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近些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论者把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历史上畸形的“近代化”，并进而以现实去阐释、比附历史，从而肯定了不该肯定的外来侵略者的“功劳”；有些论者的“创新”不是为了求真，而是靠孤立的、片面的事实去论人评史，从而违背了历史真实，有意无意地抬高了袁世凯一类历史人物；有些论者在研究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时，不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以主观臆想去另行设计一套历史进程的方案，制造一种革命不如改良的“理论”，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视听，亵渎了历史。这类不良倾向，已引起一切严肃史学工作者的关注，相信通过辨析，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有成绩，成果甚多，其中不乏优秀论著，颇有创见。但是，无庸讳言，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问题，甚或是不良的倾向。
现实不能等同于历史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实和历史不能割断。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言的常识问题。似乎是很明白的问题，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我们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认为“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中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鸦片战争打晚了，如果西方列强提前300年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早就现代化了。甚至鼓吹亡国还可以得到西方的恩惠，“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不为功”。这些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帝国主义从侵略有罪，一下子变成“侵略有理”、“侵略有功”。
出现这种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搞的现代化、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a]如果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研究就难以存在和发展。因此，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了数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有根本的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这里的问题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是帮助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还是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化、殖民地化？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产阶级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了扩大和维护侵略权益，以及为了满足生活上的需要，也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但是，不能由此而去赞颂殖民征服，证明侵略有理有功，抹煞他们的行为本质都是为了侵略和掠夺的需要。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经说过英国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有人即以此来作为赞颂殖民主义的依据。事实上，这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是给予严厉谴责的。他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①b]。马克思还明白无误地指出：“他们（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②b]，“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③b]马克思虽然肯定英国为了掠夺的需要，在印度修筑铁路，举办工业，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但是，他紧接着明确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④b]；“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⑤b]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在印度播下“新的社会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带给印度人以灾难和枷锁。英国资产阶级只能是在印度实行殖民化，不可能帮助印度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印度的复兴只有靠印度自己，只有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只有在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强盛。马克思对英国统治印度论断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中国。
近代中国虽未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同样遭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是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掠夺，造成了中国贫穷与落后。在近代，中国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①c]。这个数字表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微弱的，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里，才积累了17%的近代工业经济，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了83%。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而近代工业只不过是这个大海中的几座孤岛。“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②c]。帝国主义还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对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中国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继续存在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又使中国滞留在半封建状态。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所以，考察历史上的近代化问题，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的实际，必须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密切联系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密切联系起来。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充其量只能是畸形的半殖民地的“近代化”。
既然“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中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那么，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错误的。如有的人就认为，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干了蠢事，英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清政府是个落后的封建王朝，落后不应该抵抗先进，先进可以帮助落后；有的人甚至说，如果反抗，就会“让我们中华民族倒退到刀耕火种”，等等。
否定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种种说法，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只举其中的一种为例。这种观点的逻辑是中国人必须“信守条约”，不能“违约”，否则，就难怪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了。其实，帝国主义侵略者靠武力逼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可以随时违背条约，再逼签更为苛刻的新约，以扩大侵略权益。反之，被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就会被指责为“违约”，就是以“愚昧”抗拒“文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强盗逻辑的体现。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曾梦想信守所谓“万年和约”，但终于被英法联军的炮火将梦想打得粉碎。对于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反对，有权要求废除，不存在违约不违约的问题。如果按照所谓“信守条约”的说法，中国只有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殖民地，中国人民将永远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而不得翻身。为谋求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而终身奋斗的孙中山先生曾明确指出：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的卖身契”，“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直到去世之前，他还一再反复强调说：“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③c]。并且把这个主张，写进了他的《遗嘱》。只有彻底斩断殖民枷锁，我们的祖国才有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刻洞见，这才是近代四万万中国人的心声。
史家总是立足当代而回首从前，现实的发展变化，常能给史家以新的启迪和灵感。然而，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结果往往是既误解了现实，又曲解了历史。中国今天的现代化事业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历史前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累为基础，它不是历史上畸形的“近代化”的简单翻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给近代中国造成深重灾难，畸形的“近代化”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在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时，我们必须首先正视并认清这一点。
创新不能离开求真
科学的进步有赖于不断的创新，而创新的本质则是为了进一步的求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创新、求真则一。就史学而言，创新就是要更准确、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真实。所以，无论是对以往谬误的纠正，还是对前人论断的完善，无论是对一人一事的细微考证，还是对天下兴衰、社会进程的历史评判，都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通过对史实整体、全面的把握和本质的分析，进而提出更能反映历史真实的新说。正如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离开了求真的创新不免流于伪科学一样，在史学研究中，将创新与求真相割裂甚至对立，也会严重损害创新的价值与意义，其轻者会使创新沦为“戏说”或“演义”，重者则往往会变成对历史的编造和歪曲。
近些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某些“创新”，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一些“新论”根本不顾客观历史实际，只是凭自己的意愿在那里论人评史。有人称赞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种“创新”，显然是历史的颠倒，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根本不是“宽松政策”，也不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是实行专制政策，是违反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辛亥革命后，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清朝的覆灭、帝制的废除、民国的成立所造成的，而不能归功于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虽夺得临时大总统，但还不是正式大总统，况且面对着的是革命带来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革命党人在南方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为了欺骗和麻醉国民，他一再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而实际上却在向集权专制的路上推进。在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武力“统一民国”、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袁世凯就开始更明显地推行专制统治。即以新闻方面而言，辛亥革命后开创的民主、自由局面不断被破坏，“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革命报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报人被逮捕、枪杀，使报刊锐减300多种，酿成“癸丑（1913年）报灾”。袁世凯的统治是专制、残暴，而非宽松、自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地位的形成，到底是得益于袁世凯的“宽松政策”，还是由于他们勇敢地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以反对袁世凯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至于把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赞颂为“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更是不知其依据何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屈服卖国，举国一致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强烈反对，1915年5月9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鲁迅曾说过：袁世凯“是卖国贼，不是年年纪念五七和五九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还有人赞美先为晚清重臣、袁世凯的支持者、后为北洋总统的徐世昌坦荡无私、忠于国家、高风亮节、不为利诱、凛然自守，是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是大政治活动家、经济家、教育改革家，把他捧得很高，赞美的词句几乎都用了。然而翻遍其约20万字的评传，却难以找到对上述“新论”给予有力支持的历史事实。
当然，这些作者也声称“依据历史事实”，在他们的论著中确实也依据了一些“历史事实”。问题是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等于都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能随便都拿来做为事实依据，而是需要加以分析、选择。有些“事实”是靠不住、不可信的。尤其是一些政治人物，如袁世凯、徐世昌之流的言论，更需要做具体、认真的分析，不仅听其言，更要察其行。如果不加分析，就把他们的言论即所谓的“历史事实”随意拿来作依据，即使是大奸大恶，无疑也会成为所谓伟大的人物。如袁世凯，暗地谋划刺杀宋教仁，却又公开表示哀悼，并电令“限期破案”；以“武力统一民国”，镇压了“二次革命”，却反诬孙中山、黄兴捣乱，说什么“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生命财产听人捣乱”；在以种种卑劣手段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宣称“但知救国救民”；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却把卖国说成是“以保全国家为责任”的“爱国”行动；明明是背叛民国、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却声称是“国民期望”、“亿兆推戴”、是“爱国”。难道能将袁世凯的那些谎言作为可依据的“事实”？
无论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还是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联系和矛盾斗争中进行的，将其抽象起来，孤立地去加以描述，不仅不能揭示其本质，而且将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即使是历史人物的言论，也不能片面地加以渲染，以偏概全、随意拔高、美化，而对其他方面的重要言论则不予理会。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其子弟要“爱民”等思想大加颂扬，使他几乎成为一代“完人”。可是，众所周知，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时心狠手辣、不惜滥杀无辜。在家书中，他也曾反复强调对造反的农民起义军应“斩尽杀绝”，“克城以多杀为妥”，“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这是曾国藩的另一面，不能只说“爱民”一面，而掩盖杀民的一面。而且对曾国藩的“爱民”也要与其杀民的阶级本质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在对这些政治人物进行全面评价时，就必须正视而不是回避这一问题。可是今天的一些“新论”于此却少有涉及。当然，也有一些论者试图对此加以解释（或辩护？），但其做法又往往是将历史抽象化。如把为生存而战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指责为信奉西方宗教的异教徒，将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视为儒家文化的卫士，使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抽象为中外两种文化的对垒。这样一来，曾国藩对中国农民大开杀戒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因为他使中国免于倒退到像欧洲黑暗的中世纪。
无可否认，以往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中有过简单化的倾向，对于统治者、反面人物简单否定，对于被压迫阶级和正面人物则有所拔高。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倾向已逐步得到纠正，并取得许多成果。这种创新深化了近代史研究，是可喜的。但是现在的某些创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林则徐、康有为、谭嗣同，到孙中山、陈独秀；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相继遭到指责和否定。而对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物及相关事件的评价则是越来越高。这类新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支撑它的不是大量坚实可靠的史实，而是一些孤立的、片面的事实。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当年列宁曾尖锐批评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d]这类违背了历史真实的“创新”，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复旧，因为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海内外资产阶级史家的著作中，往往可以找到这类新论的影子或观点。
主观臆想不能代替历史客观实际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②d]。这是因为历史是昨天的现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它都是一个无法更改和逆转的客观存在。历史学正是以这一客观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在这一客观性的制约下，研究历史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客观历史予以能动的反映。即在搜集、整理、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探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能与此相反，脱离历史的客观实际去随意地作主观的臆想和假设。
在史学领域中，确有一方可供史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但这里同时又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严格的限制：史家的主观不能与历史的客观相脱离、相违背，充分发挥主观只是为了准确揭示客观。史家的任务是认识、解释历史，而不能编造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论是好是坏，史家所要着力研究的是它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所产生的作用，而不能由史家主观地去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进程另行设计一套方案。现在有人提出革命不如改良，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并声称假如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清政府改革，中国就现代化了。辛亥革命搞糟了，一下子痛快地把清王朝搞掉，必然导致军阀混战。然而，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了，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已经失败了，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谁也无法再回头去改变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这种假设无非是研究者头脑里的主观臆想，是毫无意义的。但在近代史研究中，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类似的假设时常出现，如说假设鸦片战争提早300年，中国的进步就会更快，早就能现代化了；如果按照洋务运动的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就实现现代化了；如果没有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中断……等等。这种假设不仅无益于历史研究，而且使一些对中国近现代史不甚了解的人产生了困惑。所以，对这种在专家学者眼中本不值一驳的假设，还是应该给予认真的对待。澄清是非，纠正谬误，这也是史家的职责所在。这里，我们不妨以辛亥革命为例，对所谓的“假设”做一简要的分析。
辛亥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愿望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
首先，《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其腐朽、黑暗的统治，激化了它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致使各种反清斗争遍布城乡、连绵不断。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民变多达1300多起。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革命的爆发创造了群众基础和客观环境。
其次，清政府镇压了立宪派领导的立宪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迫使许多人放弃了进行体制内改良的幻想而转向革命。所谓可以通过立宪派的改良逼清政府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假设，正是被清政府（而非革命派）所亲手粉碎。
第三，清政府内部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官僚们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或观望、逃跑，或宣布独立，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意志难以统一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到一起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呢？
第四，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也曾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富强。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极其腐朽、专制、卖国，使他们在对清王朝的绝望中走向革命。
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近代化变革中，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它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是错误的。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立宪运动，对社会的发展都曾不同程度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立宪派，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张“中间路线”的人士，他们试图以改良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承续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这客观的事实是任何主观的假设所无法抹煞的。
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非历史观点、所谓的“新论”、主观臆想假设等，有的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出现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就多数情况而言，它反映了究竟应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的问题。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其研究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在它的指导下，史学才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取得很大的成绩，发表了许多论著，澄清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是大非，从而将长期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起来。这些工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且应该得到后人的尊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些年的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却受到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冷遇或排斥。有的公开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要“回到乾嘉去”；有的则试图从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寻找替代。这一倾向已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是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现上述的种种“新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任何时候，研究历史都应该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这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运用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
注释：
①a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512页。
①b②b③b④b⑤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第768页，第762页，第771～772页，第771页。
①c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24页。
②c《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③c《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7页。
①d《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②d《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清代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创新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