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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8)05-0046-(05)
“榜例”一词作为法律用语始于明初。它作为明朝的重要法律形式，曾长期在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广泛使用。鉴于前人对这一法律形式尚未进行研究，本文从梳理、分析有关文献资料的角度，对明代榜例的颁行情况予以考证。
一、洪武榜例的制定及其功能
榜例是明初统治者在沿袭前代榜文、告示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立法实践，被确认为国家的重要法律形式。
在中国古代，人们把“木片”、“匾额”称为“榜”。自原始社会末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字载体经历了从甲骨、金石到竹木简、缣帛漫长的演变和发展。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竹简、木简和缣帛成为文字载体的主要形态，当时官方向民众发布并张贴、张挂的布告类文书，通常多是写在木简上，人们把这类官方文书称为“榜”、“榜文”或“告示”。魏晋以降，随着造纸技术的日益成熟，特别是东晋末桓玄颁“以纸代简”令之后，纸逐渐成为官方“榜文”、“告示”的主要载体，“榜”、“榜文”的称谓被继续沿用，其含义扩展为泛指官方张贴、张挂的各类官方文书。明代以前，官方布告类文书的称谓有多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也有变化，“榜文”与“告示”两者的名称也往往混用，此外还有告谕、文告、公告等称呼。进入明代以后，大概是出于“上下有别”并区分其适用地域的范围以及榜文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提升的缘故，君主和朝廷六部的布告称榜文，地方各级政府和长官的布告则称为告示。在现见的明代榜文文献中，除明代前期尚有几则榜文是由朝廷大臣或府官在治理地方时出榜且榜文渊源不明外，均是由皇帝或中央各部院奉旨颁发的。
榜文、告示是兼有法律和教化双重功能的官方文书。就其内容和功能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告谕、教化为宗旨。内容是指陈时弊，申明纲常礼教合治国之道，意在使人知所警觉，趋善避恶。二是公布朝廷和地方官府制定的法律、法令、政令，要求臣民一体遵守。后一类榜文、告示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其作为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法律的形式之一。
制定和发布榜文、告示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历代为把法律和政令贯彻到基层，使百姓知法守法，都很重视法律和政令的公布。西周的“悬法象魏”之制，就是朝廷把法令悬挂在宫廷外的门阙向民众宣示的一种方式。春秋末期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晋国大夫赵鞅和荀寅“铸刑鼎”，则是诸侯国公布法令的创举。“悬法象魏”、“铸刑鼎”、“铸刑书”这些向民众公布法令的举措，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说的“榜文”、“告示”，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自秦汉到唐代，运用榜文、告示公布政令、法令成为官府经常采用的方式。史籍中有关这类的记载甚多。查阅两汉、唐宋诏令及会典类文献就可看到，“格文榜示”、“版榜写录此条”之类的用语频频出现。宋元时期，地方官府和长官运用榜文公布政令、法律法令的做法已很盛行，《古代榜文告示汇存》[1]中所收入的朱熹榜文、黄榦榜文、黄震榜文、胡祗遹榜文中有关公布法令的榜文就是这类文书。
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很注重健全国家法律制度和向民众进行法律教育。他说：“民经乱世，欲度兵荒，务习奸滑，至难齐也。”[2](P483)“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3](P196)认为只有把健全法律与教化结合起来，治国才会有成效。由于榜文具有法律和教育的双重功能，这一法律形式受到朱元璋的青睐。他在位31年间，曾颁布了大量的榜文。这些榜文中，既有晓谕教化性榜文，也有公布法律、法令性榜文。晓谕教化性榜文的内容是针对时弊，向百姓陈述某一方面的事理，或公告某一被处理的案件，以使民知法明礼，不敢轻易犯法。在朱元璋以榜文形式颁布各类法律、法令中，许多是有关治理国家特别是民间事务管理方面的事例或禁例，称为榜文禁例或榜例。如《明会典》卷一五二载：
凡管马官员，洪武榜例：各卫所、府州县管马官员，职专提调马匹，不许管署卫所、府州县事务及别项差占。[４](p780)
又据《明会典》卷一四三：
洪武二十七年圣旨榜例：自古到如今，各朝皇帝差军守卫皇城，务要本队伍正身当直。上至头目，下至军人，不敢顶替。这等守卫是紧要的勾当。若是顶替，干系利害。拨散队伍守卫，尤其利害。且如论队伍守卫，拨那所军，若用军多，尽本所守卫；若用少，或五百、三百、二百、一百，务要整百户守卫。若军别无事故，各各见在卫所，其当该管军人员不行仔细检点，照依原伍上直，致令小人卖放，或闲居在卫所，或私自纵放不在卫所，点视不到，定将本管指挥、千百户、卫所镇抚、总小旗各杖一百。指挥降千户，调边远；千户降百户，调边远；百户降总旗，调边远；卫镇抚降所镇抚，调边远；总旗降小旗，调边远；小旗降做军，调边远。如是受财卖放，以致队伍不全，系是围宿重事，不问赃多少，处以重罪。[４](p730)
这则榜例全文较多，在明太祖的“圣旨”后，列有军人守卫皇城必须遵守的18条条规，就守卫皇城的各项制度以及对于守卫军官、军士无故不行上值、当值军人顶替、军官擅自调离守值军人、不按规定交班和对出入人员认真搜检等的处罚作了详细规定。
上述记载例表明，“榜例”于洪武年间已被作为法律形式的称谓。
洪武朝的榜例，就内容讲，涉及到吏、户、礼、兵、刑、工各个方面。其功能除具有向民众宣传法律、推行教化的作用外，在完善国家法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国家和地方治理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公布了不少有关行政、经济、民事、军政和学校管理类榜例，用以完善国家的各类行政管理制度。以《教民榜文》为例。据史载，洪武三年(1370)二月，朱元璋曾“召江南富民赴阙，上口谕数千言刻布之，曰《教民榜》”。[5](p408)《教民榜》字数如此之多，可见它是若干榜文的汇集。洪武年间，榜文屡颁，从未间断。直到朱元璋死的前两月，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间，他还诏令户部把《教民榜文》刊布天下。《教民榜文》亦称《教民榜例》。其内容共41条，对老人、里甲理断民讼和管理其他乡村事务的方方面面，如里老制度的组织设置、职责、人员选任和理讼的范围、原则、程序、刑罚及对违背榜文行为的惩处等作了详尽规定。《教民榜文》曾在明一代通行，堪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极有特色的民事管理和民事诉讼法规。二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类犯罪行为，公布了不少律、令所不载的刑事禁例，用以惩治犯罪行为。如《明会典》载：“洪武二十三年，榜谕各处税课司局巡拦，令计所办额课，日逐巡办，收于司局，按季交与官攒，出给印信收票。不许官攒侵欺，致令巡拦陪纳。违者重罪。”[4](P257)“洪武二十四年，榜谕各处商税衙门、河泊所官吏：每遇收办课程，不许勒要料钞。但有字贯可辨真伪者，不问破烂、油污、水迹、纸补，即与收受解京。若官吏、巡栏刁蹬不收，及因而以不堪辨验真伪钞解京者，俱罪之。”[4](P224)“洪武三十年，诏榜示通接西蕃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将私茶出境，即拿解赴官治罪，不许受财放过。仍究何处官军地方放过者，治以重罪。”[4](P267)
洪武年间，朱元璋为“治乱世”，以重典为整顿之术。颁布严刑峻法，惩治奸顽，是洪武朝榜例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也是它的突出功能。《南京刑部志》卷三《揭榜示以昭大法》[6]收录了明太祖洪武年间发布的45榜榜文。把这些榜例文与当时行用的明律①对比考察，可知其中有不少属于重刑性质。
一是许多规定属于新的刑事立法，其内容不是为明律所未设，就是律文的规定比较笼统，榜例规定得更加具体。比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八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法司精审来历，设有仍前所告，动经五六十及百余人、一二十者，审出诬告情节得实，将好词讼刁民凌迟于市，枭首于住所，家下人口移于化外。”洪武二十六年(1393)八月榜文规定：“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劄革翁。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一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钦奉圣旨：这等乱法度，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洪武二十七年(1394)三月初二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着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体迁发充军。”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不许人于街上碾损街道，只许他于两傍土地上推行。如有故违号令，拿住，发充军。”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十三日榜文云：“奉圣旨：如今军卫多有将官用战船私下卖了，工部出榜去各处张挂。但有卖官船的，凌迟处死，家迁一万里。私买者同罪。”洪武三十一年(1398)正月十六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敢有将官船私下卖者，正犯人俱各处以极刑，籍没其家，人口迁发边远。”
二是榜例中所列刑罚苛刻，大多较当时行用的洪武二十二年律的律文或相近条款量刑为重。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榜文规定：“今后若是诬指正人的，本身虽犯笞罪，也废他；但诬指人笞罪，也一般废他。本身已得人死罪，又诬指人，凌迟，都家迁化外。”依明律“诬告”条：“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 流三千里，加役三年。”[7](卷二二《刑律·诉讼》“诬告”条)也就是说，对犯诬告罪者，区分不同罪情分别论罪；诬告罪的最高刑罚为死刑(法定刑为斩)，只适用于犯罪者本人，不株连同居亲属。榜文不仅对诬告情节轻微、按律本应处笞刑的治以重刑，而且把重惩“大恶”罪的凌迟刑、株连法，也适用于犯诬告罪者，无疑是律外加刑。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发布的榜文规定：“今后敢有以弟为男及姑舅姊妹成婚者，或因事发露，或被人首告，定将犯人处以极刑，全家迁发化外。”依明律《尊卑为婚》条，这类犯罪最高刑为杖一百。[７](卷六《户律.婚姻》“尊卑为婚”条)洪武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榜文规定：“在京犯奸的奸夫奸妇，俱各处斩。做贼的、掏摸的、骗诈人的，不问所得赃物多少，俱各枭令。”依照明律，和奸罪罪只杖一百，[７](卷二五《刑律.犯姦》“犯姦”条)窃盗罪应计赃科断，除监临主守盗所监官钱40贯者，均不处死刑。[7](卷一八《刑律.贼盗》“窃盗”，“监守自盗仓库钱粮”条)榜例把此类犯罪一律加重为死罪，实是过于严酷。
唐代以后各朝律典，基本上是在沿袭唐律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各朝律典的刑名、刑罚指导原则及适用范围大体一致，除明清律典和元代法律把“大恶”罪的刑罚加重为凌迟刑、明清律典规定对流罪最重者处充军刑外，唐、宋、明、清律典其他犯罪的最高刑也大体相同或相近。各类犯罪最高刑以下的刑罚，虽间有变化，但差异不大。由于现见的洪武刑事榜例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即明律较之唐、宋律用刑较轻方面的条款)的违法行为大多是以“斩”、“重罪”、“枭令”、“极刑，全家迁发化外”、“阉割”论罪，苛重无比，因此榜例中所处刑罚重于明律者，一般也较唐、宋、清律典为重，较之“其失在乎缓弛”的元代法律则更为加重。
在《南京刑部志》所载洪武年间朱元璋发布的45榜榜文中，最早的发布于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初七日，最晚的一榜发布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正月二十五日。其中洪武十九年4榜，二十年(1387)1榜，二十二年(1389)3榜，二十三年(1390)4榜，二十四年(1391)3榜，二十五年(1392)1榜，二十六年(1393)5榜，二十七年(1394)16榜，二十八年(1395)2榜，二十九年(1396)1榜，三十年(1397)2榜，三十一年正月2榜，无年代者1榜。阅读这些榜文可知：洪武二十七年发布的榜例最多；在洪武二十八年前发布的榜例中，许多榜例的刑罚是律外加刑，而洪武二十九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发布的5榜中，虽然仍有3榜较律刑罚加重，但不再使用肉刑。
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颁布的《皇明祖训》云：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２](P484)
洪武三十年五月，《大明律》颁行天下。明太祖所撰《御制大明律序》云：“特敕六部、都察院官，将《大诰》内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大诰》议罪。”《皇明祖训》是朱元璋为朱氏天下长治久安、传之万世给子孙制定的“家法”，也是子孙、宗室和后代必须严守的各种制度及其他行为规范。《祖训》所述与《大明律·序》说的是同一个意思。结合洪武榜文考察，不难看出，律《序》中所说的“榜文禁例”，并不是泛指行政、经济、民事、军事、文化教育管理方面的各类榜文或禁例，而是指洪武年间以榜文形式发布的刑罚严苛的各种刑事禁例。
榜例在洪武朝的法律体系中属于“权宜之法”，而刑事榜例的刑罚往往较《大明律》为重，故朱元璋在《大明律》序中申明，洪武间“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明令子孙后代不许使用。
二、永乐榜例的制定及其变化
明成祖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七月即皇帝位，他宣布废除建文帝年号，“令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８](卷一○上)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借口之一，就是建文帝“更改成宪”，大加讨伐，同时为标榜正统，极力倡导“遵循祖制”。他夺取皇位后，不仅明令“凡洪武年间一应榜文，俱各张挂遵守”，[4](P135)还仿照明太祖的做法，颁行了大量榜例。现见的永乐榜例，以《南京刑部志》一书所记为多。该书所记朱棣在位期间发布的69榜榜文中，有明成祖于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一月二十一日申明继续实行的洪武榜文45榜，他在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至永乐十一年(1413)间发布的榜文24榜。这24榜榜文，是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奉明成祖圣旨颁行的。现把有关榜文的内容选录于后：
1.户部2榜。永乐二年(1404)正月十五日榜文：“奉圣旨：但是各处官军下拘掳的人口，都是好百姓，不许拘留。都教放回去，依亲完聚。”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十四日榜文：“奉圣旨：这换马的茶，也照旧中盐的，着客商每将官茶运去中。”
2.礼部3榜。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榜文：“奉圣旨：今后奏事，俱依洪武年间旧例，不要更改。”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初八日榜文：“奉圣旨：恁礼部将洪武年间定立朝参奏讨、筵宴侍坐、官员出入回避等项制度，备榜申明，教天下知道，不要犯着。”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榜文：“为禁约事，奉圣旨：近有军民人等私自下番贩卖番货，透诱蛮夷为盗，走透事情。恁礼部将洪武年间诸番入贡禁约事理申明，教各处知道。犯了的，照前例罪他。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
3.兵部4榜。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初四日榜文：“奉圣旨：内外卫所大小官军，中间多有不体朝廷爱军的心，往往私自役使，非法凌虐，百般生事。今后每私役一日，追工钱一贯，仍论罪如律，因而致死者偿命。但有在逃军士，论数住俸。如有百户逃军一名，住俸一石；逃十名，全住；逃三十名，降充总旗；四十名，降充小旗；五十名，发边远充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榜文：“为马匹事。龙江卫中所百户周德轮、该本管旗军孙来旺关养马匹，不知朝廷正欲操练军士，演其威武，惟欲利己偷安，临事避难，公行贿赂，欺诳朝廷，同恶结成党类。似此奸顽，俱各处斩。”永乐六年(1408)三月二十日榜文：“奉圣旨：今后军官子孙，务要如法操练，弓马惯熟，不许怠惰废弛。日后如有赴京比试不中的，发充军三年，着他知道祖父已先从军立功的艰难。三年过，再着他来比试。若再不中时，发他烟瘴地面，永充军役。别选户下有才能、有志气、有本事、有见识的儿男袭替，又不误了朝廷恩待功臣的好意思。”永乐九年(1411)闰十二月二十五日榜文：“奉圣旨：各处卫所军人，并为事充军，或远年，或近年，有在营逃的，有征进公差等项逃的，有懒惰不肯种田逃的，又有犯罪工役囚人逃的，今要改过自新，自因惧罪，不肯出来。恁兵部出榜，限一月以里首告，与免本罪。”
4.刑部6榜。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榜文：“奉圣旨：近因在京有等撒泼的人，杀人抢夺，并强买人货物，已曾禁约，但有犯的，废了。如今在外也有这等人，低价强籴人粮米，市镇铺舍强买货物，良善的人好生被他搅扰，都做不得生理。恁刑部通行禁约。今后但有这等的，也照在京犯的一般罪他。”永乐元年(1403)二月二十八日榜文：“奉圣旨：比先有号令：但有拿住强盗的，赏银五十两，缎子四表里，钞二千贯，仍赏犯人财产。两邻知而不首者，与犯人同罪。同盗之人能出首，免罪，一般赏银。刑部出榜申明。但有被劫之家，左右前后邻人，东西各十家，南北各十家，都要出来救护捉拿。若是拿住贼人，不问几名，赏银五十两，缎子四表里，钞二千贯，仍给犯人家产均分。敢有坐视不相救护，将这四十家都拿到官，要他均赔被劫人家财物了，着一百斤大枷枷着，直等拿住强盗，方才放他。”永乐元年四月十二日榜文：“奉圣旨：比先免死发去充军，近来将来告那逃叛，希望升赏。似这等欺瞒朝廷，好生不便。今后不许将这等事告言绑缚。若违了号令的，重罪。果有逃叛等项的人，许他首将出来，都免他死罪。”永乐二年(1404)八月十九日榜文：“为禁约私卖军器事。韩三保故违号令，仍将军器货卖出境。似此玩法，原情深重，已将正犯人斩首号令，家财没官，成丁男子俱发三万卫充军。今后敢有仍将军器出卖外境，及见卖之人，知而不首，关津去处不行盘获，一体治以重罪。永乐二年八月十九日奉圣旨：是。”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一日榜文：“奉圣旨：今后但有非奉朝廷明旨，王府擅自行移有司，及发落一应事务，随即具奏，不许承行。敢有隐匿不奏，及擅自承行者，许被害之人陈告，及诸人首发，治以重罪。的然不恕。”永乐九年(1411)闰十二月榜文：“为故违禁令事。都匀卫指挥佥事司华赍捧冬至表笺到京，辞回，不即前去，却于仪凤门外延住二十日余，收买紵丝花翠等项。本部将本犯情罪具奏，明正典刑。永乐九年闰十二月钦奉圣旨：比先有号令，辞了的不许在这里停住，但过了半日不去，便废了。这厮却敢故违，延住了许多日子，还着刑部将情犯出榜，各处张挂，着多人知道。”
5.工部3榜。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七日榜文：“奉圣旨：恁本部便出榜禁约，着锦衣卫与兵马司差人捉拿。”永乐元年四月十一日榜文：“奉圣旨：各处织造缎匹所用颜料，并不曾着百姓出备。该管官吏堂长，不守法度，往往作弊扰民，有将官物减克，有将人匠私役，以致所织缎匹，多有不堪。及致验出，关发追赔，其官吏匠作又不自行赔纳，却乃通同有司，洒派小民，掯要银钞，十分害民。工部便出榜张挂，教百姓每知道。若有被害的，许他指实径赴上司陈告，究问犯人，处以极刑。告人，不问他越诉。”永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榜文：“奉圣旨：朕自即位之初，首诏不急之务，一切停罢，不得一毫妄用民力，期在休息，以臻太平。今后军民大小衙门，非奉朝廷明文，敢有妄兴造作，擅用一军一民，及科敛财物者，处以极刑，家迁化外。”
6.都察院6榜。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榜文：“为禁约事，奉圣旨：如今军民中，有等不知道理的人，又行生事，妄将一应官员人等擅自绑缚，非理凌辱，甚至抢夺家财，因而希求升赏，似这等好生不便，有伤治体。今后敢有仍前不遵号令，妄自绑缚人来者，治以重罪。”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榜文：“奉圣旨：如今有等奸诈小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异议，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议论朝政，谤人长短，欺君罔上，煽惑人心。似这等文书，必有同商量写的人，也有知道的人。恁都察院便出榜张挂晓谕，但有知道有人曾写这等文书的，许他首告。问得是实，犯人全家处死；首告之人，官升三等，军民都与官职，赏银一百两，钞一千贯，仍给犯人财产。”永乐元年二月榜文：“永乐元年二月内，该江西建昌府南城县老人傅季满，假以建言为由，诬告民人曾显驴等。节该钦奉圣旨：送都察院问了，就出榜去各处禁约。今后不许于建言事内告人。钦此。”永乐四年(1406)十月初八日榜文：“奉圣旨：有等小人，他与人有仇，要生事告那人，又怕虚了，都揑谤讪朝廷无礼的言语，假写仇人名字帖子，丢贴街市，煽惑人心，意在朝廷替他报仇。且如田瑛这等，都诛戮断没了。今后但见没头帖子便毁了。若揭将来告，见了不棄毁，念与人听的，都一般罪他。若有见人正在那里贴帖子，就便拿住，连帖子解送到官的，问得是实，依律赏他。”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榜文：“为禁约事。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娼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赴法司究治。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十一日榜文：“奉圣旨：今后民间一应交易，除挑描剜补及字贯不全，不成张片，难辨真伪的，不许行使。其余亦依榜上所帖钞贯样，不拘大小，不分油污水迹，成边栏虽有损缺，其贯百字样分明的，务要流通行使。敢有仍前指以新旧昏软为由，高抬物价，折准分数，沮坏钞法的，许诸人捉拿首告，犯人处以重罪，财产断没入官。如有奸顽之徒，故将挑描剜补，字贯不全，不成张片，难辨真伪钞贯，强买货物的，许被害人连人钞拿到官，一体治罪不饶。”
《南京刑部志》所载永乐榜文，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礼仪、亵渎帝王圣贤、王府擅自行移有司、官衙妄行造作科敛民财、盐茶、沮坏钞法、织造缎匹、私宰耕牛、私自下番贩卖番货、马政、私役军人、逃军、私卖军器、军官子孙操练、拘虏人口、杀人抢夺、诬告、奖赏捕盗、军民擅自绑缚官吏、恩宥和重申洪武榜例等方面。
明成祖永乐年间发布的榜例，远不止这些，仅从《明太宗实录》中录三例于后：
永乐三年春二月丁丑，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洪堪言十事。……其七曰：无知愚民不谙常宪，或因小忿辄诉公庭，及论以法，方觉悔惧。推原其情，亦出愚戆误犯。(乞)令着有司，今后词讼除奸盗、诈伪、人命外，若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依洪武年间《教民榜例》，付该管老人、里长从公剖决。若里老徇私不公及顽民不服者，有司方如律治之，庶使狱讼清简。[8](卷三九)
永乐八年冬十月乙未，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庆言：公侯都督往往令家人子弟行商中盐，凌轹运司及各场官吏，倍数多支。朝廷申明旧制，四品以上官员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已令罢支。今都督蔡福等妄行奏请，既付于法，其公侯有犯者，亦宜鞠治。上曰：姑勿治。令户部榜谕禁止。[8](卷一○九)
永乐十一年二月壬戌，上命刑部揭榜沿途，禁约扈从官军扰民。谕之曰：帝皇巡狩，将以安民。闻前者扈从军士往往在途扰民，威取势夺，无所不至，是厉民也。今后有犯，所管官旗皆连坐，勿恕。[8](卷一三七)
明永乐年间颁布的榜文，较之洪武朝而言，有两点新的变化：
其一，榜文中榜例的数量所占的比重不同。笔者把搜集到的洪武、永乐榜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洪武朝榜文中大多属于晓谕、教化类榜文，少数属于榜例，而永乐榜文大多属于榜例。
其二，洪武榜例是在朱元璋“刑用重典”的历史条件下颁布的，许多榜例规定的刑罚比较苛刻，带有重刑性质，其中不乏肉刑和律外之刑。永乐榜文除个别者外，基本上属于“中制”，实施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三、宣德、正统、嘉靖三朝榜例举要
现见的明代榜例，除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教民榜文》、《南京刑部志》所载洪武、永乐榜例及《军政备例》[9]所辑榜例外，其他都是比较零散地存于各种史籍中。其中记载永乐至明末各朝榜例较多者，主要有《明实录》、《明会典》、《皇明条法事类纂》、[10]《条例备考》、[11]《军政备例》五书。《皇明条法事类纂》、《条例备考》、《军政备例》记载的是榜例的全文，各榜例的文字较长，短则数百字，长则数千字。《明实录》、《明会典》所记榜例，除特别重要的榜例全文照录外，多是记其要略，文字长短不一。此五书中所记榜例，又以宣德、正统、成化、弘治、嘉靖五朝为多。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可能把诸书所记各朝榜例一一列举。为了大体介绍明代榜例的概貌，笔者仅就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嘉靖(1522-1566)三朝制定的榜例作一简要介绍。现见的成化、弘治两朝榜例，主要记载于《皇明条法事类纂》一书。考虑到此两朝的榜例与正统朝榜例的内容大同小异，也考虑到《皇明条法事类纂》一书已点校整理出版，读者可查阅该书了解其榜例制定状况，故不再列举。另外，正统朝所制定的榜例，主要出于《军政备例》和《条例备考》两书，原文大多文字较多，为压缩行文篇幅，表中仅介绍其榜例名称。
1.明宣宗宣德朝榜例举要
现选录《明宣宗实录》、《军政备例》和《明会典》三书有关明宣宗宣德朝颁行榜例的记述于后：
(1)《明宣宗实录》卷一三：“宣德元年春正月甲子，严京城捕盗之禁……于是，(蹇)义等议：凡为强盗者，许诸人及四邻擒捕。如无力擒捕者，许指实赴官陈告。捕鞫是实，犯人依律处死；原捕及首者，各赏钞一千贯，仍给犯人财产；为首者，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及工匠人等优免差役一年。如同为强盗，其中有能自首及擒获者，免罪，亦给赏，仍给犯人财产。其四邻藏匿之家，知情容隐不首者，罪同。上从其议，命揭榜以示中外。”
(2)《明宣宗实录》卷一六：“宣德元年夏四月庚寅，行在兵部尚书张本言：臣尝奉诏榜谕军官存恤军士。比闻各处勾解补伍新军所管官旗视为泛常，略不存恤；……上曰：武人知贪利，不知教令。可再出榜晓谕，俾改过自新。凡新军到卫半月，即与之粮，容其两月修置宅舍，然后役之。若仍蹈前非，肆虐不悛，风宪及镇守官体实究治。”
(3)《明宣宗实录》卷二八：“宣德二年六月丙寅，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讷言：……乞敕法司揭榜禁约：今后凡逃军、囚吏，除本身及其家被人杀害侵夺者，方许指实陈诉，余皆不许，诸司亦不得擅与受理。若果有冤抑，须自下而上陈诉。有越次者，准洪武中例，发回应理衙门问断。……上命法司从其言。”
(4)《明宣宗实录》卷三九：“宣德三年三月壬辰，上阅行在三法司所上系囚罪状，谕之曰：……受财枉法及犯榜例死罪宥死并徒流以下，论轻重如例罚输作。”
(5)《明宣宗实录》卷四六：“宣德三年八月乙未，行在兵部尚书张本奏：……请揭榜戒谕：自今凡军民无文引及内官内使来历不明、有藏匿寺观庵院者，必执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赏。里长、邻人纵容不首者，与犯人同罪。从之。”
(6)《明宣宗实录》卷五三：“宣德四年四月庚子，上御奉天门，谕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既已命禁约，仍榜谕天下：今后机密重事，有实迹者，方许实封奏闻。其余事应告理者，必须自下而上。若仍前越诉，不问虚实，法司一体治之。仍究主使教诱及代书词状之人，俱杖一百，并家属悉发戍辽东。永为定例。”
(7)《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滢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
(8)《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十一月戊申，上御正朝，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尔都察院即揭榜禁约：今后老人只依《教民榜例》行事，违者，令巡按御史、按察司鞫治。若有司故违，巡按御史、按察司罢不问者，亦罪之。”
(9)《明会典》卷二一：“宣德四年，榜谕各仓：凡收支粮草，官吏人等有折收金银并揽纳偷盗者，许诸人首告，或拿送法司。正犯处斩，仍追原物入官，家属发边远充军。首告者，赏钞五十贯。”
(10)《明会典》卷三一：“(宣德四年)又令榜谕两京军民官员人等，菜园、果园及塌房、车房、店舍停塌客商物货者，不分给赐自置，凡菜地每亩月纳旧钞三百贯，果树每十株岁纳一百贯，房舍每间月纳钞五百贯。差御史同户部官各一员，按月催收送库。如有隐瞒不报及不纳钞者，地亩、树株、房舍没官，犯人治罪。其园地自种食用，非发卖取利者，不在纳钞之例。”
(11)《军政备例·招募见丁充军》：“宣德四年榜例：招募等项军士，如有彼先全户见丁充军事故，今次俱各照名勾补，合将一名先行解发，通将实有人丁开报兵部，议拟奏闻定夺。”
(12)《军政备例·投充军役勾补》：“宣德四年榜例：官员军民之家有家人义男、女婿等项，自愿投充军役及为己事发充军者事故，止于本人当房人丁内勾解补役。若当房死绝，转达兵部复查开豁。一正军顶当祖辈军役，而余丁空闲遇例投充别卫所军役者，本户祖军户绝，着令余丁顶补祖军仍行投充卫分，开豁前役。”
(13)《军政备例·军户壮丁消乏》：“宣德四年榜例：同户有两名、三名充当各卫军役，壮丁消乏，止有幼丁二人。合候除幼转达兵部定卫，将一丁充军，一丁听补军役，余卫军户开豁。洪熙元年令：军户重复者，不问二处三处，止并一处，其余悉与开豁。宣德四年令：军户重役止有幼丁二人者，出幼之日，以一丁补正役，一丁补军余，余卫皆免。若调发别卫而本卫又勾丁户补役者，堪实发回听补见役卫分军伍。其招募等项见丁充军事故照名勾补者，先解一名，以具实有人丁申部，拟奏定夺。”
(14)《明宣宗实录》卷六七：“宣德五年五月辛未，上谕行在六部、都察院臣曰：朝廷差内外官出外公干所至，多有奸狡小人投托随从，因拨置害人，而分受财物，以十分计之，差去者得一二，彼得八九。都察院即榜示禁约，仍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体访。再有犯者，就擒解赴京，处以重罪。盖因有司屡奏其弊故也。”
(15)《明宣宗实录》卷六七：“宣德五年六月丙戌，命行在户部揭榜禁戒中官人等，不许官船夹带私盐货物。”
(16)《明宣宗实录》卷六八：“宣德五年秋七月戊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余思宽言：张家湾两河多有逋逃军民、工匠，或潜匿人家，或为盗贼，宜遣人密察捕治。上谓行在户部曰：逃所出于无奈，逃岂人情所欲，必有不得已者，可揭榜示之。令十日内，凡逃逸者，许自首，军匠还役，民还原籍，限外不首者治罪。若非逃逸而于河岸生理者，听。”
(17)《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乙未，兼掌行在户部事兵部尚书张本言：……仍依先行榜例：如每丁种有成熟田地五十亩之上、已告在官者，准令寄籍。有于百里之内或百里之外分房耕种、原籍徭役不误者，或远年迷失乡贯，见在居住未经附籍者，所在有司勘实，书籍送部查考。其不还者，同藏匿之家，俱发所在卫所，永充屯军。若军卫屯所容隐者，逃民收充屯军；容隐之人，依隐藏逃军例，发边卫；该管官吏、旗甲、里邻徇情容隐者，俱依前榜例论罪……”
(18)《明宣宗实录》卷七九：“宣德六年五月戊子，直隶松江府知府赵豫言：比户部榜谕：凡逃移人户皆限三月复业，违者与隐藏之家俱发充军。此法至严，人知畏惧，然亦有未复业者。……乞敕户部备榜通行晓谕：仍令有司从实取勘逃亡民户。凡有公私欠负，俱停征三年；凡诸差徭，亦在三年之后。如是而犹不复业、人犹容隐者，依前例发遣充军，庶几逃民来归。上命行在兵部、户部参酌行之。”
(19)《明宣宗实录》卷八六：“宣德七年春正月丙子，行在兵部奏：兵马司巡警不严，盗于都城内诈称校尉，拘紮都督谭广家属，劫财而去，请付法司，责令捕盗。上宥之，令榜谕：许首告，如例升赏，仍给犯人财产；如盗能自首亦免罪；匿盗不首，罪与盗同。”
(20)《明宣宗实录》卷八七：“宣德七年二月己未，行在兵部奏：……清理军伍官到处，令各卫所取勘先次收到清出远年迷失等项，并二千里外带操军士数，内但有在逃者，各督有司里、邻人等拘捉到官，依律的决，差人押解原卫所着役。如里邻人等仍前窝藏不拿，依原定榜例问断。”
(21)《明宣宗实录》卷八九：“宣德七年夏四月甲寅，行在刑科给事中李原缙言：各处递运所递送犯人，无问轻重，并加桎梏，逼索财物，夺其衣食，多有冻饿死者。乞命行在都察院出榜禁约，仍移文中外诸司：自今凡发回原告及起解罪人等，必须斟酌。果情犯深重，发递运所防解。轻者，或本衙门差人押送，或送卫所、府州县递送；又轻者给引照行，不许概送递运所，庶不累死无辜。从之。”
(22)《明宣宗实录》卷九九：“宣德八年二月丁未，禁京城商税之弊。时有言在京权豪贵戚及无藉之徒，停积商货、隐匿官税者。上命行在刑部揭榜禁约，违者罪之。有能首者，赏钞一千贯。”
(23)《明宣宗实录》卷一○三：“宣德八年秋七月乙未，申明前禁榜谕：沿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
(24)《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三：“宣德九年冬十月丁巳，行在兵部奏：朝廷于广宁、开原等处立马市，置官主之，以便外夷交易，无敢侵扰之者。凡马到市，官买之余，听诸人为市。近闻小人或以酒食衣服等物邀于中途，或诈张事势，巧为诱胁，甚沮远人向化之心。请揭榜禁约。从之。”
与洪武、永乐两朝比较，宣德朝制定的榜例有下述特色：
其一，榜例被确认为朝廷立法的重要形式，其立法数量之多，为前朝所不及。洪武年间，榜例被朱元璋作为一时“权宜之法”，许多刑事榜例刑罚严苛，并于洪武末被宣布废止不用。宣德朝时，榜例成为朝廷经常采用的立法形式，朝廷立法以榜文为主，其数量远远超过条例、则例等其他形式的法律。《实录》为明代官修史书，修史者所记均是当时认为值得一书的重大事件。就明代各朝《实录》所记榜例而言，以宣德朝为最多。在上述有关榜文的记载中，“榜例”一词出现7次，说明它已是朝廷通用的法律用语。宣德朝国祚较短，仅有9年，然《明宣宗实录》却记载了如此众多的榜例，这表明榜例这一法律形式在宣德年间受到空前的重视。
其二，刑事榜例摆脱了洪武、永乐“刑用重典”的影响，立法崇尚“中制”。如果说洪武榜例中存在着大量的用于“惩创奸顽”的严刑峻法、永乐榜例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明初重典政策影响的话，宣德朝奉行的是“贵存中道”的立法原则，刑事榜例的刑罚属于“中制”，因而，这些榜例大多为后代所沿用。
2.明英宗正统朝榜例举要
正统朝榜例在多种史籍中都有记载，仅把《明英宗实录》、《军政备例》两书所记该朝榜例的制定或发布时间、榜例的内容提要列于表1。
表1中列举的正统朝榜例，以军政和治理流民方面的事例为多。明英宗朱祁镇登基时距明开国已68年，逃军和流民问题十分突出。榜例是针对时弊而发布的，它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国情实际和立法重点。当然，《军政备例》以记载明代军事管理和清理逃军为基本内容，《明英宗实录》记载的均是重大的立法事件，仅据此两书还不能说已全面地展现了正统朝制定榜例的全貌。但是，据上表列举的榜例可以证明，榜例的制定和发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各朝发布的榜例内容和数量的多少，可以判断当时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时弊和统治者的立法倾向。
3.明世宗嘉靖朝榜例举要
现见的嘉靖朝榜例主要记载于《条例备考》，在《明世宗实录》、《明会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也有零星记载。现选录此四书有关嘉靖朝颁行榜例的记述于后：
(1)《条例备考》礼部卷一：“嘉靖元年十月内礼部题，该礼科给事中章侨奏，为崇正学以图治理事。……奉圣旨：……你部里便通行各该巡按提学官出榜晓谕，严加禁约。教人取士一遵程朱之言，但有叛道不经之书，不许私自刻板，互相传习，致误初学。其余俱依拟行。钦此。”
(2)《条例备考》户部卷一：“嘉靖二年三月，议茶马禁私贩。嘉靖二年三月内户部题，为清理茶法申明旧例以裕财用以安地方事。……奉圣旨：是。这茶马事宜，你部里查议明白，都依拟行四川地方，私立抽税，尽行革罢。还着巡抚官出榜申明晓谕禁约，有违犯的，照依旧例从重治罪。钦此。”
(3)《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嘉靖二年三月壬子，固安县民张惠等九百人自宫求用。礼部言其违例奏扰，命笞之百，逐归。仍敕都察院榜示严禁。”
(4)《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详刑典》第三十二卷《律令部》：“(嘉靖四年)又题准严督兵备备倭等官，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便擒拿。检有松杉板木枝圆藤靛等物，计其贯数并硫磺五十斤以上，俱比照收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不分首从，并将接买牙行及寄顿之人俱问发边卫充军，船货入官。其把守之人并该管里老、官旗通同故纵及知情不举者，亦比照军民人等私出外境钓豺捕鹿等项故纵隐蔽例，俱发烟瘴地面。民人里老为民，军丁充军，官旗军吏带俸食粮差操。仍给榜文通行浙、福二省海道地方，常川张挂，晓谕禁约。”
(5)《明会典》卷一七：“嘉靖六年，令各处板荒、积荒、抛荒田地遗下税粮，派民陪纳者，所在官司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别府军民、匠灶，尽力垦种，给与由帖，永远管业，量免税粮。三年以后，照例每亩征官租，瘠田二斗，肥田三斗，永免起科加耗及一应田土差役。其概县原陪税粮，即以所征官租岁报巡抚衙门，照数扣减。”
(6)《条例备考》吏部卷二：“嘉靖八年二月，新建伯诋毁先儒。嘉靖八年二月内，吏部等衙门尚书桂萼等会题，为推用才望旧臣以抚按地方事。内议参奏新建伯王守仁缘由，奉圣旨：……都察院出榜通行禁约，不许踵袭邪说，以坏人心。敢有故违，罪不轻贷。及有徇私示恩论奏者，重治弗饶。钦此。”
(7)《条例备考》礼部卷三：“嘉靖十一年正月内该本部尚书夏题，为正文体以变士习事。节奉圣旨：是。文运有关国运，所系不细。近来士子经义诡异艰深，大坏文体，诚为害治。恁部里便出榜晓谕：今后会试文卷，务要醇正典雅、明白通畅的，方许中式。如有仍前钩棘奇僻，痛加黜落，甚则令主考官指名具奏处治。钦此。”
(8)《条例备考》户部卷二：“嘉靖十一年正月内该户部题，为荒政事。内称：近年来，有司多有不恤民穷，咨为科罚，或借公用为名而敛收银两，或因迟误小故而摊办财物，多方馈送与人，因而克落入已。……题奉钦依通行各处抚按官员转行所属，一体出给榜文，严加禁约。”
(9)《条例备考》礼部卷一：“嘉靖十一年九月内礼部题，……题奉钦依通行各处抚按衙门，转行各王府长史司启王知会：今后但遇有公事奏理，不得听信差来人役。……其批文务要定限月日、远近销缴，到京之日径报，入会同馆安歇。事完即回。□有潜住日久并在京各色人役容令安歇通同作弊者，许厂卫缉事衙门及五城兵马访拿，俱各指实参送法司，问以诓骗打点罪名。仍行都察院出榜禁约。”
(10)《条例备考》礼部卷三：“嘉靖十一等年，节该本部议得，郡王、将军、中尉等俱以宗室懿亲，不遵礼法，往往越关赴京陈奏。覆奉钦依移咨都察院，通行各该有王府地方，刊刻板榜禁谕：各该宗室，但有应奏事件，照例启王转奏，毋得违训玩法，擅离封域，自取卑辱，若不行悔改，仍蹈故辄者，听本部参奏。情轻者，革去爵禄；情重者，送发高墙。”
(11)《条例备考》礼部卷二：“嘉靖十四年四月，禁诡异巾服。嘉靖十四年四月内礼部题。该提学御史窦一桂题，为禁革诡异冠服以昭圣制以齐风俗事。……奉圣旨：这本说的是。比年冠服诡异，已有旨禁革。生儒人等乃敢违禁制用，好生不畏法度。都察院便出榜晓谕，但有巾服异样并制卖的，着缉事衙门及五城兵马即时拿送法司问罪，仍通行南京都察院及各处巡按御史，一体严加禁约。该衙门知道。钦此。”
(12)《条例备考》礼部卷二：“嘉靖十六年三月内礼部题，为钦遵圣训慎法制以严禁僭肆事。该本部钦奉圣旨，钦遵。议得在京在外文武官，除本等品级服色及特赐者外，不许僭分。……若有仍前僭用者，在京听科道及缉事衙门，在外听巡按等官，照依律例参究。题奉圣旨：依拟便出榜文，严加禁约。钦此。”
(13)《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七：“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卯，上曰：天寿山，祖宗陵寝所在，培养林木，关系甚重。我英祖物降严旨禁治。近来法令纵弛，肆伐无忌，贼人敢于率众屡犯。既经御史论死，尔等却欲宽纵，又不参究。该管巡视之人具以状对。孙纪等依原拟监候处决，家属押发辽东边卫充军。未获者严行缉捕，期于必获。更揭榜申禁。”
(14)《条例备考》兵部卷二：“嘉靖十九年四月内兵部题。该云南道御史胡植题，为乞申旧禁以裨军政事。……覆奉钦依申明禁例，出给榜文张挂，仍转行缉事衙门并五城兵马司严加访察，但有仍前将骑操官马雇借与人骑驮等项，恣肆作践者，即时捕获到官，转送法司，照例枷号治罪。……”
(15)《条例备考》吏部卷三：“嘉靖二十年十二月内吏部题，为陈言尊朝宁正士风以裨治道事。内称：……伏望圣明涣发纶音通行禁革……扮戏子弟，五城地方即时逐送出京。中外往来简帖不许擅用大红洒金摺简作帖，应该改除。升调官员不许擅自投见吏部，私自谋求及央求乡里势要互相请托。以上诸事，如违者，听科道官纠举。……覆奉圣旨：览卿所奏，具见经济，都察院便出榜禁约。钦此。”
(16)《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详刑典》第三十二卷《律令部》：“(嘉靖三十一年)又题准：凡新军遇恩赦给文放回，如无印信明文者，许里邻人等拿送官司以逃军论，容听者罪同。其有随解随逃者，仍将军犯照依榜例问发充军。纵本犯身故，亦解发子孙充当一辈。”
明刊本《条例备考》一书记载了明初至嘉靖间的代表性条例。从该书所记条例截止于嘉靖二十年(1541)而此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未见收录这一点看，《条例备考》应成书于嘉靖二十年以后。该书内容以记述嘉靖条例为主，应该说嘉靖二十年前颁布的代表性条例不会有大的遗漏。此书所记嘉靖前期朝廷各部院奏准的20多件榜例中，以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和都察院奏准的为多，而刑部奏准的仅有2件。《条例备考》全书为24卷，其中刑部仅2卷。考明代弘治朝前所颁榜例，以刑例为多。嘉靖朝所制榜例中，刑例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而有关经济、军政管理和整顿社会风气方面的榜例有所增加。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既与当时急需解决的社会时弊有关，也反映了《问刑条例》颁行后刑事条例已比较完善、客观上不需要制定更多的刑例的这一现实。
四、明代榜例制定和实施状况考析
终明一代，中经十六帝。以上已着重介绍了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嘉靖五朝颁布榜例的情况，那么整个明代榜例的制定和实施状况如何呢？下面就这一问题作些考析。
1.榜例制定情况概述
自明初起到明末，虽然各朝君主对于榜例的制定和实施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但榜例作为重要的法律形式被累朝沿相使用，从未中断。以《明实录》所记为例。
据《明英宗实录》：景帝朱祁钰在位不到8年间，曾屡颁榜例。如：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榜谕严惩在逃官军；[12](卷一八八)景泰元年六月，命户部榜示天下公布中盐则例；[12](卷一九三)景泰二年(1451)二月，出榜晓谕宽恤畏避差操逃散潜住官军；[12](卷二○一)景泰二年三月，榜谕各布政司、府州县依正统七年(1442)定赋役黄册格式造完进呈；[12](卷二○二)景泰二年八月，出榜申谕天下，禁止传用妖书妖言；[12](卷二○七)景泰三年(1452)六月，出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与琉球国货物交易；[12](卷二一七)景泰三年闰九月，出榜禁约朝觐官员不得借机重敛害民；[12](卷二二一)景泰七年(1456)七月，出榜禁止民间自宫求进及投入王府并官员势要之家。[12](卷二六)
据《明宪宗实录》：宪宗朱见深在位23年间，很重视榜例的制定和颁布。如成化四年(1468)二月，命法司第赌博囚犯轻重论罪，并出榜禁之；[13](卷五一)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禁京城九门并通州等处抽分，命都察院榜示之；[13](卷七四)成化八年(1472)二月，榜谕不许私藏妖书，传用惑众；[13](卷一○一)成化八年七月，命榜谕各边将不许倚势放债、卖马多收价利；[13](卷一○六)成化十二年(1476)六月，治修武伯沈煜等罪，以其蔑弃礼法，有伤风化，令都察院出榜禁约；[13](卷一五四)成化十四年(1478)六月，都察院奏请京城内外强夺人财及口称圣号者，并以其事榜示禁约，上从之。[13](卷一七九)成化十六年(1480)三月，禁盗伐陵园树，命都察院申明旧例揭榜禁约。[13](卷二○一)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一月，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击鼓诉状人数有自残者，奏请重出榜牌禁约，上从之，并命锦衣卫官一员守登闻鼓。[13](卷二八四)
又据《明孝宗实录》：孝宗朱樘樘在位18余年中，也曾颁布了不少榜例。如：弘治元年(1488)正月，敕礼部把《教民榜》、《马政条例》等书疏其节要，榜谕天下；[14](卷九)弘治六年(1493)五月，出榜禁约不许私自净身；[14](卷七五)弘治七年(1494)二月，榜谕天下，禁纵容盗贼、罚害军民、淹禁罪囚、虐害小民、科差奸弊、不遵信牌、积年民害、滥罚纸札、凶徒害人、赌博为非10事；[14](卷八六)弘治九年(1496)九月，揭榜禁勋戚家人扰害商贾，侵夺民利；[14](卷一一七)弘治十年(1497)七月，揭榜严禁左道惑众；[14](卷一二七)弘治十三年(1500)正月，出榜禁徭役不均之弊，明令徭役编派需造册缴报，官府不得侵克；[14](卷一五八)弘治十七年(1504)二月，命礼部查节次榜例，通行申明禁约奢僭事；[14](卷二○八)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出榜晓谕卫所屯田营堡草场事例。[14](卷二一九)
查明代各朝实录可知，仁宗、宪宗、武宗、神宗、穆宗、光宗、熹宗、思宗等各朝君主，也都曾颁布过榜例。如《明武宗实录》载，正德二年(1507)二月，礼部奏请申明礼制榜例，武宗朱厚照圣旨：“累朝榜例既查明，尔礼部即申明晓谕，令一体遵守。”[15](卷二三)又如《明神宗实录》载：“万历四十年六月戊辰，抚臣以盘获通倭船犯并擒海洋剧盗奏言：……乞敕法司将前项走倭者，出本者，造舟与为操舟者，窝买装运与假冒旗引者，以及邻里不举、牙埠不首、关津港口不盘诘而纵放者，并馈献倭王人等以礼物者，他如沙埕之船当换、普陀之香当禁、船当稽、闽船之入浙者当惩，酌分首从辟遣徒杖，著为例。部覆如议以请。上是之，并谕：新定条例与旧例并行，永为遵守。仍着抚按官刊榜晓谕：有违犯的，依例重处，不得纵容。”[16](卷四九六)再如《增修条例备考·兵部》卷四载：隆庆六年(1572)五月，南京兵部因安庆府指挥马负图挟私、倡乱、违法干纪事上书穆宗皇帝，奏请将马负图等各犯“即日处决，传首枭示，仍抄招通行内外大小衙门刊榜张挂。后又故犯，照例重处。……奉穆宗圣旨：各犯依拟监候处决。钦此”。[17]
榜例作为明代的重要法律形式，一直为各朝君主沿相使用。据《崇祯长编》载，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丁丑，“户部用司务蒋臣议行钞法，条上八事：一曰速颁榜文……”[18]同日，思宗朱由校谕礼部：“迩来兵革频仍，灾寝迭见。内外大小臣工、士庶等全无省惕，奢侈相高，僭越王章，暴殄天物，朕深恶之。……在外抚按提学官大张榜示，严加禁约，违者参处。”[18]这说明直到明亡国前的前五月，朝廷仍在发布榜例。
认真阅读明代各朝《实录》，人们不难发现，以明弘治十三年颁布《问刑条例》为分界线，前期各朝发布的榜例甚多，而弘治以后各朝发布的榜例数量较少。何以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一是弘治朝以后，随着《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的颁布，法制已较为完善和稳定，用榜文补充成法的实际需要有所减少；二是实际上发布的榜例在数量上虽然较多，但弘治以后各朝更加注重条例的编纂，《实录》以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为主，较之条例的编纂而言，榜例作为“权宜之法”的地位较前期下降，因而，未在《实录》上多加记载。当然，这只是笔者阅读《明实录》后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明代榜例的发布及实施
榜例不是随意发布的，每一榜例的制定和公布，都要经一定的立法和批准程序。从现存榜例文献看，它的制定和发布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朝廷各部院等中央机构或大臣、监察御史等官员针对时弊，拟定或议定榜例的内容，奏请皇帝批准。《明实录》记载的数百个榜例，大多属于这类情况。如：“成化十四年八月丁未，申禁私铸铜钱。都察院奏：先因南直隶并浙江、山东有私铸铜钱者揭榜禁约。今掌锦衣卫事都指挥同知牛循奏：河南、许州民亦私铸，请通行天下禁约，其言宜从。从之。”[13](卷一八一)“弘治十七年二月辛丑，礼部覆奏：礼科给事中葛嵩所言禁奢僭事，谓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多不循理，虽累经禁革而循习如故。请如嵩所奏裁之以制。命礼部查节次榜例，通行申明禁约。”[14](卷二○八)
二是君主根据时局的需要，命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衙门就某一急待解决的问题立法，以榜文形式公告天下。如景帝朱祁钰执政时期：“景泰元年三月辛未，命户部出榜召募军民客商人等纳米，以满各处军饷及赈济饥民。”该榜例对各地客商每名纳米石数和奖励办法作了具体规定，凡如数完成者，“俱给冠带，以荣终身”；“半其数者，赐敕旌为义民”。[12](卷一九○)景泰三年(1452)六月辛巳，命刑部出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招引为寇。[12](卷二一七)
三是命布政司、府州县或有关衙门把朝廷制定的榜文，出榜公布。如《明英宗实录》载：“景泰元年三月己未，命靖远伯王骥会同左侍郎侯琎并贵州都、布、按三司出榜晓谕各处军职土官：有能出米二百石赴贵州普定等卫缺粮仓分纳者，量升一级；三百石者，升二级。土人、旗军、舍人、余丁、民人出米二百石者，土人、民人量与驿丞、河泊等官，旗军、舍人、余丁授以所镇抚。三百石者，土人、民人授以县佐、巡检；旗军、舍人、余丁授试百户。若赴龙里、兴隆等卫缺粮仓分纳者，各减其半，授官如例。”[12](卷一九○)《条例备考·户部》卷一载：“嘉靖三年九月初一日，该司礼监太监扶安传，奉圣旨谕：说与户部：日前有旨禁约，低钱不许行使。如有弊尚未革，显是号令欠严不遵守。你部里便出给榜文，晓谕京城内外买卖人等，今后只用好钱，每银一钱倒换七十文。若是低钱，每银一钱着倒换一百四十文。再有似前违犯的，着缉事衙门及五城御史缉访得出，在人烟辏集去处，用一百二十斤大枷枷号示众。”《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五：“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癸亥，上御奉天殿，以初定庙制上两宫徽号，颁诏天下，曰：……大同军士先年因被官兵畏死走入虏中逃移四外者，诏书到日，该地方总督、巡抚官即便出榜晓谕，许令回还出首复业，各与免罪，仍量加存恤。”
明代的榜例基本上是以皇帝的名义或是中央各部院奉旨发布的，也有一些榜例是巡按各地的大臣或地方长官奉旨发布的。然而，任何一件榜例的发布，均需经皇帝的批准或授权。也就是说，榜文的制定和发布，有严格的法定程序。
明代榜文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吏治、安民、兵政、田粮、学政、盐禁、救荒、庶务、关防、里甲、风俗和惩治盗贼等各个方面。榜例所及事项，既有适应全国的普遍性问题，也有针对某一地区、某一特定群体发生的问题。如《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九：“景泰元年二月癸未……参赞军务右副都御史罗通奏：请圣旨榜文于沿边谕众：凡被掳人口有能自还者，军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终身，官支全俸，各赏银一两、布二匹；有能杀获达贼一级者，军民人等俱与冠带，赏银五两，官升一级，一体给赏。若能杀给也先，赏银五万两，金一万两，封国公、太师；杀伯颜帖木儿、喜宁者，赏银二万两，金一千两，封侯。诏即行之。”这一榜例是针对沿边被掳人口发布的。《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四：“成化十四年春正月丁亥，禁革仓场积弊。上谕都察院臣曰：京、通二仓并各场粮草俱国用所系，近各卫监支官多不守法度，私立大小把总名色，不肯依期守放，故为刁蹬迁延，以致军士到仓日久不得关支。其贪婪委官通同官攒人等以斛面高低为名，就中扣除者有之；军吏人等指以答应为由，于内克减者有之；及关粮到营十不得七，以致军士多饥窘失所；及有官旗舍余人等倚势用强，搅扰仓场，需索财物者。似此奸弊，非止一端。事觉之日，从重处治。巡视御史及管粮委官坐视不理者，一体治罪。其出榜禁约之。”这一榜例是针对管理仓场的官吏发布的。因地域、人文环境、习俗各异和不同时期各地出现的时弊不同，明代发布的榜文的内容也不一样。然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榜例的特色之一。
榜例通常是张贴或悬挂在道路四通八达或人口密集之处，以便及时让更多的百姓知晓。也有不少榜例是针对官吏、军丁、书生等特定群体发布的，这类榜例通常是在被告知对象所在地公告的。朝廷对于一些重要的榜例，明令各级官府刻在木板上，悬挂衙门正厅，要求官吏永久铭记和恪守。如《南京刑部志》所载69榜洪武永乐榜文，就是嘉靖朝南京刑部仍悬挂的板刻榜文。明代时，还有少数榜文是以铁榜、石榜的形式公布的。如朱元璋为了防止公侯及其家人习染顽风，恃其有功，欺压良善，于洪武五年(1372)六月乙巳作铁榜申诫公侯。铁榜的内容是：
其一，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受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再犯，处死。公侯与者，初犯、再犯免其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奉命征讨与者、受者不在此限。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违者，初犯、再犯免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其官军敢有辄便听从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其三，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者，初犯、再犯免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其四，凡内外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得辄与公侯门首侍立听候。违者，杖一百，发烟瘴之地充军。其五，凡功臣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势在乡欺殴人民。违者，刺面、劓鼻，家产籍没入官，妻、子徙至南宁。其余听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子皆发南宁充军。其六，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亲属人等倚势凌民、侵夺田产财物者，并依倚势欺殴人民律处断(抱经楼本作斩)。其七，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斩。其八，凡公侯之家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孽畜者，初犯，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停其禄；四犯，与庶民同罪。其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违者，初犯(者)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停其禄；四犯，与庶人同罪。[19](卷七四)
朱元璋发布的“申诫公侯”铁榜例，通行于明代，累朝君主都一再申明，要求公侯严守铁榜。《明史·英宗后纪》：“天顺三年秋八月己未，禁文武大臣、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官往来交通，违者依‘铁榜例’论罪。”[20](卷一二，P156)明英宗为了强调这九条榜文的重要性，命臣下再次用铁板镌刻，明示天下。此外，明代还把重要的榜例刻于石板或石碑上，令人们熟读铭记。据《明会典》卷七八：“洪武十五年，颁禁例于天下学校，镌勒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永为遵守。”[4](P452)
榜例是为了解决治理国家过程中出现的某一紧急事务或社会时弊而发布的，它的实施情况如何，成为衡量长官执政能力、功绩的重要标准，还可能与其官职的升降相关联。因此，有司衙门和长官至少在榜例颁行之初，都很重视它的实施。从《明实录》记载看，累朝颁布的榜例，对当时的各类突发性问题或紧急事务的处理，一般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为了保证榜例的实施，朝廷采取了不少行政和法律措施。如，严令各级官吏必须按榜例行事，不得随意改变或曲法。如《明宣宗实录》卷一○五载：“宣德八年闰八月乙亥，行在兵部奏：密云后卫百户张政、忠义左卫百户张旺，先避事逃，今援榜例自首。稽其逃已久，请罪之以示惩。上曰：既许自首，而又罪之，令不一矣。复其职。”可见，明宣宗是很注意维护榜例的法律权威的。对于前朝制定的榜例，凡过时者适时废止，明令法司不得沿用；凡适用当朝者及时重申，要求各级衙门继续遵守。宣德四年(1429)颁布的33条《军政条例》中，就有12条申明依前朝榜例问断。如规定对于逃军三犯者，“邻里人等仍照隐藏逃军榜例治罪”；“逃军正身未获，照依榜例先将户丁解补，仍责限跟要正身得获替出户丁宁家”[11]等。对于本朝制定的榜例特别是刑事榜例，也适时清理，确定是否废止还是继续施行，明令法司在审判中不得妄引已废止的榜例。在明代史籍中，也记载了一些榜例颁行后实施的效果。如成化十九年(1483)二月，有自宫求进的30人私投周府汝阳等王爷处当差役，在闻知朝廷颁发的相关榜例后，投案自首。礼部把此事上报宪宗皇帝，宪宗命发南海子充净军种菜。[13](卷二三七)
明王朝还派出监察御史或其他官员巡视各地，监督榜例的实施，并对于非议榜例或实施榜例不力的官员给予严厉处罚。据《明孝宗实录》卷七五：“弘治六年五月戊寅，先是有旨：今后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两邻及主家不举首者同罪，且令礼部出榜禁约。而安肃县人韩清等三百余人复冒禁入京，击登闻鼓求进。礼部劾之，下镇巡抚司鞫问，送法司拟罪。大理寺卿冯贯与刑部尚书彭韶议，以清等自宫并在五年三月初八日赦宥、并礼部近奉诏旨之前，因收回该部发审奏词，止拟违制不应杖罪发遣，寻奉旨各自引咎自陈。上以贯私嘱该拟，韶辄听从，重加诘责，于是贯、韶复上本待罪。命宥韶而停贯俸五月，少卿屠勋、马中锡各两月，其主使自宫及下手之人仍严限督捕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朝廷对于榜例的实施是很重视的。
鉴于榜例是具有法律和教化双重功能的法律形式，为使各级官吏和广大百姓都熟悉榜例，自觉遵守，明王朝也很注重榜例的张挂和宣示。据《条例备考》载：宣德四年颁行的《军政条例》中规定，要求有司把“原降榜，都司卫所置立板榜，各于公厅常川悬挂，永为遵守”。[11]又据《明会典》：永乐十七年(1419)，明成祖令各处军卫有司张挂并遵行洪武年间榜文，“如有藏匿弃毁，不张挂者，凌迟处死”。[4](P135)“成化元年奏准：各处修盖榜房，将洪武、永乐、正统年间节次颁降榜文，誊写张挂，谕众通知。”[4](P135)“嘉靖八年题准：每州县村落为会，每月朔日，社首社正率一会之人，捧读圣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则告官，轻则罚米，入义仓以备赈济。”[4](p135)
注释：
①本文以下所引明律，均为洪武二十二年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