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莱尔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工党于1997年执政以来，英国外交一扫保守党梅杰时期的消极晦暗之风，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积极甚至激进的姿态。其特点之一是布莱尔及其阁僚颇多理论“建树”，从“第三条道路”到“新干涉主义”等都在西方政界及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特点之二是其积极、激进与灵活务实并举的外交行为与理论宣传密切配合。这两点在科索沃冲突前后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外交的新态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部分西方国家外交思维正在发生令人关注的变化。
一、何谓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
所谓“布莱尔主义”，是指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工党对英国内政外交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政策。由于这些主张和政策多是由有“理论家”之称的布莱尔本人发其先声或加以总结，故称为“布莱尔主义”。本文所论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专指工党政府对于国际关系及英国外交的主张和政策，有别于“布莱尔主义”的国内政策。（注：“布莱尔主义”的内政方面即以强调“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并重为核心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有关分析参见拙文“‘第三条道路’初析”，《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2期。更确切地说， 走“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为英工党政府制定内外政策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用“布莱尔主义”来统称其内外政策主张。）
“布莱尔主义”的出现，是90年代初以来作为在野党领袖的布莱尔及其幕僚对保守党外交政策提出的批评意见，后来逐渐形成为工党的外交思路。由于当时工党在野，那时的“布莱尔主义”更多带有理想和思辩色彩，与外交现实有较大距离。但要对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及行为做深入分析，必须自此追溯其源。（注：有关论述请参见布莱尔 1995年6月在澳大利亚所作题为“变革时代的安全：左翼的新政治”的演讲；以及布于1995年5月在德国所作题为“英国和世界新秩序”的讲话，等。）工党上台伊始，就在内政、外交上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早在1997年5月，刚刚就任外交大臣的罗宾·库克就提出，英国要推行一项以维护所有国家的安全、繁荣和环境保护为己任的“全球外交政策”，并且要在“一个伦理的框架（anethical dimension）”内加以贯彻。 “伦理和价值观”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因为工党政府“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必须带上政治价值观”。（注：参见罗宾·库克于1997年5月12 日题为“英国外交政策”的讲话，见http://www.fco.gov.uk.）在近五十年的英国外交中，还从未对外交政策的含义和目的做出如此明确的概念化的界定，也从未对外交赋予“伦理和价值观”的意义。应当说工党这样做尚属首次。此后布莱尔在许多场合阐述对世界局势和英国外交的看法，都是对库克的所谓英国“外交使命”做理论诠释。但这些变化并不引人注目，只是由于英国在科索沃危机前后的“出众”表现，这些变化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注：英国在科索沃冲突期间的积极表现有目共睹。除在军事行动上做美国最为得力和坚定的盟友外，在政治和军事计划上甚至比美国更激进。布莱尔首先提出动用地面部队，并在北约峰会期间发表演说以“教导”美国人。请参见本人向英国学会第五次年会提交的论文“‘新干涉主义’与英国外交新动向”，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结集出版。）1999年4月26日， 在积极参与北约对科索沃空中打击一个月之后，布莱尔于北约华盛顿首脑峰会期间，发表了著名的、以“国际共同体主义（Doctrine of the Intermational Community）”为题的演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正式出台的标志，是对“布莱尔主义”最为集中和全面的论述。（注：参阅http://www.fco.gov.uk.这里有必要对“International Community”这一概念作一些分析。许多学者将其译作“国际社会”，但参照原文后，拙意以为译作“国际共同体”较为贴切。理由有二。一是“共同体（ community）”与“社会（society ）”在概念上应作区分。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共同体”是在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中实现的，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会”则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在人类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begriffe derreinen Soziologie，德国科学图书公司1991年版）。二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内两个概念的用法不同，西方学者多使用“international society ”（国际社会）， 而政治家、 外交官和记者多使用“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布莱尔是政治家，故使用后者，而且无论其真实想法如何，使用“共同体”比使用“社会”显得更谨慎一些。）
结合这篇演说及布莱尔的其他言论，可以将“布莱尔主义”的观点概括如下：（一）对冷战后国际关系判断的起点是“全球化”。认为在全球相互依赖加深的情况下，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相适应，政治和安全的全球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国际关系的结构正发生着变化，外交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布莱尔主义”宣称，全球化使得“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它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是一种政治和安全现象”。经济的相互依赖导致市场跨越国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因其有可能对这一紧密联系的市场机制产生影响而具有了国际意义，全球化导致国内事务的“国际化”。这种提法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合作来实现的”，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外交理念就是要“通过积极参与和积极合作来满足自身利益”，这是其积极的一面。其次是由于国家边界的淡化，一国或一地区的内部事务必然具有“溢出”的效应，势必波及与之有地缘、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联系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亚洲金融危机减少了芝加哥人的就业机会，而巴尔干冲突将使德国和美国出现严重的难民问题”，这是其消极的一面。外交政策必须据此做出调整，要利用全球化积极的一面，抵制其消极的一面，从而实现和扩展国家利益。（二）因此，英国乃至西方世界必须“行动起来，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认为以不干涉内政为原则的“孤立主义已经过时”，有必要在某种“普遍的标准”下对他国内政进行国际干预；有必要在改革旧有国际组织及机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全球政治及安全秩序。北约对科索沃危机的军事介入就是对政治和安全全球化做出的“必然反应”。“布莱尔主义”认为，由于国家内部事务的国际化，许多内政问题必须寻求国际合作才能得以解决，而对内政的干涉是达到国际合作的必要手段。在科索沃问题上，阿族难民问题的国际化，成为对其他欧洲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必须予以干涉，而“普遍适用的人权准则”是干涉行为能够被“国际共同体”广泛接受的理由。它认为，追溯科索沃问题激化的根源可以发现，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奉行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安理会内部的分歧是导致事态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对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作用、运作及决策程序进行反思”。布莱尔的这一套主张又被称作“新干涉主义”。（三）英国外交要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道义”的责任，其理想的目标是要在外交中实现“价值与利益的汇合”，做国际社会的“好公民”。“布莱尔主义”的基点是为处于变革时代中的英国寻求外交定位，进而维护、扩展英国的利益。为此，工党政府提出三个“结合”：首先是内外方针的结合，即“将国家对内促进经济变化与社会秩序重建”的任务，与应对外部安全环境变化的任务结合起来；其次是把对欧关系与英美特殊关系结合起来，要继续保持英国在这两对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因为“英国的力量来自于它处在这两种关系的结合点上”；第三是要在外交实践中求得“价值与利益的结合”，认为价值与利益两者间的关系并不矛盾，尤其对英国外交来说，理论或舆论上的声势可以弥补实力的不济，做西方世界的“精神领袖”同样能为英国带来莫大的现实利益。（注：以上引文请参见布莱尔：“国际共同体主义”；布莱尔：“科索沃冲突：东南欧的一个转折点”；布莱尔：“北约、欧洲和我们未来的安全”；英工党外交事务中期报告“世界中的不列颠”；可参阅http://www.foc.gov.uk.）
二、“布莱尔主义”产生的背景及实质
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并非即兴之作，而是冷战结束近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及国际关系变化的产物。
首先，“布莱尔主义”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中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第三条道路”思潮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其思维方式是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执两用中”，调和并超越两者分歧。“第三条道路”对“布莱尔主义”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其逻辑是“第三条道路”式的，即在追逐国家现实利益的“现实主义”和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观的“理想主义”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在外交实践中就是要体现“现实利益”与“理想价值”之间的“汇合”和相互促进；二是从具体内容上看，两者使用的核心概念及基本构思一致。两者都是要寻求通过培养“守法、负责”的“好公民（good citizenship）”，来建立体现“公正（justice）”的“共同体（community）”。“第三条道路”关注资本主义的未来，希望实现重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理想；“布莱尔主义”则期望在国际“新秩序”中将西方的观念和经验推而广之，建构所谓“全球的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注：在布莱尔的言论及英工党政府的文件中，随处可见这些核心概念的互用。其中，在言及内政时，“community”意作“社区”，参见[注]5； “全球公正社会”及“全球市民社会”的概念则是在英工党外交事务中期报告中提出的。见布莱尔：“国际共同体主义”；英工党外交事务中期报告“世界中的不列颠”，等。）
其次，“布莱尔主义”出台的国内背景是，工党政府雄心勃勃，试图扭转英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颓势，改善自身的国际处境。自卡拉汉政府下台后，英国工党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未能上台执政，这为它提供了一个进行自我革新、并对英国内政和外交上存在的问题做出深入思考的机会，“布莱尔主义”无非是将这些思考的结果和盘托出罢了。工党认为，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使英国处于困境，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关系格局。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帝国情结”导致英国外交顽固保守，欠缺灵活务实的作风；其次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保守态度，使得英国在欧洲事务中逐渐被“边缘化”了；最后是在“英美特殊关系”和与欧关系之间首鼠两端、游移不定，其结果是既被美国当作唯命是从的“小伙计”而受轻视，又被欧陆国家视作异己而遭冷遇。英国外交中的这些“顽症”，既造成现实利益的损失，又导致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因此，工党政府调整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理论和舆论上先声夺人，继而三管齐下，在维持世界大国地位、参与欧洲事务和与美国的合作三方面都表现出进取姿态，摆脱在外交定位上的困境，并在全球事务中有所作为。
第三，“布莱尔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是，俄罗斯整体实力衰退、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亚洲经济实力下降，美欧实力及影响力凸显。此时出台的“布莱尔主义”在有意无意间成为美欧谋求在冷战后世界秩序中支配地位的理论依据。从内容看，“布莱尔主义”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注：“布莱尔主义”的英国特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的理论来源。尽管刻意划分“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有些牵强，但无疑英国学者对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有其自身特点，且在“布莱尔主义”中得以体现。如英国学者对相互依存理论的贡献、对全球化问题的阐述以及对“世界秩序”的表述等，都成为“布莱尔主义”直接的理论来源。其二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传统，如强调“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等对布莱尔及工党在意识形态、情感以及赢得民众支持方面的影响。）但也反映出当前西方国家外交思维变化的一些共性，且有在它们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现状及前景所做判断中成为主流意识的趋势。这是因为它有助于西方国家摆脱对冷战后国际关系走向的两种极端判断，即在“资本主义统治确立→历史终结→天下太平”的逻辑和形形色色的“冲突论”之间的摇摆，以全球化产生的种种问题作为“当面之敌”也更易于为各国所接受。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布莱尔主义”中更受关注的是其将主权与人权相对立、进而鼓吹“国际社会对一国内政进行人道干涉”的一面。由于这些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等，都有可能成为“新干涉主义”的借口，因此它们不同程度地对其怀有疑虑和戒心，科索沃冲突成了这种疑虑的现实佐证。因此，尽管布莱尔不遗余力地声称其主张是以“国际合作”为主旨的，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看来，由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历史经验及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布莱尔主义”实质上寻求的是美欧携手支配世界的“国际合作”，而对“非我族类”的国家，则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推行“国际干涉”政策。这将对今后的国际关系产生重大而恶劣的负面影响。
三、“布莱尔主义”的困境
尽管先后有“克林顿主义”和“霍华德主义”一唱一和，1999年联大会议上又就此出现激烈争论，“布莱尔主义”的国际影响似有逐渐扩大之势，但也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困境。从理论上看，它远未成熟，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因为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实践中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在现实外交中也难以找到绝对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执两用中”更无从谈起。
在实践上，“布莱尔主义”面临着更大的困境。首先是其在英国外交中的实践受到诸多限制。从对英国外交的指导作用上看，它试图在赋予英国外交灵活务实作风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在利益的折冲与维护“价值观”的坚定性之间寻求平衡。从科索沃冲突前后的情况来看，英国在对美关系、欧洲事务和其他双边关系上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如果在科索沃战争中的积极冒进还可以用英国外交冥顽不化、要牢牢抱住“英美特殊关系”不放来解释的话，那么在科索沃战事刚刚结束之际，就在建设“防务欧洲”问题上做出正式表态、（注：英国在建立欧洲共同防务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可追溯到1998年10月的英法首脑圣马洛会议。）继而与对北约独掌欧洲防务有异议的法国相唱和、支持建立独立于北约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甚至不惜因此与美拉开距离、发生争执；又不顾美国的不满，先后与被美国视为“无赖国家”的伊朗、利比亚等国改善双边关系等行动则表明，英国外交正在“布莱尔主义”的指导下寻求更大的利益。但英国现有的实力限制了其实践的起点。工党政府上台之时，英国被束缚在与美“特殊关系”上，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已近乎二流国家，国内经济不景气。“布莱尔主义”提出的“全球目标”与英国实现该目标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间有较大距离。以推动“防务欧洲”为例，尽管目前声势不小，但在需要长期、巨大的财政支持问题上，各国均不同程度地持保守、观望态度。英国要在此问题上实现它作欧洲“领导性伙伴”的目标，就必须在财政问题上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以英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看，恐难以承担起这种责任。其次是活动空间的限制。在“布莱尔主义”看来，全球化为英国外交施展技巧提供了舞台，因为当前的国际力量是呈“网”状分布的，英国可凭借其处于“各种力量结合点上的优势”，而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枢轴力量（pivotalstrength）”。（注：参见布莱尔1999年11月在伦敦市政厅的讲话：“塑造英国在世界中的枢轴（pivotal）地位”。见http://www.fco.gov.uk..）但实际上，由于英联邦的衰落、美国的超级大国强势、德国地位的上升和法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以及英国在联合国中对美国唯命是听，英国可发挥作用的范围有限。再次是外交传统和国内政治斗争的限制。布莱尔上台以来，由于保守党内部的混乱，工党政府在内外政策上遭遇到的阻力不大，同时，布莱尔的个人魅力也使工党政府仍享有较高的民意支持。但在外交上的进取姿态不能脱离公众的支持，也不能让保守党有机可乘，这将对“布莱尔主义”的实践形成牵制。例如在欧元问题上，工党政府仍不得不在说服公众的同时采取模糊策略；在欧洲共同防务问题上，保守党已经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意见。（注：自布莱尔提出加入欧元区的目标以来，英国国内反欧元派的力量不减反增，迫使政府不得不含糊其辞，并暂时延缓这一进程。保守党对“防务欧洲”的反对意见，反映在撒切尔夫人近期的一次讲话中，她警告工党政府不要因此得罪美国人并上了法国人的圈套。参见Independent,11,Dec,1999.）
其次，带有浓重的强权政治色彩的“布莱尔主义”与时代潮流相悖离，正招致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其强权政治的主要表现是，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以西方与非西方、强国与弱国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制定双重标准。例如，在西方国家推波助澜下造成的前南问题中，塞族受到种族清洗的事件屡有发生，西方国家却置若罔闻；又比如，在西方国家就南联盟的“民族—人权”问题大造舆论、继而磨刀霍霍之时，却无视由来已久的库尔德人问题。由于某些国家在北约战略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被视作“内政”而加以“忽略”。这充分暴露了西方国家的“国际干涉”只是其出于战略利益考虑的现实手段，“人道主义目的”不过是鲜艳的幌子而已。
随着国际社会对科索沃事件的反思逐渐深入，可以看出，“布莱尔主义”并未因其在理论上强调“国际合作”而淡化了国际政治中利益争夺的烈度，反而导致现实中西方与非西方、强权与弱者之间的界线在干涉与被干涉的坐标上清晰化了。如果西方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布莱尔主义”作为普适的国际关系准则来加以推广，势必导致国际格局的混乱和无序。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当今世界寻求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但“布莱尔主义”毕竟表明了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对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变化方向的一种思考，且还处于进一步的变化之中。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是理论上的挑战，也构成了现实的潜在威胁，需要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出发做出回应。在推行更为有效的国内政策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利用“布莱尔主义”中宣扬“国际合作”的一面去遏制其“国际干涉”的一面，当是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