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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联的解体，重新引发了关于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必然性的争议。本文认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既有偶然性的作用，也有必然性的作用。它的必然性在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的偶然性也决不是什么历史误会，而是在必然性制约下的不可逆累积，正是这种交互作用的历史合力决定了十月革命的发生与胜利。
关键词 十月革命 必然性 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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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的瓦解，引发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必然性的争论。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经济条件并不具备，不过是少数人搞的“武装阴谋政变”，是通过流血内战建立起来的残暴的“恐怖政权”。那么，十月革命真是历史的误会吗？在此之前，如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退出了战争或是牢牢地掌握了武装力量。如果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军事政变取得了胜利，那历史该如何写呢？如果没有列宁，还会有十月革命吗？应该说，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不能通过假设来改写的。但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一次进入低潮的历史关头，我们有必要对上述说法作出分析。这种分析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迎接下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来说，都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否定十月革命必然性的观点并不新鲜，当十月革命尚在母亲腹中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已经出现了。俄国二月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罗曼诺夫沙皇王朝，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当时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领导人都主张继续搞民主革命，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到同年四月初，列宁回国并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时，党内外对此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是否犯了企图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因此，《真理报》在发表“四月提纲”时声明，“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孟什维克著名理论家、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著称的普列汉诺夫指责说：“四月提纲”不过是革命的“梦话”。首先，他认为当时俄国的劳动居民不仅吃资本主义发展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因此，俄国的资本绝不可能扮演最大的和最危害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俄国的资本主义更应当领导俄国，在坚持保卫俄国的战争的同时，应大力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说：“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断言，我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这毫无根据。也就是说，它已达到这样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再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而是阻碍它的发展呢！”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那么号召他们夺取政权是同样荒谬的。”因为革命必须过问的是一个国家所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否则革命的政治因素同社会因素是无法结合起来的。他引用恩格斯的语录，认为“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列宁要在俄国从事社会主义革命，那势必使俄国二月革命后，千载难逢的“我们政治自由的幼小而娇嫩的树将会被它连根拔除掉。”
甚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依然坚持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条件是不成熟的：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前提不成熟；二是无产阶级在俄国居民中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三是工人阶级诚然可以指望得到占俄国居民中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然而农民需要的是土地而非社会主义制度。况且一旦农民得到土地后，其经济活动必然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的最终结论是：“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
与普列汉诺夫持相近态度的还有苏汉诺夫等人。苏汉诺夫在列宁回国的欢迎会上就对列宁喊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表示否定，他指责列宁的讲话是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及社会经济条件缺少分析，认为落后的农民的俄国不能不依靠西方，不可能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国内微弱少数的工人和雇农的苏维埃是不可能反对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而建立社会主义的，因此，列宁的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否定。
社会革命党人如克斯基、切尔诺夫、晋李诺夫、维什尼亚克、列什柯夫斯卡娅、策烈铁里等也都站在自身的阶级立场或临时政府的立场上否定十月革命。其中，被弗·德·纳波柯夫称为对形势“直到最后也没有完全清醒的认识”的克伦斯基始终认为，在科尔尼洛夫暴动以前，尽管“遭到一些挫折和呈现出衰败景象的俄国，仍在坚定不移地走上坡路，正在克服革命的混乱和酝酿新的国家制度。在七月粉碎布尔什维克之后，这个过程向前发展得特别快；然而却被那些诚实的、但在政治上过于无知和缺少耐心的将军们的突如其来的疯狂的行动打断了。”不言而喻，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他那里就成了科尔尼洛夫政变的产物。
立宪民主党人中也不乏其例。如主观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者米留可夫，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在十月革命前是战争派的代表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积极策划者，革命后又是协约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积极支持者。他完全否认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把它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政策的产物。
在第一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家中，考茨基是典型代表。他认为俄国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对十月革命的结论是：“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夺取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而“在一个经济上不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是不能指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
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认为：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些偶然情况、不正确的估计和误会所造成的结果。然而，还是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么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阿宁认为十月革命是少数人搞军事阴谋的结果，并说：“如果没有科尔尼洛夫及其将领们的发难，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因而他的结论就只能是：十月革命是偶然的，是历史的误会！
西方“列宁学”家中也不乏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根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其胜利是“用政治手段取消整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取得的。如斯坦利·W·佩奇认为十月革命是毫无群众基础的密谋政变的产物；沃尔夫认为十月革命仅仅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取得的；毕珊科认为十月革命是在列宁那缺乏耐性的脾气下渴望跨越时代的结果，并认为列宁只考虑革命的国家政权问题，而根本不去问现存的社会经济先决条件是否成熟。
二
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反对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论据集中起来说主要是认为当时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内劳动居民的觉悟程度不够高等等。实际上，列宁对于俄国当时缺乏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并不否认，如他在《论俄国革命》中就唯物主义地承认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是，列宁认为这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就革命的具体条件而言，经济、政治和外部环境等条件中到底哪一条在具体时刻占绝对支配作用，只能是相对的。尽管经济条件起最终的支配作用，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经济条件在起作用，在特殊的形势下其他条件往往可以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在当时的特殊国际国内环境下，出现了革命的形势。俄国的无产阶级也以十月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他们能够用革命的手段去夺取政权，然后用取得的政治前提去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经济前提。
况且，尽管俄国经济技术比较落后，但已是一个中等发展程度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其中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最完备的物质基础。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时，明确区分了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同，认为俄国可以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将大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然后再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俄国无产阶级占俄国居民中的少数，这在当时是事实。但其绝对数并不少，而且十分集中，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在大中城市胜利，就可以凭借这种现代物质基础，把革命推向小城镇和乡村。同时，俄国虽然是一个小农占居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由于无产阶级同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结成了联盟，从而使中立中农成为可能。而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政治上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经济上对土地、银行和章辛加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对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是有影响的，从而使人口较少的无产阶级能结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当时俄国还有着一个不同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拥有自己的成熟领袖列宁，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中取得了丰富经验的党，是按照夺取政权这一目的组织起来的，有着铁一般纪律。它坚定不移地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对全党的指导，具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这个党把握着时代的脉搏，提出了合乎国情民意的“和平、面包、土地”的政策纲领，因而能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团结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地去夺取政权。
与此相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顺乎不了民心，顺应不了历史的潮流，因而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首先是临时政府本身的原因。正如弗·德·纳波柯夫所言：“临时政府的软弱无能、意见分歧、内部不和，……内阁总理未曾发出过一次权威的呼吁，坚定明确的意见。”古契柯夫一开始“以内心深处就认为事情已经输定了，他留下来只是为了安慰良心”。应该说他算是头脑清醒的，他始终认为“临时政府的工作是没有希望的、是无益的，应该退出”。米留可夫甚至认为：“也许正是由于战争，我们还能勉强保持着这一切，如果没有战争，一切会很快跨台。”正如米留可夫所言，临时政府不可能退出战争。因为单独退出战争是其帝国主义盟国所不允许的，也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充当的世界资本主义剥削俄国的代理人的角色不相称，况且战争也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切身利益的需要。既然“和平”是无望的，那么“面包、土地”也就更加不可顾及了。他们不懂得，当人民无生存之地、无充饥之粮时会干些什么。
在形势危急中，也有军方人士认为：“如果能同克伦斯基达成协议并使国家的政策方针发生变化，那就有可能串通起来组织政权，也有可能使政府采取集体辞职形式；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因而将失去拯救国家的一切希望的话，那就只能采取暴力来铲除最高政权的代表人物。”进而邓尼金认为：“颠覆政权的可能性远不只取决于科尔尼洛夫的这种运动：颠覆政权的事情随时都会自发地、无可防止地发生，它可能是持续不断政府内部危机的结果，或是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结果，或者是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展开新的进攻的结果，而这一进攻将造成扫荡前线并在它那狂暴的急流中使政府陷入灭顶之灾的威胁。”所以军方认为发动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是破釜沉舟的挽救俄国资产阶级统治之举。
然而，这在事实上造成了资产阶级统治力量的内部分化。临时政府此时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已经不是什么深刻的政治分歧问题，而是为自身的存在而进行的斗争。而要赢得这场叛乱的胜利，就不能不借助于拥护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广大工人和士兵。因而这也就在事实上反过来帮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忙：一是临时政府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地位，并同意武装彼得格勒的工人；二是在这场叛乱中，广大群众也认清了谁是他们利益的真正代表，都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党这边。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党，紧接着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苏维埃也蹈其之辙，从而为十月革命不可避免的发生奠定了政治力量的基础。
十月革命后，党内不少领袖对战争问题是有糊涂认识的，然而列宁看到了“和平”这个口号对群众的迫切意义，因而高举“和平”大旗，通过了“和平法令”。在遭到协约国拒绝后，他又毅然派出代表团与德国谈判，不惜代价地为人民争得了和平。同时，社会主义革命没收了资本家和投机商的财产，“面包”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坚持了土地国有化纲领，另一方面又当机立断地采纳了社会革命党人土地纲领中的合理内容，在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之后将所有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并能过了《土地法令》。总之一句话，十月革命说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农民获得土地后其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但这已是革命后的事了。列宁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点，正是他在十月革命后一再强调了小生产是自发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因此他制定了通过合作制逐步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计划。他在大力推动电气化建设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至于后来苏联的曲折，乃至今天苏联的瓦解都难以算作十月革命的过错，更不是列宁的过错，把后人的失误推到创业者身上显然是不公平和没有说服力的。
三
一般而言，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是由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因为它在发展中居于支配地位，代表着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变成其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至于何时夺取政权则是由于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下，敌我双方力量的不断分化与组合，国际条件的变化以及国内各种非主要矛盾等综合影响所致，从而使革命在胜利的进程、方式等方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就此而言，作为复杂的社会运动的十月革命，它的确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而表现出来的现实过程。没有其过程中具体环节的偶然性而表现的纯粹必然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必然性’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
十月革命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是借助于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具有似乎是难以理解和把握的特点。但我们不能片面、机械地理解，否则就无法认识其内在的深刻必然性。列宁认为这种必然性既表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方面，也表现在主观的力量对比方面。按照列宁对革命形势的概括，革命必然性的客观方面是：（1）统治阶级出现了政府危机，已不可能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异乎寻常地加剧；（3）广大群众已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革命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其主观方面主要是：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和战斗性，有一个能引导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两方面条件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可能性”，各种偶然因素则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必然性是偶然性的基础，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发展，必然性是在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社会运动中也一样，革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存在着互动或因果关系，即必然因素的存在必然导致偶然因素的不可逆积累，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就是这种不可逆积累的结果，因而或早或迟终是要爆发的。
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应当是在像英法德这样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而且是同时取得胜利的。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先在落后的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并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概以言之，这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各国的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所致。在经济前提中首先是近代工业有一定的发展，这是无产阶级产生的前提，又是革命的物质基础。随之产生的新型的社会化大生产就必然猛烈地冲击着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经济关系发生激烈的变革。加上资本主义利益所造成的内外各层次的碰撞与分化，就必然使劳动群众承受“野蛮与文明”的双重灾祸，阶级矛盾亦随之尖锐化国家的上层建筑亦处于剧烈改组和震动之中。局势的动荡不稳使得各种矛盾迅速聚焦从而形成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有利的政治条件，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的必然原因。
革命的发动起因于它的经济前提，而革命能否胜利，仅有其经济前提是不够的。它首称依凭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并直接取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对比。再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两者作用方向不同而造成了经济前提和政治条件下平衡发展，从而使革命能否取胜直接地取决于政治条件的成熟程度。十月革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列宁在反驳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家对于十月革命必然性的歪曲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谁也说不出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水平，既然当时俄国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加强了工农夺取政权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苏联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证明了列宁的预言是正确的。
列宁作为十月革命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和指挥者，对于十月革命是有着深刻影响的，甚至在其某些环节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他站得高、看得远，具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二是他指出历史发展进程所造成的新的历史任务，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三是他无比坚强的毅力、卓绝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必胜信念。对此不能低估或否认。十月革命是必然的，但由谁作最高领导，在哪一天发生则是有其偶然性的。但在偶然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历史的必然性，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必然性。列宁个人的素质当然是绝对重要的，但他的素质是在他那个时代环境下造就的，他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也是他那个时代所赋予的。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呼唤着时代的英雄，列宁最先认识了这一必然性，所以他成为开一代新天的伟人。
总之，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在具体环节上存在着偶然性，决不能由此得出其任何方面都是偶然的结论。历史不是纯粹故事的罗列，因而也是不能假设的。虽然偶然性对历史的影响是千变万化的，却都受到了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各民族的历史之所以有着丰富生动、错综复杂的偶然事件，不外是各种利益的斗争与相互渗透所派生的，是代表着各种利益的力量所产生的联系与对立的运动结果！这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十月革命也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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