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宗教界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界论文,爱国论文,战线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宗教界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是一个重大而特殊的问题。据统计，截止2000年，全世界总人口约为60.59亿，信仰宗教者约为51.37亿，约占总人口的84.3%。我国相对比例较小，但绝对数字也有1亿多人，有近20个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在我国，宗教界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宗教问题极为重视，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活动，妄图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也不断利用宗教煽动骚乱闹事，“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也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早在1990年，江泽民就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指出：“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是说，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好作用；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注：《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江泽民多次告诫全党：民族、宗教无小事。在200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指出：宗教总是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在当今世界，民族、宗教已成为频频引发各种冲突和危机的热点。他强调，对宗教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是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宗教问题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改革发展，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新形势下，我国宗教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要正确妥善地处理错综复杂而又极具政治敏感性的宗教问题，开创党的宗教工作的新局面，就必须充分发挥党的统战工作的政治优势，巩固与发展党同宗教界的政治联盟。我国的宗教组织、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通过组织宗教活动，同信教群众在精神上和感情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一些近乎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宣传和教化能起到其他部门、其他渠道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通过宗教界，党就可以更好地团结、引导广大信教群众，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在我国视宗教为消极落后，并将宗教世界观的消极性简单地等同于宗教徒、宗教界政治上的落后。人们对我国宗教界普遍存在着种种模糊认识乃至严重偏见，不少人把宗教界看作是“社会落后愚昧势力的代表”，有的更把宗教界视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敌对势力的社会基础”。不纠正这些错误看法，正确地、客观地认识和看待我国宗教界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就难以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实，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爱国宗教界就同共产党结成政治上的联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宗教界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宗教界更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应当肯定宗教界是能够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
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宗教界爱国人士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而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大法宝。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赞成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教义，但从来认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67页。）。在旧中国，各宗教中的上层教徒和宗教职业人员除极少数人完全依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外，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反动势力的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正义感。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团结、教育下，同情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直接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自五四运动起，宗教界爱国人士就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曾率领工农红军以湖北武当山为根据地开展斗争，武当山的爱国道士在紫霄宫住持、道总徐本善的带领下支持帮助红军夺取敌人军火，医治伤病员。在甘肃、宁夏回族地区不少穆斯林上层人士和伊斯兰教派的教主向红军表示友好并以他们在穆斯林群众中的威望引导群众支持帮助红军。预海县的胡非耶门宦教主洪寿林以80高龄多次向教民宣传红军的政策，动员教民为红军送粮送草，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红军战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更多的宗教界人士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宗教界人士有：天主教的马相伯，基督教的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佛教的圆瑛、巨赞、赵朴初，伊斯兰教的达浦生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宗教界领袖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活动，促成全民族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感召下，大批宗教界爱国人士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他们的抗日斗争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八年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组织战地救护。如中国佛教界在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地组织了战地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奋勇救护抗日将士。 二是为抗战筹款。如圆瑛法师曾两次远渡重洋，为祖国抗战筹募重金。三是开展外交宣传。如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宗教团体曾致电国联大会要求各国联合制裁日本。中国佛教协会主席太虚法师曾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到各国开展抗日外交宣传，联络各国朝野共同抗日。伊斯兰教领袖达浦生为宣传抗日，远赴南亚及埃及，呼吁全世界穆斯林支持中国抗日。四是从戎杀敌。如江苏宜兴的恒海大和尚率领僧俗千余人组成游击队，转战太湖地区，屡挫日军。在湖南，以碧吾法师为首的游击队以南岳为依托，连年征战，名震三湘。道教胜地江苏茅山和广东罗浮山分别成为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根据地后，两山的道士更是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并肩战斗。
在抗日战争中，不少宗教界领袖为保卫国家利益受尽磨难，甚至献出生命。如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赵紫辰等都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曾担任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和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的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更惨遭日本特务机关的杀害。更多的宗教。数界领袖在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更加靠近共产党。例如基督教领袖吴耀宗因受“唯爱主义”思想影响，组织领导了“唯爱社”，在反帝爱国斗争实践中，大大提高了思想认识，提出“唯爱与革命是不能分开的”，“唯真爱，所以对于一切压迫人的制度和剥削人的阶级都要反对”，他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运送药品等物资，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坚定同盟者。
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宗教界人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宗教界人士“同情并参加了反蒋、反美斗争，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夜，中国共产党庄严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在人民政协筹备会上指出：“在上海一直奋斗的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先生”等人“虽然都没有组织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但却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也是长期参加民主政治活动的，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126页。）。这是对以吴耀宗为代表的爱国宗教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郑重邀请爱国宗教界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爱国宗教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爱国统一战线的一员为缔造新中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宗教界大有进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同宗教界的政治联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各种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民群众，共同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自然压迫的解放斗争；而不是用有神论和无神论，用信教和不信教或者信什么教的问题，来分裂人民群众的革命团结，妨害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统一战线是按政治划分的，不是按照宗教信仰划分。有神论和无神论是世界观问题，只要政治一致，就可以而且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只有这样，才符合整个革命斗争的利益，包括宗教界一切爱国人士的利益在内。”（注：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7页。）党对宗教界人士（指各宗教的教职人员和上层教徒）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并在宗教界内领导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改革在宗教名义下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使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实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和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把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建国前，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被控制在罗马教会和100多个外国基督教会手中，外国传教士充斥各地教会。全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中，外国人占近一半，在20名总主教中，中国籍总主教仅有5人，在123个主教中，中国籍仅有28人，全国基督教教牧人员中，外国人占17%，而且教会大权都被这些外国传教士所把持。建国初，外国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教，并在教徒中挑拨离间，进行反对新生政权的活动。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吴耀宗就代表爱国宗教界发言拥护《共同纲领》，并郑重宣布要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的联系根本铲除。”1950年7月，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40名基督教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同年11月，四川广元县天主教神甫王良佐和教徒500多人，联名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这两个宣言号召中国教徒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设“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随之，宗教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天主教、基督教中清除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割断了同外国教会的政治、经济联系，摆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据不完全统计有119个外国天主教修会、173个外国基督教差会相继撤离了中国，7200多名外国传教士也先后离开了中国。从此，我国天主教、基督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第二，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在汉族地区，随着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废除了佛、道教寺观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剥削。1958年至1960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开展了伊斯兰教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废除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特别是教主放口唤，放阿訇、世袭伊玛目制度等封建特权。2.废除清真寺土地封建所有制、高利贷、对教徒实行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3.废除一切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4.废除清真寺内封建性的管理制度。5.废除强迫穆斯林少年儿童到清真寺学经、当满拉的制度。6.废除干涉穆斯林婚姻自由和一切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规定。7.废除私设法庭、监狱、刑罚、干涉国家民事诉讼等封建特权。
第三，建立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爱国宗教组织，培养了一批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爱国守法的宗教教职人员，使宗教界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分子手中。
旧中国的佛、道教基本上都是寺庙、宫观各自独立，门户之见甚深。道教曾经企图建立全国性组织，终未成功。佛教、伊斯兰教名义上有全国性组织，实际上未能实现全国性的职能。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堂会和宗教教职人员也分别属于不同国家的教会，相互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隔阂。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中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教徒加强了团结，相继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这五大宗教的全国性组织及地方性的宗教组织。全国各地的教堂、寺院、宫观在全国性和地方性宗教组织的领导下，加强了沟通联络，促进了正常教务的开展。经过历次社会运动，宗教界清除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纯洁了队伍，同时培养了一批热爱祖国、接受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宗教学识并能联系信教群众的宗教教职人员。我国各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组织，其领导权都掌握在宗教界进步人士手中，成为联系党和政府同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动员广大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织方式。
建国后，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我国宗教界人士不论其原来的出身、经历如何，思想面貌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少数与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有密切关系的人士发生了分化，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反动立场，大多数经过耐心的思想教育同帝国主义及反动统治阶级划清了界限，而跨向人民的一边。大多数宗教界人士既有爱国愿望又对新中国持怀疑态度，由于爱国主义觉悟的提高，逐步认识到新中国可爱、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其中有一部分人成为反帝爱国和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那些早就同共产党建立政治联盟的宗教界进步人士，在建国后更加坚定地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成了爱国爱教的带头人，代表着宗教界前进的方向。例如：基督教领袖吴耀宗在1950年发表宣言，号召基督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遭到教内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其他反动分子的污蔑攻击，但他仍表现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为坚持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而百折不挠，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懈。佛教界领袖圆瑛法师，在解放前夕拒绝到台湾和海外，建国后为推动佛教界爱国运动，引导宗教信徒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殚精竭虑。临终前在遗嘱中还热烈歌颂新中国：“社会道德，普遍提高，时节因缘，不可思议……余以衰年，幸逢盛世”；积极勉励弟子“同仁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藏传佛教界领袖喜饶嘉措大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担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不辞劳苦，跋涉于青海全省农牧地区，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伊斯兰教领袖如包尔汉、赛来大毛拉、马良俊大阿訇等也都在解放边疆地区，维护民族团结，建设新中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始，历届人民政协会议都有宗教界人士参加。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历届人大会议也都有宗教界人士参加。宗教界中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重大事务的管理。目前，宗教界人士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各级人民政协委员的人数多达17000余人，其中全国政协委员60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6人，全国政协副主席2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人。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被誉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宣言书中，邓小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正如邓小平所指明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进入新时期，我国宗教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中国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化，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走出了一条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根据改革开放形势下宗教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科学命题，为我国宗教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我国宗教界围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出处于当今时代的中国佛教应当在自己信奉的教义中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以佛教教义中“报国家恩，报众生恩”，“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赵朴初说：作为中国佛教徒，“我们必须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促进祖国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这个共同目标贡献力量”。
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张继禹道长指出，要正确认识道教的现状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并努力去缩小这种差距，要将爱国与弘教连为一体，弘扬道教济世利人精神，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贤认为，如何进一步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强调教义和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其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1996年12月中国基督教召开第六届全国会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主席丁光训主教在会议上提出“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公民”的要求，强调具有“荣神益人”人生观的基督徒应当“为人民服务”。
1998年，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圣教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能够生存，而且能够获得健康发展，要发扬宗教讲伦理、讲道德的优势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五大宗教界在宣讲教义时都增加了许多爱国爱教、有益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容。中国伊斯兰教界为了使宣教内容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相适合，提高各地阿訇、毛拉的经学水平和宣教质量，自1994-1999年底，举办了历届宣教演讲比赛。1996年11月开始又在全国开展了创建模范清真寺的评比活动，引导管理工作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的论著，深入挖掘了宗教文化遗产为当代社会服务。天主教、基督教积极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建设，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并认为有的信念和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统一的，是可以互相加强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宗教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团结、教育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在带领信教群众爱国守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祖国统一、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多方面的突出的贡献。
（一）为社会公益和服务事业效力。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发扬各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社会公益和服务事业，在扶贫救灾，助学济残、开荒种地、植树造林、架桥铺路、服务社会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仅在1998年的抗洪救灾中，宗教界就为灾区捐款4000多万元。1999年9月，我国台湾发生百年罕见的强烈地震，祖国大陆宗教界获悉后，深刻体恤台湾同胞的蒙灾之苦，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台湾同胞的慰问，并积极加入赈灾救助行列。
（二）开展宗教反邪斗争，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邪教组织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歪曲宗教经典，篡改宗教教义，以反对无神论为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李洪志的“法轮功”是最具欺骗性和危害性的邪教，其活动特别猖獗，它频频制造事端、危害社会，蛊惑人心，荼毒生灵，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伤天害理的人间悲剧。中国宗教界最早举起反对“法轮功”邪教的旗帜，早在政府取缔“法轮功”之前的1996年，以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界就指出：“法轮功是邪教”，“光是取缔还不够，还须以理摧伏其谬论，才能有效”。各宗教出版物纷纷揭露“法轮功”的反动本质。1998年6月由宗教界人士撰写的《佛教“气功”与法轮功》是国内第一部批判“法轮功”的著作，2001年春，中国佛教协会向全国佛教界发出了公开信，并呼吁我国五大宗教，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一场“宗教反邪活动，用慈悲之心，感化冥顽，拯救迷者，以正义之举除恶反邪，去伪匡正”。正邪不可两立，摧邪方能显正，宗教界为反对邪教，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三）尽职尽责维护祖国统一。
在新的历史时期，宗教界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藏传佛教领袖班禅大师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1987年秋，当少数民族分裂分子配合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在拉萨市蓄意制造骚乱时，斑禅大师就此发表讲话，严厉谴责这一罪恶行径，为维护祖国统一再作贡献。
1991年，中国天主教青年代表团在马尼拉参加世界天主教青年大会期间围绕梵蒂冈制造的“中华民国伪旗事件”同梵蒂冈展开坚决斗争，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捍卫了国家主权。1996年2月，中国宗教界呼吁台湾宗教界积极响应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和平统一八项主张”，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主动地与“台独”进行斗争，为增强两岸交往和祖国统一大业尽职尽责。
（四）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
由于传统上信仰的共性，我国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同在世界各国的宗教组织和信徒间的友好往来，自古以来就不曾间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也日益扩大和活跃，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而不可缺少的部分。1978年，中国佛教协会组团访问了日本。1980年4月，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宗教界把国宝鉴真塑像郑重送来中国，供故乡人民瞻仰，邓小平为此撰文称赞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它必将鼓舞人们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事业作不懈努力。199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赵朴初率佛教代表团访问了日本。1993年由300人组成的日本佛教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随后，中日佛教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与中国佛教一样，中国其他宗教在新时期的对外友好交流也日趋频繁。1986-1997年，中国道教协会共派出访问团组27个、230余人次，先后出访了8个国家和地区；接待来访团组360余个，达3万多人。自1987年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先后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代表团近千人访华并派出数十个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西亚、北欧、东南亚各国。中国天主教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接待了来自五大洲数以万计的海外友好人士，并组团访问了数十个国家与地区。中国基督教自1979年组团访问美国后，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正式联系，进行了频繁的互访活动并参加了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等重要宗教国际组织。目前，中国宗教界各团体已同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保持着友好交往。
（五）为维护世界和平事业而不懈努力。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一切真正宗教的教义的共同特征和根本精神是和平——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安宁与和平，一切真正的宗教往往把维护世界和平视为神圣天职。所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以上的宗教徒是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而宗教领袖以其对信仰精神的深刻把握及其独有的宗教睿智和人格魅力，可以在防止战争，化解冲突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宗教界具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光荣传统，进入新时期，更为世界和平事业而不懈努力。
1979年8月，以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普林斯顿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同来自五大洲48个国家10种宗教的代表一起讨论和通过了大会宣言，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观点和主张。1984年8月，中国宗教界又派出宗教代表团出席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这年6月，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宗教界承办了这次会议，担负起接待来自五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12种宗教100多名代表的工作，为圆满完成会议的各项任务作出了贡献。赵朴初在大会上呼吁全世界的宗教徒携手合作，通过活动和祈祷争取世界和平。在1989年和1994年，中国宗教界都派出代表团参加第五、第六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为维护世界和平而积圾活动。为了加强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的联系，由我国宗教界领袖倡议，1994年7月，中国宗教界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199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中国宗教界为保卫和平而发表了公告。1999年5月，我国五大宗教组织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野蛮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发表了联合抗议信。中国宗教界为维护世界和平殚精竭虑，不懈努力，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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