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社会与创造社知识群体爱情婚姻观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近代论文,群体论文,社会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5-0096-05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1929年2月因倡导宣扬左翼文学被国民党查封。它的身上折射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通过对创造社群体的透视，不仅可以把握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出现、兴盛到淡出、以至延绵于今的兴衰历程的一条基本脉络，还可以体会到左翼文学从兴起到最终占据中国文艺主场的个中偶然和必然。而创造了这个传奇的创造社主要成员却无一是专攻文学的，他们文学素养的形成与他们留学期间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在日本近代社会中留学10年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在日本社会文化的浸润中，建筑了自己的学术根底，塑造了自己的文学风格，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观和人生观。他们颇具特色的爱情婚姻观的形成便是大正时期日本社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一个结果。
一
婚姻家庭、女性问题是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人性解放思潮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知识分子为此痛苦思索，激烈争论，或在思想、文学上，或在生活中，去探索形成或实践以争取灵魂自由和身心解放为宗旨的新式婚姻观念。创造社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涉及两性的爱情婚姻问题几乎成为了这个群体所有成员共同关心和主动探讨的一个主题。成仿吾曾一语道破：“(创造社)取材，多关于两性问题”[1]。郭沫若的小说《残春》、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郁达夫的小说《风铃》、《茫茫夜》、《春风沉醉的晚上》，陶晶孙的《木犀》，田汉的戏剧《梵峨琳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等等，虽然表现风格和手法迥异，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姿态，那就是同情女性，热爱女性，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不公而鸣不平，歌颂纯真的爱情和自主的婚姻。文学世界外，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表现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格外关注。郭沫若、田汉早在日本留学时便和遥在上海的宗白华通过鸿雁传书，袒露自己的灵魂，吐露自己的心声，十分真诚地探讨了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以及二者“冲突产生的恶果”[2]，对男女相爱于婚姻的重要意义表达了极大的认同和赞颂。宗白华后来说道：“从中(指《三叶集》，笔者注)可以看到青年人裸露的灵魂和坦荡的胸襟，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特点”[3]。他们的信件结集成《三叶集》于1920年出版后，在国内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们也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真正的反封建道德的时代先锋。
创造社群体的爱情婚姻观由于成员个性迥异，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或框架，但却有几条清晰的中心脉络。第一，他们都提倡恋爱和婚姻自主，痛恨由封建家长制包办的不自由的婚姻，指出这种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和危害，表达对纯洁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鼓吹妇女的解放。在这点上，他们和五四时期勃发的爱情婚姻“启蒙运动”的主旨一致。同时他们超越了对中国妇女在感情上的单纯的同情，上升到一个相对理性的高度，试图从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规范正是扼制爱情、戕害妇女的罪魁祸首，因此给予了非常猛烈的攻击，主张把裹在中国封建社会身上的那层“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并且对新 时代的女性提出了“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的“三不从的新性 道德”要求[4]。
第二，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公开宣扬性爱——这种“人”正常的内在需求对现代爱情婚姻观建立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其作品中从不避讳“性”，而是大胆而坦然地谈论性爱，追求性爱，鼓励性爱。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残春》，张资平的《梅岭之春》、《爱之焦点》，陶晶孙的《木犀》等等，都用充满现代风格的手法大胆甚至是赤裸裸地描写了男女的性爱和情欲，刻画了灵肉之间的冲突，把“人欲”放到了和“天理”对等的位置上。并且尖锐地指出，中国几 千年的封建制度和虚伪的伦理道德观念钳制了国人正常的性意识和性观念，造成了国人 在性方面的畸形发展，产生了难以计数的畸形的婚姻和家庭。郭沫若说：“……战国素 以礼教自豪，而于男女间之防范之严，视性欲若洪水猛兽，视青年男女若罪囚……数千 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数万万变态性欲者的一个庞大的病院!……礼仪 三百不过制造出拜脚狂几千，威仪三千不过制造出受动的虐淫狂几万。”[2](P322)这 就更加直接和有力地揭开了蒙在封建伦理道德外的那层虚伪的面纱。郭沫若在评论郁达 夫时曾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 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5]。
第三，在以文学形式表现对爱情与性的认同和追求时，他们都体现出了很强的主观性和自私性。他们写作时一味地以男性的身份站在男性的立场，向世人公开他们对爱情和性爱的憧憬，对压抑爱情与性爱的社会的抗议，却很少显示出对女性立场的人性关怀， 充分暴露出极强的主观和自私性，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急迫性，但也正是这样，使他们构 造出的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男性的情感更加率真、坦白，从而给与同时代的青年更加强 烈的冲击和感染。
尽管创造社群体的爱情婚姻观没有由此深入到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思考中，没有上升到一个更理性的层次，但他们以充满个性的鲜明姿态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猛烈的攻击，郑伯奇认为他们是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学社团中反帝反封建倾向最鲜明、最尖锐和最强烈的一个。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总体而言，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当时特殊的人文背景中，在受到外来的思想，如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婚姻家庭女性观的影响下，在延承晚清以来思想界对传统的三纲五常、一夫多妻制的批判反思的基础上而展开的对婚姻家庭问题的探讨和批判。追溯根源 ，创造社群体也不例外。但为什么这个群体在面对爱情婚姻问题上会普遍表现出大胆真 率和无所顾忌呢?这与他们曾长期学习生活的环境——日本大正时期社会有密切的关系 。笔者在《日本大正时期都市社会对创造社的影响》一文中曾分析了这样一个因素：以 大正民主思潮和白桦派思想为主流的、夹杂着各种西方现代思想的大正时期日本都市社 会人文背景，就像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撞开了这群年轻人封闭的自我心扉，诱导他们去发 现自己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发现个体自我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句话生 成和培养了他们的个性主义精神[6]。而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正是支持他们反封建伦理 道德的重要精神资质。另外，大正时期热闹一时的女性解放运动和大正时期出现的女性 踏入社会的新气象在他的心中掀起的波澜也不容忽视。
翻阅《三叶集》可以看到，田汉在1919年2月18日给郭沫若的信中，引用了日本女性社会活动家平冢雷鸟答复《淑女画报》的一段话：“我反对从来的媒妁，见合结婚，我以为男女的恋爱成了要永为共同生活之欲望的时候，便是结婚……”[2](P60)，来论证他的所谓没有恋爱的结婚不是真正的结合的观点，作为对郭沫若的劝慰。
田汉提到的平冢雷鸟，是活跃在大正社会舞台上的一位女权主义者。她年轻时便是个 敢爱敢恨的人，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生活。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曾以她为模特成功塑造 了其名著《三四郎》中的美弥子这个个性强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形象。1911年平冢和其他几位女性抱着由女性经办自己的女性杂志的宗旨，创办了《青踏》杂志。她在创 刊词中发表了在当时算是惊世骇俗的一段话：
女性本来是太阳，是真正的人，
而今天，女性成了月亮。成了依赖他人生存，依靠反射发光的如病人的脸般苍白的月亮，
终有一天(指女性自立)，女性将重新成为太阳。成为真正的人。[7]
这段宣言在明治末年对日本女性所产生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青踏》杂志也掀起了大正时期女性解放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继而在鼓吹民主主义思想，大肆宣传民众个性和地位之重要性的大正民主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蓬勃开展起来，先后开展了废娼运动、节制生育运动、争取女工权益运动、以及女性教育改革运动等具体内容。1920年平冢等人创立“新妇人协会”，出版《女性同盟》杂志，开始向政府要求妇女的参政权。《青踏》杂志从1911年创刊到1916年2月号停刊，共出版发行了6卷52册。其周围聚集了不少勇于抛头露面的“新女性”，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对爱情、婚姻、家庭以及两性问题展开讨 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论。值得一提的是，大正时期女性解放运动充分利 用了近代化的工具：报刊。这个时期，报刊杂志在宣扬民主思想、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 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民众地位的提高，刺激了市民文化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发 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新闻出版业的进步和繁荣。大正时期出版业非常正规，还建立了完善 的销售渠道。仅大正十五年间创刊发行的杂志就有800多种，有面向大众的启蒙报刊和 娱乐报刊，有各种时事政治性报刊，有各种综合性杂志，还有在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应 运而生的各种大学报纸，许多报刊是在明治时期根本看不到的，信息渠道十分通畅。其 中妇女杂志不让须眉，不仅数量大幅增加，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有知识性，也有 趣味性，乐于被读者接受。像上面提到的《女性同盟》，1916年发行的《妇人公论》、 1922年发行的《女性改造》、1917年发行的《主妇之友》、1920年发行的《妇人俱乐部 》等都非常受读者欢迎。相比之下前两种杂志更投合当时知识女性的口味[8]。通过报 刊的发行，原本只在一小部分的知识妇女中间流传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婚姻自 由的思想也随之传播到广大的女性中间。
在这场运动中，倡导妇女解放的先驱者们往往率先冲锋在与社会世俗、封建思想相对抗的前沿。除了平冢雷鸟，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敢冒大不韪的女性，她就是日本大正文坛上有名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1878—1942)。与谢野晶子和她的丈夫与谢野宽都是属于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明星》派诗人。他们二人的结合完全凭借了女诗人无比的勇气和胆量。她冲破家庭的阻扰，不顾社会上的责骂和非难，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有妇之夫与谢野宽。这个事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曾引起很大的轰动。与谢野晶子是个相当有才华 和思想的人，她利用手中的笔创作了很多优美而且大胆的诗歌，富有强烈的叛逆精神。 同时她还写了不少鼓吹恋爱自由、宣扬新女性观的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她的《贞 操论》一文。文中她对传统的贞操观念提出了怀疑，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根本没有贞操 可言。她主张灵肉一致的贞操观念，认为贞操不是一种道德，而是“一种趣味，一种信 仰，一种洁癖”。由于与谢野晶子本身是个文人，因此她的思想和举动容易为同时代的 中国文人注意，并引起他们的兴趣。例如1918年，周作人便翻译了她的这篇《贞操论》 发表在第4卷第5号的《新青年》杂志上，以期唤起国人对女性贞操问题的关注。与谢野 晶子的思想通过周作人的中介，迅速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注意。胡适便发表文章支持晶 子的言论，并说：“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4卷5 号)，我读了很有感触……如今家庭专制最厉害的日本居然也有这样大胆的议论!这是东 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9]
以平冢雷鸟和与谢野晶子的思想为代表的女性观和婚姻观是日本现代婚姻家庭女性观的一个重要开端。尽管在大正时期，她们的思想对日本整个妇女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但在知识层却还是掀起了很大的波澜。另外，大正时期勃发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没有能够彻底改变日本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制度，但对长期被束缚在父权和夫权至上的封建家庭中的日本妇女，特别是对知识女性和职业妇女来说，毫无疑问产生了一场巨大的冲击波，至少让他们明白了妇女除了做一名贤妻良母外，还可以实现别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同时这些运动也确实多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例如，女子高等教育从个别的专门学校走向普及，便是女性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权利。大正中期，一些妇女开始从家庭走出来，活跃在社会上，当时称她们为时代的“新女性”。一些新的职业也相应出现，如女售票员、女售货员、咖啡店的女服务员、女记者、女摄影师等，形成了大正时期一道绚丽新鲜的风景。这些女性通过与社会的直接接触，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这些新的价值观正是大正时期这场妇女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对此郁达夫感受很深，他曾特意指出：“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面对这种在自己的祖国看不到、体会不到的场景，郁达夫觉得自己这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义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个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10]张资平也感到了同样的诱惑，他由衷欣赏日本女性开放大方又不失端淑的风度，同时也惊讶于日本女子教育的发达。
除了上述女性之外，须指出的是在大正时期，还有一些社会名人在宣扬女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厨川白村是功劳最大的一位。
厨川白村生于188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曾师从小泉八云、夏目漱石等人。1913年起他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主讲欧洲19世纪和“世纪末”文学。1916年赴美留学一年，1923年死于关东大地震中。他毕生除了致力于欧洲文艺思想的介绍和文艺批 评之外，便是鼓吹自由恋爱论，向国人宣扬西方的恋爱观。他在1903年左右开始研究与 爱情、恋爱相关的问题，1922年出版了汇总其恋爱观的《近代恋爱观》一书，成为当年 的畅销书。他的恋爱至上论在青年人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成为青年男女争相追求的 目标。实际上厨川白村的恋爱论并不是简单的一句“恋爱至上”便可以涵盖的。为实现 真正的“恋爱”，获取真正自由的爱情，他要求人首先必须具有相互平等的人格和独立 自由的个性，而社会也必须具有保障个人人格平等、个性自由的客观条件。因此他的理 论没有脱离当时社会，最终和大正时期的主流——民主主义思潮交叉汇合在一起，其意 义是比较深远的。厨川白村本人也因此成为大正时期文化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在上述的背景下，自由恋爱、同居、反抗包办婚姻、乃至为爱殉情的事情在大正时期的新女性中屡有发生。最有名的便是1919年，著名女演员松井须磨子为作家岛村抱月殉情而死的事件。此事件不仅让日本本国人为之震动，还感动了一群异乡人，创造社的一些作家为之唏嘘不已(例如田汉曾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上发表赠黄日葵的《题须磨子像》)。
三
创造社群体成员从小生活在中国封闭保守的乡镇中，接受过严格的传统儒家教育，已经形成了传统道德意识，无论是行为方式还是思维方式都与开放的异国都市中人有很大的差距。郭沫若离家赴日之前，还遵从了父母之命，与一个相互没有感情的姑娘成了婚。但到日本后，他们的一些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让人吃惊。例如，郭沫若不顾家庭的反对，大胆追求日本姑娘安娜并和她同居、生儿育女；田汉留学中途回国，瞒着家人带表妹易漱瑜“私奔”到日本，后又同居生活；郁达夫和张资平陷入更深的性苦闷中，终至“沉沦”。如果说郭沫若在《三叶集》中对自己的“越轨”行为还是内疚不安、战战兢兢的话，那么几年后他已经变得勇敢大胆且心安理得了。他在1921年创造社成立前为泰东图书局写的《西厢记》序言中对礼教提出了炮轰般的批评，并颇有预见性地说道：“……如今性的教育渐渐启蒙，青年男女之个性的觉悟已如火山喷裂，不合学理徒制造变态性欲者的旧式礼制已如枯枝槁叶着火即化为灰烬。”[2](P323)这篇序完成后，他又立即着手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被一些道学家称作淫书的爱情小说。这本倾注了他满腔热情的译书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名，对当时中国的青年男女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
他们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行和他们本身多情的性格自然有很大的关系，而周围的环境作为外因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创造社群体立足于大正时期开放的都市社会，以民主思想为主导的大正思想背景和开放自由的都市人文环境使这群来自封建保守地域，受过严格传统教育的青年相对轻易的跳过了一条精神上的鸿沟。当国内的年轻人还在为新思想与保守落后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痛苦焦虑时，他们却可以在大正时期相对开放民主、追求人道精神的社会中自由呼吸。而大正时期掀起的解放妇女，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热潮，又使他们自然地把视线集中到男女爱情和女性问题上，把它作为对人性解放、个人的现代化品格建立的最佳阐释层面，作为传统挑战、寻求真正的自我的捷径，并以日本社会的这股风潮为参照，开始从理论高度上思考现代爱情婚姻观的模式和理想状态，并在实际生活中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婚姻。
但创造社群体对现代爱情婚姻的追求也并不是没有牵绊的。这牵绊来自中国社会的巨大压力和传统文化的长久积淀。时代热潮和日本开放的人文环境的影响，使他们满怀激情，欲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和人生，但传统的旧的文化精神又牵扯着他们的情感和心灵，使他们在一种矛盾的心境中挣扎。这个群体的成员大都描写过诸如同性恋、兄妹恋等变态的、不正常的恋爱心理，塑造过不少因此而痛苦扭曲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寄托的正是作家本人矛盾痛苦而无法释怀的心情。
收稿日期：200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