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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5-0064-04
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在对现代社会理论的三大奠基人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的社会理论进行批判性清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以此来分析处于急剧变迁过程中的当今世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理论，为西方社会理论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他在《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的变革》、《超越左与右》、《现代性》、《失控的世界》以及《反身现代化》等著作中建构的信任理论在当代西方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独树一帜，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一、信任最初源于人类个体的“本体性安全”需求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著作中，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来研究信任的起源问题。在吉登斯之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中从心理学角度对于婴儿信任的形成机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说：“婴儿的第一项社会成就，是它可以让母亲不在眼前，而不至于产生过分的焦虑或狂躁，因为在它心目中，母亲同时具备了外在的可预见性和内在的确定性。”而这些可预见性、连续性、同一性等都提供了“某种基本的自我认同感，其基础……在于婴儿开始认识到，存在一些内在的感觉和影像，自己已经对它们有所记忆或预期，与之紧密相应的还有一类熟悉并且可以预见的外在的人与事。”[1]247很显然，埃里克森仅局限于心理学角度研究婴儿信任的形成机制，但他认为婴儿在与母亲不断的互动中，在心中形成的对于母亲的期待，能抵御因母亲“缺场”而产生的焦虑这一观点直接启发了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在扬弃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等人的心理学观点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类个体安全的心理需求研究人类个体的信任的形成问题，初步研究了人类个体的基本信任问题，对于埃里克森的信任观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他说：“在所有社会里，婴儿的初期养育都主要是由承担育儿角色的单个行动者(a single mothering agent)控制的，这一角色几乎总是由孩子生理上的母亲来承担的。……婴儿与母亲之间最初的互动会逐渐积淀下来，融入‘无意识’的发展，而步入成年后的社会成员，在其‘行动’中所包含的‘身体运动’和‘身体控制’也都不尽相同。”[2]123因此，可以围绕身体如何转化为一种在世上行动的工具，划分出三种顺次产生的两极对立。而“基本信任”和“基本怀疑”则是其中最早产生的一种两极对立。吉登斯认为新生婴儿作为一个生物个体汇集着一大堆冲动，他生存在一个陌生异己的环境中，已经具备了某些先天的自均衡调适机制，母亲的活动提供了关怀与保护。她的不在场并不意味着遗弃，这种感觉的最初产生促使了时空在心理上的“束集”，即人格特征意义上的信任。因此，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交织关系背后的心理动力机制，根源在于身体，在于身体的需要及其满足与控制的形式[2]124。因而婴儿信任的产生与婴儿和母亲的具体的时空关系有关，以普遍弥漫的焦虑感为背景。而控制住这种焦虑感则是人的行为最普遍的动机源泉。也就是说，人类个体的信任产生于因婴儿与母亲之间“缺场”的时空关系所造成的焦虑的克服，以满足安全感这样一种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
吉登斯认为人类个体的基本信任指的是他“对其他人的连续性及客观世界的信任”[3]272，这种基本信任产生于儿童早期的经验。因为在儿童生活的早期就存在“本体安全感”，即“本体性安全”的需求，在正常环境中，儿童对于看护者所产生的基本信任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抵御“存在性焦虑”的情感疫苗，而“基本信任以一种本质的方式与时空的人际组织相联结。对看护者分别认同的觉知，源于对缺场的情感接受：即相信看护者会返回来的信念，即使他（她）不在婴儿面前。基本信任的锤炼通过温尼科特所说的‘潜在空间’（事实上也是一种时空现象）得以实现，这种空间在距离上把婴儿和原初的看护者联系起来。借助潜在空间的创造手段，婴儿实现了从全能向掌握现实原则过渡。这里的‘现实’，不能仅仅理解为给定的客观世界，它还是一组经验，这些经验是通过婴儿和看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被建构性地组织起来的。”[3]43并且，“从早期生活开始，在潜在空间中的婴儿和看护者之间关系的锤炼过程中，习惯和惯例扮演着基本的角色。在个体的后期活动中，惯例、协调性的习俗与本体安全感之间的核心联结得以建立。”[3]43很显然，吉登斯强调了惯例、习俗等在塑造基本信任、获取安全感、克服焦虑方面的基础作用。
吉登斯进一步认为，如果看护人不能善待婴儿或婴儿得不到看护人的精心照料，那么它就不可能获得基本信任，从而不可能获得安全需求的满足，可能经常处于恐惧、不安与焦虑之中，长大之后可能比较孤僻，不会太信任人。因此，婴儿所获得的基本信任是它以后所有信任形式的基础，即随着婴儿成长成人，从基本信任中发展出了一般信任。
二、信任是对他人或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
在吉登斯之前，社会学家卢曼对于信任的定义与类型作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在《信任与权力》中认为，信任是一种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所概括出的期望，“在其最广泛的涵义上，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4]1-2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把信任作为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本性’。在这个最基本的层次上，信心是世界的自然特征，是我们借以过日常生活的视域的必要部分，但它不是意向中的（因而是易变的）经验的构成因素。”[4]3-4卢曼还将信任的问题界定为社会复杂性，将信任看成是人与社会复杂性遭遇时所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比较有效的形式。”[4]10在卢曼看来，由于社会复杂与理性有限，人类无法获取完整的信息，因而可以通过信任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来减少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确保内心的安全感。因此，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之一”，而“复杂性的简化因为其主观性而采取了特殊的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些形式描述为不确定性被吸收，或被容忍的程度变化。系统用内在的确定性代替外在的确定性，因而提升它对外部关系中不确定性的耐受性。复杂性如何减少的问题，与它在环境中的存在有关，因而转变为这种内在确定性次要问题的一部分。”[4]35所以，卢曼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本身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信任在互动框架中产生，互动既受心理影响，也受社会系统影响，而且不可能排他地与任何单方面相联系。”[4]6-7
吉登斯在吸收卢曼有关信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牛津英语辞典》的信任定义为出发点，对信任给出了自己的界定。《牛津英语辞典》将信任定义为“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5]26这一定义的基本内容包括：(1)信任是一种信心；(2)信任不仅是个人对其他人的信任，而且是对物的信任。也就是说，信任包含两种基本类型，即“人对人的信任”与“人对物的信任”。而吉登斯将信任界定为：个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5]30其中，社会系统特指现代社会系统，主要是指抽象系统，即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组成的社会系统。象征标志是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如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货币符号等[5]19。而专家系统则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5]24。吉登斯进一步认为这种个人对个人或抽象系统所给予的信任“产生于在无知或缺乏信息时的‘盲目信任’。”[3]275
很显然，吉登斯将由基本信任发展而来的一般信任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人对人的信任”与“人对系统的信任”。人对人的信任或人际信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的基础之上的，指的是个人对他人的诚实或爱这些可信赖的东西的信心，而“人对系统的信任”则是建立在对系统的（那些个人并不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的信赖的基础之上的，指的是个人对抽象原则（技术知识）之正确性这一可依赖东西的信心。并且，“人对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与“人对系统的信任”有关，但对系统的信任不是信任系统本身而是信任系统的有效运转。由此可见，吉登斯基本上继承了《牛津英语辞典》信任定义的基本内容，只是进一步排除了其中的“某物或某一陈述”，即将其中的“物”具体化为“系统”，从而将一般信任的范围限制在个人的人际社会关系与他所处的社会系统中。这实际上将《牛津英语辞典》中的信任定义“窄化了”。
三、信任是新式的社会团结之本源
吉登斯认为，一般而言，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简单现代社会向高级现代社会或风险社会的转型，“人对人的信任”或“人际信任”将会逐步被“人对系统的信任”所代替，被动的信任将被积极或主动的信任所代替。也就是说，信任类型以及信任机制也将随着现代性制度的展开而发生重大的变迁。吉登斯所谓的积极或主动的信任不是一种新的信任类型，而是信任产生或建立的一种新的机制，它指的是无论是“人对人的信任”还是“人对系统的信任”都必须积极地去创造或建立。他说：“在人为不确定的情况下，这里有争议是产生积极信任的问题——对别人或机构（包括政治机构）的信任，必须积极地创造和建立。”[6]96-97也就是说，积极或主动的信任必须通过积极或主动的争取才能得到，也必须积极或主动地加以维系。而与积极或主动的信任这一信任机制相对立的就是以强迫性为特征的“凝固的信任”这一传统社会的信任产生或建立的机制。
吉登斯认为积极或主动的信任意味着一种能动性政治的思想，与生活政治关怀也密切相关。他说：“能动性政治绝不局限于正式的政治领域，而是扩大了政治问题产生以及必须回应的领域。积极的信任与这样的能动性政治观点关系密切。积极信任不再依赖预先给定的联合，它比以前的信任关系形式更加具有相机性，更受条件的限制。它并不必然包含平等，但它与传统地位产生的敬重是不相容的。积极信任要求增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但也积极地提高这种透明度。”[6]97因此，积极或主动的信任“就是根据具体条件来确立不同的信任关系”，它具有相机性与协商性的特点，它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是透明的，不是隐含的，是全面的，不是有局限的，因而积极或主动的信任“肯定了自主，保护了多样性的存在，既强调了责任也强调了权利。”[7]它与只是被动地“对于制度化角色的依赖”[8]的传统信任机制不同，它是积极或主动地去争取与维系信任关系。
吉登斯认为在当今的后传统社会，社会团结的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式的社会团结，因而传统社会理论的社会团结的机制理论，无法抓住新式的社会团结的本质，迪尔凯姆所认为的“集体意识或良心”与“功能性相互依赖”等这些社会团结机制也无法解释这种新式的社会团结的形成。因为“例如，在如今的后传统情感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亲密’已既不是礼俗社会(Gemeinschaft)也不是法理社会(Gesellschaft)。它涉及在一个更主动意义上的‘社群’的创造，且社群往往在无限的时空距离中延伸。两个人尽管相隔千万里但却可以维持相互关系；自助团体所创造的社群既是当地的，同时在其规模上又实实在在是全球性的。”[9]237并且，现在这种深刻的转变正发生在个人的生活中。因此，积极或主动的信任必须适应“他者”的完整性的需要，而这种完整性不能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建立在某人特定的社会地位的基础之上。因而积极或主动的信任通常预设着一个共同叙事和情感外露的过程，即要发展稳定的关系的前提就是对他者的“开放”，即向其他人、机构或系统“开放”。
因此，吉登斯认为在晚期或高级现代性的全球化风险时代，积极信任是新式的社会团结之本源。他说：“主动的信任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对待和维系。从亲密的私人关系到全球化的交互系统，主动信任在各种情境中都处于新式的社会团结的本源地位。”[9]237也就是说，新式的社会团结基于个人对“他者”开放的积极或主动的信任过程之中。具体而言：(1)对其他人开放的积极或主动信任促成了新式的社会团结。这在纯粹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是一种内在参照的社会关系，即根本地依赖于对那种关系本身来说是普遍性的满足和酬赏[3]274，它基于感情交流的关系，这种交流的结果就是关系赖以继续的基础。纯粹关系既不是指一种纯粹的性关系，也不是指任何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关系，而是指一种用它来理解与分析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的“抽象的”关系，主要包括性爱关系、父母孩子关系以及友情关系等，而感情关系或亲密关系正在成为这些关系的关键所在。因为“在纯粹关系中，信任得不到外部的支持，必须基于亲密关系得以发展。”[10]因此，与传统的社会关系相比，纯粹关系基于一个积极的信任过程，即人与人之间是开放的，而积极的信任又基于沟通与对话，公开对话又是民主的一个核心特点，因而纯粹关系中隐藏着民主的意蕴，即情感方面的民主。这种情感方面的民主是维系与发展纯粹关系的基础，因而在纯粹关系中形成了以情感方面的民主为基础的新式的社会团结。(2)对机构或系统的开放的积极信任造就了新式的社会团结。在大型机构中，积极的信任依赖着制度的开放。面对来自后传统秩序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制度反思性的扩张，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通过对专家知识不断变换的形式的主动接受，即积极的信任来过滤这些选择，从而形成了新式的机构性社会团结以取代旧式的社会团结。
四、信任是社会秩序扩展之基础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著作中从现代性角度探讨了社会秩序扩展的信任基础。他从制度层面界定了现代性，即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3]16吉登斯认为在高级现代性社会或后传统社会，“秩序问题”不是传统的现代社会理论意义上的秩序问题，即不是由孔德、迪尔凯姆、帕森斯等现代社会理论家所探讨的作为社会整合来源的秩序问题，而是时空伸延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把对秩序的探讨变为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的。在这里，秩序问题应被看成是时间—空间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时间和空间被组织起来，并连接在场和缺场的？必须从概念上区分这个问题与社会的‘边界’(boundedness)问题。至少在某些方面，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有着被明确限定了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社会都被一些纽带和联系交织在一起，这些纽带和联系贯穿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民族’的文化秩序之中。”[5]12很显然，吉登斯所研究的社会秩序问题没有局限于现代社会理论所注重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秩序问题，而是在现代性不断扩展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秩序问题，即时空伸延问题。
在吉登斯有关基本信任与一般信任的理解中包含着信任与时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吉登斯认为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因为“对于一个行动持续可见而且思维过程具有透明度的人，或者对于一个完全知晓怎样运行的系统，不存在对他或它是否信任的问题。信任过去一直被说成是‘对付他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寻求信任的首要条件不是缺乏权力而是缺乏完整的信息”[5]29而社会秩序或时空伸延问题实质上涉及“时间与空间”和“在场与缺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吉登斯看来，信任与时空伸延问题密切相关，“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扩展了的时—空伸延的基础。”[5]76吉登斯与卢曼一样都认为信任是产生于现代，与现代性有关的概念。而现代性的扩展的动力机制之一是抽离化机制（其他两个动力机制是时空分离、制度反思性）。抽离化（一译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18抽离化机制内在地包含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它有两种类型，即象征标志的产生与专家系统的建立。这两类脱域机制都假定：时间从空间中的脱域是时—空伸延的条件，而且它们也促进了这种脱域，即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
吉登斯进一步以再嵌入概念来补充说明脱域概念。他说：“所谓再嵌入，我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6]69吉登斯认为：“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依赖于信任(trust)。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连。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5]23而对于抽象系统的信任具有非当面承诺的形式。这一信任形式与当面承诺的形式不同，它指的是在抽象系统中的信赖的发展。而后者是指“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与表述的信任(trust)关系。”[6]69因此，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秩序问题就是时空伸延问题，而时空伸延依赖于脱域机制，脱域机制又依赖于人们对它的信任，因而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是社会秩序的扩展或时空伸延的基础。
吉登斯认为由于现代性不能被完全控制，因而产生了“风险社会”，这种不能被完全控制的现代性对于我们对自己的个人认同的持续性以及对社会、物质环境的信赖构成了危险。因此，信任关系（由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所构成的）作为时空伸延的基础，也许是在现代条件下解决风险和危险的一种方法。他说：“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传统的社会形式趋于瓦解。在过去，对他人的信任建立在当地团体的基础上。然而，生活在一个更全球化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受到从未谋面的，生活在远离我们的世界的另一端的人们的影响。信任意味着对‘抽象系统’的信赖，例如，我们不得不监管食物、纯化水质或信赖银行系统的有效性。信任和风险紧紧地相互捆绑在一起。面对环绕在四周的风险，我们需要对这种权威给予信赖，并以有效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11]
总之，吉登斯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现代性条件下信任的起源、本质、类型、机制及功能，建构了较为系统的信任理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为当今西方信任社会理论和信任社会学的研究、建构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社会深刻的社会转型，建构当代中国的信任社会理论、信任社会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
收稿日期：201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