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讨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派论文,新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子云曾回忆过自己怎样与冯牧和解的，那是夏衍先生85岁的寿诞庆典(1985年10月)，嘉宾云集，气氛热烈，在人群中李子云仔细地寻找着已经失和两三年的冯牧： 正好北京电影界为夏衍同志做八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和沈宁、林缦推轮椅进场，夏公一些老朋友立即围拢上来，冯牧同志也在其中。我突然灵机一动，待他们寒暄告一段落，我紧接上来说：冯牧同志，您干嘛不理我！您是领导，“大人”不计“小人”过嘛！不理我算什么呢？聚在周围的人先是愕然，后来都笑了。冯牧同志脸都红了，嘴里嘟噜嘟噜地说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清。从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不但趋于正常，冯牧同志对我比过去更亲切了。① 了解新时期文学的读者，很容易回忆起80年代初冯牧的《文艺报》与李子云的《上海文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南一北的呼应唱和。《上海文学》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文，《文艺报》对于新潮文艺的保护，以及与《时代的报告》的连番恶战，都是“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标志性的风景。从背后的文坛元老到前台的编辑团队，这两家刊物立场接近，来往密切，素来被视为支持改革的盟友。李子云与冯牧，这两位各自团队的领袖因何失和？甚至于李子云回忆说冯牧一度一句话也不讲，在电梯中遇到也要转过头去。 双方的失和源自《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上所发表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正是激起“现代派”大讨论的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个人的通信，由于这组通信起源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9月)的出版，且在第一封信中冯骥才将该书赞誉为“风筝”，这组通信又被文学史称为“风筝通信”。据李子云回忆，该期杂志出厂的当天清晨，冯牧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她撤下这组稿子。李子云不以为然，表示时间上已经来不及。双方在电话中越说越带着怒气，冯牧指责李子云给文艺界惹麻烦，李子云硬气地表示一切责任自己承担。双方挂断电话不欢而散，从此几年间断绝往来。 如果固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将“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想象为“保守派/改革派”的博弈，那么无从理解冯牧与李子云因“现代派”的冲突与分裂。李子云本人在《好人冯牧》一文中的回忆，将二者的分歧视为“走得快些”与“走得稳当些”的区别；而冯牧本人对此的回忆尚不清楚，冯牧先生的日记目前只是由家属公布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游记片段，涉及新时期文坛的关键部分，还没有像张光年的日记一样公开，笔者无法窥测冯牧彼时的想法。但同为《文艺报》当事人的刘锡诚在《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发表《1982：“现代派”风波》，将双方的分析详尽地表露无遗，这篇文章下文将详述。笔者在此引另外一位当事人李陀的回忆，李陀在2003年9月接受王尧的访谈时回忆道：“后来冯牧开始批评我了。有一次唐达成对我的批评印象特别深刻，开什么会回来，坐在车里，唐苦口婆心地说，李陀啊，我们这些人就像鲁迅说的，是横着站的，我们是腹背受敌，你就别捣乱了。”② “横站”、“腹背受敌”之类说法，十分形象地表现出当时新时期文学场域的三重立场：秉持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的保守派，代表刊物是《时代的报告》；秉持现实主义立场的改革派，代表刊物是《文艺报》；秉持现代主义立场的现代派，在“风筝通信”期间是《上海文学》，转化为“先锋文学”后是《收获》。从《文艺报》的立场来看，“现代派”这场风波自然是“夹击”——与《时代的报告》的鏖战刚刚以惨烈的胜利结束，又面临现代派的挑战。 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之中，史家往往忽略了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分歧，以共同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构出一种文学新潮。然而，回望“现代派”的讨论，与其老调重弹地关注“现代派”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冲突，不如开始将分析的视野转移到“现代派”讨论所导致的“新时期文学”的分化。笔者想特别强调，正是这次分化压抑了新时期文学中现实主义的面向，新时期文学后来的发展慢慢开始以“技术”为支点疏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尽管这种疏离不完全是“现代派”倡导者的本意。 一、“现代派”讨论线索之一：“风筝通信” “风筝通信”前一年的1981年春天，冯骥才和刘心武有过一次公开的通信，两个人的信件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第6期。在冯骥才致刘心武的信《下一步踏向何处？》中，冯骥才坦诚他这一代“在粉碎四人帮后冒出来的”作家的焦虑：继续写“社会问题”，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冯骥才给出的出路，是“写人生”。在刘心武回冯骥才的信《写在水仙花旁》中，刘心武同意冯骥才的判断：“你的信，告诉了大家，我们一些近几年才引起社会注意的作者，大多是靠写‘社会问题’题材的作品起家的。”③并且认同冯骥才“写人生”的建议，认为这是“一条更宽阔的创作道路”：“逐步地从写‘社会问题’转为写人生，写人的灵魂，写人与人的关系，说得高一点，叫做从事人的心灵建设。”④ “风筝通信”之前的这次通信，构成了我们理解一年后的“现代派”讨论的潜在背景。刘心武、冯骥才、李陀这些作家，无疑是新时期起源阶段代表性的作家群体。然而，冯骥才等人有清醒的自觉：支撑他们取得出色成绩的文学范式，已逐渐耗尽其历史能量。随着“改革时代”步入轨道，对于“社会问题”的想象又渐趋一致，文学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诚如冯骥才信中所引的刘心武的感叹：“在每一篇新作品中，强使自己提出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性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这样就会愈写愈吃力、愈勉强、愈强己之所难，甚至一直写到腹内空空，感到枯竭。”⑤ 与此同时，新时期政治与新时期文学的“蜜月期”似乎也走向尾声。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后，1980年初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已经隐含整肃，《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受到温和的批判。而就在冯骥才、刘心武1981年这次通信同时，《苦恋》风波爆发，这次矛盾比较尖锐，紧张的气氛再次笼罩文学界，“下一步踏向何处？”的问题变得更为迫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派”悄然登场。诚如刘锡诚的回忆，“文学界，主要是创作界，在《苦恋》事件后，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苦闷期，许多作家的思想是混乱的、苦闷的，其创作，总体说来变得暗淡了，平庸了。作家们都想走出困境，却没有找到突破口。高行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尽管与《外国文学研究》所倡导的现代派文学讨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所提供的‘现代小说’的观念和写作技巧，却适应了渴望从西方文学中寻找出路的青年作家的需要。”⑥ 刘锡诚回顾了“现代派”讨论的两条线索：高行健《现代技巧小说初探》所导致的“风筝通信”；《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开始的“现代派”讨论，最终由徐迟发表于该刊1982年第1期的著名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推向高峰。尽管源自相通的历史背景，但这两条线索在当时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高行健的这条线索牵扯到的是当时的主流作家，影响更大一些；徐迟的这条线索牵扯到的主要是文艺学方面的研究者，影响相对小一些。而且两条线索提倡“现代派”的立足点也有不同，高行健这边侧重“技巧”，徐迟这边侧重“社会的物质生活”。尽管立论有所不同，但《文艺报》后来基本上是将两条线索糅合在一起予以批判，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派”讨论的历史内容。 先说高行健这条线索。高行健当时在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9年5月作为翻译陪同巴金先生重访法国。回国后高行健在《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法兰西现代文学的痛苦》，撰文介绍法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其中的一句话颇为点题：“当文学找不到它存在的社会意义的时候，便转向自身，以寻求自己存在的理由。这种现象在法国近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⑦1980年8月开始，高行健在创刊不久的《随笔》杂志⑧上陆续发表“文学创作杂记”，也即后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的部分篇章。据花城出版社负责人苏晨先生回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只9.9万字，一部分曾先在也是由我创办的《随笔》上连载，一时很受欢迎。已故著名老作家叶君健教授先后写了几封信给我，建议出书，这才停止连载出版单行本。”⑨最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于1981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后大受欢迎，在1981年底就二次印刷到三万五千册。高行健在1982年4月写给苏晨的信中表示：“这本书已引起相当的注意！特别受到中青年作者和编导的欢迎。文科大学生中间也纷纷在找这本书，但在京买不到。”⑩也是在这封信中，高行健透露，一系列关于该书的讨论已经在酝酿之中： 王蒙就这本书写了篇给我的公开信，在这一期《小说界》上据说刊出，我尚未见到。刘心武为此写了篇大文章将在五月号的《读书》上刊出。此外，收到费礼文同志来信，说《上海文学》将组织讨论，希望我参加，尚不知文章何时出来。这些文章如果都出来的话，我估计会有一场讨论的。(11) 高行健当年的“预见”被文学史所证明，1982年“现代派”讨论的主要对象，正是他信中提到的一系列文章：王蒙《致高行健》(《小说界》1982年第2期)、刘心武《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书》1982年第7期)、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给李陀的信》、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给刘心武的信》、刘心武《需要冷静的思考——给冯骥才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将三封信同时刊出)。广义上的“风筝通信”，大致就对应于以上的文章。 这批作家与这组文章，构成了支持高行健的隐形文化网络。高行健当时在文学场域中的位置，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边缘”。李陀在《1985》一文中有过回忆：“大概是1980年夏天，作家协会请一些作家在北戴河海滨小住，我就在那里第一次受到现代主义的启蒙。老师是高行健，天天傍晚开课，每次都是从黄昏讲到夜深。我是闻所未闻，而且时惊时喜。当高行健讲到普鲁东的超现实主义主张‘自动写作’时，我和另外几个‘学生’真是惊奇极了，写作可以这样干？”(12)当时高行健已经开始给《随笔》写专栏，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传播与影响相比，这种笔会性质的圈子化交往，对于我们理解新时期文学同样十分重要。可以想见，在“风筝通信”之前，高行健和上述这批作家私下有很多接触。目前限于相关史料如信件与回忆录的匮乏，笔者还无法勾勒这种交往的具体展开，如对于《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问世十分重要的高行健和叶君健的来往。但是围绕《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讨论经过了“组织”，可判断无疑。李陀回忆说，“我记得好像是最早是我和刘心武商量，这个咱们得支持一下高行健，就找冯骥才，说我们仨是不是搞一个通信，支持一下。冯骥才先写的，好像是然后我写的，刘心武写的，就是这个顺序。”(13)就《上海文学》这一方来说，就像高行健这封信中透露的，《上海文学》编审费礼文在1982年4月份的时候就告知他刊物将组织讨论。尽管还不能判定《上海文学》所“组织”的就是后来的“风筝通信”，但“风筝通信”至少并非那么随兴与偶然。(14) 从王蒙、冯骥才到李陀、刘心武，这批作者固然是高行健的支持者，但这个群体是否构成一个现代派团体，要做更为谨慎而细致的辨析。笔者之所以在切入“风筝通信”之前要还原一年前的另一场通信，是因为在冯骥才与刘心武1981年的通信中，他们克服当时文学危机的方案，是在现实主义内部来完成的。“写人生”这个方案，无论怎样不能被归于“现代派”。在“风筝通信”中，尽管冯骥才一开场就旗帜鲜明地支持高行健，但细读他的这封信，比较倾向“现代派”的观点主要是强调小说“形式”的审美价值，“单就文学艺术的形式而言，是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欣赏价值的”(15)。但冯骥才论述的着重点并不在此，他从“下一步踏向何处”的困境出发，将“现代派”视为文学变革的一种可能性。其论述的核心逻辑，归于这一句话：“题材内容的广泛深刻的开掘，必然使作家感觉到原有的形式带有某种束缚”(16)。沿着这个逻辑，冯骥才喊出“社会要现代化，文学何妨出现‘现代派’？”(17)。联系上下文，这种将“现代化”与“现代派”的勾连，和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的思路并不相同，冯骥才侧重的是“现代化”社会中对于各种文学思潮的包容。 冯骥才等人在当时文学场中的位置很特别，他们已经被文坛主流接纳，但并不满足自己所在的文学秩序。冯骥才这批作家是主流作家中的变革派，在求新求变这一点上，他们将“现代派”引为同道。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等和高行健的文学观迥然不同，他们只是在历史变革关头的“同路人”，分享着“态度的同一性”，这种“统一战线”必然要随着对立面的瓦解而瓦解。 李陀当时对此已经有模糊的认知，在信中李陀引用自己1980年某次会议上的观点，强调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然而李陀没有将“形式”孤立出来，而是强调“形式”背后的主体性。这里的主体性不是仅仅指作家对于“形式”的驾驭，而是指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主体地位。李陀十分警惕将“现代派”不加反省地等同于“西方现代派”，以及这种化约中所隐含的“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的等级秩序，他的论辩策略是将“现代派”与“现代小说”做区分，将当时对于文学如何“现代”——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其潜台词是如何超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索建立在中国作家的文学实践上。只有理解这一点，才会理解李陀为什么在信末慨叹：“其实，这种寻找、发现、创造已经开始，并在这几年中发展着。几年来我们许多作家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就是证明。可惜这种寻找、发现、创造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上的表现。”(18)今天来看李陀将刘心武等小说都归于“现代小说”似乎显得怪异，但如果理解李陀背后的文学抱负，也即信中说的伟大的转折时代会催生出新的文学时期，在新的文学时期文学形式要随之发生伟大变革，李陀对于中国作家的文学实践如此看重，也就顺理成章。而且当时的李陀更多是作为作家而不是后来的评论家来发言的，他在“风筝通信”的同时就在写《七奶奶》(《北京文学》1982年第8期)《自由落体》(《人民文学》1982年第12期)等作品实践自己的文学观。文学效果姑且不论，但其内在的逻辑一以贯之。 在“风筝通信”中刘心武的信其实是唱反调，他的观点更近似后来“风筝通信”所面对的那些批判言论。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能化约地思考文学史事件，而是必须从具体文本出发联系历史语境予以辨析。在刘心武的信中，他从两个角度批判了冯骥才的看法。其一，刘心武区分了文学在全世界的发展规律与在具体社会中的发展规律的不同，批判冯骥才过于看重文学的普遍性，而没有注重文学的特殊性，文学的特殊性建立在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上。刘心武已经说得很“坦率”：“坦率地讲，由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学发展必须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进行，以及我国目前作家的构成状况、读者的构成状况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结构等等因素，都使得我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更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19)而且刘心武论证的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读者看不懂”，他举工、农、解放军为例，指出他们的趣味与习惯无法消化“现代派”。其二，刘心武强调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难以截然分离，和李陀所谓的形式创新相比，刘心武指出题材、人物、哲理(主题)这些侧重“内容”的方面也是焦点。 对于刘心武的这封信，冯骥才有些不满，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想到刘心武那篇会这样写。当时说现代派，主要是想支持一下高行健。”(20)不过，细读刘心武的这封信，很难说他是基于策略性的自我保护。在刘心武同时发表的《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文中，已经触及到“风筝通信”中的类似观点。当然比较起来刘心武在“风筝通信”中的表达更为“保守”，更加强调文学受到具体国情的制约。 回顾“风筝通信”，在1982年前后，并不存在文学社团意义上的“现代派”，冯骥才等人对于高行健的支持，毋宁说是通过《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本书寄托自身对于文学变革的向往。只要进一步走下去，“风筝通信”中所包含的内在差异将进一步放大，他们这种抽象的寄托必然要被“现代派”的具体性所粉碎，无论怎样，他们的文学和“现代派”相差甚远。 哪怕是高行健在书中多次引证的王蒙的作品，和西方现代派意义上的“意识流”终究也是形似神非。在王蒙那里，“意识流”是“技巧”层面上的。在致高行健的信中，王蒙只是回应了高行健谈到的“技巧”中的“距离说”，并且将自己小《布礼》中的时间的跳跃视为造成“距离感”的一种技巧。然而这种“出乎其外”的距离，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在于王蒙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小说叙述要整合“文革”之前与“文革”之后的历史断裂，人物的内在意识叠加着不同历史时间的巨大张力，仅仅凭借“布礼”之类单纯信仰无法穿越这种历史的裂谷而获得同一性，故而人物的“意识”往往是跳跃的，这种“跳跃”与其说是人物内在世界的失控，不如说是高度理性化地闪躲与缝合。而在西方现代派的谱系上，“意识流”的历史前提是“理性”的瓦解，以及“潜意识”所指向的内在自我的发现。真正带有“现代派”意味的文学团体，出现在1985年前后，“现代派”被转化为“先锋文学”迎来新的崛起。 二、“现代派”讨论线索之二：“现代化”与“现代派” 和“风筝通信”同时，徐迟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在掀起一场“现代派”大讨论。《外国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于1978年9月，由湖北省社联外国文学分会出版，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师范学院(后更名为湖北大学)联办，1982年2月转为华中师范大学主办。因当年发表《哥德巴赫猜想》而和“科学”结缘的徐迟在1978年5月正在参加中科院组织的一个宇宙射线超高能的会议，在会议期间接到了刊物成立的电报，并被特聘为主编。徐迟1960年12月离开《诗刊》举家迁到武汉，和湖北文坛渊源颇深；《外国文学研究》创刊时正逢徐迟凭《哥德巴赫猜想》名扬天下；最重要的，徐迟在报告文学作家之外，多年来被文坛熟知的身份是现代诗人，对于西方文学在三十年代时就有研究；更不必说徐迟富于办刊经验，在五十年代担任过《诗刊》副主编。就各方面来说，由徐迟主持这份首家“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颇为合适。 经历了1978年两期的内部发行与试刊，1979年开始《外国文学研究》向全国发行。就1978年、79年共六期来看，刊物的编辑方针中规中矩，大致沿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亚非拉美各国作家作品论、英、美、法、德、欧洲其余国家、苏联与俄罗斯作家作品论这样的栏目设计展开。不过，在公开出版的1979年第1期上，关于“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已经悄然占据一定版面。当期发表有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柳鸣九在文章中将排斥“现代派文学”视为“在文化上闭关自守、坐井观天”，并将根源追溯到“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与日丹诺夫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尽管柳鸣九在这篇文章强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洋为中用”等呼吁，已经为原本被彻底否定的“现代派”开辟了空间。当期另一篇是陈焜《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梦魇》，陈焜以“梦魇”为线索串联起对于《审判》、《等待戈多》、《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的分析，将“现代派”视为中产阶级在异化社会中的文学表达，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乏洞见。和柳鸣九、袁可嘉等相比，当时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的陈焜先生由于在80年代中期旅美后远离学界，在当下近乎被遗忘，但他在新时期起源阶段对于“现代派”的介绍做了大量工作，发表过《当代美国文学中的“黑色幽默”》、《漫谈西方现代派文学》等一批文章，并在1981年8月出版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出版时间比《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早一个月。就笔者所见，多位学者都回忆过该书对自己的重要影响(21)，其中张颐武的回忆尤其动情：“现在大家都说《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是最重要的介绍西方小说技巧的著作。说实话，这本书因为引出了刘心武、冯骥才等人在《上海文学》上的所谓‘四只小风筝’的推崇，变成了一个事件，我才去找来读了。但那种技巧的介绍似乎对我没有什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位介绍西方文学的学者陈焜写了一部《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书……我以为当时陈焜比高行健有力和深入。”(22)“可以说，陈焜先生真正教会了我如何思考……他介绍西方文学总是顾及中国的现状，眼光远大，抓得住时代的关键，他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不多的思想和今天我们的文化思考有联系的人物。可惜他日后淡出理论界，据说在美国的一个小学校里教书。他的贡献也被淡忘了，许多谈论‘新时期’文化的著作也没有提及他。但先行者的功绩不应被忘却。”(23) 还是在1979年第1期上，徐迟作为主编贡献了一篇重头文章《外国文学之于我》，题为“外国文学”，但主要回顾的是自己在三四十年代对于“现代派”的阅读与接受，甚至于借用“现代”的双关语，表示自己青年时就是“现代派”：“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才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译诗和一篇文章，就这样成为一个‘现代派’了。”(24)尽管支持“现代派”的声音在当时隐隐成为一种潮流，但宣布自己是一个“现代派”，还是有一点风险，徐迟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他不无挑战意味地点明了，“此外还有一些现代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是我所喜欢的，不在这儿一一的说了。我现在写这几页也许还是担着一定的风险的呢。”(25)通过回溯自己的阅读经历，徐迟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强调“现代派”严肃的一面，并举马雅可夫斯基为例，认为“在现代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中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26)。 有意味的是，笔者查《徐迟文集》，比照第六卷《文论卷》中所收录的《外国文学之于我》(下文简称修订版)与这篇1979年第1期上的初版本，发现徐迟做了大量的增补与修订。初版本仅仅是修订版的前三节，而且还删去了前引的“担风险”等讥讽之语，同时增加了四节，共七节。后四节回顾了希腊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苏联文学、《安娜·卡列尼娜》等西方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文章变得全面和稳妥，而且第四节第一句话就点明自己和“现代派”的文艺一刀两断。这种策略性的“修订”反而彰显出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 作为主编，在刊物公开发行的第一期上刊发这篇长文，已然表现出《外国文学研究》的办刊方向，《外国文学研究》后来持续三年讨论“现代派”绝非偶然。在1980年第3期的杂志上，编辑部全文转发了读者叶永义的来信《怎样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以此为契机发起讨论，讨论的理据在于“本刊拟满足读者要求，开展这方面的讨论”(27)。在新时期起源阶段，借助“读者来信”(无论确有还是伪托)对争议问题发起讨论，是刊物的一贯套路。由此，《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1981年1-4期、1982年第1期共六期展开讨论，由于在“编者话”中预设了讨论的文章是两三千字的、自由活泼的短文，名家来稿寥寥，基本上是读者自由来稿。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讨论的质量，讨论近似于立场性的表态。不过，在这三十二篇来稿中，也能看到《外国文学研究》的隐含倾向：比较侧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理解“现代派”，而不是将其孤立地理解为技巧。诚如在1980年第4期也即第一次的讨论中作者戈异所说的，应该以“社会的、现实的眼光”、“辩证分析的眼光”、“为我所用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派”(28)。同一期的作者大多持这种立场，比如作者华纹、秋芙认为“西方现实社会和人的复杂矛盾性，使这面‘镜子’所呈现出来的图像，光怪陆离。”(29)作者文木认为“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不能引进西方的文学艺术？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就应该允许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存在。”纵观整场讨论，这比较代表《外国文学研究》的态度。 作为压轴之作，在“现代派”讨论结束时徐迟亲自上阵，在1982年第1期上发表了著名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迟同样是在社会-心理背景下展开对于“现代派”的分析，但十分重要的创见在于，徐迟将西方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做了分离。在文章开篇，徐迟就展开他的分析框架：“但这次讨论是较少联系到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的。它们较少联系到西方社会物质生活给予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兴发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这里的评论界，以及学术界是不怎么喜欢谈经济关系的。置政治于经济之上，我们探索问题往往从政治着眼，而无视于经济的因素。”(30)何谓“经济因素”？徐迟在下一段如此确定“现代派”的根源：“它是来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而且是反映了这种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内在精神的。”(31)在这个脉络中，“经济因素”意味着衡量社会物质生活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比较中性的技术化指标，区分为“发达/欠发达”的社会阶段；而“现代派”是一种对应于发达社会阶段(是谓“现代化”)的文学，表现出这种现代化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精神特征。 贺桂梅对此有过批评，“有趣的地方在于，徐迟在这里几乎毫无过渡地把‘资本主义生产’转换为中性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并进而等同于‘新时期’的主流表述：‘现代化建设’”(32)。贺桂梅的批评，触及到《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一个关键的“含糊”：徐迟构建的阐释框架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导致“现代派”的出现，而“社会物质生活”对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内容”，故而“现代化”建设到一定阶段，比如达到西方发达社会的阶段，就会出现“现代派”；对于“现代派”悲观颓废等等指责，徐迟认为这仅仅是“现代派”阶段性的特征，随着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的物质建设的发展，“西方现代派文艺也将创作出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信心百倍的理想主义的作品”(33)。这种阐释框架在文学理论上固然经不住推敲，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文艺学”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政治意义上，徐迟在此解构了“现代派”的美学特征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危机的勾连，“现代派”的悲观颓废不再归结于所谓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而只是终究要被超越的一个阶段。“现代派”分享着“现代化”似乎不证自明的真理性：这是进化论的、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受物质生产的规律所决定。 贺桂梅基本上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将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视为供批判的典型：对西方“现代派”的正名，直接关联到如何认知产生出“现代派”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34)。借助马歇尔·伯曼“欠发达的现代主义”的概念，贺桂梅认为，“在80年代，中国文学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态度及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很大程度上便具有这种‘欠发达的现代主义’的特征。这里的主要原因倒不在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进入正轨’，而在于一种基于现代化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中国落后于世界和时代’的‘落后’意识。”(35)贺桂梅这里的分析自有其洞见，但这套逻辑激进化的展开，就要得出“现代派”乃至于后来的“先锋文学”实践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贺桂梅在后来的论述中直接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从“现代派”到“先锋文学”的主体性是可疑的，始终在通过西方来理解并想象自身(36)。类似的思路也见于杨庆祥对于支撑现代主义论述的“新潮文论”的抨击：“谁代表了先进？西欧代表了先进；谁代表了落后？中国和亚非拉代表了落后。我们试图以西欧或者美国为师，我们不断要求加入那个世界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坐标轴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中国视野和中国立场。”(37) 越是了解新时期文学复杂的历史现场，笔者觉得越有必要从斩钉截铁的理论立场后撤，警惕“理论”凌驾于“历史”之上。更不必说作为立场的“中国”和西方想象相比——同样比较“暧昧”，同样内化着一套权力结构，我们不能对此视若不见或一厢情愿。和笔者在其他地方对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分析相似，在这里与其说我们以某种学院理论强行进入徐迟的文本，不如说我们应当以徐迟自身的逻辑来理解《现代化与现代派》，将其历史性具体化。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遗忘了一点：《现代化与现代派》的作者，也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两个徐迟是同一个人，两个文本之间有延续性的逻辑。 徐迟将文学与现代化关联的思路要早于“现代派”讨论的出现，讨论《现代化与现代派》这个文本，不能不读徐迟写于1978年的《文艺和现代化》。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5月，系徐迟在著名的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徐迟在1978年5月行程紧凑，他先是由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轰动效应，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宇宙超高能学术会议，在会议期间收到《外国文学研究》的电报受聘为该刊主编，之后参加文联全委扩大会议(1978年5月27日-6月5日)，做《文艺和现代化》的发言。这些事件之间不是孤立的，对于徐迟“现代化文学观”的溯源，应该有一种整体性的视角，结合徐迟自身的思想脉络予以具体性地展开。 在《文艺和现代化》的开篇，徐迟从“科学”的角度谈论“文学”，“我刚从微观世界来。茫茫太空中有向地球入射的宇宙线”(38)。由此徐迟从古希腊一路讲到刚刚参加的高等物理会议，并引用马克思对于蒸汽、电力、自动纺纱机的肯定，慨叹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如电子计算机、回旋加速器和探测器、激光器和航天器等等的高度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徐迟发起呼吁：“我们的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很好地为它服务！文艺的现代化是我们的当务之急。”(39) 在这篇文章中，徐迟对于何谓“文艺的现代化”说得很含糊，但他对“现代化”的理解却比较有特点：他几乎完全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把握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的，物质生产依赖于技术革新，技术革新依赖于科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这种“科学技术一生产力”的角度思考，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阶级斗争推动，毋宁说是科学技术推动的。徐迟对于“科学”的认知，和1978年春天科学大会的整体基调相似，而这次会议正是发生在徐迟写这篇文章两个月之前。 在这种思想框架中，“文学”依然是从属于“生活”，但由于“科学技术”取代“阶级斗争”成为“第一生产力”，文学不再为政治生活而是为物质生活服务——“物质生活”取代了“政治生活”。《文艺和现代化》讲话两个月后，1978年8月，在哈尔滨市文联的一次讲座上，徐迟对此说得更为直接，“生活是源泉。物质生活是意识形态的源泉。社会物质生活，社会经济生活，是政治、文艺等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基础”(40)。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框架中寻求合法性，但十分刚性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将二者视为绝对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实则既抹去了“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又取消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曾经的决定地位，将其置于“文艺”的同一层级。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经济基础”被阐释为“科学技术”所推动的“物质生活”，实则等同于“科学技术”视野中的“生产力”，社会的发展由此转化为一种“专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阐释框架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所完成的“红”与“专”的颠倒，是“技术”而不是“政治”被视为至高的评判尺度(41)。 由《哥德巴赫猜想》经由《文艺与现代化》再至《现代化与现代派》，在1978年-1982年这个时段内，徐迟的思路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徐迟的论述中，“文学”成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在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中“文学”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完全被取消了，用《现代化与现代派》中一句提挈性的话来说，就是“物质文明将推动精神文明前进”(42)。由此，服务于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认知逻辑，徐迟开始确立一种技术视角的对于文学的理解，诚如汪晖的分析，“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历史社会的技术社会，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技术不再是技术或者说超越了技术的范围，而成为社会生活的理性和最为权威的合法性资源。”(43)徐迟以这种方式将“现代化”与“现代派”关联在一起，对于新时期文学体制，对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方向，无疑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三、“现代派”讨论所引发的分歧 综合上文的梳理，1982年秋季爆发的围绕“现代派”的分歧，肇始于1981年9月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出版，经由1982年1月徐迟引发热议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到1982年8月回应《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风筝通信”而点燃导火索。如果说支持“现代派”的一方在1982年8月前集结成阵的话，那么反对“现代派”的一方，以《文艺报》为代表在1982年9月开始密集出击。 在讨论这场分歧前，有必要厘清一个重要的前提：这是主要发生在“改革派”阵营内部的分歧，这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文坛批判运动中极为罕见。尽管“保守派”也一定程度地介入到“现代派”论战中，但批判的主力是冯牧领导下的《文艺报》团队。就当时的新时期文坛而言，《文艺报》批判“现代派”之前，正以“大写十六年”为攻击点，从1982年第5期开始集中力量攻击“保守派”阵营的《时代的报告》，《时代的报告》团队在1981年的“苦恋事件”中未能获胜，在1982年又因为“大写十六年”的提法被《文艺报》穷追猛打，正处于左支右绌的守势，最终在1982年底被打散重组。在“现代派”批判开始时，《文艺报》团队相当于两面出击：一方面继续追击《时代的报告》，这场批判已经临近尾声，胜负已定；另一方面掉过头来批判“现代派”，“改革派”阵营内部的分歧开始浮现。 还是新时期文学论战的老套路，1982年第9期的《文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启明”的“读者来信”《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这封来信针对《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的“风筝通信”，谈到了对“现代派”展开讨论的关键点所在：“这些文章涉及到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文学是走现代派道路还是走现实主义道路的问题”(44)。“现代派”论战中的“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在“文艺学”的视野中来把握，也即不仅仅是作为“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而是作为“文学体制”的现实主义。这套文学体制通过“文学”规约对于“现实”的想象，同时以“文学批评”引领与矫正文学想象。无论在文学理论的层面上(“文学”是否应该介入“生活”)，还是在文学体制的层面上(在1982年《文艺报》已经占据这套文学体制的中心地位)，“现代派”与《文艺报》的分歧难以调和。 故而回到本文开篇所描述的历史场景，冯牧与李子云的冲突并不意外，冯牧一方可以接受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限度的质疑，比如批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不能容忍这种批评扩展到“现实主义”。刘锡诚回忆说，“《上海文学》发表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位作家关于现代派问题的通信后，立即引起了我所供职的《文艺报》编辑部的关切。以第一主编冯牧为首，包括副主编唐因和唐达成，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和副主任陈丹晨，以及理论组的组长李基凯，我们这些人几乎一致对提倡现代派持批评的态度。”(45)在刘锡诚等人看来，倘或徐迟等人的论述成立，“现代派也就将会取代我们一向提倡和坚持的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成为我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46)。 而且，冯牧一方所气恼的，还在于曾经的盟友缺乏政治敏感，鼓吹“现代派”的时机十分不利，当时党的十二大即将于1982年9月1日召开。刘锡诚回忆说，“时值党的十二大前后，在中央‘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的方针、全党全国大力宣传的政治形势下，《上海文学》发表这三篇提倡现代派的文章，把文学家们的目光引导到关注现代派上，实在并非明智之举”(47)。其“不明智”之处，在于很容易给对立面以把柄，招致对方的反扑，当时“左右为难”的、“横站”的冯牧，确实承担着不小的压力，刘锡诚对此观察到，“虽然《文艺报》在文艺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外界压力下的冯牧却显得有些焦躁，他的压力最大，这可以理解。”(48) 果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文化界的高层领导人开始布置对于“现代派”的批判，“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在中宣部那里，把批评现代派列入了文艺界和文艺报刊宣传党的十二大的重要内容。9月3日唐因传达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布置：‘最近提倡现代派的同志，是理直气壮，充满激情的。文艺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一场辩论，是不可避免的了。提倡现代派，实质上是离开‘二为’，离开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在西方思潮面前解除武装。”(49)胡乔木对于“现代派”的批判更为直接，“现代派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学的职能。”(50) 在批判“现代派”这一立场上，《文艺报》和胡乔木、贺敬之等文化界高层领导人结成了“统一战线”。在此之前《文艺报》也关注过“现代派”，李陀在他的“风筝通信”中的《“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给刘心武的信》中就提到过，早在1980年的时候《文艺报》就约集他和冯骥才、王蒙等人谈艺术创新，李陀认为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这个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了不点名的批判。1982年“现代派”论战爆发后，《文艺报》的唐达成、刘锡诚等对李陀的类似看法依然耿耿于怀。同时高行健在1982年4月的书信中也透露过，“《文艺报》约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长文章《谈小说观与小说技巧》，也终不见发出来”(51)。如果说双方的冲突在1982年9月之前是潜流的话，那么在9月之后随着《文艺报》的密集批判，则彻底暴露无遗。 在1982年第11期的《文艺报》上，冯牧方面转载了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并由《文艺报》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化名理迪著文批判。先以《现代化与现代派》而不是“风筝通信”作为批判的靶子，在于“风筝通信”比较含糊、暧昧，更多是表态性的，而徐迟的这一篇以比较理论化的姿态从“现代派”的立场来争夺“现代化”，这是《文艺报》方面最难容忍的。理迪这篇《〈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从七个问题出发，全方位地驳斥徐迟的论断。值得注意的是，理迪的批驳所依据的标准十分“保守”，在“上层建筑”层面上判定西方现代派反映着西方社会精神生活的危机与混乱，表现西方人的精神空虚、悲观绝望；在“物质基础”的层面上将徐迟推崇的“物质生活”还原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并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最终，理迪判定“现代派”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和世界观。 与理迪这篇文章写作同时，刘锡诚在1982年10月开始撰写另一篇批判文章《关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的辩难》，该文刊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这篇文章将“风筝通信”、徐迟、高行健与为高行健作序的叶君健一同树为批判对象。该文和理迪的批判文章一致，将“现代派”视为“病态的”、“变态的”、“悲观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学”，论证十分简单粗暴：“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指导作家正确地分析、研究、评价现实生活，而需要借助于资产阶级现代派的哲学思想或让它来取而代之吗？”(52)这种批判将文学问题十分机械地政治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实则堵塞了任何讨论的空间。刘锡诚论述的重心，其实是想放在代表现实主义争夺文学发展方向，他文章的篇幅主要论述现实主义的四大优点：真实性、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批判性、展现崇高理想。在新时期的文学语境下，刘锡诚对于现实主义的肯定有其合理性，然而他对于“现代派”的理解过于陈旧也过于贬低，“现代派”几乎被重新视为“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其分析不超出茅盾《夜读偶记》中的批评。这种近乎意识形态化的贬损，渐渐激起了一度支持他们的改革派文艺领导的不满。 时任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开始对《文艺报》团队不满。张光年不无严厉地指出，《文艺报》“是用《时代的报告》的方法来批评现代派”(53)。对于上引的刘锡诚的文章，张光年明确地表示反对(54)。查张光年日记，他是在1982年10元31日晚得知《文艺报》要批评徐迟，张光年对此的反应颇为激烈，“半夜醒来，越想越不对，需要提意见”(55)。第二天即11月1日早晨，张光年致电《文艺报》编辑部，唐达成来张的家中面谈，张光年直接建议《文艺报》第11期停印，抽换掉批判文章(56)。据刘锡诚回忆，就停印撤版一事，“张光年和罗荪(《文艺报》第二主编)要我们撤下来，而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和冯牧(《文艺报》第一主编)则不同意撤”(57)。双方的矛盾趋于公开，最终《文艺报》答应在第十二期予以补救。 查1982年第十二期的《文艺报》，所谓补救的措施，在于“讨论会”这个栏目刊发了雷达、晓蓉采写的一篇会议报道：《坚持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记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讨论会》。在刘锡诚的回忆中，他将这次座谈会称为“作为补救措施的座谈会”(58)。这个会议在1982年11月8日于新侨饭店六楼会议厅召开，定题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刘锡诚回忆道，“会议由冯牧主持，应邀到会者的有：文学评论家兼文学界的领导：陈荒煤、许觉民(洁泯)、梁光弟(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作家：王蒙、林斤澜、郑万隆、冯骥才、邓友梅、李陀、刘心武、张洁、理由、谌容；外国文学研究家：张英伦、柳鸣九、高行健。从邀请参加会议的这些人选来看，我们编辑部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显然已经不是为了单纯地批判，而是定位为就现实主义如何发展、如何借鉴现代派文艺问题交换意见。”(59)《文艺报》团队和“现代派”代表作家(徐迟没有来)大都到了，但通过一次会议弥合分歧，无疑过于天真。在《坚持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记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讨论会》这篇报道中，和空泛的内容相比，有意味的是所有发言人的名字都省略了，一律以集体性的“许多同志”、“有些同志”、“很多作家”代指，营造一种团结的氛围。刘锡诚在回忆中谈道，“会上的讨论并没有多么深刻，不少人的发言好似是在表态，而对于《文艺报》来说，显然就是张光年所设计的‘补救’措施，给人一个‘讨论’的印象就足够了……作为补救措施的座谈会也开过了，但分歧依然是深刻的，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消弭。”(60)就此刘锡诚直言不讳：“‘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之后，《文艺报》与一些领导者和老同志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座谈会的召开而得到缓和。”(61) 这里的老同志指张光年、叶君健(支持高行健)、严文井(支持王蒙)等，主要指张光年。刘锡诚很尖锐地指出“现代派”背后站着这些“文坛老人”，而和“现代派”持有相近立场的“朦胧诗”群体没有“文坛老人”在背后支持，得到相反的待遇。考虑到文坛背后千丝万缕的人际纠葛，这种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理解新时期文坛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视角，下文也会提到，刘锡诚本人也反对王蒙将“现代派”分歧理解为人事斗争。在具体的人事分歧之外，同为“改革派”阵营，张光年、李子云等与冯牧的分歧，还是对于冯牧坚持“现实主义”立场不能动摇，而张光年等支持“现代派”一定程度的探索。张光年的这种态度也近似周扬对于“现代派”的态度：“现代派不是不要批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好？是讨论的方法，还是批判的方法？”(62)当同一阵营的内部——比如《文艺报》和徐迟之间出现分歧时，张光年倾向于将“批判”变成“讨论”。然而这种“包容”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张光年保护徐迟等人，但是对于同一时期的“朦胧诗”运动确实颇为严厉，“提议批评谢冕和孙绍振”(63)。 由于张光年的介入，《文艺报》团队“压力下做出退让，但并不情愿”(64)。在1983年第3期上，《文艺报》发表尹明耀《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支持徐迟。尽管冯牧、唐因、唐达成等人对于“现代派”依然有保留意见，但是公开的论争已经平息。诚如李洁非对于张光年的描述，张光年将批判“现代派”“扼杀于摇篮之中”(65)。不过，就当时的文坛环境而言，一波更大的风暴即将袭来：“现代派”纷争之后，1983年3月7日由于周扬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发了著名的“异化”事件，胡乔木和周扬的冲突爆发，并由此催生1982年10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清污”运动中，文学界的重要靶子之一就是“现代派”。时任文化部长朱穆之在1983年11月下旬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将精神污染在文化系统上的表现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宣传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异化、存在主义、现代派(66)。《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1日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尖锐批判“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67)。在这种态势下，被视为周扬阵营的张光年在3月29日的日记中起意“辞职”，并在3月30日给胡乔木写信。1982年9月29日，张光年正式向中宣部工作组提交请求免职报告，以“身体虚弱”为原因，表示难以胜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职务。10月24日贺敬之代表组织找张光年谈话，表态不同意现在辞职，并转胡乔木、邓力群的口信，作协党组不变动。张光年在日记中特意在这句话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人民日报》班子变动了。(68)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关于“异化”的报告，在“清污”运动爆发后的10月底，胡乔木与邓力群到《人民日报》宣布接受《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的辞呈，并免去副总编王若水的职务。 张光年尽管保有作协党组书记的职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维护“现代派”。但此事仍有余音，“清污”之后，在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中顾委召开“生活会”批判与帮助张光年，1982年支持“现代派”就是罪状之一，张光年对此在《我的申辩和再检讨》中做了解释(69)。回到1983年，如果说在1982年的批判“现代派”运动中《文艺报》与胡乔木、贺敬之等文化界高层领导人结成了“统一战线”，那么在1983年主要是胡乔木、贺敬之等直接批判“现代派”。比如贺敬之在1983年5月底的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不点名批判张光年，表示批判“现代派”受到张光年的阻力(70)。“现代派”论争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概念已经高度政治化，被纳入到“清污”运动的一环，实则取消了讨论的空间。1982年秋开始的“现代派”论争，随着“清污”运动的出现已然结束。 四、被压抑的新时期：“手艺”谱系中的文学 作为一个夭折的概念，“现代派”在今天的文学史论述中一直是作为“文学事件”的概念而不是作为“文学史”的概念在使用。文学史家发现了这一点：“但令人疑惑的是‘现代派’这一说法到1983年后就不再使用，文学史家对1985年以后的‘探索文学’现象采用了与‘现代派’属于不同范畴的‘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等表述。”(71)“现代派”这种说法被“冻结”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现代派’在1983、1987年‘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负面化’形象。担心因言犯忌的人们宁愿采取‘寻根’、‘先锋’这样中性的说法强调自己的‘准现代派’态度。”(72) 不过从“现代派”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尽管大体上都属于现代主义文学，但是经历了1982年秋-1983年秋这一年的“现代派”论争与“清污”批判，二者有重要的不同。无论“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是对于“现代派”的“窄化”，“现代派”被收缩为文学的形式技巧与语言特征。黄子平在写于1987年的《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中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个人不能左右的大灾大难引起的困惑、焦虑、软弱无力、梦魇、荒谬感？由此产生的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接受建立在某种共通的对人生、对世界的体验之上，这些因素就是值得考虑的。但是我们看到绝大部分作家、批评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一背景，似乎吸引他们的只是现代派新颖别致的文学形式和手法”。(73)黄子平进而指出，“对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探讨未能深入下去，当代中国文学对现代世界、人、历史的‘形而上’层次的思考(至少从表面看来)计位于‘技术’层次的探索”(74)。 黄子平当年的这个判断十分重要，1983年之后的“现代派”就是处在一种困境之中。1983年的“清污运动”掀起对于“现代派”最猛烈的批判，并以此谋求召开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掌控思想文化领域的方向；然而胡耀邦所代表的“改革派”力量遏制了“清污运动”后将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悬置，既不召开，也不否决，而是无限期延宕：“原拟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耀邦同志建议推迟召开，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为了集中全党精力放在即将展开的城市经济改革上，无限期地推迟了这个会议”(75)。由此“形而上”层面某种程度上处于真空之中，相对应的是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文学”的政治功能从1984年开始逐渐弱化。 由此，1981年、1982年“现代派”兴起时就比较强烈的“技术化”、“技巧化”的倾向，经由1983年的“清污”，在1984年之后不断得以强化。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最早提出这一观念的是叶君健，出自他为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写的序言： 但就一个作家而言，在他的写作实践中，主题思想确定以后，他一提起笔来写作，艺术第二性的问题恐怕就要提到第一位了。这时他便成了一个工匠，正如一个制作手工艺品的艺人一样，他所要努力做到的是如何创造新鲜活泼的形式和与众不同的风格，把他的手艺和艺术观充分地表现出来，使他所要写的生活内容和主题思想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76) 将文学视为手艺、将作家视为手艺人，这种观念随着1984年之后先锋文学——作为被窄化的“现代派”的崛起而播散，比如余华的看法，“我们都强调叙述，没有叙述，就像一个木工没有手艺，没有技巧。”(77)尽管也有先锋文学作家质疑这种观念(78)，但就大的趋势而言，这种对于文学的“手艺论”渐成主流。 这种文学的“手艺论”包含两个层面：“技巧”的层面与“技术”的层面。由于“清污”对于“异化论”的批判，现代派文学难以直接表现“异化”的主体的精神世界。继之后起的先锋文学侧重“技巧”层面的突破，慢慢形成一种重视“语言”与“结构”的文学观；“技术”的层面一定程度上与“技巧”混用，但比“技巧”层面内涵更为广阔，将文学视为“技术”，不仅意味着“技巧化”的理解，而且意味着将“文学”视为一种自洽的领域，文学服从于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往往被称为“文学性”。这类文学观念喜欢强调作品的“完成度”，实则是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高度独立的艺术品。无论是“技巧”还是“技术”，“现代派”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弱化——当然在一部分先锋文学作品中，依然有一种变形的回应。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手艺论”的文学观念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被想象为一场手艺人的圆桌竞赛，这类似于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对于英国小说家的看法，“一群坐在一间像大英博物馆那样的圆形阅读室里大家同时创作的人”(79)。佛斯特进而强调，“我们能想象小说家都坐聚一室，强使他们脱离时空的限制。我觉得这是值得做的”(80)——有意思的是《小说面面观》与《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几乎同时在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倘或文学可以“脱离时空”来讨论，那么“内容”——“文学”更直接地被“政治”所征用的这一层面自然变得安全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趋于脱钩。 然而，“现代”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以这种“纯文学”的方式来理解，就内在的发展逻辑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来不是“脱历史”的文学，如果强行将其“脱离时空”地抽象理解，势必将导致“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践被全然遮蔽。比如，1987年高行健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回顾“现代派”讨论，“这也正是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在。中国文学从政治、思想、社会、伦理的是非论争终于走到讨论起文学自身的方法与技巧，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还应该说，这场争论对中国文学今后自身的发展也已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81)就在高行健这篇《迟到了的现代主义与当今中国文学》一文中，他不无严厉将中国文学判定为“自曹雪芹之后从世界文学的背景上失色了的中国文学”(82)，并以此拥抱“世界文学”。高行健这种惊人的傲慢，反而彰显出“世界文学”内在的空洞，以这样的“世界文学”作为自身标准的“中国文学”，将无力构建我们与时代的联系——当代文学从此以后尽管还没有抽象为语言学的分支或是工艺美术的一环，依然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但近乎没有“活人”，与我们生活在同时代的、分享着相通的喜怒哀乐的活的当代人与中国人。(83) 令人遗憾的是，制衡越来越激进的“现代派”观念的文坛力量瓦解了，《文艺报》团队在“现代派”讨论后解体改组。王蒙在自传中直言不讳地将改组视为人事斗争：“《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与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民间文学研究会；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结果……经过改组，这个同仇敌忾的《文艺报》已不复存在，中坚人物各自东西。”(84) 王蒙将1982年的“现代派”论争视为《文艺报》针对他以及背后支持他的张光年、周扬的人事斗争。当时王蒙在1982年9月11日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正在准备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对于王蒙十分看重，一直努力运作此事，这在张光年的日记中都有记载。故而王蒙认为，“此次我国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王蒙一个下马威的色调。《文艺报》的资深副主编唐因等在一些场合还特别点出我的名字来”(85)。王蒙还引用叶君健当时的传话，“外事方面的头面人物叶君健先生，特别捎话给我说：他们这样做是针对王某人的，通过此事件抵挡王某的势头，他们要向中央表达对他们认为中央择人不当的抗议”(86)。王蒙的这个看法出版后被刘锡诚斥责为“王蒙的想象力够惊人的”(87)，尽管刘锡诚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驳斥，但这种人事纠葛很难被“证实”。笔者以为在“现代派”论争中周扬、张光年一方确实与冯牧的团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但该分歧不足以导致双方的决裂，在“现代派”论争后张光年与冯牧依然是朋友，也是分享近似思想与政治立场的“盟友”，这种关系在抵制“清污”、作协四大等事件上都有反映。尽管目前尚缺乏详尽的史料澄清《文艺报》改组的原因(《文艺报》于1985年7月改为报纸，每周一期)，但如果说与1982年的“现代派”讨论关联在一起有些牵强。 但无论怎样，《文艺报》在“现代派”讨论后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曾经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台前幕后做了大量工作的这个团体，渐渐迎来了落幕的时刻。伴随着这个团体的解体，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势微，新时期文学逐渐走向沉寂。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曾经对异端的文学比如“现代派”有所压抑的话，那么同样存在着一个“被压抑的新时期”：《文艺报》团体所推崇的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新时期文学”在“现代派”讨论之后日益边缘化。我们往往过于夸张先锋文学的凯旋，如果我们耳边都是欢庆的声音，是因为今天的我们就是这个圈子的一部分——由先锋文学作家、批评家、期刊与文学史所组成的“主流文坛”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场分化之后，路遥这样的作家与《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在80年代中后期遭遇冷遇，迄今为止也一直匮乏正面表现“改革”近四十年中国人真实的历史足迹与情感历程的巨作。假设在“现代派”论战中《文艺报》一方克制自己的大批判语言与逻辑，尊重“现代派”有益的探索；假设“现代派”仅仅把技巧就理解为技巧，依然相信文学关乎现实人生，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假设《文艺报》与“现代派”携手……假设没有发生过“清污”……这一系列“假设”对于沧桑的文学史可能过于天真了，在“现代派”讨论三十多年后，中国当下文学的处境，类似于苏珊·桑塔格在1980年的感慨：“文学‘被宣判’沦为了一门艺术。我认为它别无选择。它要么是成为与电视竞争的非常粗俗娱乐工具，要么成为一门艺术并因此只拥有有限的读者。”(88)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当代文学注定的宿命。 2015年9月-2016年1月 上海二三书舍 ①李子云：《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②王尧：《“现代派”通信”述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③刘心武：《写在水仙花旁》，《人民文学》1981年第6期。 ⑤冯骥才：《下一步踏向何处？》，《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 ⑥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⑦高行健：《法兰西现代文学的痛苦》，《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 ⑧《随笔》1979年6月创刊，当时是以书代刊，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⑨苏晨：《高行健从花城起步》，《粤海风》2008年第6期。 (11)同上。 (12)转引自王尧：《“现代派”通信”述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13)转引自王尧：《“现代派”通信”述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14)李子云回忆过“风筝通信”在《上海文学》的发表经过：“这本小册子引发了李陀、冯骥才、刘心武他们的讨论，这三个人以连环套的通信方式进行讨论。李陀告诉我北京不能发，我说给《上海文学》吧。”转引自王尧：《“现代派”通信”述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15)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给李陀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16)同上。 (17)同上。 (18)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给刘心武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19)刘心武：《需要冷静地思考——给冯骥才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20)转引自王尧：《“现代派”通信”述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21)陈晓明在《我的80年代阅读记忆》一文中对此回忆道，“现代派是这个时期的热点，陈焜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首印13000册，迅速告罄，这本书无疑是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启蒙读物。”雷颐也谈过该书的影响，“要说对一代人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则首推1981年出版的陈焜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一些大学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甚至规定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还要提前很久预约。”参见雷颐、止庵：《三十年的私人阅读史》，《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6日。 (22)张颐武：《一个人的阅读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23)张颐武：《思想的踪迹——一个批评者的跨文化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24)徐迟：《外国文学之于我》，《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 (25)同上。 (26)徐迟：《外国文学之于我》，《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 (27)编者话：《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 (28)戈异：《用什么眼光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 (29)华纹、秋芙：《学习与思索》，《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 (30)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31)同上。 (32)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33)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34)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43页。 (35)同上，第142页。 (36)同上，162-163页。 (37)杨庆祥：《文学批评的文化责任》，《文艺报》2015年4月17日。 (38)徐迟：《文艺和现代化》，《文艺报》1978年第1期。 (39)同上。 (40)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41)具体论述参见黄平：《〈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42)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43)汪晖：《科技作为世界构造和合法化知识》，《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44)启明：《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文艺报》1982年第9期。 (45)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46)同上。 (47)同上。 (48)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49)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50)引自1983年3月10日胡乔木在周扬家中的讲话，同年3月7日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著名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转引自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51)苏晨：《高行健从花城起步》，《粤海风》2008年第6期。 (52)刘锡诚：《关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的辩难》，《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53)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54)参见张光年1983年2月15日的日记，《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55)同上，第401页。 (56)参见张光年1983年2月15日的日记，《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57)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58)同上。 (59)同上。 (60)同上。 (61)同上。 (62)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63)张光年在1987年对于“现代派”论争有过回应，他不认为自己站在“现代派”一边，“当时我对文艺报同志表现出生硬态度和急躁情绪，我愿意道歉。但对这个问题本身，我不能作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当时我不赞成抓住徐、叶二同志作为‘清污’对象，我提议批评谢冕和孙绍振，因为这两位评论家同志在鼓吹现代派思潮中宣扬了很错误的观点。”参见王晓中：《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64)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65)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66)本刊记者：《坚持正确方向清除精神污染努力开创文化艺术的新局面——朱穆之同志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摘要)》，《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 (67)本报评论员：《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1日。 (68)参见张光年1983年3月29日、3月30日、9月29日的日记，《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69)王晓中：《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70)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页。 (71)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72)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73)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 (74)同上。 (75)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76)叶君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序》，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77)木斋：《与中国作家对话》，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 (78)比如洪峰直接表示过批评：“把文学和小说当成手艺无论如何对不起你自己也对不起同行”。洪峰：《小说之外》，参见《瀚海——洪峰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639页。 (79)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80)同上，第18页。 (81)高行健：《迟到了的现代主义与当今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82)同上。 (83)尽管胡乔木对于“现代派”的看法有种种争议，有的笔者也不能赞同，但就对于“世界文学”的看法而言，胡乔木比高行健高明的多：“什么是世界文学？早已分裂成两个世界文学了。”参见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84)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安徽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5页。 (85)同上，第221页。 (86)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安徽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 (87)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88)参见苏珊·桑塔格接受的采访：《一种生活方式还不是一种生活》，《苏珊·桑塔格谈话录》，利兰·波格编，姚君伟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标签：高行健论文; 冯骥才论文; 刘心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上海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徐迟论文; 风筝论文; 随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