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累积效应和一致性稳定政策选择——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稳定论文,政策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一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
自从1993年7月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的经济运行经过短期波动，逐渐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的轨道。1994年10月，通货膨胀率达到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27%），以后逐月下降，1995年10月降至10.3%，开始进入温和的通货膨胀区间；1996年10月跌至4.7%，今年上半年平均为1.8%，宏观经济持续在低通胀区间运行。与此同时，过热的经济增长也逐渐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从1993年20%以上的高位，降至1995年的15%以下，此后一直在10%以上的区间中运行。GDP的增长也保持在10%左右。中国经济呈现出低通胀下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见图—1）。
在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微观经济的状况却呈现出较多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亏损企业越来越多，亏损面超过了30%，企业效益普遍下降，实现利润不断减少，于是出现了所谓“宏观看好，微观看差”的种种议论。其实，这里包含着一系列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考察的有三大指标，即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直到目前为止，在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中，只列有前两个指标，而没有第三个指标。从前两个指标来看，的确不错，而且不是几个月的不错，而是连续二年看好。因此，所谓宏观好，首先是从政府宏观政策目标实现的意义上来看很好。其次，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低通胀下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大局就是稳定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环境也是相对宽松和相对自由的。如果增长率不是10%而是5%，中国的日子也许相当难过，还不知会出现什么问题。当然，由于尚未把失业率作为宏观政策目标，目前只有关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年度统计（大约为3%左右），而无法得到有关失业率的全面资料，我们只能根据有关抽样调查的结果进行推算。改革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活跃，隐蔽性失业在逐年下降，从1985年的65.6%下降到1994年的31%（王诚，1996），1995年再降到22.5%，但其绝对量仍相当惊人，计约10112万人。城镇失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职工的在职失业，其数量也相当可观，据1995年国际劳工局和国家劳动部在天津、沈阳、上海、北京、广州五城市对300家企业的调查，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比率为21%（张谨，1996）；今年初，我们对吉林、湖南、四川、江苏四省800家企业的调查，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比率上升到25%（张曙光，1997）。按此计算，国有企业的富余职工达2738.75万人（其中，工业、交通和建筑部门为2155万人）。从这一点来看，宏观形势也不见得象统计数字表现的那么好。至于深层次的问题更值得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尽管如此，宏观形势看好是没有疑义的。也许失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失业的增加，是构成低通胀下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主要不是菲力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相互替代（Phillips,1958），而是由于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制度背景所致。对此，后面还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宏观趋好，微观趋坏是经济紧缩时期的一个必经的阶段，而不论这种紧缩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因为，硬着陆只是大起之后的大落，而软着陆则是大起之后连续不断的小落。大落的时间短，而阵痛大；小落的时间长，虽阵痛小但持续。当然，大落后大起的可能性大，小落后小起的可能性大。因此，“软着陆”为以后经济在一个波幅不大的区间中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紧缩首先会中断过热，使宏观走出困境，同时企业面临融资不利、成本上升和销售困难，迫使企业作出调整，从而出现宏观趋好，微观趋坏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持续于整个紧缩时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逻辑上的背谬之中，处于似是而非的尴尬境地。事实上，自今年5月以来，企业的盈利状况就开始好于去年。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宏观好，微观不好只是宏观紧缩的一个阶段，那么，为什么前期企业感到吃力，现在仍然感到有些偏紧？其主要原因是：
1.由于改革的推进，市场化的发展，竞争加剧，利润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所致。以利润率降低作为微观趋坏之依据，不能区分何者为竞争的必然结果，何者为其他因素而成。就微观经济学而言，竞争的充分程度，配置效率的改善是衡量市场化改革成果的最主要的方面。
2.利润转移和“制造”亏损。对此我们想提供这样一种解释。根据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我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情况如下（见表－1）。
表—1：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情况——经济类型之间的比较
资料来源：《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表1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不仅高于全部工业，而且高于国有工业，超过了40%。但是，外商投资依然十分活跃。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的微观坏是假的。因为，没有一个外商在中国投资只看宏观数据，而不做实际调查。实际调查的结果如果真是40%的亏损概率，肯定不会再有投资意愿。可见，高亏损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一般来说，制造亏损的办法主要是多摊成本，隐瞒收入，造假帐等，外资企业还多了一种价格转移。就其性质而论，这是一种由企业控制的再分配行为。它是企业管理人员、企业职工以及实际参与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股东及主管部门），借此来减少向政府缴纳的税收和向股东分配的红利以及侵犯不在股东的权益，以增大自己的利益。在国有企业、国有股份制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最大的不在股东是国家，此外，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股东还可以收买中方股东的代理人，以便通过造假来获取更多的利益。近几年来，非正规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正规收入[①a]，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还有人对国有工业增加值中影响利润的因素作过一些计算，可以提供一点参考。从1990—1995年，由于税收增加，利税的比例从26∶74变为24∶76；利息支出增加了3倍，利息与利润的比例从1∶1变为1.73∶1；成本费用中财务费用从2.5%提高到5.6%；折旧从4.16%提高到5.8%，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2.9%提高到18.2%；工资福利增加了1.67倍。其中，折旧、利息和工资福利都是增加成本的重要因素。
3.实际需求略显偏紧。这一点后面还会讨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微观上的问题的确不小，但是，也并不象统计数字表现的和人们感受的那么差，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可能还是不错的，仅仅用亏损状况来说明目前的企业效率是不恰当的。据此作出宏观好，微观不好的概括，不仅违背了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逻辑（因为，宏观—总体是微观—个体加总的结果），而且也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不相符合。因此，我们必须寻求新的解释。
二、渐进改革的累积效应
在现代经济学的宏观分析中，一个基本的理论假定是制度给定，即制度因素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是由于作为其背景的市场制度的基本结构已经成熟，比较稳定。但是，对处于巨大社会变迁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象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必须作为宏观分析的一个内生变量加以考察。这也许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征。事实上，很多中国学者都是这样做的。这方面理论上的代表当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樊纲，张曙光，1990）。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大纲》只讨论了分权化体制下公有制经济的宏观运行，未考察二元混合体制下的经济问题。这基本上可以解释80年代的现象，而无法说明90年代的问题。我们曾提出和讨论过这一问题，但仅限于概括分析和一般描述（张曙光，1996）。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二元混合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模型，探寻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从微观行为到宏观结果的机制和过程，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经济放权让利的推进，逐渐开启了经济市场化的闸门，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市场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发育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新的源泉。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集中计划体制，经过公有制分权化体制，转变为二元混合体制，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元混合体制的基本特征是：1.一个市场条件下的两种产权制度或者两种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2.国有经济是一种分权化的体制，国有企业的剩余权利一分为三：中央仍是国有企业的公有权主体，“分灶吃饭”形成了地方的公有权，企业也通过扩权承包取得了一部分剩余权利。3.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国有经济内部的“兄弟竞争”也进一步加剧，并且由于产权主体多元化而引入了市场竞争因素。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之下，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进而决定了当前的宏观态势。
首先，国有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缩小。一方面，放权让利，财力分散，政府无力向国有企业注资，有的企业早已走完生命周期，名存实亡，有的也淹淹待毙，留下的是一笔负债。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出售和并购，一大批国有企业也已变成非国有企业和混合企业，国有经济以年平均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1995年国有工业的比重降至34%[①b]。国有企业效率低，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国有企业实际规模的缩小，减轻了这种不利影响的作用。因此，需要区分“企业数量效应”和“企业效率效应”。与此同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和贷款优惠，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高增长弥补了国有经济增长的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力，其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近两年来平均超过80%（见表－2）。
表—2：工业增长率：非国有工业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宏观数据库”的有关资料计算。
其次，贷款约束趋于硬化。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虽然步履蹒跚，利率尚未市场化，国有企业借债不还的情况也无多大改变，但是出于自身利益，加之其自主权的扩大，专业银行贷款发放的选择权已经基本确立。虽然免不了还有少量安定团结贷款之类的事情，但银行可以拒绝给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也能够给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以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事件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给或少给效益差的国有企业贷款，减少了无效需求，使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得到控制，也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并逐步降低，使宏观经济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运行于低通胀区间。另一方面，由于贷款投向的改变，虽然国有企业仍然占用了较多的贷款，但其实际效率却有了改善。不仅如此，资本市场的发育和成长，直接融资的发展，一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到一部分资金，也将一部分闲散资金和消费基金转变成生产投资，在促进增长和降低通胀以及分散银行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在职失业的积极影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在职失业问题，是职工与政府之间就终止传统雇佣契约的谈判和交易问题。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以低工资和不能自由流动为代价换取了政府的福利保障和终身就业。改革以来，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育，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挤压，一部分国有企业开工不足或停工停产，高素质的职工流出，致使国企的普通职工冗员充斥。既然国家无力和不能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以结清与职工的契约，那么，职工就要保留就业身份和继续享用企业提供的福利。于是形成大批职工下岗，失业逐渐显性化了。可见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的在职失业不仅具有隐蔽性失业的性质，而且是一种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制度性失业。这是无法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解决的，或者说，用刺激需求的办法使国有企业解困，其效应越来越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增强了职工个人的职业风险意识，有利于职业转换和劳动力市场发育，二是有利于加强劳动纪律和改善企业管理，三是有利于结构调整。不仅如此，职工在职失业，国家给予的补偿供给是很少的，几十元，百多元钱就可让一个职工下岗回家。这一方面减轻了需求压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有效供给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好的宏观形势是以一部分职工的失业为代价的，或者说，失业职工承担了一部分改革和增长的成本。试想想，如果不是改革使一部分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和职工失业，能出现今天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局面吗？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良好的经济形势的出现，是18年来渐进式改革积极效应积累的结果。自从改革开始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已经经过了四次周期波动，无论是1978—1982、1983—1986年的经济波动，还是1987—1991年的经济周期，都有一个紧缩调整的阶段，其中不是紧缩力度不够，经济很快反弹，重新出现经济过热增长，就是经济迅速降温，出现市场疲软和增长滑坡，没有一次实现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其原因在于，上述的改革效应尚未出现，或者改革的效应还未累积到足够的程度。而从1992年开始的这新一轮经济周期，却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结局，这不能不是改革效应累积的表现。
改革的推进及其效应的积累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生存条件和行为方式，而且改变了宏观政策的操作环境。经济市场化的前进和市场体系的发育，非国有部门对宏观政策的敏感反应，一部分国有企业也开始有所反应，使宏观调控有了一定的微观基础。同时，目前我国正处在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原有制度遗产的巨大惯性和新制度发育的不完善，必然增大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而，在整个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都需要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但在经济运行和周期波动的各个具体阶段，具体政策操作仍需松紧搭配和宽严结合。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经验和社会学习的收获。本次经济调整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方针。自从1993年实行紧缩以来，始终坚持和连续一致性地实施了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与此同时，在具体操作上也有稍微松动的时候，如去年取消保值贴补和两次降息。因此，低通胀下稳定增长的实现既是改革效应累积的结果，也与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操作密切相关。如果说改革的积极效应是目前形势生成的基础和条件，那么，连续和一致性的稳定政策以及操作艺术，则是其出现的推进剂。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政府宏观调控的操作水平正在提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稳定政策的有效性正是体现在它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上。坚持连续一致的稳定政策比全力反通胀政策更为有效，其成本也更低，它会给投资者和消费者一个稳定的预期，其行为也就会更有理性和更加长期化，不致因为一些小的事件引起大的波动。反过来，政府及其政策的可信度和威望会更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就会减少，合作博弈的局面就会更快形成和坚持。这一点也许更符合理性预期理论的精神（R.Dornbusch and S.Fischer,1987）。
三、持续发展的潜在隐忧
当前的宏观形势看好，但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和危机。对于前者，人们的看法似乎比较一致；对于后者，人们的观点就有很大分岐。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如果说前者主要是18年改革正面效应累积的结果，那么，后者则是改革的失误造成的，体现的是改革的负面效应。只是由于二者的共生性，加之，高增长掩盖了低效率，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度掩盖了国有经济的低增长，才使问题具有了复杂的性质。
尽管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各异，提出的改革思路有别，但大家有一点共识，这就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滞后（林毅夫等，1997；张维迎，1995）。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分为三类，即衰退部门、垄断部门和市场竞争部门，则衰退部门由于巨大的包袱而使改革受阻，垄断部门由于高额垄断利润而使改革步履艰难，而竞争性部门的情况比较复杂，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说改革至今，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是由于承担了经济稳定的一部分成本，那么，随着效率的下降和规模的缩小，亏损的增加和失业的扩大，其不稳定造成的损失，就会超过稳定带来的收益，进而从稳定的因素变成不稳定的因素。这一切就会通过种种途径反映在经济变量的决定上和宏观经济的运行中。
第一，财政的隐患 由于竞争的加剧，所有企业都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和市场占有率，这就使得每个企业都盈利越来越困难。价格竞争直接导致同样的销售额只能实现更少的利润，非价格竞争则会使同样的销售额中蕴含更高的成本，也会导致利润水平的下降，以至出现亏损。国有企业由于不利的竞争条件，亏损更多。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健全和要素市场和经理市场发育的滞后，再加上会计、法律制度的缺陷，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价格转移、多摊成本，甚至直接造假帐的办法来减少帐面利润，以便制造亏损。亏损的增加首先会减少向政府的缴纳。在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要保持和扩大开支，就会增加赤字和扩大债务规模。要减少赤字和清偿债务，要么提高税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要么多发票子，推动通货膨胀。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已经不低，分别占财政收入的1／10和1／4左右（见表－3）。这种情况如果不予注意，就有可能出现财政危机。
表—3：1992年以来财政收支和债务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有关资料计算。1996年的资料见《人民日报》1997年3月17日。
问题并非到此为止。改革以来，政府的公共职能扩大，财政融资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这就与现行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预算收入只够应付吃饭，于是预算外财政和制度外财政迅速扩大，三者的规模大致各占1／3。中国的名义税率相对较高，由于征管不力，实际征收稍低一些，但是，加上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捐赠”，实际税负相当高。这就会严重抑制经济的增长。不仅如此，由于财政活动直接涉及政府行为，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给政策，不给资金，形成“上面请客，下面付帐”以及各种非规范的政府财政行为，造成了一系列行为的扭曲和秩序的混乱，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特别是政府财政困难，把一些包袱甩给银行，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金融改革的滞后（黄达，1995）。如此，财政危机就可能转化成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的脆弱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亏损，不仅造成财政少收，而且带来了银行的呆帐。因为财政减收，无力向国有企业注资，于是把问题推给银行，由银行向企业贷款，以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甚至安定团结贷款也由银行承担。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过高，一般超过了70—80%；另一方面是银行的不良债权过大，已经接近30%。如果再将一部分不好的国有企业上市，银行风险就有可能转变成股市风险。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炒作成风，很多金融机构参与炒作，被套在泡沫之中，出现破产倒闭，其资产只及债务的数十分之一，形成巨大黑洞。这一切不仅直接损害了储蓄—投资者的利益，影响了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而且形成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同时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国家出面接管，一方面背上了包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给接管者很多优惠，造成进一步的扭曲，再加上金融改革滞后和财政的挤压，自由交易、借债还钱的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难以建立，使得我国的金融体系相当脆弱。本来独木难以撑天，如果这些问题不能逐渐化解，反而逐渐积累起来，也许过不了太多的时间，脆弱的金融就会无法支撑，以至陷入危机之中。
1992年以来，由于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外资流入大量增加，我国的外汇供求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剩余，外汇储备逐年增加，1996年超过1000亿美元，今年6月末达到1212亿美元，如果加上香港的外汇储备（5月底为666亿美元），与全球外汇储备第一的日本只差321亿美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过大的外汇储备不见得是有利的。因为外汇储备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稀缺资源。外汇收支逆差或外汇储备过少，会危及经济稳定，但外汇储备过大，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而且外汇占款过多，也会推动通货膨胀或者增大通胀压力，同样不利于经济稳定。不仅如此，目前中国的外汇市场主要是银行间的外汇市场，央行对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实行外汇周转头寸的限额管理，限额以外的外汇风险必然会转给中央银行。自汇率并轨以来，外汇供给大幅度增加，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央行在外汇市场采取了全面收购的办法，购进外汇，投放基础货币，这不仅使得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都陷于被动之中，而且潜藏着央行资产单一化的危险。
第三，失业的压力 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失业，既是改革的成果，又是改革缺失的反映，因而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失业的压力很大，虽未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小的事件接连不断。如果下岗失业的问题不能逐步得到缓解，以至积累起来，也有可能危及以至改变目前的经济形势。因此，在通货膨胀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应把解决失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和摆在重要位置。
第四，增长动力的缺陷 自从出现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以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有二：一是出口贸易，二是非国有经济。二者各自都有明显的缺陷。
由于降低出口退税等因素的影响，1996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大幅度下降，但从下半年开始形势好转，全年出口超过1500亿美元，顺差122.4亿美元。今年1—6月，外贸出口以26.2%的速度增长，出口总值达808.2亿美元。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国内需求却相对偏紧，投资需求增长不慢，但实际投资略显不足；消费需求的增长比较快，但呈缓慢下降趋势。然而出口的环境也比较严峻，面临着越来越多国家“反倾销政策”的障碍。问题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能否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这当然值得怀疑。当高速增长到一定程度和一定时候，相反的趋势也会发生，问题只是何时到来。因此单纯依靠出口贸易带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路子是狭窄的和不现实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尽快启动国内需求。
近几年来，非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民营经济要一直扛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旗，还需要克服自身的固有缺陷，解决很多重大问题。首先，民营经济大多集中于加工工业和流通领域，大型的能够主导经济发展的产品和企业很少；其次，城镇非国有企业很多是掏金的一代，只有第一代产品，没有后续产品，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乡镇企业有的重视了研究开发，有了后续产品，但大多数技术开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储备不足。再次，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特别是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管理体制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非国有经济面临着一个改造提高的过程。只有那些在艰苦环境下站稳了脚跟，成长起来的企业，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此外，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其他隐忧，如收入差距扩大，地区结构雷同等等，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但主要的是上述几个方面。
四、长期稳定的对策选择
在低通胀经济稳定增长的形势下，面对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隐患，应当正视矛盾，积极化解，逐步消除。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找到这样做时可供选择的政策结论。
第一，从制度创新入手，解决技术创新不足和转换增长方式 加快技术进步，转换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课题。十多年粗放式高增长既为我们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也带来了一系列积重难返的问题。人们以为经济增长长期停留在粗放式阶段的主要障碍是技术进步缓慢，技术创新不足，其实根源在于制度创新不足。因为技术创新是一种长期投资和风险投资，没有足够大的激励、足够长的时间眼界和足够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企业是不会进行技术创新的。在以承包制为主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企业没有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承包者关心的是承包期内的企业增长和企业利润，技术创新的高投入和高风险也使其望而却步；非国有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则因其实力有限而难于进行重大的技术创新，于是政府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虽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政府的选择未必是市场的选择，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不佳就是证明。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就要从制度创新入手，建立起市场化的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使掌握信息和有风险承担能力的人控制有效率和有活力的企业，并参与最后剩余的分配。与此同时，要在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作出选择和布置，建立我们的技术储备，增强我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第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结构性矛盾和产业整合问题 前已指出，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限度，最根本的途径还是启动国内需求。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增长不慢，但实际投资不足，问题在于如何把资金引向实际投资。很多人主张增加消费需求，在各种家用电器热之后，房子和汽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昂贵的价格使之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为此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促进闲置住房销售，加大安居工程建设，取消限制经济型轿车的土政策，鼓励汽车生产和消费。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发动起富有效率而又无严重通货膨胀危险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措施配套，便只能再来一次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的炒作和投机，然后以萧条告终。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特别是水利和交通的投资，加快其发展，是可供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又与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外资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热情很高，需要政府作出恰当的安排。近期，外汇问题是主要障碍；远期，安全和稳定将决定外资进入的深度。促进国内民营经济力量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键在于要给民营企业以平等的国民待遇。
我国产业基础虽然不小，但组织程度较差，与国外大跨国公司相比，我国大型企业也是小巫见大巫。（王小强，1996）面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我们不能走回头路，采取闭关保护措施，而只能加速产业整合，迅速提高自己的实力和竞争能力。在充分发挥市场自组织的集中和并购的同时，政府如能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产业的部门垄断和地区分割问题，就能加速我国的产业整合过程，建立起我国产业发展的“航空母舰”，即大型跨国公司。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
第三，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培育，逐步化解财政和金融风险 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实现国有企业资本主体多元化；二是让国有资本进入市场，发生交易。二者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我们的改革措施需要综合考虑和恰当安排这两个方面，以便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要使国有资本进入市场，发生交易，就要促进企业并购。这一点虽已明确，但遇到的问题不少。国有企业并购国有企业没有问题，外资企业并购国有企业也很受欢迎，但是，私有企业购并国有企业就障碍重重。政策应当一视同仁，鼓励私有企业购并国有企业。企业并购是企业的目标和选择，不是政府的意图。并购交易需要从官员的饭桌走向竞价的场所。中国股市曾经多次出现牛市，虽有投机炒作的因素存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供求失衡。尽管新股上市的速度正在加快，但上市流通的都是个人股，占60—70%的法人股和国有股是不能交易的。如果借着股价处于高位的时机，把一部分国有股上市流通，有可能带来多方面的效果。一是可以平抑股价，稳定股市，化解股市风险。这比采取其他行政措施更好。二是国家可以取得一大笔溢价收入，用这笔收入可以冲减赤字和银行呆帐，化解财政和金融风险；可以用于支持瓶颈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可以用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支持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只要让国有资本运动起来，流通起来，进入市场，发生交易，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有可能是柳暗花明，全盘皆活，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坚持一致性稳定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操作水平 经济的平稳运行，既证明了一致性稳定政策的有效性，也说明了继续坚持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货币供应基本正常，今年上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趋缓，反映即期需求变动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稍快，基本反映了金融结构变动的需要。广义货币供应量趋缓是由于一部分定期储蓄进入股市，股市化解了一部分银行风险，个人承担了一部分国家和企业风险。这是一件好事，但有一定限度，必须慎重对待。因此，目前要做的不是改变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大力启动经济，而是在继续坚持一致性稳定政策的前提下，增加政策操作的灵活性，根据变化了的金融结构和实质经济运行状况，适时调整各种货币指标，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鉴于通货膨胀率已经很低，需要把降低失业率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鉴于我国目前失业问题的特殊性质，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扩张需求来解决，但可以通过深化改革，确立和实施一致性体制政策，进而在新的制度条件下，适当扩大国内需求和增加就业，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注释：
①a 非正规收入和正规收入的比例，1985年为1∶0.37；1990年为1∶0.72；1995年为1∶1.02。见张曙光，“90年代的中国改革和宏观经济”，《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①b 这一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的资料计算，与下表中相应数据的差异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表中数据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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