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界历史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近代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问题的争论。尤其是每当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这一争论更为激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浪潮一次次地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走对了”的问题尖锐地提出来，要求人们作出严肃的回答。马克思曾经说过：“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性，把它与其他历史进程相比较。”〔1〕按照这一方法论原则， 我们不仅应该从中国近代本身的历史发展中，而且应该从当时的世界历史这一广阔背影中来考察中国的前途问题。这样的考察，至少可以给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于这一场社会革命，无疑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运动中来研究，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基本矛盾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在着手创立唯物史观，力求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来说明历史的变迁时，就曾经尖锐地揭露了德国哲学唯心史观的狭隘“地方性意识”“纯粹民族性质”，从而建立了以世界历史发展为参照系的的历史观。以世界历史作为参照系来分析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其原因就在于，自从16世纪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贸易的实行，世界市场的建立，造成了“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而这种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2〕在这种世界交往建立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这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3〕因而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每一国家、民族的发展必出现这样一些变形：其发展不仅仅取决于本国家、民族自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虽然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相互作用，“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了）。”〔4〕正因如此，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便形成了这个时代每一民族的国际历史环境，并造成了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所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历史，这是我们分析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所绝对不能忽略的重要前提。
那么，中国从近代以来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所面临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在近代以前曾是一个相对闭关自守的封建王国。 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一下把中国的大门轰开了， 强制性地把中国拉入世界体系之中。自此，中国逐步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整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于同整个世界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之中。这样，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不再是马铃薯之间的关系了，而是日益转化为有机整体和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变得异常复杂了：一方面，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受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而且受到生产的国际关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制约。帝国主义通过经济控制、资本输入等手段，千方百计把中国的生产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中国成为其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这种扩张，大大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使中国的大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论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从而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关系不仅受到本国现有生产力的作用，而且受到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冲击。帝国主义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必然要在华办工业、办商业，这就客观上促进了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导致新的生产力与原有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由这种复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所决定，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母体中必然产生出交互作用的各种矛盾，如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究竟哪些是主要矛盾呢？很明显，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前者尤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矛盾的解决归根到底有赖于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矛盾的解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就会得到一天的扶植。至于其他各种矛盾的解决，更是离不开这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可以说，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决定中国社会生死命运的突出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这种主要矛盾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不仅仅使中国革命一般地被纳入到世界革命体系之中，而是被纳入到了新的世界革命体系之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时就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斯早已过去了，还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5〕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 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的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范畴。这样，中国在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当然地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显然，如果不是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那就很难理解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二、世界历史给近代中国所造成的社会主题
一个国家的社会革命往往与该国家最迫切最重要的社会主题紧紧连在一起。中国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自近代以来，中国所遇到的最大的社会主题是什么呢？简单说来，一个是落后，一个是挨打。就前者来讲，中国曾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6〕但在近代以来，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了。就后者来讲，中国从1840年以来受到世界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上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境地。这两大社会主题被纳入世界历史之后，日益紧密地捆在一起：越是落后，越是挨打；越是挨打，越是落后。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呢？当时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方案来寻求这种突破口，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工业救国，都是试图把实现近代化作为改变中国的突破口。但结果怎么样呢？靠教育救国，结果总是老师欺负学生；靠工业救国，结果总是师夷之技制不了夷。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了多少年，最后不仅没有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反而苦难日益深重。诚如马克思所说：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世界”，这使它们“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7〕看来， 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所以如此，就在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扶植的反动势力阻塞了中国独立自强的道路。要使中国走出这种灾难的境地，唯一的出路是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有落后、挨打两大社会主题的真正解决。而要实现民族独立，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进行具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无力完成这样的任务，至于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早已成为历史的羁绊，历史的重任只能落在无产阶级的头上，这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搬掉帝国主义这一障碍。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始至终是和民族独立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国在当时世界各民族的总体联系中所处的地位，使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从世界走向中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则又使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地平线的出现，一下扭转了世界格局：它大大鼓舞了全世界无产者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沉重地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它日益成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伟大力量。和平与发展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单纯着眼于中国历史的自身发展，既不能真正理解中国近代所面临的社会主题及其解决办法，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意义。前几年，曾经围绕着“五四”以来“救亡”与“启蒙”的问题展开过五场声势较大的讨论。有的论者对于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义革命运动的意义不仅不予肯定，反而冠之以“救亡压倒启蒙”的罪名。事实上，只要不存偏见的话，评价一场革命运动的意义，应以它在解决当时最重要的社会主题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为判据，而不应以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好恶为取舍。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是先立国还是先立人，是先救亡还是先启蒙，答案应当说是清楚的。为了立人，必须首先立国；为了启蒙，必须进行救亡，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离开当时的现实而清谈启蒙与救亡，这无助于问题的科学分析。仅仅用想当然的方法来评判历史，并非是成功之举。我们都希望“五四”及其以后时期不要受到民族救亡图存的冲击，但现实不是“假如”，历史是严酷的。人们只能在历史中选择，而不能随意选择历史，如果尊重历史的话，就应当承认：救亡并不在启蒙之外，恰恰是启蒙本身的内在要求，救亡要求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思想启蒙的历史动因；同样，“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也正在于启发民众把救亡运动提到社会进步的时代高度来理解，使救亡运动最终走上了由世界历史所规定的时代轨道。由此看来，要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紧紧把握住世界历史给中国所规定的时代主题，要不然，只能得出一些是是而非的结论。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形态是依次演进的，并且是有规律的。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可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未占过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开始的，那么，对于这种现象究竟作何解释呢？一些人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困惑或许就产生在这里。
不容否认，假如从一国的范围孤立地来看，中国确实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但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来看，中国恰恰是在世界历史中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即以作为资本的国际生存条件这种特殊方式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历史过程。与中国半封建相对应的另一半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这“另一半”的资本主义就是由帝国主义在世界的殖民扩张造成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所受的种种苦难就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苦难。正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给落后的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同时培育和造就出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促使中国只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在对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问题上，应当具体地辩证地分析，不可作抽象的僵死的理解。事实上，在中国进入“世界历史”以来，绝对的、干净利落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关键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规律与道路的关系问题。一些人正是因为把规律与道路相混同，因而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行存有误解。其实，历史演进规律是就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来讲的，而不是就具体国家、民族的发展轨道来讲的。承认社会五种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发展的多线。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规律本身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规律作为一种本质抽象，它是包含着丰富、具体内容的东西，因为它以一定的方式保持了个别的丰富性。对于黑格尔的这条原理，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8〕所以， 承认五种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与承认历史发展的界线并无二致，用一极来反对别一极，前提就是错误的。前几年，曾经流行着两种说法：一个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历史阶段，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另一个是说，既然有的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证明唯物史观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失灵”了。这两种说法实际上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这就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教条化。事实上，马克思从来都没有说过，任何民族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依次经历这些阶段；相反，他坚决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一切民族不管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必然遵守的公式，即变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中国所以跨越了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所致。这种历史环境主要在于：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迫使中国只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走出险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将中国革命纳入新的世界革命体系；中国革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得到了“互补”，尤其是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中国当时的生产力，虽然整体来说很落后，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吸收了资本主义“肯定的成就”，可以作为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中国跨越资本主义所不可忽略的因素。假若没有这些因素与环境，实现跨越谈何容易！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跨越恰恰是建立在世界历史对资本主义没有跨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来抽象地评论中国的跨越问题。当然，讲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跨越，并不意味着它所经历过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也是可以超越的。应当承认，中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么，在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后，发展生产力这一课非得补上不可，因为只有高度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
四、需要澄清的两点迷误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依据，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但这种视角和方法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因而有必要对此有关的两个问题作一些简要回答：
其一，讲“世界历史”是否仅仅是从外因来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里首先有一个对外因与内因的认识问题。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对它的运用也必须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如果说，在近代以前中国与世界基本隔绝的情况下，中国以外的世界历史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典型外因的话，那么，自从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游离关系，而是一种渗透关系，不能把国际环境简单地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外因。诚然，中国不是世界，世界也不是中国，但是中国近代以来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确确实实是中国国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中国为什么要首当其冲地反帝反封？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必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当时世界历史的环境决定的。离开了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制约和规定，不可能充分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依据。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中国与世界的内外区分了，可以抹煞内外因的界限了，而旨在强调说明，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内外因关系的确与以往不同了，在考察中国的事情时，一定要把国际环境这一系统质作为自己质的规定之一，即作为一种内因和国情。仅仅套用一般的内外因关系原理是无助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的。
其二，讲“世界历史”是否回避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依据的分析？坚持从旧中国的生产力性质与水平来说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据，这是正确的。问题是，旧中国的生产力，并不是脱离国际环境孤立发展的。近代以来，无论是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也好，还是生产力受到一定刺激但畸形发展也好，这都是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扩张不可分开的。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9〕但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规模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经济固有的发展进程，它在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发展起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既为社会主义创建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培育了大批先进力量。这就促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即使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依据，也不能完全摆脱世界历史的作用与影响。
注释：
〔1〕转引自《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4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25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
〔5〕〔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3、589页。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第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8〕《列宁全集》第38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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