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与上海银行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家论文,上海论文,杜月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0年代起，上海帮会出现了新特征：在继续从事烟、赌、娼的同时，开始投资和经营各种正当行业，尤其是娱乐业。① 在帮会寻求行当转型的过程中，野心勃勃又善于审时度势的杜月笙却独树一帜，他把触角伸向了金融、工商、文化出版业，这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扎实的根基，从而使他超越黄金荣、张啸林，成为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通天教主”。杜月笙首先涉足的是银行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研究较少。关于杜月笙插足银行界，在相关帮会、民国金融研究的书籍中有一些或详或略的介绍，像杜月笙与中汇银行、通商银行以及银行家的关系，杜月笙和上海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阐述。② 但是，关于杜月笙如何结交上海银行家、双方关系的变化以及杜月笙在上海银行家和国民党之间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尚有研究的空间和必要。
一
1920年代起，上海帮会开始向合法行业发展。这是帮会应对外部生存环境和时势变化的“识时务者”的举动。由于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从事烟、赌、娼等行业，他们力图通过经营、投资正当行业谋取经济利益、拓展势力空间，尽管有时不免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在其他人涉足酒楼、浴室等传统行业的时候，杜月笙首先选择了银行业并闯出了一番天地。这既是时势的逼迫，也反映了杜月笙的机智与敏锐。1920年代末期，杜月笙在法租界已拥有强大势力，但1931年法国撤换了驻沪总领事和警务处总监，并开始整顿租界烟赌糜烂现象。杜月笙被免去华董一职，并被要求撤走在法租界的赌场与鸦片馆。此事给杜月笙较大打击，尽管他以后仍然有能耐在华界获取烟赌的暴利，但他强烈认识到“旧行业”的不稳，租界当局的纵容和庇护并不是“保险箱”，“转行”的意愿更加坚定。1931至1932年国民党出现统治危机。蒋介石在内外交迫中被迫宣布下野，随后的孙科政府也仅维持了一个月即倒台，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使杜月笙感到有必要加强同相对稳固的地方政治势力的联络。此时，上海银行业处于迅速发展阶段，银行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因此，跻身银行界，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银行家建立密切联系尤显重要。
杜月笙比其他帮会头面人物站得高、看得远，正如有学者说“帮会成员进入合法行业，不自杜月笙始，但在杜月笙手中逐渐发达起来，并走向顶峰期。”③ 涉足银行业、与银行家建立密切联系是杜月笙走向顶峰的极为关键的一步。从杜月笙个人角度来看，他与上海银行家之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化：
1.互不干涉
早年的杜月笙，从十六铺的小混混努力向上爬，走的是黑道路线。银行家几乎个个吸了洋墨水回国，以发展国内银行为己任，走的是正当的商业路线。两者泾渭分明。
身份、地位的不同使银行家一方面对杜月笙等帮会人物多敬鬼神而远之，另一方面在骨子里还鄙视他们。银行界巨头钱新之早年对“大亨”不屑一顾，曾说“我们做银行业务的人，跟外间的接触甚多，但是对于这些势力圈中的人，老实说，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愿引以为友，更何况折节下交！”④ 银行界另一巨头陈光甫对帮会势力，原来也是抱适当敷衍的态度。⑤ 因此，除了通过帮会势力与个别银行家有少数接触外，⑥ 在杜月笙涉足银行界之前，他与银行家（群体）之间处于互不干涉的状态。
2.主动结交
1929年，杜月笙创办了中汇银行，这是杜月笙“生平第一次规规矩矩办的事业”，⑦ 是他迈向银行界的起点。此时的杜月笙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汇银行董事长，为他深入银行家阵营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平台。为了经营事业和人际关系，杜月笙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作息习惯，当时给杜装烟的郁咏馥回忆说：“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⑧ 在杜月笙的主动结交下，他与银行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34年中汇大厦落成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将50万两白银存入中汇银行，让杜月笙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1936年与江浙银行合并是中汇银行发展中的大事，银行内部承认“本行自合并后实力较厚，规模粗具，又得各大银行之联络，彼此声气相通互有存款往来，信誉既上，发展可期”。⑨ 当时银行界的知名人物如钱新之、唐寿民、陈光甫、吴启鼎、周文瑞、吴蕴斋等都成为中汇的董事，经理之职由徐懋堂担任。由此可见杜月笙已与一批银行家打得火热。在此过程中，中汇银行的桥梁作用不可小看，杜月笙高明的交际手段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银行家不愿意与帮会扯上关系，但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们。随着声誉日隆和钱袋鼓起，银行家成为上海滩绑架勒索的重要对象。1928年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突遭绑架，后由亲友集资赎回。⑩ 1929年，上海的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同张啸林因租用静安寺土地发生矛盾，张啸林派人持枪绑架朱成章，开枪将朱击成重伤，并勒索了巨额赎金，朱被放回后终因伤重不治身死。陈光甫对帮会势力原来抱适当敷衍的态度。但有一次，有个帮会集团从济南上海银行仓库里偷了2000余担棉花运沪，集团的头子向他的帮会师父张仁奎报告。由于张的协助，上海银行收回了这批被窃的棉花。因为这件事，陈光甫和张仁奎换了帖子，成为异姓兄弟。(11) 出于生命财产安全及自身利益的考虑，银行家纷纷投拜帮会头目。如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上海银行分行经理徐尔康，投入张仁奎门下。中南银行的胡笔江、金城银行吴蕴斋、大陆银行张慰如等一干人，投拜樊宝瑜。杜月笙的辈分虽不及张仁奎、樊宝瑜（两人皆为清帮“大”字辈），但至1930年代杜月笙的实力已相当强大，所以论实力以他为首，银行家更乐意与他“称兄道弟”。
3.成为领袖
1930年代中期是杜月笙生涯中的辉煌时期，这时他俨然成为“金融家”，跻身于资产阶级行列，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当时有五大团体作为上海资产阶级对政府建议或对外陈说的代表机构，重要性、权威性以市商会为首，地方协会次之，银行工会、钱业公会、航业公会次之。试看杜月笙在这五大团体中的职衔：1934年荣任地方协会会长，1935年成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1936年由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升至常务理事。尽管在商会中任常务监察或常务理事，但其权势显然超过了他的职位。因为市商会的领导成员中，许多人是唯杜马首是瞻的，会长王晓籁拿杜的“津贴”，总干事、执行委员、商务主任骆清华及王先青等人更是杜月笙的弟子。
上海银行公会在银行界的地位不言而喻，1935年10月杜月笙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标志着杜月笙成为与陈光甫、钱新之等一样举足轻重的银行界领袖。至1930年代末，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银行董事长、浦东银行董事长、国信银行董事长、亚东银行董事长。(12) 杜月笙在银行界已牢牢扎根，再凭借他当时的权势背景，可以说在银行界他比其他的领袖更有话语权。
杜月笙从最初与上海银行家互不干涉到后来成功跻身银行界，这也是上海银行家对杜月笙从不愿结交到最终承认并接纳的过程。双方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在面对上海滩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所作出的姿态，但不能否认互惠互利是双方关系发生转变的本质。杜月笙的举动使帮会在上海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甚至绅士化，而杜月笙在其中也获利颇丰，“后来进入工商企业，并做商会会董、工业总会理事长，平步青云，都由交纳这辈自命为金融领袖所致”，(13) 杜月笙在谋取利益、扩张势力的同时获得了自己一直想改变的身份、地位。他在1936年曾说：“我原来是强盗扮的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是曲蟮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14) 银行家结交了杜月笙这个海上“霸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护伞，有了一座靠山。抗战前夕，徐寄庼因为通易公司投机失败而倒闭（徐和研究系黄群交往密切，担任了黄所办的通易信托公司董事长，黄群避匿无踪）遭到存户们的追债。徐积蓄不多，无法偿还债务，因而十分窘困。后来经杜月笙调解才得到解决。(15) 周作民在抗战胜利后曾遭戴笠手下关押，亲友、行员即电告张群和杜月笙，两人随即给戴笠打电话，戴说不知此事，令手下释放了周。(16) 银行家生命财产安全和利益的追逐，都离不开杜月笙的保护和支持。
二
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不得不承认，杜月笙之所以成为“通天教主”，与他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和处事风格有着很大的关系。运用各种手段，杜月笙成功打入了银行家这个有着强烈地域和等级观念、壁垒森严的群体。
杜月笙结交银行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曲线迂回
大约在1930年，杜月笙交给他的两位智囊人物——杨志雄、杨管北一个任务：每天中午时到上海银行公会附设餐厅。为什么要到银行公会附设餐厅呢？原来这里是银行巨子、金融业者碰头联络、商量事情、交换情报和结交朋友的场所。了解银行界信息尤其是结交银行家成为两杨的核心任务。这样连续两年多，二杨几乎和所有的银行巨子、金融领袖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17)
2.一箭双雕
绰号“多子王”的王晓籁与杜月笙有老交情，但真正共事是从开发鱼市场起。1933年，政府筹办鱼市场，王晓籁任筹办主任后为总经理。但麻烦、纠纷增多，渔民不肯合作，王无可奈何，请杜出马。其实杜月笙对鱼市场觊觎已久。杜投资入股，任董事长，仍请王任总经理。后来经杜大力支持，王登上市商会会长的宝座，对杜感激涕零。杜王二亨从此成了搭档。别人问为什么鼎立帮助王晓籁，杜月笙说：“他做，等于我做。”(18) 杜对王的帮助使王对杜言听计从。另外，杜还有另一层心思。商界闻人王晓籁交游的都是资本家、银行家、工商界高阶层人士，杜月笙深知自己先天的缺憾，便利用王晓籁，作为获登彼岸的桥梁。
3.投桃报李
1930年，杜月笙心腹苏嘉善临死前托杜把他的儿子送到上海银行去工作，杜听罢，当时就感到为难，若是其他银行，立即就能拍胸脯打包票。上海银行任用人员，一律招考，从不卖面子、讲交情，这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这时的杜月笙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素无联系。面对将死的老友，杜踌躇半晌方才勉强答应。杜托人找陈，谁知陈光甫爽快答应。对于陈光甫的爽快，杜月笙心里有数。1931年9月上海银行发生挤兑风潮中，杜月笙施展自己的能量，给予陈光甫一定帮助。(19) 一次生，两次熟，杜月笙与陈光甫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20)
4.顺水推舟
1934年底，胡笔江任董事长的中南银行因民生纱厂欠两百万元债务不还准备接收该纱厂。杜月笙、张啸林在民生纱厂各有股本五万元，纱厂创办人徐采丞在这上面动脑筋，噱动张啸林找人投资从而达到让民生纱厂继续维持下去的目的。后来杜月笙从中稍做“活动”，中南银行退还杜、张两人的股本外顺利接收民生纱厂。自然，胡笔江与杜月笙之间有了一笔交情。(21)
5.化解纠纷
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私人斥资所开的国华银行存有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期间收到的各界巨额捐款。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参加了反蒋“福建事变”，国华因此遭到上海银行界一些人的攻击。为此甚至专门在某次“群众集会”上，通过了没收国华资本，勒令停业整顿的所谓“民众决议”。唐寿民慌了手脚，急挽钱新之向杜月笙通融。经过杜月笙的疏通，将对国华不利的“民众决议”中的关键条款在见报前的最后一刻从版面上抽掉，围绕国华银行的风波很快平息了下来。
凭借雄厚实力、利用各种手段，杜月笙成功结交了一批银行家。杜月笙高超的交际和处事手段也显露无遗。曾是杜月笙合作伙伴、后来留在大陆的范绍增回忆道：“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他总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22) 应该说高超的交际手段是杜月笙“朋友遍天下”的重要原因。另外，从下面这个例子中还可以发现杜月笙为人所不知的交友方式：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开张，杜月笙、顾嘉棠等人一同去道贺，在汽车上杜月笙喘病大发，几乎连气都回不过来，他稍许好转一点后，仍坚持前往。到达目的地，川盐银行董事长刘航琛知道后没有让他下车便请他回去了。(23)
在杜月笙的主动结交下，张嘉璈、陈光甫、唐寿民、钱新之、徐寄庼、徐新六、李铭、胡笔江等银行界的上层人物都和他有了或多或少的交情。关系总有深浅，值得注意的是，杜月笙结交到了两位好友——钱新之和徐寄庼。钱新之早年对帮会人物有看法，但后来他与杜月笙成为朋友，两人私交相当好，“杜推钱为老大哥，钱称杜为有肝胆、有侠气、够得上的知友”。(24) 上海沦陷后，钱、杜赴港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和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以救济名义中饱不少。后来，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两人先后移居重庆。钱新之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照顾杜月笙，除在市区给他准备住处外，还用交通银行的钱在郊区建了一座小洋房。他们两人合伙先后开办了“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通济公司”。这两家公司得到戴笠在交通、检查等方面提供的方便，专发“国难财”。在杜月笙生命进入垂危之际，钱新之伴其左右，并成为其遗嘱见证人。杜月笙与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誉为“金融界之莲花”的徐寄庼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寄庼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25) 这是时人对他们两人关系的看法。钱新之、徐寄庼甚至成为杜月笙智囊群的核心，当1948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拘捕（蒋经国用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罪名把他扣押），杜月笙立即打电话给钱新之、徐寄庼、章士钊、陆京士等，邀请他们来杜宅商量。(26) 关于杜月笙与钱新之、徐寄庼之间的关系，从双方来往函电中也可反映一斑。1942年秋冬，避居重庆的杜月笙在开设了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后，又以响应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为名，赴川陕游历考察。在一个半月的考察期间，杜、钱来往函电共有8件。(27) 1946年1月至11月，两人来往函电多达19件，内容广泛，如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战后吴蕴斋等人因汉奸罪被捕后的营救，以及参与募捐、贺寿等社会活动的情况。(28) 1946年10月中旬至1947年3月杜月笙和徐寄庼来往函电共11件。内容涉及：杜邀请徐参加商报出版社第二次董监联席会议、加入为黄金荣贺寿发起人名单，以及徐寄庼在给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的函稿中详细描述了国内金融市场、上海经济情形，还为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周年题词等。(29) 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的寓所病死，钱新之、徐寄庼作了挽联，钱新之的挽联是：“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其殁也可祭于社；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微斯人我谁与归？”徐寄庼的挽联则为：“远近交游同声一哭；平生事业自有千秋！”(30) 有人说他们之间纯粹是利益关系，但事实表明不是这么简单，杜月笙与钱新之、徐寄庼之间产生的公情私谊不能被一概抹掉。
三
在杜月笙与银行家结交的背后，不能忽视国民党政权这股力量的介入。杜月笙、上海银行家、蒋氏政权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银行家曾给予蒋介石政权的建立以经济支撑，蒋氏政权视银行家为同盟，但当二者的分歧日益显著时，蒋氏政权控制银行家为己所用的意图日趋明显。此时，杜月笙成为蒋介石心目中控制上海银行家最合适的人选。布赖恩·马丁在《上海青帮》研究中提到，1932年之后，“杜月笙被国民党政府所吸收，成了新的阶级合作主义体制在上海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31) 在蒋氏政权与上海银行家之间，杜月笙充当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
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继任者是孔祥熙。财政部长人选的变动标志着蒋氏对银行家的控制开始真正实施。1935年，以孔祥熙为代表的蒋氏政权利用世界白银危机对中国工商银行界的强烈冲击发动并很快完成了蓄谋已久的金融统制。在整个过程中，杜月笙与蒋氏政权通力合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5年2月13日，杜月笙召集上海市商会代表、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代表进行会谈，(32) 建议由银行负责贷款救济工商界，从而把救济工商界的“烫手山芋”踢给上海银行界。2月28日，在一次会议上，杜月笙再次主张成立三行小组，孔样熙也通过电报继续催逼银行界接受。(33) 3月初，孔祥熙到上海，与地方当局、杜月笙及银行家多次召开会议，催逼上海银行家担起救济责任。之后，孔样熙以银行家不愿提供所需的救济为借口，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很快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控制于政府。在6月份政府对中国通商银行的接管中，杜月笙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杜月笙在1932年即已成为通商银行的董事，那是帮助傅筱庵撤销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傅从大连返回上海后重掌通商银行后对杜的报答。傅筱庵没有料到的是，此举无疑在银行内部安了一颗定时炸弹。在1935年夏季的挤兑风潮中，通商银行无力应对，决定把新近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出售得款维持。傅筱庵央求杜月笙，请求收购，杜与孔祥熙洽谈后，孔让宋子良出面收购，接着通知傅筱庵，购置大厦的款首先偿还通商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欠款。这一招让傅筱庵措手不及，只好拱手将这所银行大厦送给宋子良接管。之后，杜月笙大肆宣布通商银行即将倒毙的谣传，在内外交困之下，傅筱庵表态愿意下台，并请杜月笙出面维持残局。通商银行被控于杜月笙之手，不久成为官商合办的银行。(34)
随后在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发行准备管理过程以及延期偿还公债中，杜月笙在蒋氏政权与上海银行家之间依旧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1935年9月，国民党进行法币改革，杜月笙成为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36年2月，孔祥熙宣布计划要延期偿还公债，银行家和持券人对该计划极为愤慨，但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有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在座，所以会议就只好乖乖地接受了孔祥熙的计划”。(35)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民党金融统制过程中，杜月笙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杜月笙的参与扫除了来自上海银行家们的障碍，当然杜月笙也名利兼收。他被国民党任命为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的董事，并成为通商银行的董事长。杜月笙掌控通商银行后，凭借他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经营公债投机得到了巨额利润，1937年证券盈利达37.8万元，占全行整个盈利的四分之一。(36) 杜月笙自己的中汇银行是1935年以后一直享有很肥厚的利润的少数几个私人银行中的一个。(37)
关于杜月笙在国民党金融统制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以往研究强调杜月笙的帮会势力背景及其对上海银行家的震慑力。确实杜月笙的帮会势力背景很突出，这是连国民党也必须重视的因素。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反对让杜参与法币改革事宜，孔祥熙告诉李滋·罗斯：“杜毫无疑义是一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他也是个黑帮的大头目”，“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万人，听从其命令，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出骚乱来的”。(38) 对于杜月笙的帮会势力，上海银行家当然清楚，与杜月笙作对，那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下去。但除了对银行家们的震慑之外，也必须考虑杜月笙与上海银行家的私人关系。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一份报告，孔祥熙请杜月笙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股东谈判，因为“这些股东和杜关系融洽，对他十分信任……”(39) 也许，这份报告有些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的是杜月笙此时已经与上海的很多银行家建立了相互合作、利用的关系。
杜月笙、上海银行家与蒋氏政权之间有过矛盾，但因为大方向的一致，双方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蒋氏政权的同盟者。杜月笙与上海银行家一起参与了社会、经济等事务，有时是作为蒋氏政权的爪牙。如“七君子”事件中，国民党通过杜月笙、钱新之二人向沈钧儒、史良等人进行劝降迫降活动，抗战前夕杜、钱两人奉命共同在上海主持战前政府干部训练，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意在控制地方群众运动的社团，大多由杜、钱领衔等等。当然，他们有时也为民族出力，最值得称道的是徐寄庼和杜月笙策动及成功安排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组织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其中杜月笙的作用尤其明显。
杜月笙、上海银行家与蒋氏政权的蜜月期，到1948年国民党在上海施行经济统制措施时基本结束，利益冲突是主要原因。抗战结束后，杜月笙已经明显感到蒋介石对自己的有意排挤，意识到自己对国民党的作用已经减到最低。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杜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范绍增回忆道：杜月笙回沪后便对他说，“这是蒋介石在打招呼，希望大家帮他忙进一步搜刮。杜对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忙也帮不上”。(40) 可见这时的杜月笙并未真正与国民党离心，最重要的导火索是杜维屏被蒋经国拘捕，这使杜月笙与国民党发生了正面冲突。而蒋经国的“打老虎”活动也引起了上海银行家群体的反感，除了李铭、周作民与蒋氏政权有过正面冲突外，其他一些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也已开始动摇，关系虽未至于破裂，但正如陈光甫所说，已经是“若即若离”了。(41) 杜月笙、上海银行家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垮台的原因。
注释：
① 详见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146页，表中专列一项显示帮会头面人物“发迹后的社会地位”，多为浴室、舞厅、游乐场、戏院等娱乐业的老板。
② 相关著作有：刘才赋：《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美］小科布尔著，杨希孟、武莲珍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相关文章有：姚会元：《杜月笙与江浙财团》，《民国春秋》1997年第2期；刘才赋：《杜月笙与上海资产阶级》，《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郭绪印：《杜月笙跻身金融界》，《民国春秋》2000年第6期；顾良辉、任冉冉：《杜月笙与中汇银行》，林克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胡雪莲：《杜月笙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等等。
③ 胡训珉、贺建：《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
④ 章君谷著，陆京士校订：《杜月笙传》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
⑤ 蔡墨屏、潘泰封：《陈光甫的思想和企业简析》，吴经砚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⑥ 此时与杜月笙有交往的多为上海滩的“白相人”，如大英汇丰银行总经理徐懋堂和通江信托银行经理朱如山。徐懋堂与杜月笙的结交是因为杜月笙为他摆平了家庭纠纷和桃色纠纷，因此在中汇银行开张时以“堆花”方式投资50万元，后来成为杜氏门生。朱如山视赌如命，与杜月笙经常在赌桌上见面，也有大量资金投入中汇银行。见徐铸成：《杜月笙正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⑦ 《杜月笙传》中称，中汇银行由田鸿年、苏嘉善提议开办。江绍贞在《钱新之》文中称，“钱为他谋划，于1929年创建了中汇银行”。见宗志文、朱信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8页。我认为前者所述更接近历史事实。理由是：中汇银行在开办前两年亏损了很多，后者说“自后，杜在金融工商方面的活动，大多由钱帮助谋划”，若如此，应不至于亏损厉害；另外，1929年开办时钱新之并未担任中汇银行董事等职，当时的总负责人是田鸿年，苏嘉善则为董事。钱新之与中汇银行发生关系，应在1932年前后。《杜月笙传》中称杜月笙在解决国华银行风波（1933年）时与钱新之并没来往，之后逐渐密切起来。郭兰馨在《杜月笙与恒社》文中回忆道：“一九三二年前后这一段时间里，杜月笙的智囊人物有陈群、刘春圃等，后来钱新之成为他关系最密切的决策者。”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第305页。潘仰尧在《钱永铭其人》文中说：杜月笙因为与钱的接近，认识了许多金融界领袖，“更自办了中汇银行，推钱为常务董事”。见《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5册《经济金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2页。这里应是指1934年中汇大厦建成设为总部后钱新之担任常务董事。
⑧ 郁咏馥：《我所知道的杜月笙》，《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页。
⑨ 《中汇银行董事会股东会议事录·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七日股东会》，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Q285—01—00001。
⑩ 胡笔江遭绑架后心绪极差，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55—56页。
(11) 蔡墨屏、潘泰封：《陈光甫的思想和企业简析》，吴经砚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第163页。关于陈光甫与张仁奎换帖还有一种说法，多见于各种有关帮会的书籍中，如郭绪印：《清帮秘史》第399—400页，说陈光甫因为风流案找张仁奎，该种说法不如蔡墨屏、潘泰封的回忆可靠。
(12) 章君谷著，陆京士校订：《杜月笙传》第4册，第158页。
(13) 潘仰尧：《钱永铭其人》，《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5册《经济金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14) 黄炳权《杜月笙出任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经过》，《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第299页。
(15) 丁裕长：《徐寄庼》，文昊编：《我所知道的金融巨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82页。
(16) 罗瑞：《周作民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17) 章君谷著，陆京士校订：《杜月笙传》第2册，第191页。
(18) 同上书，第3册，第105页。
(19) 各类著述对杜月笙怎样对上海银行施与援手的看法并不一致。章君谷在《杜月笙传》中的描述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提取大量现金给上海银行，但挤兑依旧，在山穷水尽后陈光甫请杜月笙帮忙。杜月笙做的几件事：从中汇提存100万；让烟赌大亨凑资200万；召集工商界有关人士捧场（已是上海银行存户的不要提现，并尽量把现金存入上海银行）。并称杜月笙出面后不久上海银行的挤兑风潮顺利解决，该书对杜月笙在其中的作用过于夸大。详见该书第2册，第200—204页。有的书籍对杜月笙插手上海银行挤兑危机并无描述，如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一书中仅提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介入，“上海银行有了后台，有了现银准备，一场提存风潮就应付过去了。”详见该书第103页。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的应是：张嘉璈的中国银行对上海银行的这次挤兑风潮的平息作用最大，但杜月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杨桂和在《陈光甫与上海银行》文中回忆道：“上海银行变卖了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还是应付不了。最后陈光甫不得不向上海青帮头领纳礼，同时向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请求支持，中国银行答应借款并通知各地中国银行对上海银行加以援助。这样才使上海银行得以抵住提存风潮，免于倒闭。无怪事后多年，陈光甫对于张公权一直感恩戴德，称之为救命恩人。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当时银行界没有共同组织，无处可以借款；中国银行实际上有中央银行的地位，它通令支持上海银行，才稳定了人心，打击了趁火打劫的人”。吴经砚：《陈光甫与上海银行》，第87页。王奉明在《陈光甫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文中也写道：“张嘉璈把中国银行的库存现洋尽量运送到上海银行。据当时目睹的人谈：这一天运送现洋的独轮手推车，从三马路衔接到宁波路，摆成一字长蛇阵。”“至于上海各行各业，系由杜月笙出面代打招呼。不两日，风平浪静，存款反而逐渐增加。”《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5卷《经济金融》，第151页。
(20) 杨管北在《杜月笙先生言行纪略》中这样论述杜月笙插手上海银行对杜与陈光甫之间关系的变化：“当时，上海银行主持人陈光甫先生，原与先生泛交；及经此变，始敬佩而深德之。”恒社旅台同仁编：《杜月笙先生（镛）纪念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影印版，第59页。
(21) 章君谷著，陆京士校订：《杜月笙传》第2册，第196—199页。
(22) 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第199页。
(23) 同上书，第204页。
(24) 潘仰尧：《钱永铭其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5册《经济金融》，第82页。
(25) 郭旭：《杜月笙与戴笠及军统的关系》，《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第328页。
(26) 黄国栋口述，罗醴泉整理：《杜门话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第264页。
(27)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第208—210页。
(28) 同上书，第215—223页。
(29) 同上书，第224—228页。
(30) 恒社旅台同仁编：《杜月笙先生（镛）纪念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第135、136页。
(31) ［澳］布赖恩·马丁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05页。
(32) 《新闻报》1935年2月13日。
(33) 《申报》1935年3月1日。
(34) 胡鲍淇：《中国通商银行的兴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史海拾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3—119页；陈泽浩：《中国通商银行始末》，《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4—202页。
(35)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242页。
(36) 陈泽浩：《中国通商银行始末》，《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旧上海的金融界》，第201页。
(37)(38)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250页。
(39) ［澳］布赖恩·马丁：《上海青帮》，第213页。
(40) 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第244页。
(41) 关于解放前夕上海银行家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可参考李培德：《上海解放前夕的上海银行家》，《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