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与道德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化与论文,文化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7）05—0010—06
一、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化从近代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段。前者可以称为“旧全球化”，当代可以称为“新全球化”，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与特点。[1] 旧全球化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借助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21世纪，人类进入了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首先是指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主要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科技的全球化，其中以生产的全球化为主要的推动因素。“在当前的具体表现就是世界上几万个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和2／3的世界贸易。跨国公司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2]
新全球化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全球问题的出现。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恐怖主义、国际毒品贸易、艾滋病、金融风险、网络病毒等国际性的问题，它们不是靠单个国家的政府就能解决了的，必须是全球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这又增加了各民族国家合作的渠道。
新全球化在途径上不同于旧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旧全球化是通过资本的生产来控制的，新全球化主要通过信息手段，包括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以及文化传播进行的。信息全球化正在取代工业文明的世界体系，成为新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旧全球化以资本全球化为本性，那么新全球化则以信息全球化为本性。新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在新全球化中，文化、价值的属性更加突出。
文化的全球化样态，按照目前的认识，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文化的同质化。有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保证其有利地位，这就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冲击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等，其最终结果是消解弱势民族的文化，建立起一种世界普遍性的文化。所谓的世界普遍性的文化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是以西方文化为基本框架的单一文化。第二种观点是文化的多元化。我国学者张世英指出，“文化多元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3]。荷兰学者汉斯·阿德里昂逊也指出，“经济的一体化可以与文化独特性并行不悖”，全球化真正消除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组合物，而不是要消灭民族的文化特色，它要达到“这种整体上的相互联结下地方特色可能的繁荣”[4]。在这些学者看来，Unification 是统一化，要消除差异；Globalization是全球化，则承认差异的存在。第三种观点是文化的一体化。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加之环境问题、航空、通讯、信息技术、互联网等手段的促成，世界已成为“地球村”。这个“地球村”不仅是经济上的往来，而且有文化上的交流与撞击，各种文化在相互撞击下融合，会越来越趋同，走向一体化，民族文化的成分将逐渐被削弱，以致趋于瓦解。
立足于不同的角度，三种全球化的文化样态都有可能。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分析：哪种文化样态是我们要力避的，哪种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哪种是我们当前要立足的？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前，放眼未来的发展，推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设。
二、全球化与文化殖民的危险
不少人对全球化抱有一种美好的幻想，认为全球化打破了西方的一元化和霸权主义，使各民族、国家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使世界呈现出多元和多极。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想法过于乐观。对话需要平等的地位，而平等的地位需要自己争取。否则，全球化的到来，只能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教育上，再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危险之中。
殖民主义是16世纪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于弱小民族的一种侵略政策。后殖民主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实行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早期的殖民主义靠的是武力和对财富的掠夺，后殖民主义依靠的是不平等的文化渗透，以一种“普世文化”为幌子的文化侵略。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宗主国的统治和支配是外在的，但文化的渗透则是内在的。“真正的力量不是那一天早晨到来的坚船利炮，而是跟在坚船利炮后面的新式学校——新式学校兼具大炮与磁石的特性。大炮只提供一种战斗武器的效能，学校却超过大炮而使征服变得恒久。大炮加强权于身而学校却可以蛊惑灵魂。”[5]
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中的数据，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的净资产超过了世界上最贫困的41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10％最富裕的2500万人的收入超过全世界20亿贫困人口的总收入。[6] 全球化本身不是一个对所有国家都均势和平等的过程，在许多方面，全球化只是强化了现存的不平等，并且形成了新的壁垒。当今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贸易上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同样，在文化教育上西方发达国家也居于强势地位，成为全球化文化的生产者，发展中国家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菲利普·G·阿特巴赫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大学的严重不平等。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学术中心主要是北半球的那些领导型大学，尤其是那些使用某种通行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大学占据了学术层次的顶端。发展中国家或一些工业化小国的整个院校系统则处于学术边缘，并要依靠学术中心的研究、学术交流和高级训练。这些强势大学始终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那些薄弱的院校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低下而亦步亦趋，成为强势大学知识生产的消费者。以学术期刊为例，主要学术期刊和数据库都位于美英两国的主要大学之中，因为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大都用英语出版。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必须依靠这些强势大学的学术研究，这就造成了学术上的依附性。[7] 阿特巴赫认为，美国对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学术项目和院校评估认证，就是在推行一种学术上的殖民主义。因为美国认证标准是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而设计的，它反映了美国学术系统的历史、规范以及价值观。外国院校接受美国的认证，就必须与美国的课程模式和学术组织模式保持一致，接受他们的标准与规范。[8]
正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把持着学术研究的高地和学术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学术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这种依附不是强迫的，而是自觉自愿的。如果说以前的文化殖民是靠武力强迫的话，全球化时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殖民”。在强势文化的霸权面前，一点点地销蚀民族文化的自信，表现出“崇洋媚外”的心态。这在中国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①。
这种“崇洋媚外”的心态，在全球化时代还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国际接轨”，但问题是“谁”代表“国际”的轨道。在他们的心中，显然是西方的文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文化具有社会性和境域性，不存在脱离特定社会情境的“客观”文化。西方文化是西方社会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的综合，它是“西方”的，不是“世界”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文化扮演成普遍真理的化身，以为发展中国家只有依照他们的文化，才能走上现代社会的文明大道。只有按照他们的话语去言说，才能与他们“对话”，才算是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的提法，一方面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文化都是前科学、前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发展存在着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需要修正，另一方面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是先进的。这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自卑心理。如果这样“与国际接轨”，发展中国家会“主动”地把自己纳入西方文化之中，“自愿”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使之从“被殖民化”过渡到“自殖民化”。
我们不反对发展中国家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但不能成为他们的新的殖民地。我们需要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信心，增加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走向文化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如果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失去对民族文化的信心，那就真有全面滑向自我殖民的危险。
三、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共处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旧全球化凸显了单一的主体性，强调了工业文明国家及其资本家的主体资格，而否定或边缘化了落后国家及其工人、农民、其他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主体资格，“它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因此，出现了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它使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民族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民族，以强势文化改造弱势文化，使不同的文化都成为西方文化的翻版。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终于有了对话的可能，西方的文化不再被认为是“世界文化”的化身，而是文化海洋中的一朵浪花。非西方国家也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而应积极寻求自己的文化特色，凸显其异质性。所以，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而不再以西方文化为轴心单一化、同质化。
经济全球化在增加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文化的发展却走向了分散的多元化。我们说，文化是经济的反映，但文化对经济的反映具有滞后性。张世英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圆心和圆周的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中心，经济是周边”，“经济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即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地接触的方面，其变化的速度也最快”，相反，“一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接触特别是观念形态方面的接触则是间接的、无形的、深层的，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观念形态，其因与外界接触而引起的改变则是缓慢的”。[10] 所以，文化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生产的变化。不同民族、国家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文化的多元化只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状态，它是走向真正融合的全球文化的一个必要的过渡。
文化的多元不等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共在共荣。文化相对主义实际上抹杀了文化在性质上的善与恶、先进与落后的分别，这是不足取的。有学者就指出，“文化多元化所要达到的结果，绝不能包括无条件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11]。所以，多元文化并不等于要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的多元是有限制的，它只能是平等地对待积极的、先进的文化。
对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民族而言，要防止全球化时代新的殖民主义的危险，就要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但文化自觉，并不是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鲁迅早就批评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唱反调。……这才叫保存中国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其实，看似“爱国”，实则阻碍中国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全球化时代，很多人都谈多元文化和文化自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担心本民族文化的丧失。所以，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心态，似乎本民族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有排斥西方文化的倾向。实际上，自觉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有正确的认识，以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以时代的精神，扬弃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改造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文化自觉既要防止民族文化被动地纳入西方文化之中，又不能坚守固有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主意识必定内含着文化的开放意识”[12]。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中，通过对异质文化的选择与吸收，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延续。
在面对文化多元时，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全球化指向一体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多元化又体现着文化的多样性，二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文化的一体化与文化的多样化之间的协调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新特征。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元，不是各民族文化的彼此隔绝、互不相干，而是在全球意识关照下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各种异质的、多样的文化“和而不同”，多元共处。以文化的共同性压制文化的多样性，或者以文化的多样性否定文化的共同性，都不是对待这个阶段多元文化的正确态度。
四、全球化与文化的融合共通
多元文化是全球化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形态，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正在形成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态，……尚未与经济全球化完全匹配”[13]；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交往的主体，许多国家都把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特殊价值看作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并以此来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体化，各民族文化间的共同性会日益增加，全球的一体文化会逐步形成，在彻底消灭差异之后，人类最终要走向统一化。
不同的文化主体走向统一化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马克思分析了伴随着大工业文明出现的旧全球化时代文化一体化的途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 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现代主义”或启蒙理性，成为西方文化的精神，一切不符合西方文化精神的异族文化都被斥为“野蛮”，因而都应被消除。所以，旧全球化是以西方文化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的一体化。
有学者认为，新全球化时代奉行后现代的文化理念，强调多元、差异、个性，否定整体，消解中心。笔者认为，这也是偏颇的。新全球化时代固然强调多元文化，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但同时又强调多元文化的“共处”，强调全球文化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所以，笔者赞同有学者提出的“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性的交往实践”。全球文化是多极文化主体通过交往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一种整合形态。不同的民族在全球文化交往中都是主体，它们既具有异质性、差异性，又在交往实践中通过对中介客体的改造而彼此相连，它们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所以，不同于旧全球化的文化殖民主义，新全球化的文化融合倡导的是一种文化的交往实践，通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涵化、交流、融合，达到不同文化间的“视界融合”，形成一种超越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化”。
在“世界文化”的理想中，如何对待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特定阶段，为了防止文化殖民主义的危险，我们提出民族的文化自觉。但文化自觉并不等于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我们前面已通过引用鲁洁教授的观点说明，文化的自觉包含着文化的开放意识。其实，任何文化，即便是民族文化都要经受时代的检验。不能因为某种文化是本民族的，不管它是否适合时代的要求，而一味地加以维护。“在世界文化中，没有那一种特殊的文化可以成为一切文化的榜样、基础，并为全球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提供一套元规范和元标准。”[15] 我国近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把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本体之中，为我所用，其实也是以本体文化传统的不变为价值预设的，这不利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是马克思所理想的类本位时代，在那里，人类充分和普遍的交往，使文化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成为普遍的、世界的文化，而不是某一民族的文化。个人也超越了国家公民、单子式的主体，而成为世界的公民、类主体。经济的全球化已使这种类主体和类本位的文化微露晨曦。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推进着文化的多元共生，期盼着世界文化的到来。
五、面向文化全球化的道德教育
如果把全球化看作一个历史的过程，文化全球化也有不同的变化形态。16世纪伴随大工业兴起的旧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形态是殖民主义，21世纪的新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形态是多元文化共处，人类未来发展走向类本位时代所要求的文化是超越了民族的世界文化。
当今多元文化共处的全球文化有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一体化、整合化，二是本土化与差异化。尽管它们是相反的，但作为全球化的结果，却共存于全球文化之中。过分强调某一方面，或建立适合全球的理论模式，或以民族为核心建立分裂全球的理论模式，都不符合这种文化的特征。文化的多元共处，要求我们必须运用交往的实践观，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主体间的文化交往模式。“它一方面创建多元化主体的差异存在，同时在另一方面建构全球性共在结构，即全球一体化。”[16]。用当代西方一些社会学家的话说，全球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世界的和民族的、全球的和本土的、普遍的和特殊的对立统一。
文化具有宽广的外延，精神文化显然是文化的核心。精神文化包括科学知识和道德、价值观念。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客观性。道德和价值是关于人文世界的主观建构，是人类对生活世界善恶的分辨，具有主观性和民族性。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元主要是指道德、价值文化的多元。所以，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待文化，尤其是对待具有价值指向的道德文化的态度，就构成了文化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核心。我们主张全球文化的多元共处，既重视文化全球一体化的成分，又重视文化的差异，尊重文化的独特性。为此，全球化的道德教育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形成全球伦理的共同认识
全球伦理是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所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道德一体化的要求。全球伦理的提出，不是基于某一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它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全球生产方式一体化和跨国经济体系的形成，需要一套同质性的运行规则，需要一套共同的伦理道德。二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涵化的结果。全球化借助于便利的通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实现着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具有不同传统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必然导致自身的变革并形成新的共识。三是基于人性的共同认识。道德不只是社会的要求和反映，它还存在于人类社群共同的人性基础之中，是人类对善的追求和自觉，是人性中的“美丽花朵”。人类人性上的共同性，也是全球伦理提出的一个重要基础。
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由德国学者孔汉斯（Hans Kung）等人起草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指出，“在各种宗教的教导之中有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该宣言首先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抛弃一切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抛弃一切形式的自私自利。其次，提出了四项不可取消的原则：第一，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第二，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第三，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第四，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1997年9月1日，联合国大会发布《世界人类义务宣言》。该宣言再次确认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核心观点：人道的基本原则、非暴力与尊重生命、公正与团结、诚实与宽容、相互尊重与伴侣关系。
道德不仅具有民族性，还具有人类性。全球化的道德教育就是基于人类的共同本性确立的一个最为基本的伦理原则，为各民族国家所共同恪守，即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对他人的权利的承认，遵守自由平等条件下的合作契约，坚守正义，促进人类的幸福。这些伦理原则，是维系全球化的伦理内核，离开了这些伦理原则，人类就不会有一个共生的世界秩序。
2.树立多极主体的共生意识
不同于旧全球化时代文化殖民主义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主体—客体”关系，新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是一种多极主体之间的“主体—主体”关系。这种主体间的关系，尊重每种文化，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平等的，在不违背全球共同的伦理价值的前提下，道德或价值文化只有个性的差异，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全球化时代各具特色和差异的文化不是处于孤立的、单子化的状态，而是共处于文化世界、伦理世界之中。这就要树立文化间的共生意识。“共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核心伦理观念。“共生”是基于主体间差异的共在、共同生活，它不是封闭系统中的同质化，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联系的一种社会结合”[17]。所以，与其说共生意识强调文化及其主体的共同性，不如说强调差异与多样性。共生不是要取得共同的认识或共同的伦理价值，而是给每种文化、伦理价值以生存的空间。
在全球化社会，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因此，必然会出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的区分。发达国家或强势民族如果要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生，就必须改进自我的生存态度，消除自己的霸权心态。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不论大小和强弱，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成为全球大家庭的合作伙伴。为使发展中国家、弱势民族得到尊重，发达国家、强势民族必须确立高度尊重和宽容的意识。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以及西方的文化价值已经成为世界主导的价值观念，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弱势民族对之不会产生任何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宽容不是弱者对强者而言，而是强者对弱者而言。宽容“意味着多数派不要过于强迫同化，而要给少数派稍有按照他们的价值生活的余地”。[18]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民族而言，在全球化时代要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9]。可见弱势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只停留在消极意义上应对全球化中可能的民族文化的危机，而要在积极的层面上使民族文化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化，以一种世界历史主体的身份贡献于全球文化的发展。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每种文化都既要坚信自己的独特价值，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乐于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骄矜；既拒斥“文化霸权主义”，也反对“民族中心主义”；秉承一种“和而不同”的立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这才是全球化时代真正的文化多元的共处。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教育是一种基于多元文化的主体间道德教育，每个民族的文化、伦理价值都成为一种主体。多极文化主体通过交往实践，一方面达成全球伦理共识，另一方面，尊重每一种价值文化主体。主体间性是个人主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主体间的道德教育，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又要面向人类的整体利益，试图达到既尊重价值差异，但不因此而滑入相对主义；既强调全球和人类伦理的共同性，但又不因此而僵化为绝对主义；它提倡各种文化间的平等，但又不鼓励单子式的漠不关心。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保持文化的全球整体性与本土差异性、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适度张力，寻求它们的平衡点。
收稿日期：2007—04—12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DEA060111）。
注释：
① 报载，2004年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在上海召开。500多名精英，尽管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但整个会议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议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这似乎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在中国开会，还是在国外开会。语言不仅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和符号，它更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汉语是中国人、华人的“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