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富民观_邓小平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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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2—0

邓小平同志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全面思考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等问题,形成了自己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富民观”。今天,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富民观”,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富民观”的产生和形成

邓小平的“富民观”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在他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阶段上,都可以看到其富民思想的鲜明轨迹。早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工作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关心群众生活、保护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他指出:“在敌战区游击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战区政策的出发点”,“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他还明确提出“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的需要为出发点”来制定政策,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富民思想的萌芽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期间,他多次强调,发展生产,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注:《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文革”中,他因为主狠抓生产,而被当做“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代表遭到批判。1975年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他一方面同只抓“革命”,不问“生产”的“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在全国大整顿,屡屡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主张生产生活同时抓,在任何时候都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唯一目的。在他看来,“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的富民思想日臻丰富成熟起来,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并把富民(共同富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围绕富民的内涵、富民的根本途径、富民的战略策略、富民的进程、富民的方式方法、富民的保障等提出了独特的思想。由此他还进一步地把富民同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质”、“特点”、“原则”、“道路”和“优越性”等一系列问题联系和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63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110、116、123、172页。)等等。可见,除非不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就必然要讲到富民问题,否则,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没有具体内容和优越性的抽象概念。

从邓小平“富民观”的产生和形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正确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其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第一,富民是当今世界潮流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中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经济和科技,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相对落后的国家都努力通过发展经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都比我们快。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经济年均增长都在8 %以上,日本则已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并且这些国家还在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国际潮流的情况下,面对经济上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如何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邓小平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为此,他顺应时代潮流,果断调整战略,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375、57页。)

第二,富民是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启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应该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但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许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位,至使国家一直贫穷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另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第三世界国家也希望中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坚持下去并搞得更好,对他们来讲是“希望之光”。无疑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前任来看,富民不仅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中必须吸取的,更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

第三,富民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起点低、基础差、底子薄,长期以来,外被封锁、制裁、孤立,内受“左”的严重干扰。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绩,但至今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当务之急,正如邓小平所说:“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因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且不说社会主义穷站不住,就是经济发展慢一些,也很难站住。前东德的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也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等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一同西德比,就落后了,就站不住了。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邓小平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二、邓小平的“富民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邓小平的富民观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概括起来这个体系由如下几方面构成:

(一)富民价值论。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削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民利益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消灭贫穷,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每一步都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他把人民最终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本质,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融为一体,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价值目标,作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高价值尺度。可见,富民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及其重要性。

(二)富民道路论。生产力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从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邓小平认为,实现富民的根本道路就是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亦即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他进一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无疑,对照实现富民这个目标,发展生产力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手段和条件。因为我们不是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而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富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富民道路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他最注重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此为基点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强调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二是明确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改变了过去人们头脑中“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三)富民策略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突出的特点是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并且各地的基础、条件、机遇不尽相同。因此,在走向富裕的进程中,很难企求大家一起富、同步富。针对这种情况,一生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独特的富民策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提倡一部份地区先富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首次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份地区、一部份企业、一部份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份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劳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以后他又在许多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和发展了这一思想。

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富民策略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和现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以纯粹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为追求目标,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结果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部份先富”策略则发挥了示范效应、激励效应,极大地调动起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应该特别一提的是,邓小平所鼓励的“部分先富”是以勤劳致富、守法致富、知识致富为前提的,这是“富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且目标是为了最终“共同富裕”。事实上,他在鼓励“部份先富”的同时,也主张“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对一部份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策略是为目标服务的,“部份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富的捷径。共同富裕则是“部份先富”的必然结果。

(四)富民进程论。确定了富民的根本道路和策略之后,如何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一步步富裕起来呢?早在中国刚刚摆脱“左”倾错误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250美元左右的199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应分三步走:第一步,主要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是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第二步,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小康;第三步,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以后,这一构想成为党和国家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步骤。随着全国人民温饱问题亦即第一步目标的顺利实现。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就摆在了我们面前,邓小平同志把这个目标概括为“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3页。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因此,小康是人民告别贫穷,逐步走向富裕的明显标志。基于对富民进程和步骤的这种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物质生活,采取了许多措施,从早先的“还账”到改革开放搞活的许多重大部署都是直接针对使人民告别贫穷逐步走向富裕而作出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的,体现了富民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的最高目的,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五)富民内涵论。如何理解富民?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邓小平在强调“共同富裕”这一富民的大道理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它包含着使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提高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富民不仅意味着要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也意味着要使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精神文明)得到提高。从1979年起,他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后来又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可见,在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中,“富裕”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但在实践中,不少人包括不少领导干部,则只是从物质这一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富裕的含义,把富裕等同于物质上富足。因而,抓经济建设理直气壮,干劲十足,抓精神文明建设则积极性不高,措施乏力,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近些年,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党风、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不尽如人意,是与对富裕的片面理解密切相关的。诚然,邓小平最早提出共同富裕主要是针对解决贫穷和分配中的“大锅饭”问题的。但是,随着后来一些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他多次强调要用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主和法制的加强来克服消极的现象,避免资本主义的毛病和弊端,保持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

现实中一些人之所以对富民产生模糊和片面性,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对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思想缺乏融会贯通的理解和全面系统的把握;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既要使人们物质上富裕,又要使人们精神上富有,既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决不能把经济上发达、物质上富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或主要目标,而应该把精神文明和人们精神上的富有同经济和物质上的富裕一样,都看作是同等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

此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富与国富本质上是一致的,国富是民富的前提,民富则是国富的必然结果。二者间互相依存,没有国富,民富如空中楼阁;没有民富,国富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实现富民必须有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作保障,等等。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是构成其富民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邓小平的“富民观”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仅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还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一是科学性。富民观的核心内容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类逐步富裕起来的思想。二是系统性。由富民的道路、途径、策略、原则和方法及其富民的进程和保障等一系列思想,构成其完整系统的“富民观”。三是指导性。邓小平的富民观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用“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和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

三、邓小平的“富民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富民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时,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强调: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272页。)这既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他们看来,“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0页。)一切成员有“富足”和“充裕”的生活,既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落脚点。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飞跃。

列宁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领导革命和建设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他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注:《列宁全集》第27卷235页。)他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 “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因为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 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另方面,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才能民富国强,摆脱贫困、落后、愚昧的状态,改善人民生活。因此,他高度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提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不关心个利益,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应该善于关心。”(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7页。 )其基本思想也是通过发展生产使全体成员过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毛泽东将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早在1942年12月,他就指出:必须给予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包括军队的同志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注:转引自《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82页。)1995年, 他又说“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6页。)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并使之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的“又富又强”联系起来。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都共同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就是要富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未能就如何富民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虽然提出了目标,但对实现目标的原则、方法、道路等论及不多。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地把“共同富裕”亦即“富”当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进而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让一部份地区、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策略等一系列创造性理论。这就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途径规定得更为具体、更为现实,表述得更加准确。最终使富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或生活指标,而是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正是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的“富民观”启示我们:当前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和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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