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超越”与哲学的批判本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9-0014-06
批判性是哲学最根本的理论性质之一。长期以来，虽然哲学史上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派别对哲学批判本性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共同渗透和体现着哲学特有的批判精神。苏格拉底自称“雅典的牛虻”，康德把其哲学称为“批判哲学”，马克思明确认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等等，哲学家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哲学批判本性的理解与认同。然而，在当代哲学中，哲学的“批判性”本身却成为一个不断遭遇“批判”的问题：哲学的“批判性”是否应该走向终结？哲学批判的立足点、标准和根据是什么？如何理解哲学批判性的功能与旨趣？这一系列前提性问题被不断提出来，使得哲学的批判性面临空前的挑战。
一、“外在超越”与“哲学批判”的困境
哲学的批判性何以成了问题？当代哲学对哲学批判性进行质疑的深层背景与根源究竟是什么？要对哲学的批判性进行自我辩护，这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反省传统形而上学所代表的哲学批判方式。
在基本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上，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是一种以“外在超越”为根据的“外在批判”。“超越”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主题，超越现存感性世界，去寻求不同于现存世界的“本质世界”；超越在场的东西，去追求“不在场”的东西；超越当下的东西，去追求“非当下”的超验存在，这种“超越意识”是哲学自产生起就禀赋的精神气质。很显然，在这种超越意识中，已经蕴含了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态度。但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在根本上是一种“外在的超越”，它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现象与本质、虚妄与真实、潜能与实现、不自由与自由等等。在这二元关系中，前者代表着超感性的、永恒的、普遍性的世界，构成了后者的“本质”和“生命”。以这种“外在超越”为根据，哲学的批判必然是一种“外在批判”。“外在批判”是一种把哲学批判的立足点先验化与绝对化的批判方式。批判活动需要批判的“出发点”和“标准”，只有确立了这种“出发点”和“标准”，“批判”才会获得自身的根据和尺度。按照上述形而上学的超越方式，确立批判的立足点和标准并实行有效的哲学批判，最为关键的是超越有限的感性世界，发现一个永恒、终极、普遍性的超感性世界，超感性的世界代表着真理、至善与正义，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来充当哲学批判的根据和尺度。以之为出发点，哲学就将获得对一切进行批判的话语权与制高点，哲学作为特殊的“超级学科”的地位将因此得以确证。批判的对象是现实世界，但为了批判能够批判现实世界，它要到现实世界之外寻求一个阿基米德点，并从它出发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通过否定现实世界来寻求批判的立足点，这是传统形而上学在回答和解决“批判何以可能”问题上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在哲学史上，柏拉图通过“两个世界”的区分来寻求批判立足点的定势，开创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批判范式。他的“理念论”被称为西方经典“理想主义”的奠基地，其真实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对于可见的感性世界的批判维度，可知的理念世界代表着纯粹的、必然的、普遍性的真理领域，它为哲学超越感性世界、批判后者提供了先验的标准与尺度。对此，海德格尔曾概括道：“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尘世的世界是红尘苦海，不同于彼岸世界的永恒极乐的天国。如果我们把感性世界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康德还是这样做的），那么，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1](P770-771)通过“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两个世界的区分，来寻求哲学批判的终极立足点和根据，这一“柏拉图主义”的批判范式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哲学史上明确把“批判”作为哲学重大的理论功能和任务并对此进行系统论述的哲学家是康德，他对“哲学批判”的重大意义和价值给予了极高的期许和评价：“谁尝到了‘批判’的甜头，谁就会永远讨厌一切教条主义的空话”。[2](P161)通过批判，破除教条主义的迷梦，重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批判哲学”的重大目标。那么，以何种方式、从何处寻求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呢？对此，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回答：“我希望本《导论》也许会引起一些关于批判方面的研究，而且会给在思辨方面似乎缺少食粮的一般有哲学头脑的人提供一种新的、充满希望的营养品时，我能事先预料到，凡是走厌了我的‘批判’的荆棘之路而感到非常恼火的人，都将问我凭什么抱有这样的希望。我的回答是：凭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法则。”[2](P163)“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法则”，即“先验原则”，在认识领域，它体现为“先验自我”的立法原则；在实践领域，它体现为道德的“绝对命令”与先验的道德法则。在此意义上，康德哲学批判的出发点和根据仍然是“一种永恒秩序”，一种“长存的人类思想中性框架”，[3](P12)他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遵循着“外在批判”的思维路数，因而并没有超越上述柏拉图主义的批判范式。
通过如上讨论，我们可以这样简要概括传统形而上学对哲学批判理解的基本特点。第一，外在于现实世界的、超历史的先验框架或永恒实体，构成了批判的根据和标准。第二，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无限与有限、善与恶等之间的两极对立，构成了哲学批判的基本理论前提。第三，以绝对的、先验和永恒的先验框架和永恒实体为不可动摇的阿基米德点，对处于此岸的、历史中的现实存在进行裁决，构成批判的基本方式。这三者集中反映了传统哲学以“外在超越”为根据的“外在批判”性质，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其内在困境。
首先，“外在批判”赖以成立的根据具有虚幻性。“外在批判”试图以普遍、终极的先验实体或者永恒的先验框架作为哲学批判的最高依据和尺度，然而，这一依据和尺度恰恰是最不可靠的无根的虚构。从各个层面揭示这一先验实体和框架的虚幻性并对它进行全面的拆解和解构，是现当代哲学最为重大的成果之一。维特根斯坦等人通过“语言批判”揭示了这一先验实体和先验框架的无意义性，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从存在论角度揭露传统哲学“绝对意识”的无根性和虚无性，伽达默尔等人以“解释学意识”揭示了它对人的历史性的遗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从各自侧面对它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的全面摧毁和解构，等等，使得“外在批判”赖以成立的根据陷入了瓦解和崩溃，而随着瓦解和崩溃，“外在批判”也必将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外在批判”是一种“独断”和“独白”的批判。“独断”指这种批判因其所包含的“非批判性”而具有的内在悖论。“哲学批判”要得成为可能，必须寻求和获得一个外在的立足点，这一立足点具有超越时间和具体条件的绝对的、永恒的、先验的性质，代表着不容置疑的、终极的真理，因此它是免于批判、拒绝反思的。哲学以此为基点对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然而却赋予自身免于批判的特权，这意味着哲学的批判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悖论：它以“批判性”作为出发点，却对自身持完全“非批判”的态度。“独白”指的是这种批判所具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随着先验的实体和永恒的框架被确立为批判的立足点和根据，哲学成为高居于所有具体科学的超级学科，哲学家成为超越芸芸众生、掌握着哲学批判话语权的特殊人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4](P416)
最后，与前述二者内在相关，“外在批判”是以否定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虚无化作为起点和归宿的。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无限与有限、善与恶、永恒与变动等的两极对立意味着，现实世界是卑污、愚昧和无意义的，它需要通过哲学批判，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救赎。以“永恒极乐世界”为根据和尺度来批判“红尘苦海”，表明现实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时也包含着这样的承诺：通过“哲学批判”，将否定和超越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提升到永恒、先验的本质王国。对此，马克思概括道：“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以这种尺度来批判现实世界，所表现的不过是“唯灵论的狂妄自大”。[5](P318、313)
上述内在困境集中反映了“外在批判”的深层危机，并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课题：如果仍然坚持哲学的批判性，那么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哲学批判性的真实根据和立足点究竟是什么？
二、“内在超越”与“哲学批判”的可能性
以“外在批判”为根据的哲学批判由于其“外在性”，被证明是一种无根的、独断和独白的、以否定现实生活世界为根柢的批判。要克服哲学批判性的这一深层困境，就必须克服“外在超越”的哲学前提和思维方式，寻求批判的真实立足点。
毫无疑问，要实行有效的批判，哲学必须展开其“超越性”的视野，这是哲学批判成为可能的重要前提。但如前面所论证的，这种超越又不能是绝对的外在超越。这就要求在保持哲学超越性视野的同时，消解其外在性及其由此所带来的抽象性与独断性，实现从“外在超越”向“内在超越”的转换。
哲学的“内在超越”要求哲学批判的立足点发生重大的位移，即从寻求现实世界之外的彼岸的超验理念转向寻求内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超越维度。然而，按照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既内在于现实世界又超越现实世界，这是自相矛盾的无意义的废话。因为哲学作为最高真理，其权威和尊严正体现在对后者的绝对超越和否定之中，坚持前者，就必然否定后者。这表明，要寻求哲学“内在超越”的可能性，一个重大前提是变革上述两极对立的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不仅是“内在”于现实世界的，同时还必须是“超越”现实世界的。如何在“内在”中实现“超越”，是捍卫哲学批判性所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课题。综观当代哲学，围绕这一课题，有三条思想的进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现象学的理路。胡塞尔把现象学理解为一种新的哲学方法与思维态度，在这种哲学方法与思维态度中，始终贯彻着“内在超越”的精神。他说道：“超越显然具有双重意义。它或者可能是意指在认识行为中对认识对象的非实在含有，以至于‘在真正意义上被给予’或者是‘内在地被给予’被理解为实在地含有；认识行为、思维具有实在的因素，具有实在的构造性的因素，但思维所意指的、所感知的、所回忆的事物却只能作为体验，而不是实在地作为一个部分，作为真实地在其中存在着的东西在思维自身之中被发现”；这种超越性意指“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这种排除任何有意义的怀疑的被给予的存在是指对被意指的对象本身的一种绝对直接的直观和把握，并且它构成明证性的确切概念，即被理解为直接的明证性”；此外，还有另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一种“虽然指向或指向对象，却不自身直观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我们超越了真实意义上的被给予之物，超越了可直接直观和把握的东西”。[6](P34)在胡塞尔看来，前者是“内在的超越”，而后者则只是“外在的超越”。“内在的超越”是现象学所追求和认可的超越形式，而“外在的超越”则是预先设定了超越之物，这种未经认识批判的“预先假定”是一种非法的僭越，它“使问题的意义永远不得明白并且在超越中消失”，[6](P37)传统形而上学即是这种超越的典型样式。显然，胡塞尔对内在超越的理解还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与意识哲学的痕迹，在其后来者，如海德格尔、舍勒那里，“内在超越”逐渐摆脱了意识哲学和主观主义的倾向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前者把内在超越视为此在面向未来的生存活动本性，后者把内在超越视为人的生存性情感的意向性特质。虽然现象学家们对待现象学的具体态度和观点各不相同，但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思维取向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内在超越”构成了“面向实事本身”的“现象学精神”的核心。
二是辩证法的理路。这一理路试图以辩证的方式，把“内在”与“超越”视为辩证运动的本体否定性统一的两个环节和方面。这一理路的奠基者无疑是黑格尔。黑格尔把“否定”理解为精神本体的本性，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也就是说，它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精神自身内在的渴望和冲动，因而是一种“自否定”，通过自我否定实现内在的超越，是精神活动的固有功能和特性。精神的这种辩证否定本性克服了知性形而上学的外在超越性质，从而使得“内在超越”成为精神本体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后人对黑格尔把精神本体作为根基的思辨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批判，但黑格尔对“内在”和“超越”关系的这种辩证理解方式一直影响深远，人们把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转换成历史（如卢卡奇），转换成“人的存在”（如萨特）等；但无论“历史”，还是“人的存在”，都被赋予了辩证的“内在超越”性质，“内在”与“超越”通过辩证的中介得以内在统一起来。在此方面，马克思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以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核心主题的哲学观同样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理路，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后文将专门进行讨论。
三是实践哲学的理路。这一理路更多地强调哲学理论平台与思维范式的转换，它与上述二者存在交叉之处，但又具有独立品格和自成一体。在它看来，传统哲学“外在超越”的根源在于其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超越这一思维范式，确立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外在超越”就将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转换成“内在超越”。这是因为，实践活动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内在超越性的活动，它既是现实生活的生成源泉，同时又是现实生活的超越者和创造者；它既内在于现实生活，同时又超越现实生活，在此意义上，实践哲学获得了“内在超越”的性质。马克思无疑是这一理路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在当代哲学中，这一理路被不断地丰富与拓展。以哈贝马斯为例，他把交往实践视为一种内在超越性的活动，一方面，交往实践活动区别于技术性、工具性活动，代表着哲学的超越性和理想性维度；但交往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这种超越性不是一种绝对先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性，而是扎根于现实的社会性的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交往主体性的世界，只要人们进行语言交往和交流，交往理性实际上就已经存在和显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因此，交往实践作为一种理想性活动并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现实生活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蕴含着的超越性向度。在此意义上，交往实践体现着“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内在统一。
以上三条理路具体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表现出对传统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拒斥和对“内在超越”的寻求。这种努力为克服哲学的“外在批判”并重建哲学的批判向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三、辩证法与实践哲学的内在结合：哲学批判的实践理性转向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最为重大的精神气质之一。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是最早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外在超越”及其所代表的哲学批判进行深刻反思的哲学家之一。在实践哲学的范式内，以一种辩证的方式理解哲学的“内在”与“超越”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哲学批判的实践理性转向，这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最能彻底地体现哲学批判性的哲学形态。对此，马克思说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P22)但马克思又认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7](P22)这表明，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接受辩证法的思想遗产，在他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是半途而废的，要拯救和重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必须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的关键就在于把“辩证法”与“实践哲学”的思维范式内在统一起来。
如前所述，黑格尔辩证法已经包含着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外在超越”的缺陷并寻求“内在超越”的重大努力，但在马克思看来，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形而上学和逻辑泛神论性质，黑格尔仍停留于“理论哲学”的范式中，这使得他最终仍无法跳出“外在超越”的窠臼。马克思这样概括黑格尔辩证法的特征：“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8](P142)这意味着，逻辑公式被视为人与世界的终极根据，这决定了它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只能是一种以终极原则为出发点和基础的外在规范和要求，除了“教条式地预料未来”，对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苦难和不公，既不愿意也无力触动并予以切实的改变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虽然黑格尔哲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5](P319)但这种批判仅“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5](P318)“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精神世界——或人的世界在精神上的普遍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所以他仍然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正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假称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5](P328)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不是“无人身的理念”，而是现实的、感性的生存实践活动。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真正的内在超越性活动。首先，实践活动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它既不是抽象的精神活动，也不是抽象的物质活动；既不是抽象的主观性，也不是抽象的客观性；既不是抽象的自然性，也不是抽象的超自然性，而是把所有这些环节内在统一起来，生成现实生活世界的活动。同时，通过实践活动所生成的“现实”，不是静止的“现在”，而是处于不断的历史生成过程之中；“现实”也不是价值中立的僵死“事实”，而是一个在感性实践活动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空间。这又表明，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超越性的活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P75)并因此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是实践活动的内在本性。在此意义上，实践活动既内在于现实生活，同时又超越现实生活；既是现实生活的生成者，又是现实生活的变革者。从实践观点出发，辩证法与实践哲学真正内在地统一起来，哲学的“内在超越”品格由此得以确立。
随着哲学“内在超越”品格的确立，哲学批判实现了从“外在批判”向“内在批判”的深刻转换。这一点，最为充分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如下表述中：“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4](P416)
以“在批判新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作为哲学批判的核心内容与基本宗旨，使得哲学批判的方式、功能、批判的标准和根据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一言以蔽之，哲学的批判实现了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重大转换。
首先，哲学批判的主题和内容不再来自于先验的理论原则而完全来源于生活实践。如前所述，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视野里，哲学批判的主题和内容是由绝对真理和终极实在来规定的。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意味着，哲学的批判活动总是针对人在历史发展中具体的生存困境和矛盾而展开的，它必须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获得其现实的内容。“批判”和“解蔽”活动离不开对“旧世界”内在矛盾的领悟和理解，即它必须深入现实生活，了解“蔽”之所在，否则，批判就会演变成唐吉珂德式的与幻影的搏斗。在此意义上，“超越”是以“内在”为前提的。“内在”与“超越”在此实现了内在的统一。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哲学批判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对现实世界的裁决和评判，而成为生活实践的内在环节与推动力量。如果说以往哲学家们相信“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那么，现在哲学家自觉地放弃了“扮演很坏的预言家、报警人、说教者甚至很坏的智者这类角色”，[10](P16)而转向了进行一种改变现实状态的自觉的变革活动。而且，“批判旧世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现”新世界，在批判和揭露旧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关于“新世界”的想象，并通过这种想象，推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去追求和创造一个与现存世界不一样的更为自由和美好的新世界。因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哲学批判，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动机和要求。
更重要的是，哲学批判的实践理性转向集中体现在哲学批判的思想旨趣和理论功能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意味着，不断推动人们追求和创造社会希望，构成哲学批判最为重大的理论功能与思想旨趣。哲学的重大功能就在于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批判，揭示现存状态的有限性与非完美性，激励人们超越现存世界的限制，努力去追求和创造理想的生活。就此而言，“哲学批判”活动与“社会希望”的寻求，二者乃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一体之两面。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在这里，对社会希望的寻求，不是从既定的、现成的抽象教条颁布一套对社会及其发展普遍适用的原则，社会希望源自于“对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揭露与否定。对此，马克思说道：“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5](P200)通过对“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批判，促进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和理解，推动人们洞察现存社会状态的病态和与人的生存发展相敌对的因素和倾向，激发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和希冀，这是通过哲学批判彰显社会希望的基本途径与方式。
通过辩证法与实践哲学的结合，哲学的批判性真正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同时超越现实生活的真实力量。这就是哲学批判的生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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