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两个“主义”的百年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两个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富有远见地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 根据经验谈论社会主义，就必须对近百年社会主义实践进行认真地总结和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则体现在对两个“主义”的认识上，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
一
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实践中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而是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和国家“单独”取得胜利，不是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先胜利，恰恰相反，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落后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
十月革命的成功，开辟了20世纪落后国家跳跃式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途径，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然而，革命发展顺序上的颠倒，给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历史难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如何建设和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多次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因为这些国家是在外有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国际环境极端险恶，国内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条件下进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为破解这一难度很大的历史课题，共产党人在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了无数次探索，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最早是从苏联开始的。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在胜利以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他曾经提出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口号，后来又提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十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总和=社会主义”这一著名公式。可见即使是列宁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也不是一直都这么清醒。
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生产的设想实现了社会主义，由于恰逢战争环境，因此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其主要政策是余粮收集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列宁想借此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国内战争临近结束时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工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种模式——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以粮食税代替原来的余粮收集制，其实质是在用“强攻”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的尝试已告失败的情况下，“开始作战略退却”[2]。这一政策在俄共内部引起很大震动，党内许多同志对这一政策调整一时难以接受。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巩固领导地位以后，不到几年工夫，他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建立了令后人争论不已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在思想上以“一国社会主义胜利”论为指导，在体制上则以带有高度集中的备战体制特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根本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它与俄国落后的经济和文化条件直接相关，是来自西欧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俄国这块土地上几经演变的结果，因而必然“具有亚细亚的形式”[3]。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在苏联早期由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工业国，以及在第二次大战中打败法西斯的斗争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这种战备政治经济体制总体上变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可惜的是，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二战后，斯大林模式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被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走向僵化，20世纪 60、70年代，东欧各国先后对斯大林模式尝试改革，但在苏联干预下，最终都未能成功地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也走了一条“S”形的弯路。对于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是后于并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一基本观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一直持赞同的态度，毛泽东曾说，“社会主义共和国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4] 针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现实，毛泽东曾设想经过二、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结构、民主政治方面为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后，再采取严重的步骤转入社会主义。然而，革命的迅速胜利使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头脑发热，更由于当时党的许多领导人都认为“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5] 坚信苏联模式即等于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我们党掌握了政治、经济主导权后，便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因此，在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时，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此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不顾国情盲目照搬他国经验模式，妄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只能以失败告终。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在实践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没有搞清楚，犯了严重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分析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必须“从自己的条件出发”，在此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改革的实践，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终于从危难中拯救了社会主义。
回头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带普遍性的教训和失误，不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即主观上是想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在实际上则是不自觉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6]。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设想当作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其实，在马克思学说中，构成其灵魂的哲学——历史方法论要比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具有更大的价值。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来说，马克思的设想并不构成一般原则，构成一般原则的是他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这些科学认识的伟大工具。当前，面对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自己去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言：共产党人的出路不是向社会主义倒退，而是向社会主义前进[7]。
二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科学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最容易犯“左”或“右”但主要是“左”的片而性错误。
科学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首先要历史、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对待本国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8] 但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的消灭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不是任何人能凭主观愿望、意志所能做到的。20世纪，一系列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但这种跨越应该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自然历史过程的超越。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商品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仍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一点，列宁认识非常深刻，针对俄国当时极其落后的现状，列宁曾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9]“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散漫性联系着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的。”[10] 正是认识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列宁才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通过发展市场和商品交换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遗憾的是，后来的斯大林没有吸取这一有价值的思想，而是急于求成，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苏联1926年才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 1929年就决定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决定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不是通过发展生产来逐步改变生产关系，而是用行政手段和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来加速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36年他就宣布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反复。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经济落后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相当清醒理智。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其做的政治报告和其他一些讲话中曾提出，“拿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1] 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建国前后，在不能过早消灭私人经济的问题上，刘少奇也极富远见地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12] 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12] 正是根据这种认识，刘少奇又进一步指出：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过早地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要犯‘左’倾错误”[13]。建国初期，我们党在制定具体政策中仍坚持贯彻这一思想，众所周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分别与工人、农民一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一颗星就生动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随着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愈来愈强调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愈来愈不信任。并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因此，针对国民经济恢复期间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党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同志都过分地估量了其消极作用，而忽视了其积极有用的一面。进而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在没有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来实现，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决心提前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实践证明，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时，就过早地采取消灭政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很不利的。在资本主义在中国绝迹 2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从人类整个历史角度看，它还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必要前提，没有资本主义发达文明作为历史前提，就缺少建成发达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特别是对于一个来自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影响严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决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视为瘟疫，把商品经济视为洪水猛兽，相反应该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克服封建主义、自然经济落后状态的推动力量，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催化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1999年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作了重新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科学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必须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辨证的观点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认识处理这一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个重大的失误。
一是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估计不足，把世界资本主义的阶段性严重危机看成是最后的总危机。这可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中看得很清楚。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斯大林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次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不应该看作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既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总危机。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14]。在总危机理论指导下作出的对外战略必然是“世界革命”战略。然而，我们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研究后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另一方而它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正是危机的出现，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形成，推动人们克服各种障碍，去把握机遇，实现模式的转换。美国学者布莱克在谈到西方国家的体制转换时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的危机能否把牢固的既定的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15] 在迫使政府进行的反危机调整内部机制的过程中，有可能形成新的运行机制，出现新的良性循环，逐步由坏事变成好事。因此，经济危机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整个衰落，也不意味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机已成熟。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现代科技给资本主义增添了新的活力，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16]
二是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的双重性，因而导致在处理两者关系时，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不够；另一方面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过程中忽视了两种制度间的斗争性。这两个方面的实践给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
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会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面对经济和科技都比自己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交往，融自身于世界体系之中，积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文明，以增强国家实力、维护民族利益。对此，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7]。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8]。毛泽东也曾经明确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9]。然而，直到7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基本上还处于半封闭、封闭状态，究其原因，除了西方冷战政策因素外，社会主义国家认识上的失误也是重要原因。
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很快建立。针对当时国际形势，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并邀请苏联东欧国家参加。但由于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性质认识有误，把马歇尔计划看作是美国转嫁危机的手段而最终退出谈判。在斯大林看来，战后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两个阵营对立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提出导致苏联关起门来搞建设，排斥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错过了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改造、技术革新的机会。不仅如此，在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由于对两种制度的一般关系认识不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学习、善于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相反，社会主义国家总是随意地给一些本来不属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却又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事物贴上社会制度的“标签”而加以拒绝，从而完全把社会主义国家置身于世界文明进程之外，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审视了全球化时代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相互关系，深刻认识到两种制度关系已由“共存——对抗”模式逐渐演化为“共处——竞争”模式。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一切”的思想，即“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0]。“两个一切”思想纠正了我党长期以来在处理两种制度关系上的“左倾”错误思想，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本质上是对立的，“两制”国家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斗争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在看到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继承关系的同时，还必须清醒认识到两种制度的对立性。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面对世界新形势，苏联和中国都进行了对外关系的战略调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新思维”，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结果搞跨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重大失败。这说明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具有两重性，双方既有发展国家友好关系和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共同性方面，又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差异。过去是突出了双方在社会制度方面的矛盾和差异，忽视了发展国家间经济文化关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戈尔巴乔夫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惜以牺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代价，来谋求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结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中国正确处理了这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突出双方的国家关系，淡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调双方利益的共同和互补方面，不以意识形态划线。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强调要澄清一个观点，就是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21]。另一方面，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过程中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决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对此，德国《德意志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东德和俄国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改造途径“较温和”，而主要在于中国政策的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也正因为我们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了今天的崭新局面。
对两个“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探索性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认识两个“主义”，但同时又不应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理论原则，而必须客观分析和深入研究两个“主义”现实实践发展状况，把对两个“主义”的认识置于现实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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