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批评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等层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型大学开始出现，一些原有的技术学院也开始转型，这为较多来自普通劳动阶层的学生与教员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的滥觞提供了阵地，即“重新形成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意识与文化”①。知识界面对社会表象的变化，试图在汲取原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探索背后的成因，对社会文化进行新的认识和解释，文化研究由此在英国兴起并迅速蔓延。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办“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同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保罗·威利斯、迪克·赫伯迪奇、托尼·杰弗逊和安吉拉·麦克罗比等人发起了这场具有人文学术社会学转向意义的知识运动，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他们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关于“文化”的传统界定，使文化研究并不简单对应于关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而是“一个综合了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社会理论、文学理论、媒体理论、影视研究、文化人类学、哲学、博物馆研究和艺术史/艺术批评的学科，它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文化现象”②。他们既关注意识形态和体制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关注文化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引导作用。其中，威廉斯关于“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③的主张最能代表这一立场。所以，该学派从一开始就关注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持批判态度。虽然由于研究经费等复杂原因，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2002年被迫关闭④，但是，文化研究在推进传统人文学术领域方面所提倡的研究理念却极大地影响了学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范围。根据特纳的定义，“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汇合了某些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现有学科尚不能让人们理解的现象和关系”⑤。詹姆逊亦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所针对的是其它学科的局限⑥。迄今为止，文化研究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以跨学科知识学方式诠释社会现实的学术前沿阵地，对人文学术各个分支固有的研究模式、包括传统的文学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影响。这是全球政治文化版图和社会文化形态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同时，文学批评同其他学科，如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遭遇和结合，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本身的理论空间。
文学批评的源头虽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著《诗学》，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却是20世纪的事情。时至60年代，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鼎盛时期，90年代式微，甚至出现反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繁荣时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艾布拉姆斯于1953年出版的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其最重要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文学的四要素，即作品(work)、世界(universe)、艺术家(artist)和欣赏者(audience)⑦。这四个要素的关系构成一个以作品为中心的三角形。考察作品同任一其他要素(世界、艺术家、欣赏者)的关系，就分别形成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如果把作品视为自给自足的艺术品来研究，就形成第四种研究视角。于是，在艾氏的理论框架下，文学批评自然形成四种基本的理论模式：关注作品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模仿理论，关注作品和欣赏者之间关系的实用理论，关注作品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表现理论，以及关注作品本身美学价值的客观理论。
艾布拉姆斯提出的这四种理论模式涵盖了西方文学批评各理论流派涉猎的关系，高度总结了几乎所有文学批评的特征以及各批评要素之间的关系。虽然该著作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但这四种理论模式极具预言性地概括了在此之后出现的不少文学批评模式：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等把作品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考察作品体现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应被视为模仿理论的范例；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考察读者在阅读和接受作品过程中发生的反应，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和阐释甚至构成对作品的二度创作，这当属艾氏理论中的实用理论模式；精神分析和传记批评的视角致力于考察作品背后承载的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是艾氏模式中的表现理论模式；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关注作品的美学形式，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作品的美学特征，这当属艾布拉姆斯理论框架中的客观理论模式。艾氏理论的影响力是广泛而深远的，虽然近年来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对其所做的批评初现端倪⑧，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依然无法超越艾氏根据文学批评四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建构的理论模式。艾氏理论一度成为文学批评的权威话语。
在艾氏提出文学批评四要素三十多年后的1987年，时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理查德·约翰逊发表了文章《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⑨。这篇文章对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做了系统的界定，因此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宣言书。约翰逊在此文中提出，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有为“文化研究”下定义的“迫切性”。他进而明确了定义文化研究的几种策略，如：可以考察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可以描述文化研究所研究的对象，亦可以界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约翰逊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模式。
在约翰逊建构的文化研究模式中，批评的四要素转化为：生产(production)、文本(texts)、阅读(readings)和生活中的文化(lived cultures)。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三角形，而是一环接一环、相互关联和作用的圆形。各关联点的具体作用如下：
1.生产。文化的公共再现以及私人生活共同决定了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商品的大众市场直接影响了文化产品的生产。生产的过程严重影响文本的呈现形式，因此是文化研究的出发点。
2.文本。对文化产品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形式，人文学科领域业已形成的对艺术品构成形式的分析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仍然适用。但在文化研究中，文本具有强烈的互文特征，因此应密切关注文本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性。
3.阅读。在文本的阅读和接受环节，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阅读的过程与结果：受众拥有的普遍而一般性的经验以及个人拥有的具体而独特的经验。前者指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一文化传统和文学阐释传统，后者则指读者个人对文学文化的感悟能力和解释能力。
4.生活中的文化。阅读经验随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改变并重新塑造生活以及文化的构型方式。在同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下，文化变得更加复杂，其动态特征也更加明显。同时，生活中的文化并不是终点，它转而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再生产，从而使文化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循环。
对比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文学批评模式和约翰逊的文化研究模式，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研究的对象：从作品到文本。从艾氏模式中的“作品”到约翰逊模式中的“文本”，这不仅仅是批评术语的变化和言语指涉的不同，而且术语所包含的能指和所指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承载着表征、范畴、价值等一系列思想轨迹的变迁。罗兰·巴特在题为《从作品到文本》的文章中，主张文本具有复数特征(plurality)。他认为，“作品”着力体现同创作者的关系，其意义是创作者赋予的，但“文本”的意义则取决于语境。“作品”通常有两重意义：字面的(literal)和隐藏的(concealed)；而“文本”则是高度象征性的(symbolic)，它是由没有来源也没有终极指向的符号构成的一张网，其意义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作品”的意义具有终极指向性，但“文本”的阐释具有意义的多重性⑩。约翰逊改变了艾布拉姆斯模式中运用的“作品”，而代之以“文本”，其意义主要在于：首先，在艾氏模式以及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作品”，专指那些可以纳入文学经典行列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类型；而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指在文化实践中处于循环状态任一环节的社会生活和现象，因此，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拓展到电影、电视、音乐、摄影、广告、服装、时尚、建筑、体育等许多文化再现的领域。其次，传统意义上的作品通常是平面的、静态的纸质文本。但由于技术进步、媒介传播、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的巨大变化，人们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以艺术再现和表征的方式已经迫使固有的文本边界发生了蔓延。
其结果是，构成文本的界定极大地拓宽了，新的界定包括文化实践、仪式、服装、行为以及固化的或“生产”的文本，如电视节目以及广告。其重点迁移到意义的产生直至社会实践，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迁移到意义的定位、参与实践者，而非实践本身。(11)
如果说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象大多是主流的、经典的、高雅的、在权威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品，那么，文化研究同时还可以研究处于边缘的、流行的、通俗的文化现象，以及日常生活形态。再次，由于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经典的作品，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一部文学作品被视为经典与否，要符合一系列“公认”的标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就变得相对稳定。相比之下，文化研究关注生产过程以及社会实践过程中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文本呈现动态的特点。
第二，研究的方法：从美学特征到意识形态。艾氏模式中的客观理论关注文本的形式，这一形式主要指文本的美学特征。研究者会考察文本中的构成性要素，如意象、象征、隐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段，韵律、节奏等诗歌技巧，以及叙述策略等文学手段。这是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关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种方法把文学作品视为自给自足的艺术品，不关注外部因素对作品的影响，消解了作者对作品的影响力，阻隔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联系。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文学的内部研究不仅包括格律、文体、意象、叙述、类型等修辞学范畴，还包括对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考察，即把艺术品视为“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12)。与此相对，“外部研究”则指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研究、传记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等。同这个定义相比，约翰逊模式第二个环节中对于文本形式的研究并不排斥以上研究方法，但他指出，文学不是脱离意识形态的独立存在。由于文化研究关注文本同社会环境或背景的关系，关注意义产生的过程，也因此会更多地考察文本中体现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问题，如文本环境、文本生产体制、传播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接受方式等，其中还包括性与性别的再现、文化身份等问题，考察某一特定的文化现象同国家、民族、种族、社会阶级/阶层以及性别等意识形态范畴的联系等。萨义德说：“迄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方法，能使学者脱离生活环境，脱离他(有意或无意)参与的某一阶级、某一信仰、某一社会立场的事实，或脱离作为某一社会的一个成员所从事的纯粹活动。”(13)文化研究力图挖掘文本的表面形式承载的深层权力关系，在这一点上，文化研究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文化政治学含义，把文学同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联系得更为紧密。
第三，艺术的价值：从自主到关联。文学研究认同文学审美的自主性，关注作品的超时空价值和意义。虽然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批评家所做的是为人物的行为和人物关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让人们看到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相比之下，文化研究关注文化实践的关联性，关注文本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它不仅仅研究文本承载的价值，更关注这一价值产生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价值的产生，这些价值在文本中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形式加以再现的，进而考察受众在不同经验之中对文本的不同体验和接受过程，以及文本对受众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文本进入公共消费空间之后，其传播和接受受制于很多因素。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描述文化研究关注对象的一个更为准确的词应该是“context”，即决定文本意义的“语境”(或“背景”)。
第四，研究的视角：从中心到多元。在艾氏的批评模式中，由于文本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可以把文本视为自给自足的艺术品来研究，文本可以脱离人类活动、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而独立存在。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之死”标志着作者与作品之间纽带的终结，作者不再为作品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前提。在艾氏批评模式中，作品处于所有关系的中心，由作品出发可以考察同其他批评三要素——世界、欣赏者、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自始至终无法脱离作品。相比之下，文化研究由于强调文本外围的社会环境和文本体现的意识形态功能，考察的焦点可以是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又同许多不同的要素相连接，也因此形成多元和开放的研究视角。但与此同时，文化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往往容易忽视文本的美学特征，忽视文本如何用特定的形式表现/表达一定的思想，它更关注文化应当如何在与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关联中得到阐释和说明。
第五，研究的立场：从美学判断到政治姿态。无论考察作品同作者的关系，还是作品同欣赏者的关系，抑或作品同世界的关系，传统的文学批评最后要告诉人们的是：一部作品好不好、好在哪里，它的美学价值在哪里，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哪里，人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作品，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等等。而文化研究把文本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作品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思想，关注文化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因此，它要告诉人们的是：谁在言说，如何言说，为了谁在言说，站在谁的立场，谁保持了沉默，谁被代表，被代表得以言说的话语是否真实体现了被代表人的立场等等。在作者对作品/文本进行的编码(encoding)和读者/受众进行的解码(decoding)之间没有必要保持一致，也不可能保持一致。霍尔提出的三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的立场、协调的立场和对抗的立场——为受众对文本的多重解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4)。
对比艾布拉姆斯的批评模式和约翰逊的批评模式，我们发现：文化研究消解了文本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心地位。它把研究对象视为文化实践，“其目的是理解所有复杂的文化形态，分析文化得以呈现的社会和政治背景”(15)。所谓文化实践，根据霍尔特的定义，应该包含四个要素：价值观念(values)、习俗规范(norms)、社会体制(institutions)和人造器物(artifacts)(16)。文化实践无法脱离这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研究也因此成为能阐释这四个要素之间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它已经成为当代最具通识性的关键词之一(17)。罗伯特·波考克曾总结关于文化的五种定义：1.耕种土地、饲养动物；2.精神、艺术和文明的培育；3.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4.由特定民族、群体、阶级、时期所共享的意义、价值、生活方式；5.生产意义的实践，即表意实践(18)。虽然这五种定义目前被共同使用，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仅指这里的第四和第五种意义。威廉斯把“文化”界定为理想的(ideal)、文献式的(documentary)和社会的(social)三种形式(19)，拓宽了人们对文化的传统认知，使人们跳出了长期以来对文化的静态观察方式，集中关注文化的社会定义，从而改变了学界对文化观念思考的精英立场，期待人们重新以社会发展的眼光和新的文本观念看待文化本身(20)。
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秩序从经济生产到知识生产，以及文本内涵扩大和外在形式的变化，都呼唤新的批评模式出现。许多学者从传统的文学出身转而做了文化研究，这一点充分说明文化研究弥补了传统文学研究的不足和局限(21)。如同特纳所指出的，“文化研究确实给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挑战。它使我们得以跨越学科的边界并重新形成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对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形成了潜在的挑战”(22)。文化研究的实践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文化研究依赖于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产生的背景，背景裹挟的权力关系自然进入批评的视野，因此，文化研究也具有批判性和参与性的特点。此外，文化研究也是策略性的，或称政治性的，因为它的缘起在相当多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实施了多维度的结合，它关注的权力关系、边缘人群、文化身份、性别关系等核心问题，也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紧密相连。一些文化研究学者致力于从边缘颠覆中心，把文化视为争夺、确立和反抗霸权的领域。这是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开篇所言“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责任所在(23)，也是萨义德提倡的站在体制之外对体制进行批判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精神(24)。针对变化的社会状况，文化研究从社会和文化层面看待新的问题，突破固有的哲学和美学角度，以跨学科方式对这些问题加以解释，这就拓宽了文学研究的单一解释方式。由于它融合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了研究手段(25)，它的姿态因此是开放的、包容的。
上述特征决定了文化研究迅速在全球蔓延，其研究方法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和采纳，其理论遗产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取代固有人文学术模式的作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话语形态和实践平台”(26)。这除了说明文化研究更好地适应了变化之后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同时说明文化研究有效地适应了文学的开放性本质。伊格尔顿曾指出，一个文本是否能成为文学文本，依赖于各种不同的条件。文学有其内在的固有特征，但是，文学意义的实现并不全然取决于文本自身的特点，而是取决于读者的阅读、评价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也就是说，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27)。文学价值的历史可变性和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解读可能，也为批评者提供了多重的诠释空间。J.希利斯·米勒在讨论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传统文学形成的冲击之后，主张文学是借助文字的指称能力而建构的虚拟现实。由于“在没有任何可确认、在现象界中能够证实的所指，词语仍有意义”，所以，文学建构的虚拟现实提供了补缺的无限可能，作品的意义依赖于读者永远无法了解的东西(28)。文化研究关注文本产生的背景、意义生产的过程以及阅读经验对人们生活的反作用，强调在多个层面体验文本经验，反对对任何文本进行封闭式的阅读。这一点也完全符合文学的开放性本质。
因此，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并非是对立的。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很自然地把文化研究的方法纳入了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对文化研究情绪化的视而不见是非学理性的，我们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将文化研究更有效地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找到新的转换生成机制，如何在理论话语旅行过程中将文化研究理论重新语境化、从而扩大理论的适用性，如何减少理论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误读，如何回答文学批评最根本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文森特·里奇在《诺顿批评与理论文选》的序言中再次把这一根本问题提到了认知高度。他敏锐地观察到文学批评在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提出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它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带有“文化研究”的理论……对文化文本和体制中所包含的价值、实践、范畴和表征的调查和批判更加感兴趣。(29)
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批评的介入和改变毋庸置疑。应该看到，这些改变拓宽了批评视角，丰富了研究方法，有助于受众对文学作品进行多方位的解码。从约翰逊的模式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改变了学科内部原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关注作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制约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一模式不仅总结了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也使我们看到文学批评在艾布拉姆斯模式之后发生的变化。其实，二者完全是互补的，约翰逊的模式是对艾氏模式的继承和发展。正如《柏拉图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编著者亚当斯所指出的：“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出答案，但它要能匡正文化对于批评传统建立文学文本属性以及结合形式与内容所作的努力，所采取的一贯忽视或诋毁的倾向。它也要能匡正美学分析所造成的诗从人类活动并思虑于其间的世界中脱离的倾向。”(30)
如今，翻开大多数权威的文学理论选集，都会看到“文化研究”的专门篇章，这些选集除了上述由文森特·里奇编著的《诺顿批评与理论文选》之外，还有戴维斯和施莱佛主编的《当代文学批评》。有意思的是，该选集的1986和1989年版本并没有收入“文化研究”，而在1994年版开始列入，到了1998年版更是进行修订，更换了其中的作者文章(31)。由英国考文垂大学教授菲利普·莱斯和杜伦大学教授帕特丽夏·沃选编的《现代文学理论读本》第四版，也收录了格林布拉特、贝尔·胡克斯、萨义德、霍米·巴巴等几位被公认属于后殖民文化研究学者的理论著作(32)，英国伯明翰大学荣修教授大卫·洛奇选编、后由尼尔·伍德增补的《现代批评与理论读本》也收录了以法侬和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以及以斯图亚特·霍尔和让·鲍德里亚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的著作(33)。另一本权威的文学理论选集是朱莉·理福金和麦克尔·理安主编的《文学理论选集》，该选集专辟三个部分论述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34)。以上列举的权威文学理论选集真实记录了学术范式出现的转型，展示了文化研究介入文学批评的学理路径，记载着文化研究进入学术体制的进程，充分说明了文化研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的有效性，揭开了诸多文学理论尘埃落定之后新的理论视域。
注释：
①Dennis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n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57.
②该定义源自维基百科，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studies。也有学者并不主张文化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西蒙·杜林曾说：“文化研究没有明确界定的研究方法，也没有清晰划定的研究领域。”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焦点是不断变化的(Cf.Simon During(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New York Routledge，1993，pp.1-20)。
③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英文参见Raymond Williams,"The Analysis of Culture",in 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Chatto & Windus，1961，pp 57-70。
④参见张华、Gargi Bhattacharyya《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对伯明翰学派嫡系传人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的访谈》，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Cargi Bhattacharyya认为，该研究中心关闭之后，文化研究将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交叉学科，文化研究的思想和理念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围。
⑤(22)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2nd ed.),New York:Routledge,1996,p.11,pp.234-235.
⑥詹姆逊：《论文化研究》，谢少波译，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⑦参见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⑧Vincent B.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4-5.另参见王晓路《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与中国文学理论》，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⑨Richard Johnson,"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Social Text,16(1986-87):38-80.中译文参考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3—50页。
⑩Roland Barthes,"From Work to Text",in Philip Rice & Patricia Waugh(eds.),Modem Literary Theory,New York:Arnold,1996,p.194.
(11)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1996,p.104.
(12)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民、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13)《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4)Stuart Hall,"Encoding,Decoding",in Simon During(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15)Ziauddin Sardar & Borin Van Loon,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New York:Totem Books,2005,p.9.
(16)T.F.Hoult(ed.),Dictionary of Modem Sociology,Totowa,N.J.:Littlefield,Adams & Co.,1969,p.93.
(17)参见王晓路《文化的界定与文艺研究》，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以及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8)Cf.Robert Bocock,"The Cultural 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in Stuart Hall & Bram Giueben(eds.),Formation of Modem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
(19)Raymond Williams,"The Analysis of Culture",in John Storey(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8,p.48.
(20)参见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第4—5页。
(21)雷蒙德·威廉斯研究戏剧出身，在剑桥大学做了十年的戏剧教授，曾出版《现代戏剧：从易性到布莱希特》(Modem Drama：From Ibsen to Brecht)。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博士阶段研究的是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萨义德在博士阶段研究的是康拉德(Joseph Conrad)，他的博士论文《约瑟夫·康拉德与自转体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出版于1966年。斯皮瓦克在博士阶段研究的是英国诗人叶芝(W.B.Yeats)，博士论文《自我再现：W.B.叶芝的生活与诗歌》(Myself,I Must Remake:The Life and Poetry of W.B.Yeats)出版于1974年。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专攻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是著名莎士比亚专家，他出版的莎士比亚传记《尘世中的莎士比亚》(Will in the World：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使他成为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
(23)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7页。另参见葛兰西《狱中书简·译序》，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24)萨义德：《知识分了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
(25)文化研究由于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被质疑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国内甚至有学者强烈反对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参见姚朝文《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也有学者指责文化研究缺乏独立的理论系统(参见周敏《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的一个反思和期待》，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而周宪则认为，文化研究与其说是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其反学科、后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制度化和学科化(参见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26)王晓路：《学科复制与问题类型》，载《文化研究》2008年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7)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28)J.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1页。
(29)Vincent B.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p.xxxiii.
(30)海诺·亚当斯：《西方文学理论四讲》，傅士珍译，台北洪范书店2000年版，第171页。
(31)Robert Con Davis & Ronald Schleifer(eds.),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London:Longman，1986.另参见王晓路《范式的迁移与文学意义的扩延——评〈当代文学批评的改编〉》，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2)Philip Rice & Patricia Waugh(eds.),Moder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London:Arnold,2001.
(33)David Lodge & Nigel Wood(eds.),Modem Criticism and Theory:A Reader,London:Longman,2008.
(34)Julie Rivkin & Michael Ryan(eds.),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