比例，且又以留美出身居多。详见表1。
在西南联大留美出身的教师中，许多人都堪称学术大师，后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当选为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院士81人，其中曾是西南联大教师的26人，占总数的32％；其中留美生21人，占总数的26％。①1955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254人，虽然因为政局变化，原西南联大一部分专家学者去了台湾或美国，一部分专家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未能入选，但西南联大校友仍有63人当选，占总数的25％；其中留美生40人，占总数的16％，占西南联大校友院士数的63％。②
由此不难看出，学贯中西的留学生出身的教师构成了西南联大教师的主体，而其中又以留美生为核心，大师级的教授不仅极一时之冠，也成为人们至今赞叹不已的绝唱，从而为西南联大成为国难深重时期中国的“干城”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二、艰难玉成：西南联大时期留美出身教师的主要贡献
清朝以来，由于华夷之说的影响，人们或多或少对从异邦回国的留学生持有偏见，在某些特殊年代，留学生们甚至成了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代名词。这实在是一大误解和曲解。笔者曾有专文说明留学生是推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的群体，其主导精神是九死未悔的爱国主义。西南联大最具代表性。
1.以抗日救国、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为己任，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光大，为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这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83年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时所吟《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中的名句，极其精当地概括了西南联大时期人们艰苦的物质生活和崇高的敬业精神。在风雨如磐的八年中，西南联大犹如一盏高悬于西南一隅的明灯，是维系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缕学脉，是20世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与传播传统文化的重镇。在抗战时期，教育部曾举行过四次学术文化方面研究成果的评比，西南联大成绩斐然。详见表2。留美教师获奖15人次，占总数的55％；而西南联大的获奖量在全国占很大的比例，约为一半左右。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为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在抗战时期，著书立说，建立了恢弘的哲学体系。名著《贞元六书》与抗战同始终。第一本《新理学》写在南渡之际，最后一本《新知言》成于北返途中。在六本书各自独立的序言中，他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深刻博大的挚爱和高度的责任感。他引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说，“此为哲学家所自期许者也”。③这不仅表现了他宏大的个人抱负，也反映了他通过哲学直接致力于民生，作用于人民的精神以及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感。
历史学大师陈寅恪堪称西南联大教授的代表，其家学不仅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还有进步的维新精神。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始，他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来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东方文字，从而打下了常人难以具备的中西文化基础，其治学风格和学术见解尤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他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精神与价值之取向。在讲授隋唐史时更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过去未曾讲过的。”④在西南联大期间，他撰写了两部传世之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从而被尊为现代中古史学的奠基人。前者包含了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与隋唐制度及其建置相关的内容，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与中古史相关的领域，显示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关系、种族与文化的界定、胡化汉化的实质等问题的卓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收入三篇文章：《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破解了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在种族和文化两个问题，分析了当时各民族的“汉化”与“胡化”问题以及唐朝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在论述“外族盛衰的连环性”问题时，则从当时唐朝与周边各民族力量的消长和相互的作用着眼，分析了唐朝对外关系的成败荣辱；在论述“外患与内政的关系”时，则说明了唐朝国运的盛衰与周边民族的影响密不可分。这些观点不仅有助于了解唐代的盛衰，对于理解当今中国及其外交关系也不无指导意义。
中文系教授、留学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的闻一多先生，在中文系教师中生活最艰苦，学术成就也最大，写出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等独特著作，目光犀利，考索翔实，显示了一个留美学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如《神话与诗》不囿于传统的方法，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把研究我国神话学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结合起来，把诗歌与神话中一些看似孤立的意象串联起来，把散漫的神话片段还原成先民的生活画卷，从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借助于必要的设备仪器，这对于西南联大来说，是很难具备的。但是正如西南联大的学生、著名科学家朱光亚所说：“西南联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师生们还结合社会需要，包括抗战的需要，进行工程技术和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或调查研究，取得不少成果。”⑤周培源的《湍流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震动光谱与结构》、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等都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2.以开放的眼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播西方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了中国现代一批彪炳史册的文化学术精英，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是大师之园，也是英才诞生之园。《西南联大校歌》所吟唱的“中兴业，须人杰”，反映了当时联大师生的心声。联大的教师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有强烈的责任感，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在95岁高龄时说，联大“预测到胜利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国家此时将需要一大批各方面的建国人才”，因此，“责无旁贷，我们要承担起提供人才的重任”⑥。出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教师们怀着必胜的信心，以开放超前的目光，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也传播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理论，以育天下英才为乐事。
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执教清华25载，强调治学如筑塔，重视基础，治学极其严格，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第一。上课前一分钟他已站在黑板前，上课铃响，就开始讲课，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恰是一个段落结束，下课铃也响了。他讲课不念讲稿，出口成章，条理清晰，没有废话，听课者只要手头勤快，记下笔记，这一节课就是完整的一章一节教科书的一部分。他的考试也非同一般。他在经济系开过“财政学”课程，有一次学年考试的题目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此题实质上等于对课程的全面测试。由此可见其一代大师的教学风范。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像陈岱孙这样的名师、大师，坚守着教育、学术阵地，在环境极不安定、物质极其贫乏的情况下，在教书育人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杨振宁回忆：“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1938年-1944年)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⑦八年中，入校学生8000余人，毕业生2522人。⑧许多人后来成为了复兴中国的“人杰”，还有约1000人左右在海外成为教育科学领域的佼佼者。其中就有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核武器专家朱光亚，著名半导体专家、国家科技奖获得者黄昆，著名气象学家、国家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创建三元流动通用理论的气动热力学家吴仲华，中国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中国中远程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著名化学家唐敖庆，数学家孙本旺，物理学家胡宁，医学家黄家驷、汪德熙、张炳憙、洪朝生，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在美国最早参加电子计算机开发的专家陈同章，享誉美国的政治学家邹谠，历史学家何炳棣，著名作家汪曾祺，诗人穆旦(查良铮)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3.以自由平等的现代意识，弘扬人类现代政治民主观念，不畏强权，维护人格尊严，推动了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西南联大，现代政治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抗战后期，他们有感于大后方的腐败，介入现实，抨击时政，使联大发展成为著名的“民主堡垒”。可以说，当时联大比较活跃的教授几乎都是留美出身的文科教授。
1944年纪念“五四运动”期间，联大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积极参加的代表性教师有同盟会会员、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政治学家张奚若，留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和法国巴黎大学的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的经济学教授周炳琳，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历史学家雷海宗和闻一多等。如5月3日历史学会举行时事座谈会，张奚若、周炳琳、雷海宗、闻一多等出席，几百名学生参加，师生发言慷慨激昂。5月4日举行国民月会，周炳琳作关于“五四运动”的讲演。5月8日，召开纪念“五四运动”文艺晚会，由闻一多与罗常培共同主持。
抗战胜利后，联大的民主运动进入了高潮，张奚若、周炳琳、李继侗(耶鲁大学博士，植物学家)、陈序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伊利诺大学博士，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汤用彤(佛学家、哈佛大学毕业生、教授)、闻一多、钱端升(哈佛大学博士、政治学家、法学家)等都是踊跃参加的教师代表。1945年10月1日，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李广田、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十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
“一二·一”惨案发生闻一多遇难后，西南联大群情激奋，公开抗议滥杀无辜、主持正义的教授则有梅贻琦(留学美国、主持联大工作的常委)、袁复礼(地质学家、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马大猷(哈佛大学博士、声学家))、叶企孙(哈佛大学博士、物理学家)、雷海宗等。惨案发生时，袁复礼、马大猷教授也遭殴打。当天下午，代理常委叶企孙召开紧急教授会议，发表宣言，谴责当局暴行。后来，梅贻琦不仅到灵堂吊唁四烈士，又与熊庆来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真相”，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承担责任”，并保证学校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手。特别是闻一多遇难以后，梅贻琦亲自主祭、雷海宗宣读祭文并报告生平，显示联大不畏强权、主持正义的作风。
三、成因探索：留美出身教师与西南联大特殊的校园氛围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取得辉煌的研究成果，培育出一批英才，除了受到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传统影响外，还与它特殊的校园氛围有关。由于西南联大的管理者和教师的主体是留美学生，他们深受美国大学教育思想和校风的影响，因而西南联大形成了特殊的校园氛围。
1.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沿用抗战前北大、清华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外，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由原来三校的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是西南联大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但因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常驻重庆，联大校务实际上由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作为联大真正意义上常委、校长的梅贻琦，尊重教授，作风民主，有关学校的重大事情注意听取教授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作为校长，他不高高在上，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⑨。因此，教授们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留美出身人员更是成为“药中甘草”。从表3可知，西南联大主要管理人员是以留美生为主体的。另外，西南联大还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1938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校务会议共有93人，其中留美出身77人，占82％，留学他国出身8人，占9％，只有8人没有留学经历。⑩
由于教授、副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是各学科专家，他们对于教学研究最有发言权，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不仅提高了学校管理的实效性，也增强了教师的主人翁意识，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教师的敬业精神。这是联大获得卓越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2.学术自由
从西南联大教师的主体来看，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由于深受西方教育理念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西南联大养成了学术研究民主、学术研究自由的学风。在联大，各种流派、各种见解都可以自由地研究和公开地讲授，校方从不干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认为，和战时其他大学相比，联大最大特色是师生都享有超常自由，无论其表达的观念所涉及公共领域之广泛性还是所针对公共问题之重要性。(11)
教材多种多样。联大的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即使同一门课程也往往由不同教师根据个人的研究特长进行讲授。如“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曾分别由吴晗、雷海宗、孙毓棠和钱穆等人讲授，其内容、观点差别很大，方法也不同。吴晗主要讲制度演变史，用‘纵法’讲授，讲得系统；雷海宗的主要观点是历史循环论，用‘横法’讲授，故事性较强；孙毓棠则主要是侧重于经济方面的讲授；钱穆主要是讲他所著的《国史大纲》的观点”(12)。
讲授内容自由。讲授内容是否自由，是衡量教师精神自由的主要尺度。在联大，因为学术自由，讲授内容也就当然自由。姚从吾、陈雪屏可以尽情地宣讲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陈铨也可以宣扬尼采哲学，罗庸可以诅咒新诗；潘光旦则大力鼓吹妇女解放，研究性心理学；闻一多演讲时可以无所顾忌地赞扬苏联诗人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因此，已故西南联大学生、哈佛大学教授王浩曾这样形容联大的风气：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13)
考试形式自由。例如，“徐毓柟先生讲授《西洋经济史》，见解独到，考试也特别：出四道题，宣布说，可以全答四道题，也可只答三道、两道甚至一道题。只要言之有理，一样给分。有次考试有道题是：什么时候人们视黄金如粪土？”(14)这样的试题可谓空前绝后，对启发学生的思考、培养创造性思维大有裨益。
选课自由。西南联大经济系校友陈为汉回忆：“我先后选修了吴景超先生的‘美苏经济制度比较’、费孝通先生的‘中国乡村经济结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甘介侯先生的‘西洋外交史’；旁听了闻一多先生的‘庄子’和‘唐诗’、罗庸先生的‘孟子’、郑天挺和吴晗先生的‘明史’、‘清史’、李广田先生的‘小说’等。”(15)由此，西南联大选课情况可见一斑。
3.人人平等
西南联大的地位虽然非同寻常，其教师多为大师、名师，但绝无现在一些大学的衙门作风，没有行政级别，师生之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没有森严的等级，而是人人平等。“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16)联大无人以权谋私，所有教职工家属不在学校工作。即使如常务负责人梅贻琦，其夫人也不例外。社团活动也不受干涉，从文学到科学，从书斋到现实，都可以自由选择，不仅不会因为你的政治观点不同受到打压，也不会因为你的出身、地位而影响你的活动。当时，“各种社团的活动，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从官方的三青团到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社团群社，各种社团应有尽有；学生社团还经常邀请不同专业、观点教授演讲。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不管是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评论或文学作品贴在上边；学生们还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17)这样的氛围当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
四、天地同光：西南联大精神不朽
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她建立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国家民族遭受巨大灾难的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将与世长存！正如著名学者陈岱孙所指出：“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18)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消逝，渐渐地远离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但是西南联大却不然，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不仅引起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关注，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例如，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就花了15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本700页的西南联大校史：《联大——在战争与革命里的一所中国大学》(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199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称赞该书是“迄今为止最佳联大校史”(19)。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有关西南联大的论著至少有45部(套)，主要有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杨立德著《西南联大教育史》，谢泳著《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杜运燮、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云南师范大学编《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纪实》，西南联大校友会编《西南联大精神永垂云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建校65周年纪念文集(1938-2003)》，西南联大校友会编辑《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等等。有关的论文更是难以计数，恕不举例。这在大学的研究史上，还是相当少见的。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历史已发展到21世纪，中国的教育也进入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仅应该永远记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感谢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还应认真总结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让西南联大的精神代代相传，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培育英才俊杰！
本文在确立选题过程中，得到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李又宁教授的热情肯定；研究生张慕洋、陈健、罗凤英等在搜集资料、制作图表方面，做了有益工作，特致谢忱！
作者2008年10月25日就本文在美国圣约翰大学举办的“华美族：160年的学习与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演讲，其中开头结尾部分略有处理。
注释：
①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人员名录》中“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附录三“西南联大师生中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录”、《中国科苑英华录》和《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等资料分析得出。
②同上。
③冯友兰.新原人·自序[A].冯友兰选集[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39.
④陈鲁民.陈寅恪的“四不讲”[N].杂文报，2007-12-20.
⑤清华校友通讯，1996，(复36)：129.
⑥陈岱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A].西南联合大学校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⑦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122-123.
⑧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前言.
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⑩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分析得出。
(1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12)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93.
(13)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A].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66.
(14)张尚元等.笳吹弦诵情弥切——回忆西南联大和清华的学习生活[J].文史杂谈，2007，(6).
(15)张尚元等.笳吹弦诵情弥切——回忆西南联大和清华的学习生活[J].文史杂谈，2007，(6).
(16)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A].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66.
(17)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A].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大学[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18)陈岱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A].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19)饶佳荣.易社强的西南联大研究[N].中华读书报，2008-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