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科幻电影中的“伦理性”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语论文,伦理论文,科幻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乔治·梅里爱把把儒勒·凡尔纳想象中的奇妙世界带到了观众面前，使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具象的月球、太空和海底的神奇面貌时，科幻电影便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早早地为自己在电影表达中争得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在一百多年的电影发展史中，科幻电影一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类型与电影艺术的发展相生相伴。电影创作者们通过各自丰富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又一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奇妙想象，科幻电影构成了百年电影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对于科幻电影的概念，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得到共识，那就是它是建立在科学幻想基础之上展开叙事的。虽然故事内容千差万别，情景设定千奇百怪，但它对人类未来世界的想象性特征，科学思辨的方法模式是不变的。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考察华语电影的话，会发现真正称得上科幻电影的作品凤毛麟角，更多的是带有一定科幻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借科幻说事’，或‘搭科幻的台，唱别的戏’，很少有贯穿始终的科幻叙事，也不会完全遵循科幻电影逻辑叙事”①。不过这些作品多少体现了科幻电影的部分特征，姑且把它们称之为科幻电影，来进一步探究此类电影在华语电影界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特殊表征。 1931年3月7日，上海大光明大戏院公映了美国福斯公司出品的影片《五十年后新世界》(Just Imagine，1930)②。这部由大卫·巴特勒(David Butler)导演的作品，在当时是一部非常超前的科幻巨制。本片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巧妙的特技制作，设想了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50年后在城市建设、交通设施、居住环境和通讯方式等方面的种种景象。可能是受该片的影响，数年之后，上海的新华影业公司，也出品了一部名为《六十年后上海滩》(1938)的影片。该片由杨小仲编导，改编自田汉的同名话剧，通过梦境和部分科学幻想的方式，讲述了两个小职员幻游60年后上海滩的各种滑稽情景。虽然两部影片都是对未来城市的幻想，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更多的科学成分，后者却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在影片《六十年后上海滩》结尾，主人公“死而复生”，再次与妻儿团聚，回归到了普通家庭生活。从中不难看出，影片关注更多的还是中国人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家庭观念。由此可见，中国电影在表达“科幻”题材时，很早就打上了伦理想象的烙印，这种伦理想象在此后的华语科幻电影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成了华语科幻电影叙事表达中的明显特征。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和封建的社会伦理关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伦理道德型文化。”③今天文化视域下的华语电影，不再仅仅指中国内地出品的电影，而是也包括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用华语创作的电影作品。之所以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是因为华语电影创作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语境。华语电影作品中的科幻电影虽然为数不多，但由于共同的民族文化语境，体现出了一种对中华民族“伦理性”关注的特征。这种“伦理性”关注在华语科幻电影中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医学伦理和生态伦理”的想象几个方面。与西方科幻电影中的伦理性想象不同，华语科幻电影中的伦理性想象并非科幻故事的附属品，而是一种要突出强调的内容，科学幻想反成了伦理性想象的次要载体。正是这些“伦理性”想象，构筑了华语科幻电影典型的民族特征。 一、对“社会伦理”的想象 与其他艺术类型不同，电影艺术往往可以通过镜头，相对自由地把故事展现在更加宽广、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它打破了“人生小舞台”的限制，往往把关注的对象投向“社会”这个更加广阔的空间环境中。当电影在展现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会不约而同地遵循一定的伦理性准则，继而上升为含有一定道德规范的社会伦理观念。科幻电影对“社会伦理”的想象体现在人对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展现剧中人物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完成对美与丑、善与恶、正与邪的道德评判。在华语科幻电影中，这种社会伦理的展现相当普遍，通过对故事的讲述，来完成创作者的某种道德评判。 社会伦理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在特定的社会里，就是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伦理关怀。社会伦理规劝人们要对社会负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因为中国长期受儒家文化的道德浸淫，“家国思想”和“明道救世”的伦理情怀，自然也体现在艺术创作中。所以在华语科幻电影中，这种社会伦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科学幻想的奇妙叙事，最终要完成的还是一种社会认同的伦理价值。科幻在这里只是叙事的外衣，里面真正包裹的还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社会情感观念和伦理意象。
影片《卫斯理传奇》(泰迪罗宾，1987)通过追查龙珠的下落展开叙事。当我们发现龙珠是外星生物遗失在地球上的太空船启动器时，才确认了本片的科幻色彩。但影片关注的重心却不像常规科幻电影那样，大肆展现奇幻的星际世界和外星人神秘的生活方式，而是聚焦在与黑帮争夺龙珠的过程中，通过揭开龙珠的谜团，表达了卫斯理匡扶正义的社会伦理情怀。此外，该片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色彩，尤其在影片结尾处，那艘外星飞船的形态设计得很像中国文化传说中“龙”的模样，这无疑增加了华语科幻影片的民族认同感。而在影片《铁甲无敌玛利亚》(钟志文，1988)《黑猫》(冼杞然，1991和1997)和《幻影特工》(马楚成，1998)中，社会伦理又体现出了一种利用科学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稳定的特征。无论是机器人玛利亚，还是脑中被植入芯片的黑猫，抑或是接受潜意识训练的德高与松鼠，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的是与恐怖分子那种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带有一种明显的社会伦理价值评判的情怀。这些影片，虽然带有美国影片中常见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救世情怀，但与美国影片不同的是，它们更注重一种复杂的伦理关系的铺陈。名为科幻，实则讲述一个个缠绵悱恻、爱恨交织的情感故事，只不过这些情感故事被编织在了特定的民族意象之中，体现出一种特殊的社会伦理价值。此外，也有部分影片，通过实验性的风格，表达了一种迥异与常的社会伦理观念。例如影片《错位》(黄建新，1986)就做出了一个反向思考，阐述了科学幻想的产物——机器人，不但不能解决主人公的现实问题，反而给他的生活带去了意想不到的混乱。《错位》将虚构想象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用一种寓言式的风格，讽刺了某些社会现象，引人深思。 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中，社会伦理有时会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与政治伦理纠缠在一起。“就政治伦理而言，它既有政治伦理的本质属性，同时又是一种社会道德，还具有社会道德的本质属性。”④尤其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文艺领域的特殊时期，社会伦理同样要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艺术评判。全国上下的文艺创作都要遵循这种模式，诸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金山，1958)。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作者描绘了一个美好畅想的未来社会：公社里利用太阳能，研制出了一种新的果树培育法，可以使果树“万果长香，一年四季开花结果”。葡萄长得跟苹果一般大小，还可以治疗癌症。陈副院长驾驶太空船从天而降，和大家讨论了去火星的准备工作，因为月球上的问题早已掌握，所以要开发火星了。另外影片还展现了有声传真书信，可视电话等。这些作为科学幻想的产物，虽然是为了配合当时刚刚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但总体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通过对美好未来的设想和描绘，展现了人们热爱祖国的社会伦理情怀，为他们建设美好的家园增加了更大的信心。而后来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张鸿眉，1980)可以说跟前者有很大的相似性。影片围绕保卫和争夺“高效激光科技成果”这个具有科幻色彩的中心事件展开，描绘了科学领域内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在歌颂华裔科学家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的同时，也揭露了一伙骗子窃取他人科学发明成果的卑劣行径。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脸谱化”特征，带有“文革”样板戏明显印记。这无疑都说明了这些科幻题材的电影作品，背后所负担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使命。社会伦理在这里体现出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成了这一时期社会伦理的最好诠释。 二、对“家庭伦理”的想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固然由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所导致。一般说来，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各种伦理关系便成了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曾把人类家庭看作一个伦理的实体。在黑格尔看来，这个伦理实体所标示的是，家庭是人类文明和伦理关系的起点。马克思也曾经指出过，家庭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从其产生时就包含了两种关系，即“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问题也常常是电影表达的内容之一。家庭伦理往往是被视为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准则。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父母与子女关系，甚至是相应的一些亲属关系，都是家庭伦理关照的对象。家庭伦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里体现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叙事中，家规、家法更成了带有典型民族色彩的言语和词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型，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对家庭伦理的关注就从未中断过。无论是批判，还是破旧立新，家庭伦理题材的作品在艺术创作中总能找到一席之位。而且，在中国的电影作品中，涉及家庭伦理的内容随处可见，即使是科幻作品，也往往体现出家庭伦理的各种意象。 中国上世纪30年代末的影片《六十年后上海滩》，虽然讲述了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但究其本源其实还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中“家”的关注和维护。据资料记载，本片“讲述某大公司职员韩某、刘某，家庭经济拮据，却在外生活放纵。岁末除夕，两人寻欢舞场，被妻子们发觉，各被扭回禁于阁楼。二人枯坐无聊，皆萌改造家庭，变换世界之念。”直到最后，“两人怕死惊呼，忽而醒来，发觉正身着殓衣，家人围床哀哭，原来两人长卧数日不醒，家人以为已死，正在筹办后事。”⑤从这则剧情说明中可以看到，“被妻子们发觉，各被扭回禁于阁楼”“皆萌改造家庭之念”“发觉正身着殓衣，家人围床哀哭”这些画面，着实是一部家庭伦理片的剧情元素。影片中那些带有奇幻色彩的滑稽情节，只不过是为了插科打诨、增加笑料罢了。台湾电影《关公大战外星人》(陈洪民，1976)似乎更是一部在科幻外衣包裹下，探讨家庭伦理问题的典型作品。它融合中国神话、美国科幻和日本动漫为一体，通过混搭、拼贴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中国版的“皮格马利翁”的故事。故事围绕一家三口展开，父亲是雕刻家，儿子是科学家，女儿是“不务正业”的学生。艺术、科学和享乐主义在这里交汇了。虽然因为不同的人生观大家“矛盾重重”，但作品最终还是回归到了父慈子孝，家庭和睦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之中。而在香港科幻电影《星际钝胎》(章国明，1983)中也有类似涉及家庭伦理观念的情节。在富家子弟郭公子家族中，典型的家长制管理，结果导致了儿子指责父亲的思想过于落后，他要冲破封建的枷锁，争取恋爱的自由，要争取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虽然最后在选择爱人和金钱面前，他暴露了自己自私和贪欲的本性，但作品无意中还是触及了现实家庭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与早期家庭伦理题材电影的批判态度不同，新时期以来的华语电影在展现家庭伦理时更多是倾向一种“中和之美”。这种审美理想“温情中有警示，谴责中有理解，秉承现实主义美学的同时向传统致敬，体现了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⑥在家庭伦理的想象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也是常常关注的重心。相当一部分华语科幻影片通过一种温情的叙事，体现出一种“中和之美”。往往从儿童视角出发，比较突出地思考家庭和社会问题。在诸如此类的作品中，《霹雳贝贝》(宋崇，1988)和《长江一号》(周星驰，2008)最具有代表性。《霹雳贝贝》作为一部儿童科幻片，它既有科幻片的元素，又有儿童片的基因。本片最大的卖点毋庸置疑是其新奇的想象力，一个被外星人选中，一生下来就全身带电的孩子。但实际上它的精神内核却指涉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孤独”处境，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融入集体的期待。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小主人公贝贝与父母问的关系并不融洽，他常常被关到家里，只能抱着玩具熊猫自说自话。父母望子成龙，连吃饭的时候都不忘唠叨他的学习。尤其是贝贝全身带电的问题，被父母刻意的“掩盖”，这更增加了贝贝对自由的向往，对作一个普通孩子的期待。这都体现了影片对一般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与《霹雳贝贝》相比，《长江七号》在处理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时，增加了更多的温情画面。虽然本片也披上了科幻的外衣，还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外星人“七仔”形象，但其实讲述一个普通家庭的生存处境，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童话，凸显了父子之间的伟大亲情。这些影片都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社会现实，通过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描述，成了指向社会现实的文化象征。虽然这些影片假科幻之名，讲述了一个个偏离传统家庭伦理的故事，但他们并非是传统家道的反叛者，相反的，“往往距离传统家道越远，反而越能显现出对传统伦理亲情和家庭秩序的维护。”。 三、对“医学伦理”的想象 长期以来，医学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把医学的研究范围狭隘化了。“由于医学的对象是具有伦理属性的‘人’，因而医学与其对象之间就不仅是一种研究与被研究的科学关系，同时还存在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关系——伦理关系。”⑧医学伦理一般从传统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涉及了医疗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它是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医学伦理常常探讨医学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道德问题。这种道德问题反映在电影作品中往往能引发人类对科学和对生命的终极思考。例如获得第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深海长眠》(The Sea Inside，2005)，就曾因“安乐死”这个敏感的话题引发了医学界的广泛讨论。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医学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通过医学，即可以解决社会的各种问题，造福人类；亦可能被利己分子掌握，为满足个人一己之私而贻害无穷。尤其在探讨人类的终极命运——生与死的问题时，医学伦理便显得格外的引人注意。科幻电影因其“天马行空”的科学幻想，更容易涉及人类对科学和终极命运的思考。因此，在华语科幻影片中，探讨因医学成果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作品，往往更容易引发人们伦理学方面的思考。 随着医学的发展，新的技术在医学领域中被大量的应用，于是，越来越多的、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便应运而生。医学在实现其自身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触及了各种伦理问题。尤其是当某项医学成果取得变革性的突破时，它引发的社会问题可能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电影《隐身博士》(张子恩，1991)就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医学博士耗费了几年的心血，研制出了一种隐形药。不料这种隐形药的发明不胫而走，接着便引发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麻烦问题。最严重的是隐形药被犯罪分子偷去，他用来偷取银行的钱和博物馆的文物，结果给社会和公安部门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最后博士幡然悔悟，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发明的隐形药。这个带有科幻色彩的故事其实也在探讨一个医学伦理的问题，即医学成果能否造福人类，关键取决于掌握在谁的手里。在欢呼医学成果的同时，绝对不能忘了它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因此，确保医学成果的安全性变成了社会医学领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影片《再生勇士》(1995，李国民)便是围绕保护医学成果的问题展开的。影片包含了更多的科幻元素，诸如脑中植入芯片，机械手臂等，尤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李明博士的重大医学成果——遗传基因，更是让人想入非非。导演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设计了一场惊险刺激的警匪大战，其目的无非是强调这项医学成果的重要性，和保护这项医学成果任务的艰巨性。这些影片打着科幻题材的招牌，实在传达医学伦理这个饱含争议的社会话题。 此外，还有一些影片更加具体地描绘了某些人在追求医学成果时的丑恶面目，揭露了他们为满足自己一己之欲，不择手段，最终自食其果。这些影片掺杂了更多的医学伦理想象，如妄想追求个人生命永恒的香港影片《生死搏斗》(傅奇，1977)和借助医学成果满足自己一己之私的实验电影《凶宅美人头》(胡庆士、刘邑川，1989)。《生死搏斗》故事虽然荒诞不经，却反映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千百年来希求长生的幻想。当医学发现救生员的血可以使富翁法老还童时，他便露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千方百计想绑架救生员，妄图使他成为自己的供血机器，来维持他不老之身。《凶宅美人头》的叙事似乎更为残酷。为了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医学教授柯克恩不择手段，杀人越货进行自己的实验项目。影片揭露了医学研究过程中，剽窃别人医学成果的丑恶行为，这无疑是对医学伦理的极大挑战和反讽。 综上所述，在探讨医学伦理问题时，华语科幻电影在创作上更多是采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揭露医学成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自然能从警世的层面引起观众的注意，但这种表达策略可能稍显稚嫩和肤浅。医学的伦理性不仅仅在于揭露和批判丑恶，更在于去思考那些医学伦理面对的永恒问题——医学与生命的伦理关系问题。医学与生命密切相连，作为人类价值体系最根本的基石，可以说生命价值是医学伦理的根本依据和最高原则。虽然医学为生命伦理学提供了真实具体的参考范本，但这种参考范本本身与生命伦理学之间也有着复杂的关系。因为“生命伦理学所探讨的医学事实并不是没有时间性的真理，而是通过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期望之作用而给定的材料(data)。”⑨所以，这就说明把生命伦理引入医学伦理之后，有着更大的话语拓展空间。但遗憾的是，华语科幻影片在这方面创作中，似乎还没有过多的关注。 四、对“生态伦理”的想象 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环境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渐渐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焦点问题。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情感界线，人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生态环境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于是，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联系到一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生态伦理学便应运而生了。“生态伦理是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伦理，它确定的是人对自然界和对自然存在物的道德义务、道德关怀。”⑩它实际上是指人类处理自身与周围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自然生态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客观条件。因此，人类对自然生态的道德关怀，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伦理关怀。在中国的电影创作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电影创作关注的焦点。像《养鸭人家》(李行，1965)和《可可西里》(陆川，2004)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无论是对台湾乡村生活的描摹，还是对青藏高原的“险恶化”展现，都折射出中国电影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伦理思考。而在华语科幻电影中，关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作品也不乏少数，像香港电影《猩猩王》(何梦华，1977)和内地作品《大气层消失》(冯小宁，1990)，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问题，注入了对生态伦理的不同思考。 对于人与自然的问题，美国著名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最早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自然环境中人的生存方式，“他以道德的本质和生态性的内涵为基础，开创了伦理道德的生态维度——以道德的视角关注大自然，然后在自然宇宙的视野中反观人类的伦理道德。”(11)在罗尔斯顿看来，只有当人类对动物、植物、大地和其他生态系统给予充分的尊重时，它才是完整的。因此，生态伦理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系问题。在香港邵氏公司上世纪70年代末拍摄的科幻影片《猩猩王》中，比较早地涉及这个问题。虽然本片改编自早期好莱坞电影《金刚》(King Kong，1933)，但故事处理上却渗入了更多的中国传统理念，尤其在阿维和猩猩王关系的独特处理上，更能显现一种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父女伦理关系。阿维在一次空难中被猩猩王所救，自此他们就相依为命。猩猩王带给阿维的不仅仅是一种安全感，更是一种家的意象。此外，本片不仅设计了人类与非人类(猩猩王)的超我想象，而且还设计了人类与自然的对抗。揭露和批判了那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为了自己的一己之欲，不惜破坏森林、破坏原始生态，毁坏了各种动物可以自由生活的美丽家园。从这个角度讲，《猩猩王》不单单是一部展现奇观的商业电影，而是一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物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片。当然，本片在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又蕴藏着人类自己之间的各种关系，像探险家陈正风和阿维的纯洁爱情，商人们的险恶用心和唯利是图，都表达出了特定的伦理价值理念与价值关系。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掀开了人类文明的新篇章，技术的革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2)人类在欢呼社会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的同时，不得不为他们所造成的生态恶化付出代价。像影片《大气层消失》中所展示的景象那样，由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对生态资源过度开发导致了到处河流、土地被污染，人类和动物的生命危在旦夕。最可笑的是，竟然到处都找不到一片干净的水域供一条可怜的鱼生存，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满是污渍的臭水中奄奄一息。在这景象的背后，投射出了创作者对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性思考，揭露了人类在利益的驱使下所做出的种种非人道的事件。有的人为了金钱直接抢劫银行，还有人千方百计以身试法去偷汽油，结果却误把装有氯化烃的罐车打开，导致了氯化烃泄漏，引起了大气臭氧层出现了空洞。影片的创意之处在于，导演设计了小男孩能与动物交流的情节，这充分说明了面对人类的恶行，动物也不得不发声音来谴责人类。所有的这些，彰显了影片的伦理性批判，极大的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生态为所欲为的做法。 而人类的这种“为所欲为”恰恰是“人类中心主义”具体体现。正如黑格尔所批判的，如果“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13)那种对自然生态绝对自由的无知破坏，只能使人类最终走向绝境。只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霸道思维模式，消除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用一种生态伦理的意象去构想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和长远的共生共存。华语科幻电影中的生态伦理想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谐之美，“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精神的中国生态美学，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包含着应对和破解时代危机的东方智慧。”(14) 近些年来，中国成了美国科幻电影的巨大票仓，一部《变形金刚4》(Transformers：Age of Extinction，2014)仅在中国就斩获近2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这不禁使中国电影人为之唏嘘感叹。受美国科幻电影的刺激和鼓舞，中国电影人在华语科幻电影的创作方面也在不懈的努力着。据悉2015年有数部华语科幻电影正在紧张的制作中，这其中有张番番的《三体》、宁浩的《疯狂的外星人》和周星驰的《美人鱼》，很多观众对这些作品抱着极大期待。但是，在谈及中国电影时，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科幻电影的确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位置，不仅作品数量稀少，而且内容表达与科幻的内涵也相距甚远。所以，科幻电影作为电影创作中一个广受关注的题材类型，与西方相比，它在中国的确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方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中国长期受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创作观念相对保守，思维空间相对受限。而西方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尤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伴着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利用和影响，西方科幻电影日渐勃兴。其次是中国重“史”叙述的文化传统，过于重视“传统性”和“传奇性”，致使历史神怪幻想替代了科学幻想，湮没了科幻叙事的光芒。对科学的理性思维和幻想比较薄弱，缺乏严谨的科学分析和充分的科学依据，所以作品大多是带有历史性幻想色彩的穿越片，如《古今大战秦俑情》(程小东，1990)和《冰封：重生之门》(罗永昌，2014)之类，而缺少像美国影片《星际穿越》(Interstellar，2014)那种通过物理学和空间学对未来想象的科幻作品。再次是科幻电影不仅仅在于展现炫目的技术手段，更在于作品本身思想内涵的提升和科学幻想的合理性表达。中国当下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少之又少，观众看到更多的是诸如《画壁》(陈嘉上，2011)和《捉妖记》(许诚毅，2015)之类的神怪玄幻片。之所以出现这种现状，与华语科幻电影创作上受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和美学追求各方面的影响密不可分。 2014年，一部《星际穿越》令全球观众为之震动，它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光怪陆离的视觉表达实现了电影中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这部影片之所以受人青睐，除了它用较大段落展现神秘的物理空间，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之外，更多的原因是它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和对家庭个体亲情的关怀，带有极其鲜明的伦理色彩。这充分说明，科幻电影中的想象与创作必须要有一种合法的约束，它的叙述才能被认可和接受，而对伦理性的关注正是这种约束的具体体现，这种伦理意象满足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诉求。虽然华语科幻电影在创作和内容表达上常常为评论界所诟病，但也并非如有些评论所说的那样令人担忧。它虽然缺乏西方科幻电影对人类未来生存图景的科学展望，但却也能剑走偏锋，更多地在创作中注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伦理性想象。无论是社会伦理、家庭伦理，还是医学伦理、生态伦理，在华语科幻电影中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关照。这些伦理性想象弥补了华语科幻电影在科学想象中的不足，带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恰恰体现了中国科幻电影强调“人文主义”的独特面向。 注释： ①盘剑.国产科幻片阙如与中国电影发展之坎[J].电影新作，2013(6)：34～41. ②《五十年后新世界》广告[N].申报，1937.3.7. ③于语和、耿良辰.近代中国文化交流史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19. ④董治良.中国政治伦理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63～164. ⑤百度百科六十午后上海滩.引自网页http：//baike。baidu.com/view/902786.htm. ⑥张宏.新时期家庭伦理叙事影片对“中和”之美的传承与突破[J].艺术百家，2010(8)：308～310. ⑦石川.重申家庭伦理片：家的镜像与情感重建[J].电影艺术，2012(5)：47～53. ⑧梁中天.医学伦理[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1. ⑨[美]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基础[M].范瑞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0. ⑩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 (11)周丰.人的行为选择与生态伦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 (1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6. (14)李啸闻.生态危机下的中西方生态电影思考[J].当代电影，2011(2)：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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