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绘本在学龄前儿童美术教育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术教育论文,作用论文,学龄前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术与学龄前儿童关系密切。在语言能力发展的同时，儿童尝试着通过线条和色彩向外界表达自己。尽管儿童画的美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美不同，但“儿童画的美表达了他们的健康、生命力、强健、柔软、内在以及生动。这一点与儿童的心理和身体发展紧密相关，而这种发展是一个有生活能力的、完整的人的前提”。[1]由于学龄前儿童与美术的天然联系，美术教育在学龄前儿童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朱家雄认为，“对学龄前儿童而言，美术教育除了顺应儿童发展以外，还应具有将儿童发展纳入社会对美术教育赋予的价值的轨道，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发展。……在对可见、可触的外观的把握中去追求秩序，追求形式美，从而引起情感律动，得到美的享受和情趣的陶冶。”[2]由此可见，儿童美术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技法层面、鉴赏层面和美育层面。绘本是一种文字与图画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它以丰富的趣味性和高度艺术性，深深吸引着学龄前儿童，许多学龄前儿童通过绘本第一次接触到经典艺术作品。绘本自身的特质，使其符合儿童美术教育不同层面的需求，是一种对学龄前儿童进行美术教育的良好媒介。 一、技法层面 罗恩菲德曾指出，“当儿童跟随既有的轮廓线去画时，他已经丧失了以丰富的创造性处理物我关系的能力”。[3]艺术注重自我表达，过早对学龄前儿童灌输绘画的技法，或要求学龄前儿童严格按照范本来进行绘画练习，虽然暂时可使孩子的画符合成人的欣赏习惯而获得成人的认同，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做限制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仅不利于孩子绘画能力的持续提高，还可能阻碍孩子的心智发展。因此，罗恩菲德激烈地反对成人干涉儿童的绘画，以保证儿童直观而奔放的创造力不受伤害。罗恩菲德的思想对当时以传授技能为主而忽视儿童个性特点的美术教学起到了矫枉的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儿童的自然发展，过分强调儿童的自由表现和自我创造，从而可能导致美术教育空有过程而无结果”[2]。部分儿童初时喜欢绘画，但年岁稍长，便放弃了这种活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儿童渡过了绘画的涂鸦期后，无法找到绘画的形式语言和结构，从而失去创作的自信，进而失去绘画的兴趣。因此，在儿童接受能力的基础之上，引导他们掌握一定的绘画技法，对于增强儿童创造的自信心和创作的兴趣，促进儿童绘画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画书画面的功能不仅仅是呈现场景，它本身是一种艺术的创造。优秀的童书插画家经受过严格的绘画技巧训练，并对插图艺术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们的作品在线条的使用、画面的构图、色彩的调配等方面，都包含着艺术方面的严肃考量。[4]优秀的绘本，对于儿童在绘画中使用线条、结构画面、调配色彩起到积极的启发作用。如克罗格特·约翰逊《阿罗》系列绘本，以精致的构思，奇妙的想象，引领儿童走入绘画的世界。阿罗运用手中的笔，自由地以线条描绘想象中的世界。阿罗的绘画，干净、简洁、生动，富有想象力，显现出线条强大的表现能力。
艾瑞·卡尔的作品多用鲜丽的大色块，色彩单纯，但是搭配得恰到好处，产生动人的视觉效果。他的名作《好饿的毛毛虫》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出版，赢得各国孩子的喜爱，一方面固然是因其构思的精巧，另一方面，也得之于他对色彩的大胆使用。 20世纪以来，美术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其形式不仅仅只是绘画、雕塑，设计、装置、行为艺术等新的形式也被视为美术家庭的成员。这种变化相应的体现在绘本的创作中。绘本中画面的表现媒质多种多样，除绘画外，还有拼贴、剪纸、摄影、版画、浮雕等等。从绘画材料来说，又有水粉、水彩、水墨、炳烯、油画、蜡笔、炭笔等等。 作为设计大师，李欧·李奥尼《小黄和小蓝》是用手将色纸撕成碎片粘贴而成的，而《小黑鱼》则使用了水彩拓画的技法。李欧·李奥尼先将水彩颜料稀释，然后再涂出或是拓印出鱼、水母和海草等。由于水彩颜料的稀释使用，画面显现出一种如在水中的透明感。绘本中巨大的小红鱼鱼群，“是作者刻了小红鱼形状的印章，一个一个盖出来的，……盖得有轻有重，加上有些地方稀一些，有些地方密一些，一个时而分开，时而聚拢的浩浩荡荡的小红鱼群就跃然纸上了”。在众多的小鱼中，唯一的小黑鱼是李欧·李奥尼手绘出来的，小黑鱼也由此显得更与众不同，成为了小鱼的灵魂。[5]
和许多优秀的绘本作品一样，克罗格特·约翰逊、艾瑞·卡尔、李欧·李奥尼等人的作品，以并不复杂技巧获得了高度的艺术性，充满着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学习这些绘本的技法，并不是要求孩子亦步亦趋地对画面进行临摹，而是让孩子在欣赏中，受到启发，并在大人的引导下，来进行相应的创作。比如在欣赏《好饿的毛毛虫》之后，父母和孩子一起运用亮丽的色彩来涂抹简单的水果造型，或者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毛毛虫；欣赏《小黑鱼》后，父母和孩子一起制作一个小鱼的图章，拓印出多姿多彩的图样。结合作品的启发和成人的引导，绘本可以帮助学龄前儿童掌握绘画的媒介、技法和原则。 二、鉴赏层面 学龄前儿童不可能具备成人一样的对于美术作品的理性分析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其毫无鉴赏能力，也并不意味着儿童美术教育在美术鉴赏领域毫无可为之处。图画摆脱对文字的从属是现代绘本诞生的标志。绘本区别于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于它的视觉特质。绘本作者对艺术手法的偏好不同，所倾慕的艺术流派不同，所欲表达的意义和情感不同，使得绘本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各种不同风格。 同样是无字书，大卫·威斯纳的《疯狂星期二》的画面具有强烈的动感，表现出奔放不羁的想象力和幽默感；而桑达克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则以具有深厚象征意味的海、山、阴暗的树林，营造出一种带有神秘感的幻想氛围。同样是社会批判主题，安东尼·布朗在以超现实画风对社会进行着尖锐批判中带着几分幽默；而罗伯特·英诺森提以写实的笔触、凝重的色彩去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沉重、忧伤，还有几分悲愤、无奈。同样是漫画风格，宫西达也的画面有着写意画般的传神，而谢尔·希尔弗斯坦的《爱心树》却纯用线条白描，以淡淡的人生讽刺与生活哲学取胜。 不同的绘本还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特色。赤羽末吉的《木匠和鬼六》多用红、绿二色，线条大胆，人物形象夸张，洋溢着世俗的欢乐气氛，具有日本浮世绘的味道；陈江洪的《虎王子》用斧劈皴画峻山，以墨渍画碎石，以洇散画树木，以枯墨画老藤，体现出纯正的中国水墨韵味；玛西亚·布朗的《影子》只用黑白二色，在人物和动物的描绘上不注重形体的准确，而力求抓住生动的神态，充满强烈的运动感，一派非洲艺术的风格；保罗·布戈尔的《野马之歌》中类似印第安人脸谱的大色块的运用，则表现出美洲艺术的特点。可以说，绘本是儿童的家庭艺术博物馆。儿童一般都是通过绘本第一次接近艺术的。许多学者不仅仅是将绘本看作是书籍，更看成是一件艺术品。 另外，绘本作者在创作时，往往在自己的作品中临摹、戏仿艺术史的经典作品。Sipe认为，绘本摹拟和戏仿艺术经典，给儿童提供了一个理解艺术经典的契机。绘本消解了高雅艺术的神秘色彩，使高雅艺术变得生活化，容易让儿童亲近，从而帮助得到儿童艺术欣赏的乐趣，并得到对艺术的初步体验[6]。基于Sipe的理论，美国学者Elizabeth Yohlin在她的一项名为“绘本和艺术欣赏”（picture books and Picture Looks）的活动中，从实践上探索绘本在儿童美术教育中的作用。在活动中，活动指导者和对象一起欣赏、讨论绘本。Elizabeth Yohlin挑选了四本绘本和孩子一起欣赏。四本绘本分别是《威利的画》《巴巴尔的艺术博物馆》《凯蒂的星期天下午》和《点》，前三本绘本都涉及对乔治·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的名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e）[7]的戏仿。经过数次绘本欣赏课之后，活动指导者带领孩子前往画廊欣赏乔治·修拉的原画，观察孩子们通过绘本接触到摹拟、戏仿的作品之后，面对原画时的反应。Elizabeth Yohlin的研究表明，绘本为儿童欣赏原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心理准备，在帮助孩子提高对艺术的兴趣，思考艺术、讨论艺术方面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8]见图4-图7。
在画廊中，4岁的Ruth、6岁的Iris对于游览已感觉疲惫，急于回家。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乔治·修拉的画作与安东尼·布朗的绘本之间联系后，顿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两人开始热烈地讨论安东尼·布朗的戏仿与原作之间的区别。还有孩子敏锐指出“在《巴巴尔的艺术博物馆》中，一个点都没有”[8]。 Elizabeth Yohlin的实验证明了Sipe的理论，当孩子将自身的经验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热情便被激发出来，他们对原作和戏仿之间差别的评论、取舍，正是艺术批评的开端。也许此时，孩子难以“正确地”欣赏艺术，孩子喜欢《凯蒂的星期天下午》中对修拉画作的戏仿甚于修拉的原作，可能只是因为喜欢凯蒂，与作品的艺术水平无关，但是对绘本的欣赏构成了艺术欣赏的“前理解”。如加达默尔所说：“理解首先意味着对某件事情的理解，其次才意味着分辨并理解他人的见解。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就是前理解，这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9]一切理解都是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正是通过绘本，孩子将自身与艺术联系起来，从而为“正确地”理解艺术奠定下基础。 三、美育层面 美育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审美情趣，造就健全、完整的人格。有些人认为传授欣赏和创造美的知识、技能，发展人的审美能力就是美育，实质上这是在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崇拜的背景下所形成的错误认识。近代以来，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被科学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力量所鼓舞，人类不禁以为知识和技术是万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诉诸自然科学加以解决。理性的膨胀和狂妄“遮蔽了人的精神价值和生存的意义，造成了社会与人、人的生命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发生严重的对立，人的完整性和总体性消失，人成为‘单向度的存在物’，人的精神世界被疏离了”。[10]在这种情况下，雕刻家变成了解剖学家、音乐家变成了音响学家、美术家变成了几何学家。教育以“知”为最高准则，以传授学生征服、改造自然为己任，将学生培养成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理性工具。 实际上，与机械运作，服从于固定秩序的科学世界不同，人文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知识和技术的意义需要从人的存在的角度进行阐释，否则，便只是无生命的事物，对知识和技术的狂热追求只可能导致人的异化。“只有把审美作为一个与人生存与发展，与个体的生命活动直接相关联的范畴来理解，才可能真正揭示美育的应有之意，回归美育的本质”。[10] 正是不满于理性的僭越，康德为知识划下界限，避免知识干涉人的精神世界，使得道德、美、自由成为可能。和康德一样，席勒看到了在科学理性下人的分裂。“国家和教会，法律和习俗被分离；享受与工作、手段与目的、劳累与报酬相互割裂。人永远只束缚在整体的个别的小碎片上，仅把自己培养成一块小碎片；他耳边永远只响着他不停地驱赶着的小轮发出的单调的噪声，永远也无法达到他本质上的和谐，他未能将其天性中的人性表达出来，而仅仅成为其活动和知识的印痕。”[11]面对人的碎片化的生存图式，席勒对审美寄予厚望，“人与美应该进行游戏，人应该只与美进行游戏。一言以蔽之，人只有在他是十足意义上的人时才进行游戏，只有在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个人”[11]。对于审美，席勒描述为“游戏”，审美超越功利、超越利害关系的游戏性质起到将物质、感官与精神、心灵进行融合的作用，使人摆脱碎片式的悲剧命运，变成具有完整人性的人。 “艺术教育对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个人和自我创造的潜能，尤其在于艺术能和谐地统整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造就身心健全的人”[3]。罗恩菲德之所以反对将美术教育当作是技巧的传授，正是在于他同样将美术的本质也看作是一种游戏。在游戏中，儿童的潜能得以实现，感性与理性获得均衡发展，从而建立起和谐完美的人格。因此，在他看来，相对于儿童美术的内容和作品本身，儿童美术活动的过程更重要。 在绘本欣赏中，首先，绘本技巧层面和审美层面的教育功能正是以游戏的形式实现的。儿童欣赏绘本，首先是从中得到游戏的快感。他们被绘本的画面和故事吸引，然后被美吸引。在此过程中并无明确的目的，也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纯粹是以游戏的形式与艺术嬉戏，但是，虽然这个过程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却有着天然的合目的性。儿童受绘本刺激，开始用手中的笔进行创作，并开始谈论艺术作品，这意味着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加深，“这种对环境的自觉，是智慧成长的重要部分。”[3]同时，依据罗恩菲德所说，在创作过程中，儿童知觉成长受到了创作过程的刺激，感到双手与视觉协调的冲动，透过美感的作品，把思想、情感、感官认知和谐统整起来。当儿童感觉到言语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欢喜、忧伤、恐惧时，他们会借助绘画来表达，从而使得艺术表现成为他们生活整体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生命之外的东西。 另外，绘本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绘本中的图画不是文字的装饰，它和文字一起，担负着叙事功能，这也就意味着，绘本的图画总是和意义联系在一起，传达着对世界的认识和体验。当孩子享受到一个好故事时，他们会去追寻超越故事之外的东西。面对一个具有多重层次的文本，他们会思考图画的象征意义或者图与文交织而构成的深层意义。在阅读安东尼·布朗的《隧道》后，5岁的S理解，兄妹两人共同经历一系列的事情，他们的关系终于变得融洽，因为代表妹妹的书和代表哥哥的足球，故事开始的时候是分开的，但是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它们“相互依靠在一起”。[12]因此，绘本不仅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也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它扩大了儿童的体验范围，为儿童涉入现实世界做出了准备。当儿童在现实中遭遇同样事情时，他们知道如何去处理。
在学前美术教育中，一味强调美术的技法和鉴赏的法则，会使得生动活泼的美术教育成为枯燥无味的知识传递，其结果是损害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导致儿童产生对艺术的厌倦。但另一方面，一味强调美术的美育作用，而不引导儿童寻找艺术的表现语言和形式，提高儿童的艺术欣赏能力，则可能使美术教育只有过程而无结果。就当前国内教育来说，第一种现象更为普遍。在“培优”“特长”等追求下，孩子在艺术中不仅得不到快感，反而变成了艺术的奴隶。因此，在强调美术的技法和鉴赏教育的同时，国内的美术教育更应思索如何将技法和鉴赏教育同美育统一起来，培养孩子完整的人格结构。也正因此，绘本凭借其自身的艺术特点，能够很好地将美术教育的技法、鉴赏、美育三个层面统一在一起，在学前美术教育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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